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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我国城镇化率从2007年的44.9%上升到2012年的51.27%。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5908元,城镇居民为16674元,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约1400亿的消费需求。
对于中国而言,在看到美好前景的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收获“城镇化红利”绝不是“守株待兔”,只有直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才能推动城镇化改革最终取得实际成果。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加强就业支撑和服务保障来推动城镇化发展。这意味着,从城市化到城镇化、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中国对自己的发展逐步有了一个精准的定位,顶层设计的思路和脉络已经日渐清晰。而下一步要做好微观落实,必须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就无法贯彻“以为人本”的理念,新型城镇化发展就失去了稳定的基石。
目前我国用地矛盾正在加剧:人口增长和粮食需求的增加,要求我们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建设生态屏障,要求我们必须确保一定规模的生态功能用地;城镇化的推进,要求我们也要确保适度规模的建设用地。此外,有关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农村土地的利用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农业生产的低收益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在征地补偿、耕地保护、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等方面拿出进一步的措施,避免“农民上楼,土地拿来”现象的发生,避免“农民进城,土地荒废”现象的发生。
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能否实现农民进城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它涉及户籍、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问题。首先是户籍问题,能否赋予农民真正的城镇居民身份,现阶段需要审慎对待,应避免由于“制度缺失”造成的农村转移人口“被边缘化”;其次是财力问题,由于地方政府还没有做出相应的财务制度安排,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教育等重大问题还在逐步探索中。可见,如何让有意愿在城市生活的农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保障,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难题。
三是产业和就业问题。产业和就业问题直接决定了未来的城镇化能走多远,新型城镇化是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良性互动的城镇化,让农民在城市“有事做、有活干”是最起码的要求。在人口不断涌入的城市,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支撑城市发展的产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切合实际的产业规划、在涉农产业和非农产业之间保持平衡、促进农业就业向非农就业转移等问题直接关系到城镇化能否有序推进。
四是消费市场问题。消费市场的培育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关键问题。能否让土地溢价的利润分配机制向农民倾斜、让农民“有钱花”,能否推进消费版图从一线城市向二、三、四线城市辐射、让农民“有处花”,能否加速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让农民“愿意花”,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是一大考验。
以上四个问题纷繁复杂、盘根错节,但核心要义是将农民的生存资本转化成发展资本,让农民进城后获得公平发展机会,让农民实现从主要依靠务农和打工收入到“农业收入、工资收入、资本收入”三元并举的转变,让农民真正享受到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好处。只有这样,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才能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才能继续向前推进。
(本刊编辑部摘编)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我国城镇化率从2007年的44.9%上升到2012年的51.27%。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5908元,城镇居民为16674元,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约1400亿的消费需求。
对于中国而言,在看到美好前景的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收获“城镇化红利”绝不是“守株待兔”,只有直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才能推动城镇化改革最终取得实际成果。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加强就业支撑和服务保障来推动城镇化发展。这意味着,从城市化到城镇化、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中国对自己的发展逐步有了一个精准的定位,顶层设计的思路和脉络已经日渐清晰。而下一步要做好微观落实,必须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就无法贯彻“以为人本”的理念,新型城镇化发展就失去了稳定的基石。
目前我国用地矛盾正在加剧:人口增长和粮食需求的增加,要求我们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建设生态屏障,要求我们必须确保一定规模的生态功能用地;城镇化的推进,要求我们也要确保适度规模的建设用地。此外,有关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农村土地的利用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农业生产的低收益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在征地补偿、耕地保护、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等方面拿出进一步的措施,避免“农民上楼,土地拿来”现象的发生,避免“农民进城,土地荒废”现象的发生。
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能否实现农民进城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它涉及户籍、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问题。首先是户籍问题,能否赋予农民真正的城镇居民身份,现阶段需要审慎对待,应避免由于“制度缺失”造成的农村转移人口“被边缘化”;其次是财力问题,由于地方政府还没有做出相应的财务制度安排,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教育等重大问题还在逐步探索中。可见,如何让有意愿在城市生活的农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保障,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难题。
三是产业和就业问题。产业和就业问题直接决定了未来的城镇化能走多远,新型城镇化是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良性互动的城镇化,让农民在城市“有事做、有活干”是最起码的要求。在人口不断涌入的城市,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支撑城市发展的产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切合实际的产业规划、在涉农产业和非农产业之间保持平衡、促进农业就业向非农就业转移等问题直接关系到城镇化能否有序推进。
四是消费市场问题。消费市场的培育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关键问题。能否让土地溢价的利润分配机制向农民倾斜、让农民“有钱花”,能否推进消费版图从一线城市向二、三、四线城市辐射、让农民“有处花”,能否加速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让农民“愿意花”,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是一大考验。
以上四个问题纷繁复杂、盘根错节,但核心要义是将农民的生存资本转化成发展资本,让农民进城后获得公平发展机会,让农民实现从主要依靠务农和打工收入到“农业收入、工资收入、资本收入”三元并举的转变,让农民真正享受到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好处。只有这样,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才能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才能继续向前推进。
(本刊编辑部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