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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蔡畅自青年时代就投身中国革命，致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任全国妇联主席近30年，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有力推动着全国妇女运动的快速发展。在国际进步妇女运动中，极具个人魅力的蔡畅，倡导和平相处，交朋友促友谊，在与世界各国妇女的交流与合作中，为新中国外交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青少年时期的蔡畅，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影响，积极参加了湖南的五四运动。之后随母亲葛健豪、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入蒙达尼公学（预备学校）。留法期间，蔡畅等新民学会女会员一面苦学法语以求生存，一面积极参加要求北京政府资助留法生、扩大资助留法生数量的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1年2月在里昂爆发的“二八运动”。在运动中，蔡畅等女学生在“要读书权”“要生存权”的口号声中勇敢地走在队伍前面，与驻法公使陈箓说理斗争，争取自身权益。回到蒙达尼后，深有感触的蔡畅与胡慕昭、向警予等12位女生，组成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国内女界公开信，明确提出：“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主要运动之一。”要求国内重视给予女子读书的权利，呼吁中国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扩招女生。7月20日至26日，《大公报》（长沙版）连载了蔡畅、向警予、熊季光等12人签名的《致女界全体书》；7月30日和31日，北京《晨报》以《留法女生对海外大学之要求》为题连载这封公开信，引起舆论反响。
新民学会重视女性、积极吸收女子入会及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政治活动，深刻改变了蔡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的蔡畅，初步形成了男女平等、女性参政议政的思想。在法国，蔡畅对于社会改造的一些思想逐步变化，由此前强调以教育入手提高女性素质的改造方法，逐步演变到通过革命改造旧体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男女平权问题。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她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倡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1924年底，蔡畅和李富春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安排下启程赴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在苏联，蔡畅努力学习和领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中国妇女若求彻底的解放，只有团结起来，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在苏联，蔡畅时常深入工厂、农村，同女工、农妇聊天，了解她们的工作、生活；到幼儿园参观访问，了解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情况，为之后领导中国妇女运动打下了基础。
蔡畅深知，只有通过培养妇女运动骨干，才能把宣传女性解放观念、鼓励女性参加大革命落在实处。1925年蔡畅被党组织调回国内，在广州参加北伐战争的动员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书记、书记等职，还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任干事兼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1925年底至1926年初，蔡畅委托陈铁军等利用中山大学的教室，为妇女解放协会举办了一个不脱产的妇女运动讲习班。蔡畅不仅管理讲习班，还亲自给学员上课。讲习班每晚上课，面向有解放意识的广州女工、女学生和家庭妇女，宣传革命道理；讲述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党左、右派间斗争；同时也讲述开展妇女工作的方法。学习班每期两个月，先后办了两期，共培训156人。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举办了一个妇女运动讲习所。何香凝任所长，蔡畅任教务主任。讲习所的学员都是从各地选送来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讲习所的学习是全日制，半年一期，主要讲授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同时也讲政治理论、工运、学运、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在蔡畅邀请下，一些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如邓中夏、恽代英、阮啸仙、萧楚女、刘尔崧、杨殷等，都为讲习所学员讲过课。蔡畅亲自讲授政治常识和社会发展史。学员毕业后都回到原地区领导当地的妇女运动，中国妇女运动的火种由此播撒开来。
1932年初，蔡畅被党组织调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1932年至1933年，蔡畅在江西博生县举办了两期妇女训练班。训练班集中训练各县的乡村妇女干部，每期100人，学习文化、政治、军事等。经过训练，全省16个县27名妇女干部被选拔到县一级机关担任了领导职务，一批妇女干部当上了乡主席，仅兴国一个县就有20多名女性乡主席。到延安后，蔡畅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工作科工作，更加关心妇女干部的培训，经常步行到中央党校了解女干部培训和学习情况。
蔡畅还积极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实践，以支援前线作战。由于青壮男劳力多数参军了，农田需要耕种，乡村需要管理，动员女性参与劳动是十分必要的。苏维埃时期，蔡畅动员妇女说：“红军在前线打仗，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红色政权，让人民永远过好日子。如果我们不把生产搞上去，前方没有给养就不能打仗。”当时，江西农村有一种迷信说法：“妇女犁田耙地，要遭雷公打的”。蔡畅于是親自示范，带动妇女犁田耙地，打破迷信，各县组织起妇女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田合作社等生产组织。妇女参与农业生产和乡村管理，不仅保障了基本生活所需，也有力支持了前线作战，还提高了社会地位。
抗战时期，根据地妇女工作的重心仍然应该是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支持军队作战。1941年，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蔡畅，深入延安各地，对妇女工作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1943年2月26日，此文件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简称“四三决定”。在充分肯定妇女工作的成绩后，“四三决定”特别强调要对妇女工作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要了解女性的特点，要实事求是地安排工作。“四三决定”指出：“妇女干部要消除轻视经济、生产工作的错误观点，必须了解生产不仅是根据地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而且妇女工作者要密切与巩固和农村群众联系，只有从深入农村中去组织妇女生产，解决其生产困难，增加其经济利益着手”。只有关照到妇女生理特点、把家庭事务与生产计划相结合，实事求是，才能真正组织妇女、领导妇女工作。“四三决定”成为中国妇运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件。
1949年3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蔡畅当选首届主席，此后，蔡畅连任全国妇联第二、三届主席和第四届的名誉主席，长期领导新中国妇女运动。
→ 1933年9月21日，《红色中华》刊载蔡畅文章《经济动员中的女战斗员》。
新中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财经状况好转。为响应中央号召，蔡畅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妇运方针，把妇女运动与这一时期国家中心任务紧密结合。1950年8月，蔡畅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女工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工会女工部要把“面向生产，组织女工参加生产竞赛，保护女工的特殊利益，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要求各级女工部要配合妇联和有关部门，设法提高女工生产技能，帮助女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开展女工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管理企业的教育。9月，蔡畅又主持召开了全国民主妇联第一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再次重申城市妇女工作以生产为中心的妇运方针，各级妇联要发动组织女工、员工家属和其他劳动妇女、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此后，城市女职工人数不断增加，在不同岗位上为争取国民经济情况好转作出了贡献。
全国民主妇联也十分注重调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在新解放区，组织妇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保障妇女不但有土地权，还有土地处理权。在完成土改的老解放区，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帮助她们掌握多种技术，还组织妇女发展农村副业，开展多种经营。
蔡畅重视在生产活动中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在1949年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蔡畅指出：“女工得病者一般多于男工，特别是得妇科病的很多，据大连十五个单位统计，九百六十七个有病的女工，其中妇科病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五，安东胶厂四月份统计女工得妇科病的占女工病人百分之三十，占全厂男女病人百分之二十。”在农村开展的生产运动中，部分干部简单地认为“把妇女弄到地里”，就是发动了生产，不注意照顾其家庭利益，不考虑妇女特殊情况，导致妇女生产情绪不高，连男性农民也反对。蔡畅为此提出，城市妇女如疾病严重，除由厂方治疗外，尽量发动工人互助储蓄或在工人之间提倡互助，临时调换轻便工作。农村的情况由干部分别了解情况，采取针对措施对症下药，解决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对某些城市妇女因小孩牵累不能参加生产的，可采取由厂方、工人福利金及母亲三方面共同负担托儿经费，设立专人管理等措施，“至少做到孩子有人看，有饭吃，有水喝，注意些卫生，预防疾病”；农村可采取一些由互助组中老人代看孩子，妇女按时回家哺乳和提前回家做饭。这样解决了劳动妇女的后顾之忧，激发了妇女工作的热情。蔡畅对各级工会和生产领导者说，“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克服歧视、轻视妇女的观点”，“在发展劳动者福利事业时，必须倾听女职工、职工家属们的意见，充分关心妇女儿童的生活福利”。
在蔡畅看来，新中国妇女参加劳动，不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家务劳动也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进而改变传统家庭观念，保障妇女实际利益，提高妇女地位，这是一个生产与妇女地位间良性互动的过程，效果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年，全国有70%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城市女职工达到328.6万人，与1949年相比，增加了4.5倍。这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将妇女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的状况，使妇女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
→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蔡畅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
中国共产党始终提倡男女平等，把妇女解放作为奋斗目标之一。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婦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蔡畅指出，《婚姻法》的颁布，“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制度的改革”，“它打碎了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推翻了旧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统治，对于妇女解放，更具有重大意义。”在《婚姻法》的贯彻执行上，蔡畅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加强干部的思想政策教育，特别是区、村干部方面。“干部能否正确掌握婚姻政策，是贯彻实行婚姻法的重要关键，所以在干部中间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婚姻法，肃清其本身对待婚姻问题的错误思想。”二是深入群众宣传《婚姻法》。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利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如座谈会，各种代表会，夜校，冬学，民教馆以及各种民间文艺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宣传。三是各有关团体要尽力协助政府贯彻《婚姻法》。由于婚姻问题与青年妇女权益关系密切，妇女团体要协助各地民政、司法机关，特别是区、村干部，要正确地处理《婚姻法》实施中发生的案件。蔡畅还批判了男尊女卑思想，提出建设新的婚姻家庭观，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新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是有社会意义的”。
→ 1949年12月，蔡畅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开幕式上致词。
蔡畅一贯身体力行引导妇女参政议政，尤其注重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和使用。1949年全国民主妇联成立后，蔡畅倡导并创办了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后几经更名，现为中华女子学院），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蔡畅呼吁各部门、各条战线都要重视和培养妇女干部。1950年，蔡畅在全国第一次女工工作会议上强调：“继续巩固工会基层组织，注意发展妇女会员，培养妇女劳模和女工干部。”1951年4月，蔡畅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指出，为了便于我党扩大和加强与劳动妇女的联系，应“发展一定数量具备党员条件的女工入党”，“也希望能发展一些具备党员条件的劳动农妇入党，以促进妇女工作的开展”。“女干部的提高主要靠她们自己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党委有意识地培养、提拔和适当的帮助，才能有效。”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蔡畅以《积极培养和提拔更多更好的女干部》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她认为妇女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应更大胆地培养和使用女干部，以适应国家建设的发展速度。
引领中国妇女解放潮流
青少年时期的蔡畅，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影响，积极参加了湖南的五四运动。之后随母亲葛健豪、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入蒙达尼公学（预备学校）。留法期间，蔡畅等新民学会女会员一面苦学法语以求生存，一面积极参加要求北京政府资助留法生、扩大资助留法生数量的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1年2月在里昂爆发的“二八运动”。在运动中，蔡畅等女学生在“要读书权”“要生存权”的口号声中勇敢地走在队伍前面，与驻法公使陈箓说理斗争，争取自身权益。回到蒙达尼后，深有感触的蔡畅与胡慕昭、向警予等12位女生，组成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国内女界公开信，明确提出：“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主要运动之一。”要求国内重视给予女子读书的权利，呼吁中国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扩招女生。7月20日至26日，《大公报》（长沙版）连载了蔡畅、向警予、熊季光等12人签名的《致女界全体书》；7月30日和31日，北京《晨报》以《留法女生对海外大学之要求》为题连载这封公开信，引起舆论反响。
新民学会重视女性、积极吸收女子入会及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政治活动，深刻改变了蔡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的蔡畅，初步形成了男女平等、女性参政议政的思想。在法国，蔡畅对于社会改造的一些思想逐步变化，由此前强调以教育入手提高女性素质的改造方法，逐步演变到通过革命改造旧体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男女平权问题。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她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倡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1924年底，蔡畅和李富春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安排下启程赴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在苏联，蔡畅努力学习和领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中国妇女若求彻底的解放，只有团结起来，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在苏联，蔡畅时常深入工厂、农村，同女工、农妇聊天，了解她们的工作、生活；到幼儿园参观访问，了解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情况，为之后领导中国妇女运动打下了基础。
蔡畅深知，只有通过培养妇女运动骨干，才能把宣传女性解放观念、鼓励女性参加大革命落在实处。1925年蔡畅被党组织调回国内，在广州参加北伐战争的动员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书记、书记等职，还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任干事兼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1925年底至1926年初，蔡畅委托陈铁军等利用中山大学的教室，为妇女解放协会举办了一个不脱产的妇女运动讲习班。蔡畅不仅管理讲习班，还亲自给学员上课。讲习班每晚上课，面向有解放意识的广州女工、女学生和家庭妇女，宣传革命道理；讲述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党左、右派间斗争；同时也讲述开展妇女工作的方法。学习班每期两个月，先后办了两期，共培训156人。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举办了一个妇女运动讲习所。何香凝任所长，蔡畅任教务主任。讲习所的学员都是从各地选送来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讲习所的学习是全日制，半年一期，主要讲授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同时也讲政治理论、工运、学运、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在蔡畅邀请下，一些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如邓中夏、恽代英、阮啸仙、萧楚女、刘尔崧、杨殷等，都为讲习所学员讲过课。蔡畅亲自讲授政治常识和社会发展史。学员毕业后都回到原地区领导当地的妇女运动，中国妇女运动的火种由此播撒开来。
1932年初，蔡畅被党组织调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1932年至1933年，蔡畅在江西博生县举办了两期妇女训练班。训练班集中训练各县的乡村妇女干部，每期100人，学习文化、政治、军事等。经过训练，全省16个县27名妇女干部被选拔到县一级机关担任了领导职务，一批妇女干部当上了乡主席，仅兴国一个县就有20多名女性乡主席。到延安后，蔡畅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工作科工作，更加关心妇女干部的培训，经常步行到中央党校了解女干部培训和学习情况。
蔡畅还积极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实践，以支援前线作战。由于青壮男劳力多数参军了，农田需要耕种，乡村需要管理，动员女性参与劳动是十分必要的。苏维埃时期，蔡畅动员妇女说：“红军在前线打仗，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红色政权，让人民永远过好日子。如果我们不把生产搞上去，前方没有给养就不能打仗。”当时，江西农村有一种迷信说法：“妇女犁田耙地，要遭雷公打的”。蔡畅于是親自示范，带动妇女犁田耙地，打破迷信，各县组织起妇女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田合作社等生产组织。妇女参与农业生产和乡村管理，不仅保障了基本生活所需，也有力支持了前线作战，还提高了社会地位。
抗战时期，根据地妇女工作的重心仍然应该是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支持军队作战。1941年，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蔡畅，深入延安各地，对妇女工作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1943年2月26日，此文件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简称“四三决定”。在充分肯定妇女工作的成绩后，“四三决定”特别强调要对妇女工作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要了解女性的特点，要实事求是地安排工作。“四三决定”指出：“妇女干部要消除轻视经济、生产工作的错误观点，必须了解生产不仅是根据地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而且妇女工作者要密切与巩固和农村群众联系，只有从深入农村中去组织妇女生产，解决其生产困难，增加其经济利益着手”。只有关照到妇女生理特点、把家庭事务与生产计划相结合，实事求是，才能真正组织妇女、领导妇女工作。“四三决定”成为中国妇运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件。
领导新中国妇女运动
1949年3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蔡畅当选首届主席，此后，蔡畅连任全国妇联第二、三届主席和第四届的名誉主席，长期领导新中国妇女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财经状况好转。为响应中央号召，蔡畅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妇运方针，把妇女运动与这一时期国家中心任务紧密结合。1950年8月，蔡畅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女工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工会女工部要把“面向生产，组织女工参加生产竞赛，保护女工的特殊利益，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要求各级女工部要配合妇联和有关部门，设法提高女工生产技能，帮助女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开展女工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管理企业的教育。9月，蔡畅又主持召开了全国民主妇联第一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再次重申城市妇女工作以生产为中心的妇运方针，各级妇联要发动组织女工、员工家属和其他劳动妇女、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此后，城市女职工人数不断增加，在不同岗位上为争取国民经济情况好转作出了贡献。
全国民主妇联也十分注重调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在新解放区，组织妇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保障妇女不但有土地权，还有土地处理权。在完成土改的老解放区，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帮助她们掌握多种技术，还组织妇女发展农村副业，开展多种经营。
蔡畅重视在生产活动中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在1949年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蔡畅指出：“女工得病者一般多于男工，特别是得妇科病的很多，据大连十五个单位统计，九百六十七个有病的女工，其中妇科病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五，安东胶厂四月份统计女工得妇科病的占女工病人百分之三十，占全厂男女病人百分之二十。”在农村开展的生产运动中，部分干部简单地认为“把妇女弄到地里”，就是发动了生产，不注意照顾其家庭利益，不考虑妇女特殊情况，导致妇女生产情绪不高，连男性农民也反对。蔡畅为此提出，城市妇女如疾病严重，除由厂方治疗外，尽量发动工人互助储蓄或在工人之间提倡互助，临时调换轻便工作。农村的情况由干部分别了解情况，采取针对措施对症下药，解决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对某些城市妇女因小孩牵累不能参加生产的，可采取由厂方、工人福利金及母亲三方面共同负担托儿经费，设立专人管理等措施，“至少做到孩子有人看，有饭吃，有水喝，注意些卫生，预防疾病”；农村可采取一些由互助组中老人代看孩子，妇女按时回家哺乳和提前回家做饭。这样解决了劳动妇女的后顾之忧，激发了妇女工作的热情。蔡畅对各级工会和生产领导者说，“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克服歧视、轻视妇女的观点”，“在发展劳动者福利事业时，必须倾听女职工、职工家属们的意见，充分关心妇女儿童的生活福利”。
在蔡畅看来，新中国妇女参加劳动，不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家务劳动也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进而改变传统家庭观念，保障妇女实际利益，提高妇女地位，这是一个生产与妇女地位间良性互动的过程，效果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年，全国有70%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城市女职工达到328.6万人，与1949年相比，增加了4.5倍。这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将妇女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的状况，使妇女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
中国共产党始终提倡男女平等，把妇女解放作为奋斗目标之一。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婦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蔡畅指出，《婚姻法》的颁布，“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制度的改革”，“它打碎了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推翻了旧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统治，对于妇女解放，更具有重大意义。”在《婚姻法》的贯彻执行上，蔡畅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加强干部的思想政策教育，特别是区、村干部方面。“干部能否正确掌握婚姻政策，是贯彻实行婚姻法的重要关键，所以在干部中间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婚姻法，肃清其本身对待婚姻问题的错误思想。”二是深入群众宣传《婚姻法》。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利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如座谈会，各种代表会，夜校，冬学，民教馆以及各种民间文艺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宣传。三是各有关团体要尽力协助政府贯彻《婚姻法》。由于婚姻问题与青年妇女权益关系密切，妇女团体要协助各地民政、司法机关，特别是区、村干部，要正确地处理《婚姻法》实施中发生的案件。蔡畅还批判了男尊女卑思想，提出建设新的婚姻家庭观，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新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是有社会意义的”。
蔡畅一贯身体力行引导妇女参政议政，尤其注重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和使用。1949年全国民主妇联成立后，蔡畅倡导并创办了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后几经更名，现为中华女子学院），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蔡畅呼吁各部门、各条战线都要重视和培养妇女干部。1950年，蔡畅在全国第一次女工工作会议上强调：“继续巩固工会基层组织，注意发展妇女会员，培养妇女劳模和女工干部。”1951年4月，蔡畅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指出，为了便于我党扩大和加强与劳动妇女的联系，应“发展一定数量具备党员条件的女工入党”，“也希望能发展一些具备党员条件的劳动农妇入党，以促进妇女工作的开展”。“女干部的提高主要靠她们自己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党委有意识地培养、提拔和适当的帮助，才能有效。”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蔡畅以《积极培养和提拔更多更好的女干部》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她认为妇女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应更大胆地培养和使用女干部，以适应国家建设的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