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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半球到东半球，从南半球到北半球，无论是二战的硝烟炮火、国外的功名利禄，还是集中营里的屈辱折磨，都无法动摇这位植物学家回到祖国的信念。
亲历“珍珠港事件”
1941年夏，李来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被选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荣誉学会SigmaXI会员资格，受赠象征学识渊博的“金钥匙”。凭借这把“金钥匙”，他可以免费在美国全境自由考察农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赢得同行们的尊重，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报酬优厚的工作，在美国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但李来荣选择了回国。不为别的，只为父母之邦依然贫穷落后。
1941年11月底，李来荣从美国旧金山乘荷兰亚哥兹半太子号大型邮轮回国。邮轮在太平洋上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于1941年12月7日驶入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
即使多年以后，李来荣在鼓浪屿的家中回忆起来，当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那天早上7时，他走上甲板，准备上岸走走，却发现周围的气氛很紧张。突然，几枚炸弹在船边爆炸，海面上喷出几处大水柱。船长通过广播告诉大家，发生了非常事件，要大家立即上岸。众人议论纷纷，互相探询，乱成一团。
邮轮的乘客们匆忙上岸，被安排到靠山的一所孤儿院中住下。从上午7时到8时，一个小时中，就有好几批轰炸机轰炸。远处美军驻地乌烟四起，火光冲天。
混乱中，李来荣买了份号外来看，才知道珍珠港遭不明国籍飞机轰炸。直到后来，李来荣才明白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而他不经意间成了“珍珠港事件”的见证者。
战争的爆发，让邮轮在夏威夷滞留了两个星期。乘客们一切行动被美军控制。“死伤无数，传言很多。听说有小型潜水艇入港，美国第七舰队全军覆没。”最后李来荣他们被告知，邮轮不得不改变航向，受美军指挥，究竟驶向何处，连船长也不知道。
许多乘客下了船，另买票回美国。而李来荣此时已无多余的钱买船票回美国了。更主要的是，他根本没打算继续在美国待下去。
李来荣相信，只要邮轮不停地往前走，就会离祖国越来越近。
在新西兰工作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学者
23天后，邮轮到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由于战事正酣，邮轮在此停泊不前。李来荣不敢贸然上岸，在邮轮上住了4天，观察岸上的情景。天上有飞机，地上有火车、汽车、电车——陌生的新西兰、富庶的新西兰，呈现在他的眼前。
一上岸，李来荣就去访问了农业部，想了解当地的农业情况。农业部的一名工作人员知道他是中国人后，自告奋勇地带他去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汪丰热情地接待了李来荣，并据实劝告他停止航行，因为香港、印尼、新加坡等中国附近岛屿已全被日军占领，坐船回国几无可能。况且战时情况千变万化，继续随船前行，前途未卜，十分危险，而新西兰未卷入战争，环境和平，生活安定。汪丰建议李来荣暂留新西兰，待战争结束以后再回国。李来荣认为汪丰言之有理，就与一位广西学生魏兴章一同搬行李上岸，在新西兰逗留下来。
举目无亲，前途渺茫，有家难归，李来荣漫步于惠灵顿整洁的街头，真是几分惶惑，几分迷茫。当时他身上只剩下200美元。怎么在新西兰这个陌生的国度生存下去？这个大难题摆在了李来荣面前。
天无绝人之路。李来荣在报纸上发现新西兰皇家植物科学部植物研究中心在招人，不禁喜从心来。他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凭借深厚的学养、扎实的专业知识、磊落的态度，他通过了8位考官的严格考试，被植物研究中心录取，成为在新西兰工作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学者。
在新西兰的工作经历是令人愉快的。刚到研究中心工作几天，李来荣就收到了皇家学会的邀请书，请他作一次学术报告。他大胆地接受下来，花了两周时间准备了一篇题为《中国与美国在水土保持方面的比较》的论文。
他的报告非常成功，在新西兰大受欢迎。新西兰全国广播电台特地请他将报告分成4次向全国播讲。新西兰的中国同胞奔走相告：“中国人用英语向新西兰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学术报告！”
在新西兰工作期间，李来荣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新西兰解决了许多农业问题，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受新西兰规划委员会之邀，李来荣参加了沃克兰北部考察。他预言油梨可给沃克兰带来很大好处，建议大力种植油梨。沃克兰当局采取了李来荣的意见，油梨成为新西兰重要的果品。
一晃两年过去了。李来荣由一个流落异乡的难民，变成了一位副研究员。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为新西兰的油桐不结果及盟军在所罗门群岛海战急需供应大量新鲜蔬菜提供解决办法。
两年前，他在新西兰惠灵顿街头四处奔走；两年后，他拿着周工资15英镑的高薪。同事们待他如亲人，所长对他赞赏有加，大家都劝他把妻女接过来，在新西兰安居乐业。
新西兰已成为李来荣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但是，祖国的炮火不断，家乡福建的亲人在召唤，李来荣的心，不安！
1944年2月，李来荣拒绝了植物研究中心的再三挽留，乘一艘货轮，取道印度经缅甸回国。
在万隆集中营里种菜
回国的道路曲折而艰辛。
李来荣乘坐的货轮经澳大利亚驶向印尼。1944年3月19日，他正在甲板上打羽毛球，迎面驶来一艘日军的大型巡洋舰，紧接着货轮中了鱼雷。船身立即倾斜，眼看就要沉船了，日本军舰又不停地扫射，船上乱成一团。在船长的指挥下，乘客们紧张地撤离货轮。
李来荣的心仿佛一下子掉进冰窖里，第二次回国的努力，莫非又成泡影？他换上哔叽尼西装，将箱子里有关身份证明的资料文件全部撕毁，连心爱的“金钥匙”也狠心扔进了大海。
手无寸铁的乘客在大海中沉浮。李来荣亲眼看见无数人经不住惊涛骇浪的拍打，葬身海底。他游了500米左右，被日军抓上船，成了俘虏。九天九夜的航行之后，他被带到由日军占领的印尼。
与其他俘虏一样，李来荣在日本人手里受尽了侮辱折磨。他们被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连鞋子、手表等随身小物品也被没收，一个个赤着双脚、光着身子接受审问。李来荣一口咬定自己是学生，结果以敌国学生战时旅行的罪名被押上火车，关进万隆集中营。 集中营里关押了中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美国人等与德、意、日交战国家的公民。还有许多印尼的爱国华侨。
十几人挤在一个房间，睡在地上，一天只有一定时间被允许出来活动。一日三餐只分给一小碗米饭，每天都有十几人饿死，个个骨瘦如柴。更可恨的是，日本人拿俘虏们寻开心，罚他们站在正午的烈日下，一动也不让动。集中营位于赤道附近，有的人抗不过酷暑，中暑而亡。
“当希望消失，我们该怎么办？前进，前进，再前进！”哥伦布的名言激励着李来荣在险恶的环境下勇敢地活下去。就像他多年以后，再次身陷囹圄，由备受敬重的尊者跌至牛棚，在爱妻不堪折磨撒手而去的痛苦中，依然选择坚强地活下去一样。
为了活命，李来荣充分利用他植物学家的本事，将厨房丢弃的空心菜根、烂西红柿以及甜椒籽种在集中营的铁丝网边。这些植物还真的奇迹般地存活下来。李来荣将空心菜叶摘下来，切碎，加点盐拌在饭里，西红柿和甜椒也掺着吃。
就这样，靠着这点蔬菜补充，李来荣和中国难民们才勉渡难关，免于一死。一位清高的荷兰军官本来对此不屑一顾，后来饿得不行了，居然肯掏出怀表跟李来荣他们换菜。这个怀表后来李来荣一直保存着，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集中营里的日子一晃就是一年半。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投降，李来荣他们得以重见天日。在盟军澳大利亚军舰的护送下，李来荣到了新加坡。一周后，他搭乘一艘白色的英国救护艇，从新加坡驶往香港。再一周后，一艘英国海军的鱼雷快艇，免费送一批难民到厦门。
“厦门，我终于回来了！”李来荣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被周总理任命为福建农学院院长
历尽艰辛，重归故里，李来荣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己的全部知识贡献给祖国。
1946年，他受聘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园艺系主任、教授。1949年，他感动于当时协大地下党员黄猷、郭强民、曾世弼以及严复之子严叔夏的真诚挽留，谢绝国外的盛情邀请，决定留在祖国。
1956年底，周总理签名任命李来荣为福建农学院院长。几年后，农学院因原址太小，无法开展教学活动，迁址梅峰。李来荣全程参与了校园规划，把福建农学院建设成一座完善的农学教育中心，一座绿树成荫、柳枝摇曳的美丽校园，可惜“文革”中这里成了福州军区招待所。
他主持整顿了《协大农报》（即后来的《农学院学报》），将《协大农报》提升为拥有国际学术水准的学报，走向国际学术舞台。他还主办农学系、园艺系学术讨论会，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他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在他的大力推荐下，协和大学物理系学生林兰英得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后来，林兰英不负众望，取得博士学位，成为半导体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来荣又写信动员林兰英回国。之后，林兰英成为我国半导体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
1979年，历尽劫难的李来荣率领中国科学院植物学代表团赴新西兰考察。新西兰各地报社、电台、电视台多次进行报道，刊登李来荣大幅照片，称他为“中国的友好使者”。1980年9月16日，时任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问中国，特别会见了李来荣，并赠予他一把玉刀及一本精美的集邮本，致意欢迎他再访新西兰。
访新回来，李来荣带领科研人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猕猴桃试验园，加紧进行选种、栽培和加工研究，并向全国推广、交流，填补了我国猕猴桃研究的空白，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猕猴桃之父”。
老骥伏枥，壮士暮年。70多岁时，李来荣依然奔走在他的植物王国，主持发展大农业、开发“金三角”的大讨论。
晚年他虽深居鼓浪屿，却热心推动闽南文化事业发展。他担任福建省民盟主办的《闽南乡土》荣誉主编四五个年头，为闽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尽了自己一份心力。
一切都过去了，无论荣耀还是苦难。1992年，84岁的李来荣在鼓浪屿安然逝去。正如他的外孙女、儿童文学作家李秋沅所说：“当世俗的所有荣耀因着他的死亡而谢幕时，真正属于他的荣光——他的磊落、他的真诚、他的睿智、他的坚强穿越时空，穿越死亡，永远留在了后人的心间。”
亲历“珍珠港事件”
1941年夏，李来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被选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荣誉学会SigmaXI会员资格，受赠象征学识渊博的“金钥匙”。凭借这把“金钥匙”，他可以免费在美国全境自由考察农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赢得同行们的尊重，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报酬优厚的工作，在美国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但李来荣选择了回国。不为别的，只为父母之邦依然贫穷落后。
1941年11月底，李来荣从美国旧金山乘荷兰亚哥兹半太子号大型邮轮回国。邮轮在太平洋上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于1941年12月7日驶入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
即使多年以后，李来荣在鼓浪屿的家中回忆起来，当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那天早上7时，他走上甲板，准备上岸走走，却发现周围的气氛很紧张。突然，几枚炸弹在船边爆炸，海面上喷出几处大水柱。船长通过广播告诉大家，发生了非常事件，要大家立即上岸。众人议论纷纷，互相探询，乱成一团。
邮轮的乘客们匆忙上岸，被安排到靠山的一所孤儿院中住下。从上午7时到8时，一个小时中，就有好几批轰炸机轰炸。远处美军驻地乌烟四起，火光冲天。
混乱中，李来荣买了份号外来看，才知道珍珠港遭不明国籍飞机轰炸。直到后来，李来荣才明白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而他不经意间成了“珍珠港事件”的见证者。
战争的爆发，让邮轮在夏威夷滞留了两个星期。乘客们一切行动被美军控制。“死伤无数，传言很多。听说有小型潜水艇入港，美国第七舰队全军覆没。”最后李来荣他们被告知，邮轮不得不改变航向，受美军指挥，究竟驶向何处，连船长也不知道。
许多乘客下了船，另买票回美国。而李来荣此时已无多余的钱买船票回美国了。更主要的是，他根本没打算继续在美国待下去。
李来荣相信，只要邮轮不停地往前走，就会离祖国越来越近。
在新西兰工作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学者
23天后，邮轮到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由于战事正酣，邮轮在此停泊不前。李来荣不敢贸然上岸，在邮轮上住了4天，观察岸上的情景。天上有飞机，地上有火车、汽车、电车——陌生的新西兰、富庶的新西兰，呈现在他的眼前。
一上岸，李来荣就去访问了农业部，想了解当地的农业情况。农业部的一名工作人员知道他是中国人后，自告奋勇地带他去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汪丰热情地接待了李来荣，并据实劝告他停止航行，因为香港、印尼、新加坡等中国附近岛屿已全被日军占领，坐船回国几无可能。况且战时情况千变万化，继续随船前行，前途未卜，十分危险，而新西兰未卷入战争，环境和平，生活安定。汪丰建议李来荣暂留新西兰，待战争结束以后再回国。李来荣认为汪丰言之有理，就与一位广西学生魏兴章一同搬行李上岸，在新西兰逗留下来。
举目无亲，前途渺茫，有家难归，李来荣漫步于惠灵顿整洁的街头，真是几分惶惑，几分迷茫。当时他身上只剩下200美元。怎么在新西兰这个陌生的国度生存下去？这个大难题摆在了李来荣面前。
天无绝人之路。李来荣在报纸上发现新西兰皇家植物科学部植物研究中心在招人，不禁喜从心来。他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凭借深厚的学养、扎实的专业知识、磊落的态度，他通过了8位考官的严格考试，被植物研究中心录取，成为在新西兰工作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学者。
在新西兰的工作经历是令人愉快的。刚到研究中心工作几天，李来荣就收到了皇家学会的邀请书，请他作一次学术报告。他大胆地接受下来，花了两周时间准备了一篇题为《中国与美国在水土保持方面的比较》的论文。
他的报告非常成功，在新西兰大受欢迎。新西兰全国广播电台特地请他将报告分成4次向全国播讲。新西兰的中国同胞奔走相告：“中国人用英语向新西兰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学术报告！”
在新西兰工作期间，李来荣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新西兰解决了许多农业问题，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受新西兰规划委员会之邀，李来荣参加了沃克兰北部考察。他预言油梨可给沃克兰带来很大好处，建议大力种植油梨。沃克兰当局采取了李来荣的意见，油梨成为新西兰重要的果品。
一晃两年过去了。李来荣由一个流落异乡的难民，变成了一位副研究员。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为新西兰的油桐不结果及盟军在所罗门群岛海战急需供应大量新鲜蔬菜提供解决办法。
两年前，他在新西兰惠灵顿街头四处奔走；两年后，他拿着周工资15英镑的高薪。同事们待他如亲人，所长对他赞赏有加，大家都劝他把妻女接过来，在新西兰安居乐业。
新西兰已成为李来荣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但是，祖国的炮火不断，家乡福建的亲人在召唤，李来荣的心，不安！
1944年2月，李来荣拒绝了植物研究中心的再三挽留，乘一艘货轮，取道印度经缅甸回国。
在万隆集中营里种菜
回国的道路曲折而艰辛。
李来荣乘坐的货轮经澳大利亚驶向印尼。1944年3月19日，他正在甲板上打羽毛球，迎面驶来一艘日军的大型巡洋舰，紧接着货轮中了鱼雷。船身立即倾斜，眼看就要沉船了，日本军舰又不停地扫射，船上乱成一团。在船长的指挥下，乘客们紧张地撤离货轮。
李来荣的心仿佛一下子掉进冰窖里，第二次回国的努力，莫非又成泡影？他换上哔叽尼西装，将箱子里有关身份证明的资料文件全部撕毁，连心爱的“金钥匙”也狠心扔进了大海。
手无寸铁的乘客在大海中沉浮。李来荣亲眼看见无数人经不住惊涛骇浪的拍打，葬身海底。他游了500米左右，被日军抓上船，成了俘虏。九天九夜的航行之后，他被带到由日军占领的印尼。
与其他俘虏一样，李来荣在日本人手里受尽了侮辱折磨。他们被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连鞋子、手表等随身小物品也被没收，一个个赤着双脚、光着身子接受审问。李来荣一口咬定自己是学生，结果以敌国学生战时旅行的罪名被押上火车，关进万隆集中营。 集中营里关押了中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美国人等与德、意、日交战国家的公民。还有许多印尼的爱国华侨。
十几人挤在一个房间，睡在地上，一天只有一定时间被允许出来活动。一日三餐只分给一小碗米饭，每天都有十几人饿死，个个骨瘦如柴。更可恨的是，日本人拿俘虏们寻开心，罚他们站在正午的烈日下，一动也不让动。集中营位于赤道附近，有的人抗不过酷暑，中暑而亡。
“当希望消失，我们该怎么办？前进，前进，再前进！”哥伦布的名言激励着李来荣在险恶的环境下勇敢地活下去。就像他多年以后，再次身陷囹圄，由备受敬重的尊者跌至牛棚，在爱妻不堪折磨撒手而去的痛苦中，依然选择坚强地活下去一样。
为了活命，李来荣充分利用他植物学家的本事，将厨房丢弃的空心菜根、烂西红柿以及甜椒籽种在集中营的铁丝网边。这些植物还真的奇迹般地存活下来。李来荣将空心菜叶摘下来，切碎，加点盐拌在饭里，西红柿和甜椒也掺着吃。
就这样，靠着这点蔬菜补充，李来荣和中国难民们才勉渡难关，免于一死。一位清高的荷兰军官本来对此不屑一顾，后来饿得不行了，居然肯掏出怀表跟李来荣他们换菜。这个怀表后来李来荣一直保存着，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集中营里的日子一晃就是一年半。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投降，李来荣他们得以重见天日。在盟军澳大利亚军舰的护送下，李来荣到了新加坡。一周后，他搭乘一艘白色的英国救护艇，从新加坡驶往香港。再一周后，一艘英国海军的鱼雷快艇，免费送一批难民到厦门。
“厦门，我终于回来了！”李来荣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被周总理任命为福建农学院院长
历尽艰辛，重归故里，李来荣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己的全部知识贡献给祖国。
1946年，他受聘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园艺系主任、教授。1949年，他感动于当时协大地下党员黄猷、郭强民、曾世弼以及严复之子严叔夏的真诚挽留，谢绝国外的盛情邀请，决定留在祖国。
1956年底，周总理签名任命李来荣为福建农学院院长。几年后，农学院因原址太小，无法开展教学活动，迁址梅峰。李来荣全程参与了校园规划，把福建农学院建设成一座完善的农学教育中心，一座绿树成荫、柳枝摇曳的美丽校园，可惜“文革”中这里成了福州军区招待所。
他主持整顿了《协大农报》（即后来的《农学院学报》），将《协大农报》提升为拥有国际学术水准的学报，走向国际学术舞台。他还主办农学系、园艺系学术讨论会，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他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在他的大力推荐下，协和大学物理系学生林兰英得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后来，林兰英不负众望，取得博士学位，成为半导体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来荣又写信动员林兰英回国。之后，林兰英成为我国半导体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
1979年，历尽劫难的李来荣率领中国科学院植物学代表团赴新西兰考察。新西兰各地报社、电台、电视台多次进行报道，刊登李来荣大幅照片，称他为“中国的友好使者”。1980年9月16日，时任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问中国，特别会见了李来荣，并赠予他一把玉刀及一本精美的集邮本，致意欢迎他再访新西兰。
访新回来，李来荣带领科研人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猕猴桃试验园，加紧进行选种、栽培和加工研究，并向全国推广、交流，填补了我国猕猴桃研究的空白，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猕猴桃之父”。
老骥伏枥，壮士暮年。70多岁时，李来荣依然奔走在他的植物王国，主持发展大农业、开发“金三角”的大讨论。
晚年他虽深居鼓浪屿，却热心推动闽南文化事业发展。他担任福建省民盟主办的《闽南乡土》荣誉主编四五个年头，为闽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尽了自己一份心力。
一切都过去了，无论荣耀还是苦难。1992年，84岁的李来荣在鼓浪屿安然逝去。正如他的外孙女、儿童文学作家李秋沅所说：“当世俗的所有荣耀因着他的死亡而谢幕时，真正属于他的荣光——他的磊落、他的真诚、他的睿智、他的坚强穿越时空，穿越死亡，永远留在了后人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