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你老了。金发中有了银丝……
　　但是，亲爱的，你在我眼里永远年轻美丽……
　　两颗相爱的心依然像夏日那样灼热，
　　自从我吻了你，你就是我的了，灰白的头发，蹒跚的步履，又算得了什么？
　　你永远不会变老！”
　　——摘自英语老歌《金发中的银丝》（Silver Threads Among The Gold）
　　很喜欢这首老歌，意境恬美深远，恰如《金色的池塘》。去年，在上海花园饭店，张芝老师与朱曾汶伯伯钻石婚庆典上，看到两位银发老人互携互扶，深情对望，我情不自禁想起这首老歌，全然不顾自己根本没有音乐细胞，与先生众目睽睽之下，献出处女唱，将这首歌送给这对历尽60年风雨的神仙美眷，尽管五音不全，跑音走调，这不是重要的，我只想为他们不老的爱情歌唱。
　　
　　“小开”出身的翻译家
　　
　　套用今天的行话，朱曾汶先生堪属如假包换的富二代，朱家为浙江海盐大户，其私宅朱家花园号称海盐县城第一宅，朱曾汶父亲朱耀庭是庚子赔款的留学生，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30年代曾任上海航政局长、杭州市公路局长，西湖一带的公路都是他负责监造的。母亲汪紫莘出身安徽名门望族，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收入颇丰，因此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朱家已有自备汽车、电话、电冰箱、电唱机等，这些东西在当时绝对属于奢侈品。不过具有相当修养的父母，对孩子教育开明又严厉。富裕的生活，教会朱曾汶注重生活的品位和质量，遵循礼仪，尊敬长辈，体恤弱势。
　　在父母的培育下，曾汶先生对文学十分爱好，特别对英语兴趣浓厚，很小就能读通英文原版书，1941年曾汶先生考进了上海大同大学英国文学专业，从此决定他与英语一世不解之缘，成为一位翻译家。他一生共译了47本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商务印书馆翻译的学术名著，还有13本为《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编译的连载小说，正好60本，1100万字。
　　
　　电台播音员
　　
　　一口清脆的京片子，动作轻捷利落，风风火火的张芝老师，皮肤细腻白皙，眉目活泼明亮，一眼就看出曾经是个大美女，怎么都想不到她已经82岁了。
　　张芝生于北京，父亲张书绅，晚清时做过县知事，后弃政从商。张芝上面有两个哥哥，从小她就跟着哥哥们爬屋顶放风筝，大人们都叫她“假小子”。童年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无忧无虑十分快乐。
　　10岁那年，全家从北京南迁上海，住在开纳路（今武定西路）一栋独门独户的新式里弄房子里。“外来妹”来到大上海，上海话讲不好，但一口京片子令学校的语文老师对她刮目相待。后来张芝进了工部局女中，这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注重英语，张芝对语言很有天分，学得很认真，这无形中为她后来考进老上海的民营电台并用英语主持外国音乐节目创造了条件。那时，南京路的新新公司六楼餐厅有个广播电台，是上海最早成立的一家民营电台，因四面皆是玻璃，俗称“玻璃电台”，经常播送周璇、姚莉等人唱的流行歌。只要到餐厅就餐或吃点心，就可以近距离观赏玻璃电台里的一举一动，这令小张芝对这玻璃房间充满了向往和兴趣，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坐在玻璃房子里播音，把自己的声音送进千家万户。从此她常常做着白日梦：拿张报纸独自一人对着镜子大声朗读当天的新闻，或者学播音员的样子即兴发挥过一把瘾，渐渐地倒也学得像模像样了。
　　1946年17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经济顿失依靠，正在念高二的张芝不得不辍学在家。一天，忽然从电台听到当时的金都电台要招聘一名会说国语并略谙英语的播音员，好胜心强的张芝第二天就去应聘了。因为嗓子条件好，英语发音也相当准确，当然主要是那一口悦耳的京片子，当场就被录用了。金都电台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拐角处，每天工作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为了节省车资，她上下班都是步行，从武定西路走到延安中路，要一个小时。
　　初进电台时，她的工作只是预告节目，播放唱片，后来有一个客户拿来很多外国流行歌曲唱片，其中有两张（《你永远在我心上》）和（《你是我的阳光》）是当时最流行的，张芝本身也是个外国流行歌曲的发烧友，可谓百听不厌。她忽然灵机一动，听众不少都是像她这样的教会学校学生，酷爱西乐。为何不利用这些唱片专门办一档外国音乐节目？西乐节目很快就办起来了，广受年轻学生欢迎，不久她又推出了电话点唱，令这档节目更是红火。通过电波，西乐发烧友朱曾汶听到了他喜欢的音乐，还有那甜美的京片子，很快他成了这档节目的忠实听众。他有时也会遐想，这位声音如此甜美悦耳的小姐，不知长得怎么样?……
　　没多久，张芝由于不满金都电台老板的作风，又转到亚美麟记电台。亚美麟记是上海100多家私营电台中设备最完善、管理最严格、名气最大的一家，论资排辈仅次于新新玻璃电台，同样的西乐节目也是其最红火的节目。因为有了以前在金都的经验，张芝办那档节目更加得心应手。后来美国华纳电影公司也加入进来，与他们共同合作，推出了幸运号码，即每位听众可申请一个号码，每星期抽奖一次，有十个中奖名额，中奖者可获两张华纳新片的电影票，这样一来，听众就更踊跃了。同时，她和朱曾汶的缘分也悄悄来了。
　　
　　一见钟情
　　
　　1945年朱曾汶刚从大同大学毕业，生性不爱受束缚的他，最讨厌朝九晚五的坐班——好像把一天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给出卖了，所以什么洋行银行的职业他都不喜欢。忽然有一天，消息传来，美国华纳影片公司上海公司要招聘一名宣传助理。华纳公司是美国八大影片公司中的佼佼者，他又最喜欢看好莱坞电影，能进华纳工作正是求之不得。应聘题目是先看一部华纳的电影，然后根据影片内容写一份电影说明书，朱曾汶中英文都了得，这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结果当场就被录取了。
　　他的工作主要是写电影说明书，构思宣传计划，布置橱窗海报，开记者招待会……至今他回忆在华纳的那段时光，是他一生最开心也最丰富多彩的时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由此找到了他的真爱。
　　工作没多久，由于获得好莱坞上司的赏识，朱曾汶就升为华纳电影公司上海公司的宣传经理，拿着高薪坐着高位意味着将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尽力扩大华纳影片的影响。由于爱听西乐，他是亚美麟记电台西乐节目的粉丝，一次他意外发现，他所熟悉的那个甜美的京片子声音居然转到亚美麟记电台来了，这令他对这档节目更加关注。为了扩大华纳影响，他决定在亚美麟记电台的西乐节目栏目内，做一档每晚半小时的“幸运号码”固定节目。就这样他终于见到了美丽声音的主人——张芝。
　　常有人问他，你和张芝当初是谁追谁？曾汶先生总回答：谁也追谁，谁也不追谁。说起来年轻漂亮的张芝在电台工作，粉丝大把，追求她的人也大把，有一个听众甚至费了好大心思把100支美国爱情歌曲的歌名串联成一份情书寄给她，但她却不为所动；曾汶先生出身豪门，英俊倜傥，又在华纳大公司供职，接触女性的机会不少，但他却毫无感觉。问他第一次见到张芝的感觉是什么？他回答：脑子里立刻冒出三个大字：就是她！第一眼见到她，她的美丽大方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深深吸引了他。什么是爱情？白发苍苍的已庆贺钻石婚的朱伯伯体会太深切了：真正的爱情，就是两个人见了一面之后还想再见第二面，说了一句话之后，还想再说第二句，不看不说，就好像心里空落落的！love（爱）这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不能轻易放在嘴上反复讲的；love（爱）这个字应该体现在行动上，而不是挂在舌尖上。朱曾汶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对张芝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但他的一生，每天每时都在兑现这三个字。他说：“我们中国人最讲究一个缘字，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认”，曾汶伯伯和张芝老师两位分别从杭州和北京来到上海，在音乐这个共同点上会合，从此就是长达60多年的不离不弃。
　　虽说他俩或可算得上“一见钟情”，但双方还是经过慎重的交往以加深了解，不冒冒然就决定关系。他说：“我们这代人，将爱情看得很重很神圣，决不会很草率就与异性确定恋爱关系。”
　　那时张芝每个星期都要去华纳拆阅听众来信，并取回中奖者的电影票，无疑也为互相了解提供了很自然的机会。他们这对堪属俊男靓女，去哪都是很瞩目的一对。那时他们常去仙乐斯舞厅跳舞，连那著名的乐队领班罗平都认得他们，一见他们入场，就奏起他们的定情曲《翩翩起舞》（Begin the begun）……
　　恋爱是浪漫的幸福的，但他们双方对婚姻绝对是认真的。如是经过近三年的交往了解，双方家长也见过面，然后就是一辈子的相知相守。
　　
　　甜甜蜜蜜争争执执一辈子
　　
　　通常形容恩爱夫妻，就用一句“一辈子没红过脸”，曾汶先生认为，一辈子没红过脸的婚姻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不幸福的。“试想两个有个性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对事物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怎么可能没意见冲突呢？日常生活中引起争执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小到一只花瓶放的位子，大到对子女教育、夫妇各人的择业取舍，除非一方绝对没有主见没有要求，否则不可能没吵过架。特别像我们两个人，从旧社会走到新社会，经历过私营改造，特别‘文革’十年的生生死死，我们有分歧也有争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爱情，我们完全同心齐力应付生活中各种矛盾和困难，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好日子。真是‘60年一觉上海梦，轻舟已过万重山’。”
　　说起来，张芝和朱曾汶个性差异很大：张芝生性喜动厌静，骑马飞摩托游泳田径样样在行；曾汶却喜欢静，一壶咖啡几张唱片几本书，可以一声不出几个小时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但两人互相尊重对方个性至今，他们连洗手间也是一人一个，互不干扰。不过，曾汶静中有动，与朋友聚会，他的话比谁都多。两人的血型都是B型——开放型的，有众多共同点，如爱好音乐，追求生活情趣……不过嘛，张芝说：“他总归要让我一点。”上海先生大都有这个风度，再加上曾汶如此西化洋派，好修养，自然更会疼惜太太了。
　　1951年美国电影终于全面退出中国市场，曾汶先生在1951年2月去了香港，但人生地不熟，首先是语言方面的障碍，在香港勉强待了三个月，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再加上张芝马上要生孩子了，他下决心又回上海了。回上海后，经过郑重考虑，根据自己个性和特长，他决定放弃公务员的工作，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的自由职业之路。他对英文翻译颇有心得，在华纳公司的六年期间，他已积累了不少翻译的经验，而且也是他的兴趣，他决定朝这个方面发展。此时张芝已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台播音员，她了解丈夫的个性，也尊重丈夫的选择，不过毕竟是自由职业，他每个月的平均稿费收入没有带给他很大的收益，只是给他精神上很大的满足。
　　与此同时，张芝的事业突飞猛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建台初期，普通话播音员为数不多，再加上张芝有一种强烈的翻身感，还挤时间读了夜大学，先天的条件加上后天的努力，使她的业务水准迅速提高，令她获得了领导的赏识和器重，屡屡参加直播外国元首来沪访问，为国内外文艺演出团体报幕，乃至每年“五一”、“国庆”在人民广场观礼台上做现场转播。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成立，张芝被临时借调，成了电视台第一位主持人，也是上海电视台第一条新闻的播出者。
　　就这样，两夫妇一个是事业如日中天，一个是一位低调的默默无闻的无固定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对此，张芝觉得根本不是啥问题。回到家里张芝还是一位体贴的妻子，孝顺婆婆的好媳妇。张芝老师认为，夫妇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谁暂时领先了，谁暂时停滞了，都无所谓，要紧的是两人可以天天相守。张芝老师认为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计较？从前丈夫春风得意时，是拿周薪的，条件优越，他也没有什么一副养家的气势。现在他事业低潮，好在自己还有一份不低的工资，当然义不容辞要拿出全部力量撑起这个家，“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她大咧咧地说，“都尽心为了一个家呀！”不过好景不长，1965年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张芝被调离电台，去中学当语文老师，对此她也不怨不怪，她那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起了很大的作用，学生都很认真听课。
　　张芝老师作为当时的女强人，对家庭充满责任感，50年代后期食物供应紧张，她就动脑筋在一些容易买到的“蹩脚货”上下功夫，尽量做出美味可口的佳肴；她用心学烹饪，别人扔掉的芹菜叶子，她放在开水里灼一下，和胡萝卜豆腐干一起切成细末，加白醋味精糖和盐相拌就成色香味俱全的冷盘了。她中餐西餐都拿得起，问她工作这样忙，哪还有时间心思学这些厨房活，她嫣然一笑：因为我爱他们，我想尽力让他们过得开心一点，过得好一点。
　　改革开放后，春回大地，张芝老师重回电台，曾汶伯伯也精神百倍地埋头翻译学术名著。女儿朱宁不失时机，把握机会，终于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实业家。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60年前，他们的一张结婚照被南京路国际照相馆的店老板放在橱窗里展示，不少路人驻足观望，钦羡不已。但遗憾的是，“文革”中照片全部化为乌有，幸亏当年他们送给香港亲戚的一张还在，亲戚完璧归赵，令他们终于还能保存一张当年的结婚照，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也消除了他们心中一个永远的遗憾。
　　如今苦尽甘来，三代同堂。曾汶先生说：“我觉得我的一生，冥冥之中自有一股力量在呵护我，助我度过种种危难险阻，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我一直在想这股力量是什么？我想这就是我和张芝的相爱相知，我明白无论在什么困境下，张芝会与我共进退。我们永远会一起面对。”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曾汶先生对此颇有感悟，他说：“‘恩爱’两字大家用得多了，但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有词典把恩爱解释为‘夫妻亲热’。我觉得这未免简单化了，亲热可以是恩爱的一部分，但决不是全部。恩爱必须接受时间考验，数十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才是真正的恩爱。所以我把恩爱理解为：互相铭记对方的好处，真情相守直到永远。”
　　曾汶先生对当今在大街上当众单膝下跪求爱，或年轻人聚集高喊我爱你，比赛谁喊得最响这些时尚行为颇有微词。他认为，爱决不是喊出来跪出来的，而是从内心以实际行动表达出来的。他说：“我们的婚姻可以用‘淡如水’三个字来形容，水最平常最普通，却是生命的源泉，缓缓流淌永不停息。”
　　衷心祝福这对幸福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