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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块土壤，故乡云南赋予我生命，北京供给我必要的养分。当初促使我直奔北京的对大国之都的探知欲，如今已转化为对自我的探知与解密。
坐在位于翠湖畔的先生坡一咖啡馆，我的大脑里，一边在回放半小时前科技馆里《奥秘》杂志展位现场被学生、家长挤爆的场景，一边在回放十三年前那场没有惊起翠湖水半点涟漪的出行。是的，这次出行几乎是悄无声息的，除了当时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以及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亲友知晓，再没有别人。当时，在我心里，蓄满的是对大国之都人和事、景和物、过去与当下的探知欲望，在亲友心里，装满的是不解与担心。他们担心我这样一个木讷、言拙的人，离开眼前这个再安逸不过的单位，会在精英满街跑的大北京活不下去。可是，这份探知欲已经膨胀为我内心的一大梦想，远远覆盖了被我假想过无数遍的种种困苦与落魄。
于是，十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离开温热的云南来到了酷热的北京。
在这之前到过北京两次，但都是匆匆忙忙飘然而过，除了那条大长城和天安门城楼以及天安门前那个大广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物象不多。此次来京，因为是奔着长期生活来的，心思、心境自然有所不同，先找工作安顿下来成为首选大事。虽然在云南时有过一些报刊采写、编辑经验，但初来乍到，大报大刊是不敢去的，于是就去应聘一些没有多少关注度或是初创的报刊，结果都因待遇太低放弃了。一个月后，终无结果，回云南待了一个月，感觉北京酷暑已过，才又于九月底返京。这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文化画报》杂志招聘编辑，便去应聘，来到一栋办公楼门口时，正好有一位个子高挑、衣着得体的漂亮女子走出来，走近我时，很友好地对我微笑了一下，我觉得奇怪，她为什么会对我微笑呢？毕竟我们素不相识，更何况我还是一个陌生男子。奇怪归奇怪，有人对我微笑，心里自然是愉悦的，就心情舒畅地朝约定的办公室走去。门是开着的，站在门口就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帅气男子坐在办公桌前，敲了下门，男子挪动椅子转过身，微笑着请我进去。男子就是时任杂志副主编崔自默，刚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中心调来任职，看得出来，他是专门等着我来的。我们没有过多寒暄，只是问了我是从哪里来的，看了我之前编辑过的报纸版面、采写文章，以及厚厚一沓发表有我的作品的文学刊物，就同意接收了。国庆收假后，我正式入职，他在递给我工作证后，像个孩子似的向我敬了个礼，一脸的灿烂笑容，让我在偌大的北京，有了一个灿烂的开头。这时我也才知道，在办公楼门口对我微笑的美丽女子，就是办公室主任王丹老师，她后来对大家说，刚在门口看见我，就知道小崔（崔自默）要的人来了。崔自默也说，你才走到门口，我就知道就是我要的人。这样的相遇，真的，一生中遇不上几次，尤其像我这样木讷的人，它让我在北京的秋天感受到了特殊的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是在北京，我感觉脚下的每一寸水泥、每一块砖石都是热的。所以，即便几个月后我离开了杂志社，我依然对崔自默先生、王丹老师心怀感激。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那一幕还历历在目，注定温暖我一生。记得我走那天，王丹老师偷偷递给我一个信封，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千元现金。
没过多久，遇上《中国老年》杂志和《格言》杂志北京编辑部招聘编辑，居然两家都应聘成功，思前想后，最后选择去《格言》杂志。作出决定那天，北京城特大暴雨，为了表示尊重和谢意，我没有打电话，而是骑上自行车去到位于后海的《中国老年》编辑部当面辞谢。到了那里，膝盖以下几乎湿透了。这时候，副主编刘昕老师还在挽留我，并说了待遇情况，我大概算了一下，相当于《格言》杂志的两倍，但我还是选择了《格言》，因为它的读者群主要是学生，有过两年中学教学经历的我，一直对学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希望自己不在讲台上时，还能以另一种形式为他们服务。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育，“教”做得很好，但“育”几乎是空白，毕竟“育”是心灵、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没有足够思考、沉淀的人还胜任不了。就我当时的分析而言，《格言》刚好能填补“育”的部分空白，帮助孩子从心灵、思想、精神、视野等方面得到提升，我也觉得自己加入后会做得很好。带着这份自信，加上当时杂志社良好的工作氛围，我在《格言》从编辑岗位一步步做到主任编辑、执行主编。到我离开时，杂志月发行量突破了百万，成为中国期刊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外界并不知晓，当时十多本期刊跟在后面模仿《格言》，为什么都没模仿成功，最后都销声匿迹了？没有人知道我们是怎么熬更守夜精心编辑、打造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导语的。更不会有人知道，为了带领团队做好内容，我的头到后来开始不停地疼痛，以至于北京编辑部团队丽江之行时，我在泸沽湖边抱着总编李彤和杂志顾问郑元绪老师（《读者》杂志创始人之一）哭了。那一夜，我们都哭了，泸沽湖都息了波涛，沉默了。
2007年底，主持完当年最后一期《格言》的编辑工作，我辞职了。我没有说我的头疼得厉害，而是找了其他借口。
出来后，想过自己做点事，就此多一点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但条件不成熟，休整了一段时间后，进了人民日报社《人民文摘》杂志，并对杂志的封面、栏目和内容风格进行了大调整。北漂的人都知道，身在这里，不能长时间闲下来，否则每个月的房租、生活开支无法解决，更何况我们每月还要付在燕郊的房贷。但在《人民文摘》待满一年，我就不想待了，原因是突然想回云南，原单位新的领导也同意我回去。之所以有回云南的想法，是缘于奶奶病重即将去世时，我因为工作的事走不开，等我最后赶到机场准备登机时，接到的却是奶奶落气归主的电话，我当时就滑坐到地上痛哭不已。
我决定远离这个地方。
几位师友得知我要回云南，极力反对。
“好多人来北京都待不下去，没办法只有打道回府。你在这里都立稳脚跟了，还买了房，怎么还要想着回去！”时任《民族文学》杂志主编叶梅老师劝我留下。
“云南是你的故乡，你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谁也没权干涉你，实在想了，就经常回去看看，但北京不一样，你要是离开了，以后要想再回来就很难了。”诗人大卫劝说道。 我最终没有离开北京，把自己关在燕郊的居所整整十九天，小区门都没出，创作完一个长篇小说后，又在朋友的引荐下进了意林传媒集团。
此生，注定跟纸质文字干上了，并认定它们也是有魂之物，当互相温暖、尊重与呵护。
恰逢这时，在北京与云南昭通籍小说家吕翼约聚，餐桌上结识《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杨晓升先生，有幸受邀成为《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特邀编审，一做就是两年。就是这两年，通过各位编辑从全国各重点文学期刊所发作品的精心挑选、推荐，我阅读到了这两年中国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也见证了这段时间国内中篇小说的整体创作实情，随后的鲁迅文学奖部分获奖作品，都来自其中。
半年后，我回《人民文摘》补离职证明，领导激动地说，杂志发行量已经有五万多份了，赶紧回来把下半月做起来。听着这个数字，我很欣慰，因为我进入时只有两三千份的量。但我还是辞别了。对这时的我来说，在哪里做都一样，只要对读者有帮助。我不能命令自己只为某一个群体服务，喜欢阅读，愿意提升的人，都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北京文学》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已成为我探知另一个隐秘世界的窗口。
到了 2011年5月，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也到来了。在亲友的关心、支持下，刚刚经历了婚姻波折的我，开始走上创业之路。
按自己的思路为孩子们创办一本新刊，是我思考了很久期待了很久的事。于是，与老牌杂志《奥秘》合作的《方向》月刊在当年十月问世了，而且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青睐和追捧。但由于自身对发行业务不了解、客户沟通与拓展跟不上、后期读者服务不到位、汇款不及时等诸多原因，导致创业严重受挫，不得不在一年后把燕郊的房子卖了维持运转。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虽然是在为自己的梦想买单，但心里还是酸酸的，有几次眼泪都要控制不住流出来了。在房子里交接水电燃气之类时，我对买主的女儿说：“你们住进来后要爱惜房子，要随时保持干净。”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房子卖给我，家就是我的了，要怎么住是我们家的事。”女孩语气傲慢地说。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在重新看了一眼两个地板设计都不一样的阳台、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以及设计温馨的洗手间后，我黯然离开了这间善待过我的很多故事的房子。我也从此与燕郊断了缘分，但伤痕却在断处留了下来，偶尔触及，依然会隐隐作痛。
好在《方向》最终得以保存了下来，在经历了几次阵痛后，2016年初，终于与《奥秘》杂志深度联姻，共同打造《奥秘》系列刊，并在北京设立了编辑、运营团队，我的生活便命定在了云南和北京两地之间。
是的，北京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块土壤，故乡云南赋予我生命，北京供给我必要的养分。当初促使我直奔北京的对大国之都的探知欲，如今已转化为对自我的探知与解密。我始终提醒自己，光阴短暂，应该在有限的生命里为自己的梦想疯狂一次。困苦是过程，会让我消瘦；落魄是可能会出现的结果，但不至于让人殒命。我愿意为自己的梦想承受这份困苦与落魄。一旦扼杀了我的探知欲，摘去梦想之翅，活着就无意无趣，那跟死去有什么区别。
北漂着，生活在路上，于我，是命定的道路。
责任编辑 张颐雯
坐在位于翠湖畔的先生坡一咖啡馆，我的大脑里，一边在回放半小时前科技馆里《奥秘》杂志展位现场被学生、家长挤爆的场景，一边在回放十三年前那场没有惊起翠湖水半点涟漪的出行。是的，这次出行几乎是悄无声息的，除了当时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以及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亲友知晓，再没有别人。当时，在我心里，蓄满的是对大国之都人和事、景和物、过去与当下的探知欲望，在亲友心里，装满的是不解与担心。他们担心我这样一个木讷、言拙的人，离开眼前这个再安逸不过的单位，会在精英满街跑的大北京活不下去。可是，这份探知欲已经膨胀为我内心的一大梦想，远远覆盖了被我假想过无数遍的种种困苦与落魄。
于是，十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离开温热的云南来到了酷热的北京。
在这之前到过北京两次，但都是匆匆忙忙飘然而过，除了那条大长城和天安门城楼以及天安门前那个大广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物象不多。此次来京，因为是奔着长期生活来的，心思、心境自然有所不同，先找工作安顿下来成为首选大事。虽然在云南时有过一些报刊采写、编辑经验，但初来乍到，大报大刊是不敢去的，于是就去应聘一些没有多少关注度或是初创的报刊，结果都因待遇太低放弃了。一个月后，终无结果，回云南待了一个月，感觉北京酷暑已过，才又于九月底返京。这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文化画报》杂志招聘编辑，便去应聘，来到一栋办公楼门口时，正好有一位个子高挑、衣着得体的漂亮女子走出来，走近我时，很友好地对我微笑了一下，我觉得奇怪，她为什么会对我微笑呢？毕竟我们素不相识，更何况我还是一个陌生男子。奇怪归奇怪，有人对我微笑，心里自然是愉悦的，就心情舒畅地朝约定的办公室走去。门是开着的，站在门口就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帅气男子坐在办公桌前，敲了下门，男子挪动椅子转过身，微笑着请我进去。男子就是时任杂志副主编崔自默，刚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中心调来任职，看得出来，他是专门等着我来的。我们没有过多寒暄，只是问了我是从哪里来的，看了我之前编辑过的报纸版面、采写文章，以及厚厚一沓发表有我的作品的文学刊物，就同意接收了。国庆收假后，我正式入职，他在递给我工作证后，像个孩子似的向我敬了个礼，一脸的灿烂笑容，让我在偌大的北京，有了一个灿烂的开头。这时我也才知道，在办公楼门口对我微笑的美丽女子，就是办公室主任王丹老师，她后来对大家说，刚在门口看见我，就知道小崔（崔自默）要的人来了。崔自默也说，你才走到门口，我就知道就是我要的人。这样的相遇，真的，一生中遇不上几次，尤其像我这样木讷的人，它让我在北京的秋天感受到了特殊的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是在北京，我感觉脚下的每一寸水泥、每一块砖石都是热的。所以，即便几个月后我离开了杂志社，我依然对崔自默先生、王丹老师心怀感激。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那一幕还历历在目，注定温暖我一生。记得我走那天，王丹老师偷偷递给我一个信封，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千元现金。
没过多久，遇上《中国老年》杂志和《格言》杂志北京编辑部招聘编辑，居然两家都应聘成功，思前想后，最后选择去《格言》杂志。作出决定那天，北京城特大暴雨，为了表示尊重和谢意，我没有打电话，而是骑上自行车去到位于后海的《中国老年》编辑部当面辞谢。到了那里，膝盖以下几乎湿透了。这时候，副主编刘昕老师还在挽留我，并说了待遇情况，我大概算了一下，相当于《格言》杂志的两倍，但我还是选择了《格言》，因为它的读者群主要是学生，有过两年中学教学经历的我，一直对学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希望自己不在讲台上时，还能以另一种形式为他们服务。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育，“教”做得很好，但“育”几乎是空白，毕竟“育”是心灵、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没有足够思考、沉淀的人还胜任不了。就我当时的分析而言，《格言》刚好能填补“育”的部分空白，帮助孩子从心灵、思想、精神、视野等方面得到提升，我也觉得自己加入后会做得很好。带着这份自信，加上当时杂志社良好的工作氛围，我在《格言》从编辑岗位一步步做到主任编辑、执行主编。到我离开时，杂志月发行量突破了百万，成为中国期刊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外界并不知晓，当时十多本期刊跟在后面模仿《格言》，为什么都没模仿成功，最后都销声匿迹了？没有人知道我们是怎么熬更守夜精心编辑、打造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导语的。更不会有人知道，为了带领团队做好内容，我的头到后来开始不停地疼痛，以至于北京编辑部团队丽江之行时，我在泸沽湖边抱着总编李彤和杂志顾问郑元绪老师（《读者》杂志创始人之一）哭了。那一夜，我们都哭了，泸沽湖都息了波涛，沉默了。
2007年底，主持完当年最后一期《格言》的编辑工作，我辞职了。我没有说我的头疼得厉害，而是找了其他借口。
出来后，想过自己做点事，就此多一点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但条件不成熟，休整了一段时间后，进了人民日报社《人民文摘》杂志，并对杂志的封面、栏目和内容风格进行了大调整。北漂的人都知道，身在这里，不能长时间闲下来，否则每个月的房租、生活开支无法解决，更何况我们每月还要付在燕郊的房贷。但在《人民文摘》待满一年，我就不想待了，原因是突然想回云南，原单位新的领导也同意我回去。之所以有回云南的想法，是缘于奶奶病重即将去世时，我因为工作的事走不开，等我最后赶到机场准备登机时，接到的却是奶奶落气归主的电话，我当时就滑坐到地上痛哭不已。
我决定远离这个地方。
几位师友得知我要回云南，极力反对。
“好多人来北京都待不下去，没办法只有打道回府。你在这里都立稳脚跟了，还买了房，怎么还要想着回去！”时任《民族文学》杂志主编叶梅老师劝我留下。
“云南是你的故乡，你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谁也没权干涉你，实在想了，就经常回去看看，但北京不一样，你要是离开了，以后要想再回来就很难了。”诗人大卫劝说道。 我最终没有离开北京，把自己关在燕郊的居所整整十九天，小区门都没出，创作完一个长篇小说后，又在朋友的引荐下进了意林传媒集团。
此生，注定跟纸质文字干上了，并认定它们也是有魂之物，当互相温暖、尊重与呵护。
恰逢这时，在北京与云南昭通籍小说家吕翼约聚，餐桌上结识《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杨晓升先生，有幸受邀成为《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特邀编审，一做就是两年。就是这两年，通过各位编辑从全国各重点文学期刊所发作品的精心挑选、推荐，我阅读到了这两年中国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也见证了这段时间国内中篇小说的整体创作实情，随后的鲁迅文学奖部分获奖作品，都来自其中。
半年后，我回《人民文摘》补离职证明，领导激动地说，杂志发行量已经有五万多份了，赶紧回来把下半月做起来。听着这个数字，我很欣慰，因为我进入时只有两三千份的量。但我还是辞别了。对这时的我来说，在哪里做都一样，只要对读者有帮助。我不能命令自己只为某一个群体服务，喜欢阅读，愿意提升的人，都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北京文学》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已成为我探知另一个隐秘世界的窗口。
到了 2011年5月，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也到来了。在亲友的关心、支持下，刚刚经历了婚姻波折的我，开始走上创业之路。
按自己的思路为孩子们创办一本新刊，是我思考了很久期待了很久的事。于是，与老牌杂志《奥秘》合作的《方向》月刊在当年十月问世了，而且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青睐和追捧。但由于自身对发行业务不了解、客户沟通与拓展跟不上、后期读者服务不到位、汇款不及时等诸多原因，导致创业严重受挫，不得不在一年后把燕郊的房子卖了维持运转。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虽然是在为自己的梦想买单，但心里还是酸酸的，有几次眼泪都要控制不住流出来了。在房子里交接水电燃气之类时，我对买主的女儿说：“你们住进来后要爱惜房子，要随时保持干净。”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房子卖给我，家就是我的了，要怎么住是我们家的事。”女孩语气傲慢地说。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在重新看了一眼两个地板设计都不一样的阳台、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以及设计温馨的洗手间后，我黯然离开了这间善待过我的很多故事的房子。我也从此与燕郊断了缘分，但伤痕却在断处留了下来，偶尔触及，依然会隐隐作痛。
好在《方向》最终得以保存了下来，在经历了几次阵痛后，2016年初，终于与《奥秘》杂志深度联姻，共同打造《奥秘》系列刊，并在北京设立了编辑、运营团队，我的生活便命定在了云南和北京两地之间。
是的，北京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块土壤，故乡云南赋予我生命，北京供给我必要的养分。当初促使我直奔北京的对大国之都的探知欲，如今已转化为对自我的探知与解密。我始终提醒自己，光阴短暂，应该在有限的生命里为自己的梦想疯狂一次。困苦是过程，会让我消瘦；落魄是可能会出现的结果，但不至于让人殒命。我愿意为自己的梦想承受这份困苦与落魄。一旦扼杀了我的探知欲，摘去梦想之翅，活着就无意无趣，那跟死去有什么区别。
北漂着，生活在路上，于我，是命定的道路。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