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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项在被纳入唐朝的羁縻府州体系后，几次迁徙都给党项带来了新的变化，正是在其内迁的进程中，党项借助种种机会步步壮大，而党项与唐的贸易如实反映了这一发展状况。党项第一次内迁后双方以官方贸易为主;而第二次内迁时贸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唐末时期，党项通过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大起义獲得了新的机遇，成为一方藩镇，灵州道沿途的贸易被党项充分利用，促成了党项的进一步强盛。
【关键词】 内迁;贸易;冲突;崛起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1-0082-03
党项在唐朝建立与灭亡的过程中一直存在，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党项的发展与当时的唐朝密切相关，研究党项的崛起壮大不能脱离唐朝对党项的影响和两者间的互动。在唐朝与党项的关系上，许多学者都有过研究成果，经调查研究发现党项贸易的变化与其和唐朝的关系之间存在联系，而以往学者很少将两者放在一起研究，故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化，不当之处，尚望方家斥正。
一、第一次内迁与官方贸易
据《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党项羌与唐的首次交好发生在贞观三年（629），“南会州都督郑元璹遣使诏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而在唐王朝对党项的招抚中，吐谷浑又扮演着重要角色。吐谷浑与唐在唐太宗即位之初就发生了冲突，可汗伏允的一再挑衅引起了太宗的强烈不满，双方战争蓄势待发，而当时弱小的党项处于强大的吐谷浑的压制之下，就其地理位置而言“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可以看出，它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一旦和吐谷浑联合起来，就直接可以东侵唐朝，并且隔断了北方的通道。面对这一状况，刚刚建国的唐朝选择了招谕安抚的策略，也很快取得了效果。党项族首领细封步赖率领所部投诚并共击吐谷浑，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领部落内属，太宗列其地为 崌、奉、岩、远四州，并任命各部首领为刺史，接受唐王朝的庇护。“贞观五年（631），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此时，党项内附的人口数目已经很大，太宗设置了羁縻府管辖。唯有拓跋赤辞部因与吐谷浑联姻，不愿归附，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彦晓谕之，拓跋赤辞在利诱与利益权衡之下选择内属，于是将其地分为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此，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尽为中国之境。而之后，逐渐强大的吐蕃成了唐王朝的主要威胁，贞观末年，吐蕃不断侵扰边境，高宗时期战争尤为频繁，显庆三年（658）吐蕃攻占吐谷浑，咸亨元年（670），唐朝反击吐蕃的大非川之战惨败，仪凤二年（677），唐对吐蕃的青海之战再次惨败。这种情况之下，党项在夹缝中难以生存，上表请求内迁，于是陆续将其部落迁徙到庆州、灵州、胜州等地。西北的党项在天授三年（692）内附，二十万人左右，唐朝将其地划分为十州， 部分散居在灵、夏等地，这一阶段就是党项的第一次大规模内迁。
就党项和唐朝的贸易交往而言，武德九年（626），新罗、龟兹、突厥、高丽、百济、党项并遣使朝贡。这是以朝贡为名义进行的交易行为，除此之外，贞观初，黑党项和雪山党项常常朝贡，献上方物。贞观九年，李靖等率大军进攻吐谷浑，任命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当时朝廷以财货利诱党项当乡导，亲近吐谷浑的党项首领拓跋赤辞则言：“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 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两方达成协议，而李道彦到达之后，看到拓跋赤辞没有防备，趁机袭击，虏走牛羊数千头。此举动惹怒了诸羌，他们阻断了道路，唐军不能过，反而大败，死者数万人。党项一族向来报复心强烈，其自身又不务产业，好为盗窃，李道彦如此做法自然会引起党项的不满。可以看出，唐初党项与唐的贸易关系在这一阶段发展并不充分，朝贡贸易居多，民间贸易尚未展开，并且双方存在贸易冲突。
另一方面，党项的内迁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借此机会党项与大量的中原人产生交集，并且在受到唐朝庇护的情况下，享受唐朝的种种政策。他们或和汉族相邻，或蕃汉杂居，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参与的贸易也有了新变化。“诸互市监掌诸蕃交易马驼驴牛之事。监各一人，从六品下。 丞一人。 正八品下。”这是在官方主持之下在边境之地与少数民族开展的贸易，有政府人员参与其中。除此之外，因为与汉族杂居，私人之间贸易的出现实属正常，但是唐朝对此却是明令禁止，《唐律疏议》中提到越度缘边关塞条曰：“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若取与者，一尺徒二年半，三疋加一等，十五疋加役流;私与禁兵器者，绞;共为婚姻者，流二千里。未入、未成者，各减三等。即因使私有交易者，准盗论。”唐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用法律这种最严格的形式明文禁止汉蕃人民间的交流接触和贸易往来。所以，这一时期党项在与唐朝的贸易关系中处于劣势，由唐王朝主导，受到的限制条件较多，贸易形势也并不明朗。
二、第二次内迁与贸易多样化
党项第一次迁徙后不久，安史之乱（755）就爆发了，唐朝在节节败退中丧失了大片土地，失去了对河西陇右与西域数十州之地的控制，吐蕃和党项常常联合起来攻击正处于弱势的唐王朝，这些民族趁火打劫，掠夺物质财富。面对这一外患，唐王朝选择分而化之，《新唐书》中提道：“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这是党项第二次迁徙的开始。
广德二年（764）九月，归附唐朝的回纥首领仆固怀恩叛变，纠集吐蕃、党项、吐谷浑等数十万众南下，郭子仪奉命讨伐，击退敌人。面对这些部落的反叛不定，郭子仪建议“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为了安抚党项族，厚赏其部落首领;对于和吐蕃来往密切的几支部落，子仪表示：“党项阴结吐蕃为变，可遣使者招慰，芟其反谋，因令进用为庆州刺史，严逻以绝吐蕃往来道。”代宗同意了这一方案。因而为隔离和拆散党项与吐蕃的联系，党项被迁到银州、夏州以北的地区，绥州、延州一带也陆续迁来了大批的党项人。居住在庆州一带的党项被称为东山部，居住在夏州一带的党项被称为平夏部。这是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迁徙后的党项仍旧生活在羁縻府州的体系之下，但是也正因为和中原位置的接近，使其免遭边境战争的摧残，保留了部落力量，为其之后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党项的贸易丰富多彩，这既归因于唐廷的由盛转衰，控制力下降，党项的自主性大大增强，也在于内迁之后党项族逐渐适应了中原人的生产方式，受到中原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熏染，比如大中年间（847-859），南山党项“迫于饥寒，犹行钞掠”，于是下诏“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唐王朝有时甚至处于劣势，不得不借助党项的力量，和党项进行交易，以获得战争物资，挽救江河日下的局面。种种原因让党项在与唐的贸易方面迅速发展，这成了党项崛起的前奏。
这一时期，党项与唐的贸易包括以商贾为中介的交易。贞元三年（787）十二月，唐德宗下令禁止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党项内徙的地区银、灵、夏、绥等是中唐以后朝廷马匹的主要供应地，远近的商贾便携带货物来此地与党项人交换羊和马，而党项则用羊换取弓矢，用好马易铠甲，通过与汉族的交易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为了防止党项的壮大，脱离控制，成为威胁，德宗不得不下此禁令。然而，这也恰巧证明了这样的交易不在少数，所以才能引起朝廷的重视。
与此同时，官方互市贸易还是占主流的一种。贞元三年，德宗问李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占无所用，请发左藏恶，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馀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馀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李泌提出的对策就有一条是用左藏署质量不佳的缯染为彩缬，和党项交易马。
元和十五年（820）十一月，因为内附后的党项族逐渐壮大，依靠农牧混合，不仅繁荣富裕，而且远近商贾都赍缯货入贸羊马，便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专门与其贸易。此外，还有记载“长庆二年（822），党项羌有以羊马来市者，必先遗帅守，从皆不受，抚谕遣之。因而群羌不敢为盗。这些都表明了官方互市是十分发达的，唐廷的缯绢等物资和党项的马匹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贸易模式，这项贸易在唐朝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民间的自由贸易是比较受限制的，唐代一直有种种禁令对贸易的产品、贸易的地点等加以限制，武器则是始终被严加管理、禁止流通到异族，《唐律疏议》中对互市、蕃汉贸易有明确的制度规范。其实，从唐太宗即位开始就对民间贸易加以管理约束，这些规定被唐代帝王反复强调，玄宗、德宗、宣宗等都不断下令要求，这证明了民间贸易的不可控性、反复性、便利性，尤其是党项这样内迁杂居的部落，其与汉族的私下交易更是防不胜防，一旦唐朝的管辖力度不够，就会再次滋生，安史之乱后就陷入了这种状况。
当然，有贸易也就有纷争，贸易摩擦和贸易矛盾必不可免。贞元十五年（799）二月，六州党项自石州奔过河西。究其原因，在于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扰其部落，不断找借口向党项索取骆驼，唐朝的使臣对此事持默认态度，导致党项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过河。吐蕃与唐朝贸易频繁，结果在太和、开成之际，籓镇统领贪婪无止，强行和党项交易羊马，摒弃交易原则强买强卖，因而党项族不愿忍受这种生活，相继为盗，阻断交通。这些都是党项与唐或者党项与其他民族之间产生的贸易纠纷，唐作为党项的庇护者，本来应该作为调停者，但是唐后期藩镇坐大，唐廷无力管辖，边将对党项部落所产牲畜的强取豪夺和欺诈贱买，党项族反叛报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唐中央也难以管制。杜佑曾对这种状况揭露：“觉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缓。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怨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化或与西戎寇边。”唐将的欺压、党项的掠夺与唐廷的虚弱和苟且都是造成贸易矛盾的原因。
三、唐末党项的强大与灵州道贸易
不断内迁的党项虽然接受了唐朝的羁縻统治，但随着唐王朝实力的下降，羁縻府州的控制力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唐王朝任命部落首领为世袭都督、刺史管理党项内部事务，在唐政府弱势的情况下，自然党项的自由度扩大，党项部落首领既拥有名义上的行政权，也在实际事务中独立管理的程度越来越大。此时的吐蕃正在逐渐衰落，和唐持久的战争以及内部叛乱越来越严重，导致吐蕃动荡，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不再对唐王朝构成威胁，而唐王朝和吐蕃的衰弱却促成了党项的崛起。
晚唐，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使唐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已无力对党项维持羁縻府州制度。各党项原羁縻府州实力大增，其中拓跋部发展最快。中和元年（881）黄巢大起义声势浩荡，攻入长安，无力抵抗的唐廷不得不向地方上的民族武装、边塞节度使们发出借师助剿的号召。拓跋部落首领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被唐任命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
中和四年（884），拓跋思恭又晋爵夏国公，复赐李姓，拜夏州节度使，这意味着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称雄一方的藩镇。中央一统的权力已经丧失，中原王朝对地方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控制力极度减弱，因此地方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边地各族势力也不受限制地膨胀。党项的势力不断扩大，雄踞西北。在其割据的范围内，拓跋部贵族，享有征收赋税，任免官吏的特权，党项拓跋部虽未称国，却已经是现实中的王国。
这一时期党项贸易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提升发生了新的变化。唐代宗时期，由于担心吐蕃与党项部落联合而构成威胁，再加上党项在灵州常常造成阻碍，就采纳了驻在灵州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建议，将散居于灵州、盐州、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再次迁徙到银州、夏州一带居住。
唐末，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升任夏州节度使，晚唐时期由于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丝绸之路主要由灵州道通向西域，连接中西方贸易。而党项族就占据了大好的地理优势，他们与散居在灵州的党项联合起来，深刻影响着灵州道上的贸易。后唐明宗曾下令在沿边地区的灵州设置互市机构开展贸易，党项族有大量的马匹，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原所需要的，于是党项诸部落争相来到这里以马牛对外进行交易，其收入成为党项部落重要的财政支柱。马匹、羊、牛、骆驼等牲畜的养殖为党项的对外贸易创造了机会，党项用这些牲畜同中原王朝、其他民族交换商品，促进自身经济结构的完整化。除此之外，在灵州附近的盐池十分出名，党项人便利用盐换取粮食等其他所需产品，他们通过贸易增强经济实力，购买武器，逐步壮大。唐末五代时期的党项人虽表面臣服于中原各政权，但仍旧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所以能借此机会迅速发展，最终立国。
四、结语
党项崛起与唐代局势的变化密不可分，当党项成为唐朝羁縻州体系的一部分后，其与唐朝的关系就变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唐廷强盛之时，党项依托于此求得生存机会;而当唐廷衰弱之时，党项的羁縻体系就会变得松散，党项更能借此机遇发展。
此外，唐朝对周边民族的战争主要集中在吐蕃，而吐蕃与唐的博弈又为党项赢得了生存空间，党项往往顺势而动，既能在唐王朝方面争取利益，又能受到吐蕃的拉拢。这种形势下，党项的对外贸易逐步繁荣，这种贸易又为党项提供了生活物资、武器力量，为后来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党项的内迁与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的角度探讨党项的崛起，有利于把握党项建国的关键性因素，在双方的互动关系中探索党项发展的规律，促进党项、西夏建国史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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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阮鑫，女，汉族，陕西商洛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18级中国史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方向。
【关键词】 内迁;贸易;冲突;崛起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1-0082-03
党项在唐朝建立与灭亡的过程中一直存在，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党项的发展与当时的唐朝密切相关，研究党项的崛起壮大不能脱离唐朝对党项的影响和两者间的互动。在唐朝与党项的关系上，许多学者都有过研究成果，经调查研究发现党项贸易的变化与其和唐朝的关系之间存在联系，而以往学者很少将两者放在一起研究，故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化，不当之处，尚望方家斥正。
一、第一次内迁与官方贸易
据《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党项羌与唐的首次交好发生在贞观三年（629），“南会州都督郑元璹遣使诏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而在唐王朝对党项的招抚中，吐谷浑又扮演着重要角色。吐谷浑与唐在唐太宗即位之初就发生了冲突，可汗伏允的一再挑衅引起了太宗的强烈不满，双方战争蓄势待发，而当时弱小的党项处于强大的吐谷浑的压制之下，就其地理位置而言“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可以看出，它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一旦和吐谷浑联合起来，就直接可以东侵唐朝，并且隔断了北方的通道。面对这一状况，刚刚建国的唐朝选择了招谕安抚的策略，也很快取得了效果。党项族首领细封步赖率领所部投诚并共击吐谷浑，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领部落内属，太宗列其地为 崌、奉、岩、远四州，并任命各部首领为刺史，接受唐王朝的庇护。“贞观五年（631），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此时，党项内附的人口数目已经很大，太宗设置了羁縻府管辖。唯有拓跋赤辞部因与吐谷浑联姻，不愿归附，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彦晓谕之，拓跋赤辞在利诱与利益权衡之下选择内属，于是将其地分为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此，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尽为中国之境。而之后，逐渐强大的吐蕃成了唐王朝的主要威胁，贞观末年，吐蕃不断侵扰边境，高宗时期战争尤为频繁，显庆三年（658）吐蕃攻占吐谷浑，咸亨元年（670），唐朝反击吐蕃的大非川之战惨败，仪凤二年（677），唐对吐蕃的青海之战再次惨败。这种情况之下，党项在夹缝中难以生存，上表请求内迁，于是陆续将其部落迁徙到庆州、灵州、胜州等地。西北的党项在天授三年（692）内附，二十万人左右，唐朝将其地划分为十州， 部分散居在灵、夏等地，这一阶段就是党项的第一次大规模内迁。
就党项和唐朝的贸易交往而言，武德九年（626），新罗、龟兹、突厥、高丽、百济、党项并遣使朝贡。这是以朝贡为名义进行的交易行为，除此之外，贞观初，黑党项和雪山党项常常朝贡，献上方物。贞观九年，李靖等率大军进攻吐谷浑，任命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当时朝廷以财货利诱党项当乡导，亲近吐谷浑的党项首领拓跋赤辞则言：“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 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两方达成协议，而李道彦到达之后，看到拓跋赤辞没有防备，趁机袭击，虏走牛羊数千头。此举动惹怒了诸羌，他们阻断了道路，唐军不能过，反而大败，死者数万人。党项一族向来报复心强烈，其自身又不务产业，好为盗窃，李道彦如此做法自然会引起党项的不满。可以看出，唐初党项与唐的贸易关系在这一阶段发展并不充分，朝贡贸易居多，民间贸易尚未展开，并且双方存在贸易冲突。
另一方面，党项的内迁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借此机会党项与大量的中原人产生交集，并且在受到唐朝庇护的情况下，享受唐朝的种种政策。他们或和汉族相邻，或蕃汉杂居，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参与的贸易也有了新变化。“诸互市监掌诸蕃交易马驼驴牛之事。监各一人，从六品下。 丞一人。 正八品下。”这是在官方主持之下在边境之地与少数民族开展的贸易，有政府人员参与其中。除此之外，因为与汉族杂居，私人之间贸易的出现实属正常，但是唐朝对此却是明令禁止，《唐律疏议》中提到越度缘边关塞条曰：“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若取与者，一尺徒二年半，三疋加一等，十五疋加役流;私与禁兵器者，绞;共为婚姻者，流二千里。未入、未成者，各减三等。即因使私有交易者，准盗论。”唐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用法律这种最严格的形式明文禁止汉蕃人民间的交流接触和贸易往来。所以，这一时期党项在与唐朝的贸易关系中处于劣势，由唐王朝主导，受到的限制条件较多，贸易形势也并不明朗。
二、第二次内迁与贸易多样化
党项第一次迁徙后不久，安史之乱（755）就爆发了，唐朝在节节败退中丧失了大片土地，失去了对河西陇右与西域数十州之地的控制，吐蕃和党项常常联合起来攻击正处于弱势的唐王朝，这些民族趁火打劫，掠夺物质财富。面对这一外患，唐王朝选择分而化之，《新唐书》中提道：“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这是党项第二次迁徙的开始。
广德二年（764）九月，归附唐朝的回纥首领仆固怀恩叛变，纠集吐蕃、党项、吐谷浑等数十万众南下，郭子仪奉命讨伐，击退敌人。面对这些部落的反叛不定，郭子仪建议“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为了安抚党项族，厚赏其部落首领;对于和吐蕃来往密切的几支部落，子仪表示：“党项阴结吐蕃为变，可遣使者招慰，芟其反谋，因令进用为庆州刺史，严逻以绝吐蕃往来道。”代宗同意了这一方案。因而为隔离和拆散党项与吐蕃的联系，党项被迁到银州、夏州以北的地区，绥州、延州一带也陆续迁来了大批的党项人。居住在庆州一带的党项被称为东山部，居住在夏州一带的党项被称为平夏部。这是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迁徙后的党项仍旧生活在羁縻府州的体系之下，但是也正因为和中原位置的接近，使其免遭边境战争的摧残，保留了部落力量，为其之后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党项的贸易丰富多彩，这既归因于唐廷的由盛转衰，控制力下降，党项的自主性大大增强，也在于内迁之后党项族逐渐适应了中原人的生产方式，受到中原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熏染，比如大中年间（847-859），南山党项“迫于饥寒，犹行钞掠”，于是下诏“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唐王朝有时甚至处于劣势，不得不借助党项的力量，和党项进行交易，以获得战争物资，挽救江河日下的局面。种种原因让党项在与唐的贸易方面迅速发展，这成了党项崛起的前奏。
这一时期，党项与唐的贸易包括以商贾为中介的交易。贞元三年（787）十二月，唐德宗下令禁止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党项内徙的地区银、灵、夏、绥等是中唐以后朝廷马匹的主要供应地，远近的商贾便携带货物来此地与党项人交换羊和马，而党项则用羊换取弓矢，用好马易铠甲，通过与汉族的交易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为了防止党项的壮大，脱离控制，成为威胁，德宗不得不下此禁令。然而，这也恰巧证明了这样的交易不在少数，所以才能引起朝廷的重视。
与此同时，官方互市贸易还是占主流的一种。贞元三年，德宗问李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占无所用，请发左藏恶，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馀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馀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李泌提出的对策就有一条是用左藏署质量不佳的缯染为彩缬，和党项交易马。
元和十五年（820）十一月，因为内附后的党项族逐渐壮大，依靠农牧混合，不仅繁荣富裕，而且远近商贾都赍缯货入贸羊马，便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专门与其贸易。此外，还有记载“长庆二年（822），党项羌有以羊马来市者，必先遗帅守，从皆不受，抚谕遣之。因而群羌不敢为盗。这些都表明了官方互市是十分发达的，唐廷的缯绢等物资和党项的马匹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贸易模式，这项贸易在唐朝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民间的自由贸易是比较受限制的，唐代一直有种种禁令对贸易的产品、贸易的地点等加以限制，武器则是始终被严加管理、禁止流通到异族，《唐律疏议》中对互市、蕃汉贸易有明确的制度规范。其实，从唐太宗即位开始就对民间贸易加以管理约束，这些规定被唐代帝王反复强调，玄宗、德宗、宣宗等都不断下令要求，这证明了民间贸易的不可控性、反复性、便利性，尤其是党项这样内迁杂居的部落，其与汉族的私下交易更是防不胜防，一旦唐朝的管辖力度不够，就会再次滋生，安史之乱后就陷入了这种状况。
当然，有贸易也就有纷争，贸易摩擦和贸易矛盾必不可免。贞元十五年（799）二月，六州党项自石州奔过河西。究其原因，在于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扰其部落，不断找借口向党项索取骆驼，唐朝的使臣对此事持默认态度，导致党项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过河。吐蕃与唐朝贸易频繁，结果在太和、开成之际，籓镇统领贪婪无止，强行和党项交易羊马，摒弃交易原则强买强卖，因而党项族不愿忍受这种生活，相继为盗，阻断交通。这些都是党项与唐或者党项与其他民族之间产生的贸易纠纷，唐作为党项的庇护者，本来应该作为调停者，但是唐后期藩镇坐大，唐廷无力管辖，边将对党项部落所产牲畜的强取豪夺和欺诈贱买，党项族反叛报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唐中央也难以管制。杜佑曾对这种状况揭露：“觉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缓。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怨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化或与西戎寇边。”唐将的欺压、党项的掠夺与唐廷的虚弱和苟且都是造成贸易矛盾的原因。
三、唐末党项的强大与灵州道贸易
不断内迁的党项虽然接受了唐朝的羁縻统治，但随着唐王朝实力的下降，羁縻府州的控制力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唐王朝任命部落首领为世袭都督、刺史管理党项内部事务，在唐政府弱势的情况下，自然党项的自由度扩大，党项部落首领既拥有名义上的行政权，也在实际事务中独立管理的程度越来越大。此时的吐蕃正在逐渐衰落，和唐持久的战争以及内部叛乱越来越严重，导致吐蕃动荡，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不再对唐王朝构成威胁，而唐王朝和吐蕃的衰弱却促成了党项的崛起。
晚唐，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使唐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已无力对党项维持羁縻府州制度。各党项原羁縻府州实力大增，其中拓跋部发展最快。中和元年（881）黄巢大起义声势浩荡，攻入长安，无力抵抗的唐廷不得不向地方上的民族武装、边塞节度使们发出借师助剿的号召。拓跋部落首领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被唐任命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
中和四年（884），拓跋思恭又晋爵夏国公，复赐李姓，拜夏州节度使，这意味着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称雄一方的藩镇。中央一统的权力已经丧失，中原王朝对地方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控制力极度减弱，因此地方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边地各族势力也不受限制地膨胀。党项的势力不断扩大，雄踞西北。在其割据的范围内，拓跋部贵族，享有征收赋税，任免官吏的特权，党项拓跋部虽未称国，却已经是现实中的王国。
这一时期党项贸易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提升发生了新的变化。唐代宗时期，由于担心吐蕃与党项部落联合而构成威胁，再加上党项在灵州常常造成阻碍，就采纳了驻在灵州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建议，将散居于灵州、盐州、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再次迁徙到银州、夏州一带居住。
唐末，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升任夏州节度使，晚唐时期由于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丝绸之路主要由灵州道通向西域，连接中西方贸易。而党项族就占据了大好的地理优势，他们与散居在灵州的党项联合起来，深刻影响着灵州道上的贸易。后唐明宗曾下令在沿边地区的灵州设置互市机构开展贸易，党项族有大量的马匹，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原所需要的，于是党项诸部落争相来到这里以马牛对外进行交易，其收入成为党项部落重要的财政支柱。马匹、羊、牛、骆驼等牲畜的养殖为党项的对外贸易创造了机会，党项用这些牲畜同中原王朝、其他民族交换商品，促进自身经济结构的完整化。除此之外，在灵州附近的盐池十分出名，党项人便利用盐换取粮食等其他所需产品，他们通过贸易增强经济实力，购买武器，逐步壮大。唐末五代时期的党项人虽表面臣服于中原各政权，但仍旧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所以能借此机会迅速发展，最终立国。
四、结语
党项崛起与唐代局势的变化密不可分，当党项成为唐朝羁縻州体系的一部分后，其与唐朝的关系就变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唐廷强盛之时，党项依托于此求得生存机会;而当唐廷衰弱之时，党项的羁縻体系就会变得松散，党项更能借此机遇发展。
此外，唐朝对周边民族的战争主要集中在吐蕃，而吐蕃与唐的博弈又为党项赢得了生存空间，党项往往顺势而动，既能在唐王朝方面争取利益，又能受到吐蕃的拉拢。这种形势下，党项的对外贸易逐步繁荣，这种贸易又为党项提供了生活物资、武器力量，为后来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党项的内迁与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的角度探讨党项的崛起，有利于把握党项建国的关键性因素，在双方的互动关系中探索党项发展的规律，促进党项、西夏建国史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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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阮鑫，女，汉族，陕西商洛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18级中国史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