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为建立新中国作出的两大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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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毕生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早期领导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初期的发展训练组织了无产阶级队伍;领导白区工作,提出一整套正确的斗争策略方针,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在地下工作中的被动局面;参加长征,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抗战烽火中,开创华北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命于危难之际,重建新四军,与毛泽东、任弼时组成“三人书记处”领导全党;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在中共七大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毛泽东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指挥先机进入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根据地,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夺取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主持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简称《土地法大纲》),指导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作出突出贡献;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任务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为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作出重要贡献;坚持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捍卫真理,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创建的伟大功绩已经镌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其中,他为新中国的建立所做的两件大事,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这两件大事,一件是推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另一件是主持制定《土地法大纲》,领导全国土地改革,使党执政获得了最广泛、最坚定的阶级基础。
  刘少奇认为,应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
  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仁人志士为求得社会进步和民族富强上下求索,各种先进思想、治世良方轮流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能从星星之火到把革命火种遍撒全国,形成气势磅礴的大革命高潮,与共产国际的巨大支持分不开。也正是如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方向和具体决策的影响基本处于主导地位,革命先驱们也渴望在苏联获得成功的先进理论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发芽开花,结出胜利的果实。由于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无法把握复杂多变的中国革命形势而制定及时有效的方针政策,只能运用苏联的经验和做法指导中国革命,而毛泽东符合实际的正确方法又常常不被迷信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所接受,并遭到排斥。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博古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及后来的右倾错误等等,轮番出现,内耗不断,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四一二”大屠杀,共产党人血流成河,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肃反”扩大化,大批优秀共产党人被错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从30万减少到3万……尽管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用鲜血和生命不屈不挠地探索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但却始终在挫折中反复。最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没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之路。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全党和广大人民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所走的道路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道路。从1941年开始,党的理论工作者们提出了“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等概念,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系统的说法。延安整风使全党在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认识上有了一个突破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命题有了成熟的条件。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为纪念党成立22周年而撰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论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他在文章中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7月6日,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刘少奇与王稼祥的论述,虽然提法略有差异,但指的都是同一概念。因此,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在党内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1945年,中国革命到了重要时刻。从当时的国内形势看,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已经成长壮大。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所说:“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从国际形势看,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面临全面失败的结局,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美国和苏联等大国对于中国的影响可能会日益严重。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鲜明地提出一套能够适合中国国情、代表中国发展方向、保持党在革命中的独立地位的正确理论。只有把全党的思想意志集中到这样的一种正确理论之下,才能促进党的事业胜利发展。
  从1921年到1945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理论,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理论。坚持这一理论,革命就获得成功和发展;脱离了这一理论,革命就受到挫折甚至倒退。
  在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上,刘少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新党章草案时指出: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第一次由刘少奇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提议被直接写入由他主持起草的大会文件。这是集中全党长期革命智慧、意志和要求的光辉产物。随后,刘少奇在他主持修改并在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不仅回答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且叙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过程,系统、科学、全面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体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评估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刘少奇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刘少奇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刘少奇的报告一结束,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刘少奇敏锐的洞察力,科学的思维方法,充满逻辑力量的深刻分析,深厚的理论素养,闪烁着历史智慧的崇论闳议,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理解,并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促使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在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上,刘少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中华民族在秦汉时期起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证明,没有统一的思想,势必出现混乱。胡乔木曾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
  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后,很快被全党所接受。全党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消除了长期以来党内思想混乱的局面,使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加快党的各项事业前进的步伐,夺取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和路线保证,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决定性作用。
  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军事力量对比是430万人对127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以少胜多,而且战争进程也大为缩短。毛泽东开始预测以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又将这一数字改为3年。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主持制定《土地法大纲》,领导全国土地改革
  抗战胜利后,我们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已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1946年5月4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刘少奇起草并主持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已从实行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到华北开展工作。
  到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当时,还有1/3的解放区没有进行土改,已进行土改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中共中央决定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满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迫切需要。这项工作自然落到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肩上。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这次会议有107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刘少奇在开幕会上指出:“《五四指示》发出一年多来,许多地方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在某些地区,在若干问题上,已经不够。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有改进。”
  刘少奇作为土改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上来。会议开始阶段,集中用半个多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他集中听取了各地代表的土改情况汇报,并及时进行系统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刘少奇在主席团全体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和报告,对一年来土地改革的情况作了恰当的评价,对如何克服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效措施,并进一步阐明党的土地改革路线和政策。其间,刘少奇忍受着身体的不适,与远道而来的晋冀鲁豫等代表团进行座谈。
  9月5日,刘少奇致电中央,报告了会议进程,并对彻底平分土地等问题向中央请示:“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
  在这之前,刘少奇已责成工作人员起草了《土地法大纲(草案)》。会上,他就土改的若干政策问题作了说明。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在9月13日闭幕时审议通过了《土地法大纲(草案)》。在闭幕会上,他指出:“大会开得好。我们准备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土地法大纲》等文件还可能有错误,要准备去发现,准备由历史来证明,来作结论。”
  10月9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的电报。第二天,中共中央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公布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土地法大纲》。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彻底反封建的土地法令诞生了。
  在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之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历经众多朝代的更替,但改的是名号,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事实没有发生过变化。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口号,但他们的设想带有典型的小农经济色彩,而且随着当时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个制度并没有实施,只停留在一纸空文上。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三民主义”的理论,其中民生主义即包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主要观点。国民党提出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这一目标,这即是其土地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实行过程中,国民党提出了“二五减租”方案,即要求“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但这种温和的改良主义方案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南京政府建立,尤其是遭到大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而最终销声匿迹。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所有土地统一平均分配,并归各人所有。这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   监督和指导《土地法大纲》的落实
  为了在解放区落实好《土地法大纲》,刘少奇成立了平山县和建屏县两个土改工作团,并结合实际调查研究,深入村庄具体指导土改工作。他指出:“在政策上没有规定区别对待,但实行中可以有所区别。如对不同的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等,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区别一下好。不过,要在基本上不牺牲群众利益或保护群众利益之下,在执行平分土地政策之下来区别。”
  为了维护法令的权威与统一,刘少奇要求:“各地订的细则如有与《土地法大纲》抵触的,以《土地法大纲》为依据。”不仅如此,他还从法令贯彻的组织、队伍层面指出:“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所以,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关键。”这从组织上保障了法令的实施。他对《土地法大纲》的实施进行的有力指导,起到了极其关键的领导作用。
  刘少奇监督和有力指导了《土地法大纲》的落实。他深入到农民中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及时纠正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使法令的落实既坚决彻底,又平稳迅速。1.6亿人口的解放区在一年内就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再也不受剥削和压迫,全国的土改工作也全面展开。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就是土地。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整个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亿万农民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到革命中来,踊跃参军参战。据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华北晋冀鲁豫解放区农民,先后有148万人参加人民解放军,东北解放区参军农民达到了150万人。
  《土地法大纲》规定:国民党官兵如果参加人民解放军,其家属甚至本人也可以分得土地。这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农民的革命热情,于是,他们纷纷起来反抗国民党统治,在国民党后方举行武装起义,打击国民党政权和军队。贫苦农民出身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也受到了土地改革的影响,数十万的国民党军官兵自愿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分化和瓦解了国民党军,国共两军实力对比快速改变,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是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最大、最彻底的一次政治和经济变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不再受剥削和压迫,政治上翻了身,得到了土地,生活也有了保证。他们欢天喜地,衷心拥护共产党,这就进一步夯实了工农联盟的根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一步夺取革命的胜利,建立新政权,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有了正确、统一的思想路线,有了更加雄厚的阶级基础,对于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牢固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少奇的雄才大略和历史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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