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上半年和1930年秋，李达按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先后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政治学及辩证唯物主义，在白色恐怖下把大学当作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大无畏地向广大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外校的学生也踊跃赶来听课，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如有不良分子扰乱课堂，学生们“会立即把他撵出去”。由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真理，反动派极端仇视，李达上课经常有特务监视甚至遭到过特务暴徒的毒打。1932年2月，李达被暨南大学当局解聘。
　　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暨南大学解聘后，李达到北京应聘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以及朝阳大学教授。他继续讲授社会学（即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学、经济学、货币学、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课程，使这些大学的文法科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当时，北平同上海一样，李达经常遭到宪兵、特务的监视和跟踪，处境很艰难。他经常戴上大口罩，躲避敌人的视线。对国民党的种种威胁、恐吓，他一笑置之。他身边一直放着一个铺盖卷和毛巾、牙刷，随时准备坐牢，他还做了大皮袄，准备寒冬腊月被逮捕时在监狱里读书写作。
　　卢沟桥事变后，李达因继续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先后被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解聘。他不得不困居在家乡失业达5年之久，并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没有行动自由，但他仍坚持著述。1947年2月，经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友人介绍，李达到湖南大学任教。但当局害怕李达宣传马克思主义，便故意不让他讲授他熟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而要他去法律系讲授他不熟悉的法理学。但在法理学的讲授中，他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向学生阐述法律现象。他说：“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由于他继续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所以他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單，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
　　李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学教学生涯里，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进步青年学生。在他的影响和培育下，大批青年勇敢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成为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力量。李达也因此被誉为“红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