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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沙场、死别冤狱，这半生魂萦梦系。”这是严秀峰对他们夫妻一生情缘的感叹。
2015年6月14日，严秀峰与世长辞，享寿95岁。7月1日，她的公祭仪式在新北京板桥殡仪馆举行。
当日，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前往公祭现场，颁赠严秀峰褒扬令、抗战胜利纪念章暨李友邦将军抗战胜利纪念章，以感念李、严夫妻二人的卓越贡献。
尽管人们熟知的多是她李友邦遗孀的身份，但严秀峰本身就是一位青史留名的抗日女战士。马英九在致辞时感叹：“严秀峰见证大时代的动荡，与民族御侮战争的悲壮，用女性的柔情与坚毅，为生命带来耀眼的光芒。”
身上带毒，随时准备牺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身于浙江杭州富庶家庭的严秀峰才17岁。看到国将沦亡的惨烈现实，一份强烈的爱国使命感被激发了出来，她以“木兰从军”自比，向父亲表达了参加抗战的想法。
然而，父亲怎舍得让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走上战场？她软磨硬泡了5个多月，才终于征得父亲的同意。严父说：“难得你有这份爱国心愿，‘忠孝不能两全’，但暂时不能让你母亲知道，徒增她身心忧伤。”严秀峰本想以随表哥读书为由骗过母亲，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出发那天，严母痛哭挽留，在内心剧烈的挣扎中，严秀峰终是狠下心走出了家门。
她先到了浙江金华，与表哥一起加入了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第一支队，主要工作是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调动她们的抗日热情。此后，她辗转浙江各地。
1939年夏天，严秀峰在金华偶然结识了当时已颇负盛名的李友邦，对他极为崇拜与钦佩，李友邦也对这个娟秀的杭州姑娘很有好感。1941年5月10日，在战火弥漫的衢州城，二人携手，结成革命伉俪，从此谱出一段战地情缘，成为远近知名的“烽火侠侣”。
而据他们的次子李力群回忆，母亲最为得意的一段抗日经历却是在认识父亲之前。
那是1939年3月的一个夜晚，当时浙江富阳东洲陷入敌手，严秀峰与两个女孩趁夜色溜到日军据点探测敌情，发现驻军人数很少。她们赶紧回报了这一情况，支队组织迅速进攻，成功驱逐日军，收复了失地，严秀峰等因此受到表彰。此战后人称之为“东洲保卫战”，是浙江抗战史上—次重要的战斗。
李力群说，母亲常跟他们讲起这段往事：“她说那天夜黑风大，她们半蹲着跑步，因为都是女孩子，很怕被日本人发现，身上都带着毒药，随时准备牺牲。结果看了半天，发现营地里怎么那么暗，原来人这么少。那时母亲还不满20岁。她自己后来也说，想想那时真是挺危险的。”
挺着孕肚，远上南京“告御状”
台湾光复后，刚生产没多久的严秀峰被人用担架抬上船，随丈夫来到了台湾。那时候的严秀峰和李友邦一样，将一腔热忱投入建设光复后的台湾。她主要致力于台湾妇女的组织发动工作，帮助台湾妇女建立属于她们自己的团体。
然而因为国共关系紧张，李友邦带回来的台湾义勇队在夹缝中求生存，日益被边缘化最终走向解散，李友邦夫妇也处处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压。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成为这对夫妻人生的转折点。
1947年3月10日，李友邦被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逮捕入狱。严秀峰奔走了两天后，毫无头绪，第三天直接去找了陈仪，受到冷漠对待。她十分强硬地坚持不走，陈仪只好妥协，让她去见关押在保安司令部的李友邦。
不久，李友邦被强扣罪名押解到南京，严秀峰当即决定远赴南京为夫申冤。当时她肚里正怀着三子李建群，经不住她的苦苦请求，出发前医生只好替她打了一剂安胎药，但这趟奔波，几乎使她流产。
到南京后，她向蒋经国慷慨陈词，力陈“二二八事件”事实，使李友邦最终于1947年6月上旬获得释放，夫妻得以团圆。
出狱后，夫妻二人为避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终还是未能逃过厄运的降临。
1950年，“白色恐怖”弥漫，严秀峰受其他案件牵连被捕入狱，并以“知匪不报、通匪资匪”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5年。翌年11月，李友邦也被逮捕，并于1952年4月被秘密执行死刑，年仅47岁，留下一女四子，长女仅10岁，小儿子不足3岁。
1965年严秀峰出狱，此时她方知丈夫早已成枪下亡魂，与自己天人永隔。
后来为了讨生活，这位曾经的富家小姐，以做女红、养鸭、卖菜等方式，艰难抚养5名子女。直到8年后，她创办“世界翻译社”，协助全台中小企业与国际接轨，儿女也相继成人，家庭条件这才渐渐转好。严秀峰还因此赢得了“祖母创业家”的美名。
不改初心.数十年为夫正名
1982年，严秀峰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她不顾年迈体弱，整理李友邦文章出版成册。为丈夫和台湾义勇队“正名”，成了她日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李力群说，母亲追忆父亲时常讲：“他是一个军人，应该死在沙场上，但却死在他一生最热爱的故乡，死在他为之奉献了一切甚至生命的台湾。”
1985年，严秀峰还说服芦洲李家七大房100多位家族成员，主动将市值10亿新台币的祖宅捐给官方，列为历史古迹永久保存，用以宣传李友邦的抗日事迹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2006年，这座有百余年历史的古宅变身“芦洲李宅古迹暨李友邦将军纪念馆”，对外开放，是台湾抗日战争纪念的重要场地之一。
“母亲从大悲大冤到大爱，”李力群说，“她后期积极从事文化交流的活动，以弥合心中的伤痕。”
严秀峰一向注重将抗战与民族精神教育向孩子们延伸。李宅古迹除了用于展示家族参与抗战的史料和文物，也提供场所开展亲子阅读，并依古礼举办端午抓周等仪式，寄寓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
1995年与2005年，严秀峰两次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与60周年的座谈会，追思丈夫及其他抗日先烈。
老人在座谈会上曾说：“盼有生之年，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包括李友邦将军在内的台湾乡亲的共同心愿。”
她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渺小的一生，便是在这伟大的时代光辉的历史中一粒微尘，但对于抗日卫国这段岁月，确是我与先夫李友邦先生，毕生难忘的时日与记忆，假使我们能重活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地和我先夫李友邦，仍然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伟大的祖国和具有民族血缘的台湾故乡。”
这种情怀和大爱，不是生死所能阻隔，也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灭。
2015年6月14日，严秀峰与世长辞，享寿95岁。7月1日，她的公祭仪式在新北京板桥殡仪馆举行。
当日，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前往公祭现场，颁赠严秀峰褒扬令、抗战胜利纪念章暨李友邦将军抗战胜利纪念章，以感念李、严夫妻二人的卓越贡献。
尽管人们熟知的多是她李友邦遗孀的身份，但严秀峰本身就是一位青史留名的抗日女战士。马英九在致辞时感叹：“严秀峰见证大时代的动荡，与民族御侮战争的悲壮，用女性的柔情与坚毅，为生命带来耀眼的光芒。”
身上带毒，随时准备牺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身于浙江杭州富庶家庭的严秀峰才17岁。看到国将沦亡的惨烈现实，一份强烈的爱国使命感被激发了出来，她以“木兰从军”自比，向父亲表达了参加抗战的想法。
然而，父亲怎舍得让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走上战场？她软磨硬泡了5个多月，才终于征得父亲的同意。严父说：“难得你有这份爱国心愿，‘忠孝不能两全’，但暂时不能让你母亲知道，徒增她身心忧伤。”严秀峰本想以随表哥读书为由骗过母亲，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出发那天，严母痛哭挽留，在内心剧烈的挣扎中，严秀峰终是狠下心走出了家门。
她先到了浙江金华，与表哥一起加入了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第一支队，主要工作是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调动她们的抗日热情。此后，她辗转浙江各地。
1939年夏天，严秀峰在金华偶然结识了当时已颇负盛名的李友邦，对他极为崇拜与钦佩，李友邦也对这个娟秀的杭州姑娘很有好感。1941年5月10日，在战火弥漫的衢州城，二人携手，结成革命伉俪，从此谱出一段战地情缘，成为远近知名的“烽火侠侣”。
而据他们的次子李力群回忆，母亲最为得意的一段抗日经历却是在认识父亲之前。
那是1939年3月的一个夜晚，当时浙江富阳东洲陷入敌手，严秀峰与两个女孩趁夜色溜到日军据点探测敌情，发现驻军人数很少。她们赶紧回报了这一情况，支队组织迅速进攻，成功驱逐日军，收复了失地，严秀峰等因此受到表彰。此战后人称之为“东洲保卫战”，是浙江抗战史上—次重要的战斗。
李力群说，母亲常跟他们讲起这段往事：“她说那天夜黑风大，她们半蹲着跑步，因为都是女孩子，很怕被日本人发现，身上都带着毒药，随时准备牺牲。结果看了半天，发现营地里怎么那么暗，原来人这么少。那时母亲还不满20岁。她自己后来也说，想想那时真是挺危险的。”
挺着孕肚，远上南京“告御状”
台湾光复后，刚生产没多久的严秀峰被人用担架抬上船，随丈夫来到了台湾。那时候的严秀峰和李友邦一样，将一腔热忱投入建设光复后的台湾。她主要致力于台湾妇女的组织发动工作，帮助台湾妇女建立属于她们自己的团体。
然而因为国共关系紧张，李友邦带回来的台湾义勇队在夹缝中求生存，日益被边缘化最终走向解散，李友邦夫妇也处处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压。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成为这对夫妻人生的转折点。
1947年3月10日，李友邦被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逮捕入狱。严秀峰奔走了两天后，毫无头绪，第三天直接去找了陈仪，受到冷漠对待。她十分强硬地坚持不走，陈仪只好妥协，让她去见关押在保安司令部的李友邦。
不久，李友邦被强扣罪名押解到南京，严秀峰当即决定远赴南京为夫申冤。当时她肚里正怀着三子李建群，经不住她的苦苦请求，出发前医生只好替她打了一剂安胎药，但这趟奔波，几乎使她流产。
到南京后，她向蒋经国慷慨陈词，力陈“二二八事件”事实，使李友邦最终于1947年6月上旬获得释放，夫妻得以团圆。
出狱后，夫妻二人为避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终还是未能逃过厄运的降临。
1950年，“白色恐怖”弥漫，严秀峰受其他案件牵连被捕入狱，并以“知匪不报、通匪资匪”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5年。翌年11月，李友邦也被逮捕，并于1952年4月被秘密执行死刑，年仅47岁，留下一女四子，长女仅10岁，小儿子不足3岁。
1965年严秀峰出狱，此时她方知丈夫早已成枪下亡魂，与自己天人永隔。
后来为了讨生活，这位曾经的富家小姐，以做女红、养鸭、卖菜等方式，艰难抚养5名子女。直到8年后，她创办“世界翻译社”，协助全台中小企业与国际接轨，儿女也相继成人，家庭条件这才渐渐转好。严秀峰还因此赢得了“祖母创业家”的美名。
不改初心.数十年为夫正名
1982年，严秀峰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她不顾年迈体弱，整理李友邦文章出版成册。为丈夫和台湾义勇队“正名”，成了她日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李力群说，母亲追忆父亲时常讲：“他是一个军人，应该死在沙场上，但却死在他一生最热爱的故乡，死在他为之奉献了一切甚至生命的台湾。”
1985年，严秀峰还说服芦洲李家七大房100多位家族成员，主动将市值10亿新台币的祖宅捐给官方，列为历史古迹永久保存，用以宣传李友邦的抗日事迹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2006年，这座有百余年历史的古宅变身“芦洲李宅古迹暨李友邦将军纪念馆”，对外开放，是台湾抗日战争纪念的重要场地之一。
“母亲从大悲大冤到大爱，”李力群说，“她后期积极从事文化交流的活动，以弥合心中的伤痕。”
严秀峰一向注重将抗战与民族精神教育向孩子们延伸。李宅古迹除了用于展示家族参与抗战的史料和文物，也提供场所开展亲子阅读，并依古礼举办端午抓周等仪式，寄寓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
1995年与2005年，严秀峰两次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与60周年的座谈会，追思丈夫及其他抗日先烈。
老人在座谈会上曾说：“盼有生之年，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包括李友邦将军在内的台湾乡亲的共同心愿。”
她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渺小的一生，便是在这伟大的时代光辉的历史中一粒微尘，但对于抗日卫国这段岁月，确是我与先夫李友邦先生，毕生难忘的时日与记忆，假使我们能重活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地和我先夫李友邦，仍然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伟大的祖国和具有民族血缘的台湾故乡。”
这种情怀和大爱，不是生死所能阻隔，也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