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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前驻美大使李道豫
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6月8日），白宫打电话给我说，下午1点半克林顿要在他的办公室紧急约见我。我说，总统先生，不管你如何辩解，始终不能改变这个政治错误的性质，我们要求美方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克林顿的脸一下涨红了。
回忆起1993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第五任驻美大使的经历，李道豫曾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正是在这5年间，中美关系从低谷走上了高潮。
1993年3月，61岁的李道豫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职位上离任；同年4月，他被派往华盛顿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赴任前，一位日本大使在离开华盛顿时曾对李道豫说，华盛顿是世界上最难居住的城市，在华盛顿当大使则是最难的工作。
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发生严重倒退，李道豫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时，又逢克林顿政府刚上台，中美关系定位出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20岁就进入中国外交部工作的李道豫心里有准备：双边外交工作不比联合国的多边外交工作轻松。
事实证明，虽然中美关系一波多折，但终究还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李道豫把大使的工作称为“穿针引线”，而这一针一线中的周旋，讲究的是外交智慧，体现的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磨合的过程。
1998年1月28日，李道豫任满回国，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合为他在美国国会山举行了欢送招待会，120多名美国议员到会，这在美国是不多见的。
受命于艰难之时
新民周刊：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国际形势剧变，中美关系进入动荡起伏阶段。您刚上任驻美大使职务时，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势有怎样的预判？
李道豫：任何一个大使都无法挑选自己赴任时的驻在国政治环境和两国关系状况。我赴任当时恰逢1989年后国际大气候最为恶劣、美国反华势力最为嚣张之际，新组阁的克林顿政府批评老布什对中国太软，扬言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环境之艰难，我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同时我也看到中美关系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上不可能不对话，经济上高度互补的双方也不可能不合作，美国人民中主张同中国友好的力量依然活跃，因此我有信心两国关系终究要好起来的，只是不知道这需要多久。
新民周刊：1993年是中美关系的多事之秋，据说您作为大使光和美国方面进行交涉就达到80多次。您上任后第一件棘手的事情是？
李道豫：当年5月，克林顿政府宣布，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相联系，在国际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目的是要迫使我们屈从。我记得，当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以威胁的口吻说，钟表在嘀嗒嘀嗒地走，意思是时间不多了，在一年限期结束时如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就要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这一政策的设计者原以为中国急于向美出口、有求于美国，其实两国贸易是互利共赢的，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工商界越来越重视中国这一潜力无比的市场。所以美国政府这一政策引起国内工商界的不满和反对，反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到了一年限期的末尾，美国政府发现自己陷于作茧自缚的困境之中。而我们却得到日益众多的支持。
新民周刊：最惠国待遇的交涉还没有结束，（1993年）7月又发生“银河号”事件，您能回顾一下当时的曲折过程吗？与美国政府方面进行了怎样的交涉？（注：“银河号”是我国一条驶往中东的货运轮船，美国情报机关根据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情报认定，船上装运了一种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美国军舰受命出动，尾随“银河号”，一定要上船检查。）
李道豫：我们是主权国家，怎么能让他们随便上船检查？中国还是做了妥善处理，把船停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港口，在第三方沙特阿拉伯的见证下查看货物。结果并没有美方所谓的“违禁品”，美国情报机构大为丢脸，板着脸就走了。整件事变成一场闹剧。
其实当时的反华浪潮不止于“银河号”事件，还有美国国会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因导弹事件对中国实施制裁等，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中方手里掌握真理，沉着应对，据理交涉。美方在“银河号”事件上无中生有在世界面前出了丑，其他反华举措也都一一破产。美国政府在8月间就之前的对华政策作出审议结论，当时的总统安全顾问安特霍尼·雷克告诉我，美国政府认为应该推行“接触政策”（policy of engagement）。
新民周刊：之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什么态度变化？
李道豫：后来美方向中方承认美方情报有误，表示今后乐于改善对华关系。
9月25日，克林頓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和助理国务卿洛德在白宫向我解释美国政府刚刚结束的对华政策研究的结果，克林顿总统愿扭转两国关系下滑的趋势，对华采取“接触”的政策，不但国务院和军方要恢复与中方对口单位交往，总统本人也写了一封邀请信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邀请他出席1993年11月在西雅图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届时将与江泽民举行单独会晤。我追加了一句说，双边会晤应该是正式的。美方承诺，双边会晤将是正式的。我立刻把消息向国内传达，得到接受邀请的回答。 这样就争取到了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一次双边的正式会晤。
中美关系一波三折
新民周刊：您为两国首脑会晤开始做怎样的前期准备和铺垫？能否回忆一下两国首脑首都见面的场景？
李道豫：1993年11月19日的会见是在西雅图市一家会所里进行的。这是中美两国元首自1989年2月后第一次会晤。
当两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时，守候多时的各国新闻记者立刻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会晤中，江主席阐述了中方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强调指出应该将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克林顿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有光明的前途等等。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很重要，应从世界范围看，着眼21世纪。江泽民还建议，双方的高层接触继续进行，并邀请克林顿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克林顿表示他期待着有机会实现这次访问。
那次会晤是成功的，比预定的1个小时又超出了半小时。克林顿在记者发布会上评价，会晤表明（中美）双方都决心继续发展两国现有关系中的积极方面，同时以比过去更加坦率的态度商讨解决存在的问题。
新民周刊：可是1994年2月中美两国再次围绕人权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李道豫：是的。1994年初，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再次显现，是因为克林顿1993年5月发布的关于将人权问题和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的行政命令，到1994年5月满一年，美方要评估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表现，作出是否取消其最惠国待遇的最后决定。
中国政府坚持维护主权、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迫使中国让步的如意算盘眼看要落空，美国又基于本身的经济利益不可能真的断然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了找台阶下，以国务卿为首的美国官员纷纷访华，企图作最后的施压，幻想捞取中方的让步。理所当然美方又一次碰壁。此时，美国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主张维护中美关系的人士占了上风。最后导致克林顿在1994年5月发表讲话时宣布，由于中美的贸易关系对美国的利益更大，还是决定继续延长（最惠国待遇），等于（和人权）脱钩了。最后他还讲了一句：过去把最惠国待遇作为施加压力的杠杆，现在这个杠杆的用处已经发挥穷尽，不能再用取消最惠国待遇来威胁中国了。
新民周刊：当时中美关系在改善的同时仍然存在哪些潜在的“定时炸弹”？
李道豫：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台湾问题。1995年5月22日，美国突然宣布，克林顿决定允许李登辉于6月的第一周到美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国政府对此作出最强烈的反应，提出最严重的抗议。中美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新民周刊：据说您还是从报界打听到李登辉要到康奈尔大学访问的消息？
李道豫：之前美国人再三跟我讲，不会同意李登辉去康奈尔大学。但我始终没有轻信，一直在看美国政府到底怎么做。最后美国政府公然同意李登辉访美，我们立即打电话到白宫、到美国国务院，但他们都躲着不接电话。最后不得不会见我，听取我奉命提出最强烈抗议。
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6月8日），白宫打电话给我说，下午1点半克林顿要在他的办公室紧急约见我。当时气氛非常严肃。克林顿先是辩解说，李登辉访美，美国还是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我说，李登辉不是普通人，而是台湾政治人物，他必然要在美国进行鼓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阴谋活动，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是美方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最严重的违反，是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错误。克林顿又作了一些辩解，我就批驳说，总统先生，不管你如何辩解，始终不能改变这个政治错误的性质，我们要求美方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克林顿的脸一下涨红了。最后谈话不欢而散，结束时，我们都没有握手。
新民周刊：这是否是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压力最大的一次？
李道豫：在美国任职期间，压力一直都是很大的，当然这一场交涉是最严重的。
新民周刊：同年6月17日，您回国述职4个月，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也任满回国，中美关系实际上降到代办级关系，这是中美自建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您当时的心情如何？
李道豫：作为我方一系列抗议举措之一，我在6月17日奉召回国。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停止了一切高层往来。我当时心情是像一个战士完成战斗任务一样感到痛快。同时，我也在国内继续做相关工作。因为我有信心，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新民周刊：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应邀出席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时，您在回国述职４个月之后也随同返回美国，并参加了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纽约会晤。当时会议气氛如何？
李道豫：双方首先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两国领导人认为，1994年11月14日在雅加达会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的困难和动荡，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美两国都是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的国家。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重要的共同利益。建立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稳定。江泽民主席则再次强调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克林顿总统在会见的时候还说，我们欢迎中国大使重新回来，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找他谈谈。我心想那次（李登辉访美事件）尽管是进行了争论，但是不打不成相识嘛，所以他（克林顿）觉得可以再谈谈。
终于实现互访
新民周刊：1996年11月24日上午，在位于马尼拉市中心的菲律宾中央银行大厦，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1993年以来的第四次握手，这也是在克林顿总统竞选连任后与江泽民之间的第一次会面。这时候中美关系的定位又出现了什么新面貌？
李道豫：那次两国元首会晤出现两国关系上的重要转折，美方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不可阻挡的，遏制是徒劳的，只有恢复最高层互访，才能推进两国关系。江主席和克林顿达成协议，1997、1998两年实现两国元首互访。
新民周刊：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两国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您参与了准备并全程陪同，这期间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李道豫：1997年10月江主席访美，这是1985年以后中国国家主席对美首次国事访问，意义重大。元首访问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与美方交涉接待规格等。当时美方实施礼宾改革，表示由礼宾司长到飞机场迎接。但我查阅档案发现，法国总统、俄国总统访美时都是国务卿迎接，因此我觉得规格上从横向上不能低于法国总统和俄国总统。
江泽民主席到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到达后就发表了热情的致辞，但是场外有反华分子制造噪音干扰，江主席以幽默言辞坦然面对。当天晚宴后，我打电话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说美方必须采取措施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尚慕杰向白宫汇报后，美方决定江泽民主席抵达华盛顿时，确保给予最高级别的外交欢迎仪式。最后，是副总统戈尔前往机场迎接江泽民主席的。
中美两国元首见面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中美努力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并达成多项共识，全面推进了两国关系。
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那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到美国大学讲话，也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讲话。当时有些反华分子在场外举高音喇叭呼反华口号。最后，现场就有记者问：主席先生你到美国以后先看到抗议的人群，今天外面又有那么多噪音，请问你对美国的民主怎么看？是不是觉得他们干扰了你的访问。江主席说，从踏上夏威夷岛开始，就不断看到形形色色的抗议示威，对美国式民主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对付这些噪音的最好办法，就是继续演讲，而且讲话的声音要比他们的声音更响亮。全场立刻响起热烈掌声。后来一些美国人士纷纷给我打电话说江主席这次讲话很成功，表示祝贺。
新民周刊：1998年6月下旬，克林顿应邀访华，使得1989年后中美两国元首8年没有互访的状态得到突破，中美关系发展到一个高点。之前您做了哪些穿针引线的工作？克林顿第二任期对华政策明显有了改变？
李道豫：1998年2月我任满回国。在回国前，我曾与美方就克林顿访华事进行过沟通。当时美方安排克林顿访华时，考虑顺访其他一些国家，后来鉴于访华的重要性，克林顿专程访问。后面就是下一任大使的工作了。
美国经过之前几次针对中国的较量，不得不承认和中国对抗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发展是遏制不了的。因此克林顿第二个任期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有积极面的，主要是推动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此前称为最惠国待遇），最终解决了这一长期干扰中美关系的问题; 并积极支持中国进入世贸组织。
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6月8日），白宫打电话给我说，下午1点半克林顿要在他的办公室紧急约见我。我说，总统先生，不管你如何辩解，始终不能改变这个政治错误的性质，我们要求美方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克林顿的脸一下涨红了。
回忆起1993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第五任驻美大使的经历，李道豫曾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正是在这5年间，中美关系从低谷走上了高潮。
1993年3月，61岁的李道豫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职位上离任；同年4月，他被派往华盛顿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赴任前，一位日本大使在离开华盛顿时曾对李道豫说，华盛顿是世界上最难居住的城市，在华盛顿当大使则是最难的工作。
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发生严重倒退，李道豫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时，又逢克林顿政府刚上台，中美关系定位出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20岁就进入中国外交部工作的李道豫心里有准备：双边外交工作不比联合国的多边外交工作轻松。
事实证明，虽然中美关系一波多折，但终究还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李道豫把大使的工作称为“穿针引线”，而这一针一线中的周旋，讲究的是外交智慧，体现的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磨合的过程。
1998年1月28日，李道豫任满回国，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合为他在美国国会山举行了欢送招待会，120多名美国议员到会，这在美国是不多见的。
受命于艰难之时
新民周刊：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国际形势剧变，中美关系进入动荡起伏阶段。您刚上任驻美大使职务时，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势有怎样的预判？
李道豫：任何一个大使都无法挑选自己赴任时的驻在国政治环境和两国关系状况。我赴任当时恰逢1989年后国际大气候最为恶劣、美国反华势力最为嚣张之际，新组阁的克林顿政府批评老布什对中国太软，扬言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环境之艰难，我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同时我也看到中美关系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上不可能不对话，经济上高度互补的双方也不可能不合作，美国人民中主张同中国友好的力量依然活跃，因此我有信心两国关系终究要好起来的，只是不知道这需要多久。
新民周刊：1993年是中美关系的多事之秋，据说您作为大使光和美国方面进行交涉就达到80多次。您上任后第一件棘手的事情是？
李道豫：当年5月，克林顿政府宣布，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相联系，在国际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目的是要迫使我们屈从。我记得，当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以威胁的口吻说，钟表在嘀嗒嘀嗒地走，意思是时间不多了，在一年限期结束时如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就要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这一政策的设计者原以为中国急于向美出口、有求于美国，其实两国贸易是互利共赢的，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工商界越来越重视中国这一潜力无比的市场。所以美国政府这一政策引起国内工商界的不满和反对，反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到了一年限期的末尾，美国政府发现自己陷于作茧自缚的困境之中。而我们却得到日益众多的支持。
新民周刊：最惠国待遇的交涉还没有结束，（1993年）7月又发生“银河号”事件，您能回顾一下当时的曲折过程吗？与美国政府方面进行了怎样的交涉？（注：“银河号”是我国一条驶往中东的货运轮船，美国情报机关根据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情报认定，船上装运了一种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美国军舰受命出动，尾随“银河号”，一定要上船检查。）
李道豫：我们是主权国家，怎么能让他们随便上船检查？中国还是做了妥善处理，把船停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港口，在第三方沙特阿拉伯的见证下查看货物。结果并没有美方所谓的“违禁品”，美国情报机构大为丢脸，板着脸就走了。整件事变成一场闹剧。
其实当时的反华浪潮不止于“银河号”事件，还有美国国会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因导弹事件对中国实施制裁等，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中方手里掌握真理，沉着应对，据理交涉。美方在“银河号”事件上无中生有在世界面前出了丑，其他反华举措也都一一破产。美国政府在8月间就之前的对华政策作出审议结论，当时的总统安全顾问安特霍尼·雷克告诉我，美国政府认为应该推行“接触政策”（policy of engagement）。
新民周刊：之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什么态度变化？
李道豫：后来美方向中方承认美方情报有误，表示今后乐于改善对华关系。
9月25日，克林頓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和助理国务卿洛德在白宫向我解释美国政府刚刚结束的对华政策研究的结果，克林顿总统愿扭转两国关系下滑的趋势，对华采取“接触”的政策，不但国务院和军方要恢复与中方对口单位交往，总统本人也写了一封邀请信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邀请他出席1993年11月在西雅图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届时将与江泽民举行单独会晤。我追加了一句说，双边会晤应该是正式的。美方承诺，双边会晤将是正式的。我立刻把消息向国内传达，得到接受邀请的回答。 这样就争取到了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一次双边的正式会晤。
中美关系一波三折
新民周刊：您为两国首脑会晤开始做怎样的前期准备和铺垫？能否回忆一下两国首脑首都见面的场景？
李道豫：1993年11月19日的会见是在西雅图市一家会所里进行的。这是中美两国元首自1989年2月后第一次会晤。
当两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时，守候多时的各国新闻记者立刻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会晤中，江主席阐述了中方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强调指出应该将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克林顿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有光明的前途等等。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很重要，应从世界范围看，着眼21世纪。江泽民还建议，双方的高层接触继续进行，并邀请克林顿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克林顿表示他期待着有机会实现这次访问。
那次会晤是成功的，比预定的1个小时又超出了半小时。克林顿在记者发布会上评价，会晤表明（中美）双方都决心继续发展两国现有关系中的积极方面，同时以比过去更加坦率的态度商讨解决存在的问题。
新民周刊：可是1994年2月中美两国再次围绕人权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李道豫：是的。1994年初，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再次显现，是因为克林顿1993年5月发布的关于将人权问题和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的行政命令，到1994年5月满一年，美方要评估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表现，作出是否取消其最惠国待遇的最后决定。
中国政府坚持维护主权、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迫使中国让步的如意算盘眼看要落空，美国又基于本身的经济利益不可能真的断然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了找台阶下，以国务卿为首的美国官员纷纷访华，企图作最后的施压，幻想捞取中方的让步。理所当然美方又一次碰壁。此时，美国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主张维护中美关系的人士占了上风。最后导致克林顿在1994年5月发表讲话时宣布，由于中美的贸易关系对美国的利益更大，还是决定继续延长（最惠国待遇），等于（和人权）脱钩了。最后他还讲了一句：过去把最惠国待遇作为施加压力的杠杆，现在这个杠杆的用处已经发挥穷尽，不能再用取消最惠国待遇来威胁中国了。
新民周刊：当时中美关系在改善的同时仍然存在哪些潜在的“定时炸弹”？
李道豫：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台湾问题。1995年5月22日，美国突然宣布，克林顿决定允许李登辉于6月的第一周到美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国政府对此作出最强烈的反应，提出最严重的抗议。中美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新民周刊：据说您还是从报界打听到李登辉要到康奈尔大学访问的消息？
李道豫：之前美国人再三跟我讲，不会同意李登辉去康奈尔大学。但我始终没有轻信，一直在看美国政府到底怎么做。最后美国政府公然同意李登辉访美，我们立即打电话到白宫、到美国国务院，但他们都躲着不接电话。最后不得不会见我，听取我奉命提出最强烈抗议。
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6月8日），白宫打电话给我说，下午1点半克林顿要在他的办公室紧急约见我。当时气氛非常严肃。克林顿先是辩解说，李登辉访美，美国还是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我说，李登辉不是普通人，而是台湾政治人物，他必然要在美国进行鼓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阴谋活动，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是美方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最严重的违反，是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错误。克林顿又作了一些辩解，我就批驳说，总统先生，不管你如何辩解，始终不能改变这个政治错误的性质，我们要求美方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克林顿的脸一下涨红了。最后谈话不欢而散，结束时，我们都没有握手。
新民周刊：这是否是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压力最大的一次？
李道豫：在美国任职期间，压力一直都是很大的，当然这一场交涉是最严重的。
新民周刊：同年6月17日，您回国述职4个月，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也任满回国，中美关系实际上降到代办级关系，这是中美自建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您当时的心情如何？
李道豫：作为我方一系列抗议举措之一，我在6月17日奉召回国。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停止了一切高层往来。我当时心情是像一个战士完成战斗任务一样感到痛快。同时，我也在国内继续做相关工作。因为我有信心，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新民周刊：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应邀出席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时，您在回国述职４个月之后也随同返回美国，并参加了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纽约会晤。当时会议气氛如何？
李道豫：双方首先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两国领导人认为，1994年11月14日在雅加达会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的困难和动荡，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美两国都是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的国家。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重要的共同利益。建立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稳定。江泽民主席则再次强调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克林顿总统在会见的时候还说，我们欢迎中国大使重新回来，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找他谈谈。我心想那次（李登辉访美事件）尽管是进行了争论，但是不打不成相识嘛，所以他（克林顿）觉得可以再谈谈。
终于实现互访
新民周刊：1996年11月24日上午，在位于马尼拉市中心的菲律宾中央银行大厦，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1993年以来的第四次握手，这也是在克林顿总统竞选连任后与江泽民之间的第一次会面。这时候中美关系的定位又出现了什么新面貌？
李道豫：那次两国元首会晤出现两国关系上的重要转折，美方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不可阻挡的，遏制是徒劳的，只有恢复最高层互访，才能推进两国关系。江主席和克林顿达成协议，1997、1998两年实现两国元首互访。
新民周刊：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两国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您参与了准备并全程陪同，这期间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李道豫：1997年10月江主席访美，这是1985年以后中国国家主席对美首次国事访问，意义重大。元首访问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与美方交涉接待规格等。当时美方实施礼宾改革，表示由礼宾司长到飞机场迎接。但我查阅档案发现，法国总统、俄国总统访美时都是国务卿迎接，因此我觉得规格上从横向上不能低于法国总统和俄国总统。
江泽民主席到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到达后就发表了热情的致辞，但是场外有反华分子制造噪音干扰，江主席以幽默言辞坦然面对。当天晚宴后，我打电话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说美方必须采取措施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尚慕杰向白宫汇报后，美方决定江泽民主席抵达华盛顿时，确保给予最高级别的外交欢迎仪式。最后，是副总统戈尔前往机场迎接江泽民主席的。
中美两国元首见面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中美努力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并达成多项共识，全面推进了两国关系。
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那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到美国大学讲话，也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讲话。当时有些反华分子在场外举高音喇叭呼反华口号。最后，现场就有记者问：主席先生你到美国以后先看到抗议的人群，今天外面又有那么多噪音，请问你对美国的民主怎么看？是不是觉得他们干扰了你的访问。江主席说，从踏上夏威夷岛开始，就不断看到形形色色的抗议示威，对美国式民主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对付这些噪音的最好办法，就是继续演讲，而且讲话的声音要比他们的声音更响亮。全场立刻响起热烈掌声。后来一些美国人士纷纷给我打电话说江主席这次讲话很成功，表示祝贺。
新民周刊：1998年6月下旬，克林顿应邀访华，使得1989年后中美两国元首8年没有互访的状态得到突破，中美关系发展到一个高点。之前您做了哪些穿针引线的工作？克林顿第二任期对华政策明显有了改变？
李道豫：1998年2月我任满回国。在回国前，我曾与美方就克林顿访华事进行过沟通。当时美方安排克林顿访华时，考虑顺访其他一些国家，后来鉴于访华的重要性，克林顿专程访问。后面就是下一任大使的工作了。
美国经过之前几次针对中国的较量，不得不承认和中国对抗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发展是遏制不了的。因此克林顿第二个任期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有积极面的，主要是推动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此前称为最惠国待遇），最终解决了这一长期干扰中美关系的问题; 并积极支持中国进入世贸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