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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动的推手
1918年11月11日，一战宣告结束，中国侥幸成为战胜国的一员，国人欣喜若狂。但随后的《凡尔赛和约》却让中国的国家利益再次被蹂躏。邵飘萍平素非常关注外交问题，对日本的侵华野心尤有极高警惕。1919年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5月2日夜间，回到报馆后，他夜不成寐，一气呵成《北京学生界之愤慨》和《勖我学生》二文。他在文章中透露出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信息——一场革命的大潮即将来临。4日，在学生爱国运动爆发的当天，他的《勖我学生》一文又正式见报。邵氏之信息如此灵通，皆因他与当朝重臣有着密切关联，其中，他与当时著名的国民外交学会关键人物林长民（林徽因之父）多有来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后，中国代表团的顾问梁启超从巴黎向国内拍电报，林长民据此急撰《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刊于5月2日之《晨报》，邵随即连续撰文呼应。这些文章成为点燃五四运动的一把火。
一战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展开，中国的革命浪潮也日渐高涨，邵飘萍的专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在理论上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火种。两书是邵飘萍在1919年冬至1920年秋，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时的所学、所思而集成的。可以说，就著书宣传马克思、介绍新俄而言，邵飘萍乃是中国第一人。
罕见的“新闻全才”
作为中国新闻学的开拓者，邵飘萍是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全才”。大报人张季鸾对其盛赞有加：“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在这方面，有一个经典的案例。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举棋不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国务会议上作出秘密决定：准备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不过，毕竟底气不足，这项决定仍属机密，政府中枢各重要机关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以避人耳目。可到底有风声漏出来了，坊间对此交头接耳但不明就里。这时，以采访手段之“绝技”见长的邵飘萍，不知碰了多少壁，愣是没弄出个所以然。他坐着京城极少见的自用汽车前往国务院，却止步于门前。很快，他心生一计，借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汽车，果然畅行无阻，然后掏出名片要求传达长回禀。对方说段总理已不会客，秘书和侍从亦不会客。邵飘萍掏出1000元钱，点一半给传达长，说只要回禀一声即可；万一总理允见，再呈上另一半。不多时，此君笑吟吟地出来，大声说“请”。
会见中，段祺瑞绝口不提和战问题，但架不住邵飘萍的追问，口风也有点松动了。邵随后主动提出“三天内如果北京城走漏了这项机密，愿受泄露国家秘密的处分，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到此份上，段总理不得不开口，谈了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的计划。一出门，邵飘萍便开足油门，直奔电报局，用密码将秘闻拍发到上海的《新闻报》和《申报》。不久，几十万份的“号外”猛然面世，十里洋场顿时沸腾了。邵飘萍原承诺以3天为限；而上海报馆的“号外”传到北京，已是第4天，这就超出了“三天内北京城里不得走漏消息”之约期。段祺瑞纵然龙颜大怒，也只好徒叹奈何了。邵飘萍“头牌记者”的大名，更因此而显赫一时。此种新闻采访手段堪称绝活，可谓“守如处女，动如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
秘密党员的特殊使命
论及私生活，时人对邵不无非议：他风流倜傥，爱讲排场，确乎一言难尽；但邵氏之公德，则日月可鉴。
邵飘萍在北大时就与共产党人多有过从，日后在实际工作中，更与共产党组织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共在北方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革命陷入低潮，中央特地把赵世炎从苏联调派回国，担任北方地区党的领导工作。中共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还专门讨论了“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等议题。1924年7月，北京团地委停止活动并进行整顿，重新登记团员，同年11月恢复工作，贺恕、罗章龙、范鸿劼等都曾担任过地委书记或委员。他们多为北大等校的学子，有的还是邵飘萍的学生。因此，邵与共产党组织走得越来越近。此外，邵飘萍与李大钊、高君宇、陈乔年、赵世炎等中共北方地区的大员之间的了解日渐加深。终于，他在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但与一般党员不同的是，他是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这就意味着：他是由党的高级领导直接介绍入党，与个别领导人保持单线联系，故一般不参加地方党的活动，亦不受地方党委管辖。
邵飘萍这位“特别党员”，负有“特别的工作任务”，一是宣传，二是情报。尽管他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但由于他的政治倾向，还是被戴上了“卢布党记者”“苏维埃之御用品”等“帽子”，这也是造成他日后牺牲的原因之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贿选总统曹锟，通电呼吁和平，邀请孙中山等北上。邵飘萍对此予以极大关注，其《京报》也为之助阵。冯玉祥痛感督军内部缺乏政治人才，常在暗中物色能与他合作的人士。恰在此时，邵飘萍进入了他的视线，冯亲聘邵为高级顾问。
此间，冯玉祥又与奉军将领郭松龄暗中联络，共襄“倒奉”大计。此后，邵飘萍大胆披露张作霖为换取日本支持，不惜接受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确认日本在蒙满的地位”的援助条件等内情，这一系列言论，开罪了日、奉等方，直接导致了邵飘萍日后之死。
一代报人“以身殉报”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邵飘萍用鲜血践行了他的最高宗旨：“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遂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3月18日上午，几千名群众举行国民示威大会，游行队伍行至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在双方交涉之际，卫兵突然向毫无防备的群众开枪，由此酿成惨案。这一天，也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后，舆论哗然，鲁迅、孙伏园等名家在《京报》上发表大量文章，鲁迅和邵飘萍两支如椽大笔合作无间，相互呼应。
1926年4月15日，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后，奉系军阀汹涌而入，着手镇压和控制舆论，其中有“扑灭四种报章”“逼死两种副刊”“妨害三种期刊”的“壮举”，其中属于《京报》系统的就有《京报》和《莽原》等。军阀还下达了48人的通缉令，邵飘萍名列第16，鲁迅名列第21，李大钊、孙伏园、林语堂、张凤举等亦赫然在列。名单一出，相关人等各自逃避。邵飘萍为防万一，避入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租用了一个房间以接待客人。夫人汤修慧则留在报馆，处理日常事务，使《京报》继续出版。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4月24日，邵飘萍突又回到了报馆。他心里念着报馆，于是致电《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询问东交民巷外的情况。张信誓旦旦地说：形势已经缓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去吧。
正是因着此保证，下午5时许，邵飘萍乘车急速赶回报馆。一小时后，他处理好事务即准备返回原处，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突然有人拦在跟前，问：您是邵先生么？答曰：是。原来这是个侦探，对方立即将邵押至警厅。报馆也立即被包围和搜查。据说在报馆中，搜出了冯玉祥聘邵担任军事顾问聘书一纸，军事电报密码一本，与冯玉祥的合影等，这都成为邵飘萍“犯罪”的物证。
邵的亲友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奔走于北洋要人之间，但直奉联军正在势头上，最终无人敢进谏，营救终告无果。4月26日l時许，直奉联军总执法处草草提审了邵飘萍，两个多小时后，即判处其死刑。5时许，邵飘萍被绑赴天桥刑场。邵身穿长夹袍、青马褂，汽车抵刑场后，由警队扶其下车。邵氏背缚双臂，向对方狂笑数声。一声枪响后，一代爱国志士、新闻大家由此远去……
（摘自《同舟共济》）
1918年11月11日，一战宣告结束，中国侥幸成为战胜国的一员，国人欣喜若狂。但随后的《凡尔赛和约》却让中国的国家利益再次被蹂躏。邵飘萍平素非常关注外交问题，对日本的侵华野心尤有极高警惕。1919年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5月2日夜间，回到报馆后，他夜不成寐，一气呵成《北京学生界之愤慨》和《勖我学生》二文。他在文章中透露出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信息——一场革命的大潮即将来临。4日，在学生爱国运动爆发的当天，他的《勖我学生》一文又正式见报。邵氏之信息如此灵通，皆因他与当朝重臣有着密切关联，其中，他与当时著名的国民外交学会关键人物林长民（林徽因之父）多有来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后，中国代表团的顾问梁启超从巴黎向国内拍电报，林长民据此急撰《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刊于5月2日之《晨报》，邵随即连续撰文呼应。这些文章成为点燃五四运动的一把火。
一战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展开，中国的革命浪潮也日渐高涨，邵飘萍的专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在理论上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火种。两书是邵飘萍在1919年冬至1920年秋，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时的所学、所思而集成的。可以说，就著书宣传马克思、介绍新俄而言，邵飘萍乃是中国第一人。
罕见的“新闻全才”
作为中国新闻学的开拓者，邵飘萍是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全才”。大报人张季鸾对其盛赞有加：“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在这方面，有一个经典的案例。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举棋不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国务会议上作出秘密决定：准备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不过，毕竟底气不足，这项决定仍属机密，政府中枢各重要机关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以避人耳目。可到底有风声漏出来了，坊间对此交头接耳但不明就里。这时，以采访手段之“绝技”见长的邵飘萍，不知碰了多少壁，愣是没弄出个所以然。他坐着京城极少见的自用汽车前往国务院，却止步于门前。很快，他心生一计，借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汽车，果然畅行无阻，然后掏出名片要求传达长回禀。对方说段总理已不会客，秘书和侍从亦不会客。邵飘萍掏出1000元钱，点一半给传达长，说只要回禀一声即可；万一总理允见，再呈上另一半。不多时，此君笑吟吟地出来，大声说“请”。
会见中，段祺瑞绝口不提和战问题，但架不住邵飘萍的追问，口风也有点松动了。邵随后主动提出“三天内如果北京城走漏了这项机密，愿受泄露国家秘密的处分，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到此份上，段总理不得不开口，谈了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的计划。一出门，邵飘萍便开足油门，直奔电报局，用密码将秘闻拍发到上海的《新闻报》和《申报》。不久，几十万份的“号外”猛然面世，十里洋场顿时沸腾了。邵飘萍原承诺以3天为限；而上海报馆的“号外”传到北京，已是第4天，这就超出了“三天内北京城里不得走漏消息”之约期。段祺瑞纵然龙颜大怒，也只好徒叹奈何了。邵飘萍“头牌记者”的大名，更因此而显赫一时。此种新闻采访手段堪称绝活，可谓“守如处女，动如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
秘密党员的特殊使命
论及私生活，时人对邵不无非议：他风流倜傥，爱讲排场，确乎一言难尽；但邵氏之公德，则日月可鉴。
邵飘萍在北大时就与共产党人多有过从，日后在实际工作中，更与共产党组织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共在北方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革命陷入低潮，中央特地把赵世炎从苏联调派回国，担任北方地区党的领导工作。中共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还专门讨论了“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等议题。1924年7月，北京团地委停止活动并进行整顿，重新登记团员，同年11月恢复工作，贺恕、罗章龙、范鸿劼等都曾担任过地委书记或委员。他们多为北大等校的学子，有的还是邵飘萍的学生。因此，邵与共产党组织走得越来越近。此外，邵飘萍与李大钊、高君宇、陈乔年、赵世炎等中共北方地区的大员之间的了解日渐加深。终于，他在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但与一般党员不同的是，他是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这就意味着：他是由党的高级领导直接介绍入党，与个别领导人保持单线联系，故一般不参加地方党的活动，亦不受地方党委管辖。
邵飘萍这位“特别党员”，负有“特别的工作任务”，一是宣传，二是情报。尽管他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但由于他的政治倾向，还是被戴上了“卢布党记者”“苏维埃之御用品”等“帽子”，这也是造成他日后牺牲的原因之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贿选总统曹锟，通电呼吁和平，邀请孙中山等北上。邵飘萍对此予以极大关注，其《京报》也为之助阵。冯玉祥痛感督军内部缺乏政治人才，常在暗中物色能与他合作的人士。恰在此时，邵飘萍进入了他的视线，冯亲聘邵为高级顾问。
此间，冯玉祥又与奉军将领郭松龄暗中联络，共襄“倒奉”大计。此后，邵飘萍大胆披露张作霖为换取日本支持，不惜接受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确认日本在蒙满的地位”的援助条件等内情，这一系列言论，开罪了日、奉等方，直接导致了邵飘萍日后之死。
一代报人“以身殉报”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邵飘萍用鲜血践行了他的最高宗旨：“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遂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3月18日上午，几千名群众举行国民示威大会，游行队伍行至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在双方交涉之际，卫兵突然向毫无防备的群众开枪，由此酿成惨案。这一天，也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后，舆论哗然，鲁迅、孙伏园等名家在《京报》上发表大量文章，鲁迅和邵飘萍两支如椽大笔合作无间，相互呼应。
1926年4月15日，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后，奉系军阀汹涌而入，着手镇压和控制舆论，其中有“扑灭四种报章”“逼死两种副刊”“妨害三种期刊”的“壮举”，其中属于《京报》系统的就有《京报》和《莽原》等。军阀还下达了48人的通缉令，邵飘萍名列第16，鲁迅名列第21，李大钊、孙伏园、林语堂、张凤举等亦赫然在列。名单一出，相关人等各自逃避。邵飘萍为防万一，避入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租用了一个房间以接待客人。夫人汤修慧则留在报馆，处理日常事务，使《京报》继续出版。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4月24日，邵飘萍突又回到了报馆。他心里念着报馆，于是致电《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询问东交民巷外的情况。张信誓旦旦地说：形势已经缓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去吧。
正是因着此保证，下午5时许，邵飘萍乘车急速赶回报馆。一小时后，他处理好事务即准备返回原处，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突然有人拦在跟前，问：您是邵先生么？答曰：是。原来这是个侦探，对方立即将邵押至警厅。报馆也立即被包围和搜查。据说在报馆中，搜出了冯玉祥聘邵担任军事顾问聘书一纸，军事电报密码一本，与冯玉祥的合影等，这都成为邵飘萍“犯罪”的物证。
邵的亲友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奔走于北洋要人之间，但直奉联军正在势头上，最终无人敢进谏，营救终告无果。4月26日l時许，直奉联军总执法处草草提审了邵飘萍，两个多小时后，即判处其死刑。5时许，邵飘萍被绑赴天桥刑场。邵身穿长夹袍、青马褂，汽车抵刑场后，由警队扶其下车。邵氏背缚双臂，向对方狂笑数声。一声枪响后，一代爱国志士、新闻大家由此远去……
（摘自《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