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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黄”的绅士领：中国知识分子与“可怜的西装”
牛津大学的确曾经以严苛的学术礼服而著称，去见导师，参加期末考试，甚至到食堂吃饭，都得身着名为“SUB FUSC”的黑袍礼服，内衬白色衬衣和白色蝶形领结（一顿饭就脏了），脚上并非黑白两色拷花鞋，而是全黑皮靴。
也许这个名称传递的是种一脉相承的精神：带有贵族做派的绅士，对传统和礼教的尊重，相信格调是可以被调教出来的。即使没有亲眼见过，我也相信有些人一定将黑白两色作为绝对标准，将衣领洁白如新当做最高标准，比如说伊夫林·沃《旧地重游》里的贵族子弟塞巴斯第安，还有那个著名的“英国崇拜者”作家伏尔泰。
作家塞亚·伯林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伯林戴了顶巧克力色软呢帽，穿一身对他而言有点大的暗灰色三件套西服，当然少不了一件没有任何污点和皱褶的白衬衣，他悉心营造了一个战前牛津学者的风范：好谈趣闻逸事，拒绝太过明显的严肃，还有点结巴，神采奕奕地勾勒出一幅崇英者想象中的理想画卷：那是乌托邦梦想的葬身之地，是常识、公正和举止优雅的仙乡奇境，是由有着显赫头衔和开明 观点的体面绅士统治的可敬国度，是一个自由、幽默和尊重法律的几乎成了个神话的地方。
民国时期，西装因为没有得到秀才们（知识分子）的青睐，注定命途多舛。许多人从经济角度着眼，认为中国不能自制毛织衣料，而其价值之昂，远过中服，穿西服等于将金钱输出外国，导致利权外溢，“每岁漏卮，奚啻亿万！”还导致国用不强，而使国货丝织工业日益衰落，“国穷民竭，尔实厉阶”。因此穿西装就是不爱国的一种表现。
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当局也力表姿态，严禁党政人员穿着西装。但时人伍朝拱认为“若区区取缔党政人员，未免挂一漏万，收效实微”，于是致函当局，主张征收西装税。
比较而言，还是“中衣为体，西衣为用”，能够两面讨好。茅盾记述的他1921年所见的胡适的穿着是：“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先生的为人。七八年后，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也很多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从胡适学来，那可不得而知。”
所以有人就概述了当时的观感，说北平时代，知识分子大多穿蓝大褂，西裤，半新不旧的皮鞋；反之则中式服装，满裆折裤腰的裤子。
西方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得体、迷人的穿着，萨特的礼帽、大衣，伍迪艾伦的西装无不展现了翩翩风采。中国人穿西装也就是近几十年的历史，却处处别扭：贾平凹的西装总像是油腻，陈忠实的西装总像是灰扑扑，莫言在去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完完全全又像是“穿着别人的衣服……”
贵族精神与细节：
洗涤里的文明
深圳姑娘张子婷曾经在德国生活了9年，4年前因为工作关系回到北京定居。爱干净的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衣服总也洗不干净，和在德国时的情况相比差距非常明显。“我感觉问题就出在国产洗衣粉上，质量比德国的差多了。”
张子婷对记者说，“德国不但有专门针对白色和彩色衣服的洗衣粉，还有专门用来除去酒渍、咖啡渍和血渍的洗衣粉，甚至还有在不同水质下使用的洗衣粉，种类特别多。国内洗衣粉好像特别喜欢添加消毒水，除此之外其他功能很少，即使有的话效果也明显比不上德国的洗衣粉，肉眼就能看出差别。”当然，张子婷的看法纯属个人感觉，并不足信。
那么，中国洗衣粉的质量到底如何？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是否真有那么大差距？只有科学试验才能告诉我们答案。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主管的《日用化学品科学》杂志今年8月份刊登了一篇论文，证实了张子婷的看法。这篇论文是由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Novozymes）的工程师王燕飞和徐清合作撰写的，题目叫作《利用全规模洗涤方法对比评价几种国内外洗涤剂的去污性能》。文章比较了23种产自美国、欧洲、拉美地区和中国的洗衣粉和洗衣液（以下统称“洗涤剂”）在实际生活中的洗涤效果，发现在相同洗涤温度和洗涤剂浓度等条件下，来自欧美地区的洗涤剂显示出了比国内同类样品更为优异的洗涤性能。文章作者使用白度仪测量洗涤干燥后的污布在460nm波长光线下的反射值，以此来衡量洗涤剂的去污效力。
结果发现，欧美洗涤剂样品在去污力上比国产样品高75～125个反射值单位，这是一个肉眼可以分辨的显著差异。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同时比较了国产洗衣粉和洗衣液在同等情况下的去污效果，发现除了一种洗衣液之外，其余7种国产洗衣液的去污力都要比洗衣粉低，双方差距同样非常明显。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因为国家标准定得太低了？
国家标准的变迁：是什么决定了洗涤剂的去污力？
是什么决定了洗涤剂的去污力呢？答案是表面活性剂的数量和性质。表面活性剂是洗涤剂中最主要的成分，这是一种既含有亲水基又含有亲油基的分子，脏衣服上不溶于水的污渍与表面活性剂的亲油基相结合，然后在亲水基的帮助下溶解到水里，最终被冲进下水道，衣服就洗干净了。通常情况下，表面活性剂含量越高，洗涤效果就越好，于是早期的行业标准都是根据表面活性剂的含量来制定的。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用15作为标准，即表面活性剂的含量不得低于15%。这是一个简单易测的化学指标，达标与否一清二楚，很难造假，非常适合作为行业标准来使用。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联想到牛奶的检测标准。牛奶合不合格与蛋白质含量直接相关，而测量蛋白质含量用的是氮原子，于是一些造假者使用含氮的三聚氰胺充数，导致了一场食品安全危机。
表面活性剂不存在造假问题，类似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有些表面活性剂会污染环境，这就需要国家出面进行监管。“衣用洗涤剂目前主要有两个产品标准，即洗衣粉国家标准GB/T13171-2009和洗衣液行业标准QB/T1224-2012。”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华涛对本刊记者说，“这两个标准既界定了产品质量，也兼顾了环保，比如规定不得采用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或者四聚丙烯烷基苯磺酸盐等对环境有影响的原料，并规定所用原料必须符合《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GB/T26396）的规定。”
那么，有了这两个标准，把产品质量和环境影响都管住了，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答案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洗涤剂的质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仅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远远不够。
张蕾对记者解释说，“比如使织物保持柔顺、不易掉色、不易串色，以及提高衣物的易去污性等等。但是加入功能助剂往往会提高成本，如果国家标准中只有表面活性剂含量这一项指标，功能助剂加得越多往往就越不好卖，这就降低了企业推动技术革新的热情。”
据张蕾回忆，国家有关部门曾经使用多年的性能检测方法非常简单，只用一块标准污布作为样品，与待测的洗涤剂一起放入一种专门的去污机中进行漂洗，然后和标准洗涤剂做对比。标准洗涤剂含有15%的表面活性剂，是业内公认的底线，如果一款洗涤剂的去污效果等于或者好于标准洗涤剂，就被认为是合格产品，反之就是不合格的。问题在于，这块污布过去一直是手工染制的，均匀度无法保证，检测结果的重复性很差，同一批产品有时能过有时又不能过，企业怨声载道。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早期的那一块污布上涂的是炭黑，用来模拟日常灰尘，但实际生活中的污渍显然不止灰尘这一种，还有领口袖口的油渍和各种食物残渣造成的蛋白污渍。
于是2004年国家有关部门又出台了新政策，增加了皮脂污布和蛋白质污布，把性能检测的污布数量从1块增加到了3块。此后又对污布的制作工艺做了改进，用机器染布取代了手工染布，增加了稳定性。为了与新的性能指标相配套，新法规同时对浓度指标进行了修改，把表面活性剂浓度的最低标准从15%降到了13%，给企业进行技术革新留下了空间。
可是，不少企业对这个新标准仍有意见。比如宝洁公司就曾在一次性能指标测试抽查中被查出去污力达不到国家标准，但宝洁认为，3块污布的测试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产品的真实质量，他们公司的产品对于实际生活中的污渍的去污效果是好的，消费者可以接受。“发达国家的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衣服没过去那么脏了，所以一些外资企业认为，洗涤剂的去污力不必像过去那么高，应该在其他一些性能上做文章。”张蕾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他们一直在抱怨中国目前的3块污布测试方法太过理想化，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应该增加污布的种类，尽量和日常生活接轨。”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牛津大学的确曾经以严苛的学术礼服而著称，去见导师，参加期末考试，甚至到食堂吃饭，都得身着名为“SUB FUSC”的黑袍礼服，内衬白色衬衣和白色蝶形领结（一顿饭就脏了），脚上并非黑白两色拷花鞋，而是全黑皮靴。
也许这个名称传递的是种一脉相承的精神：带有贵族做派的绅士，对传统和礼教的尊重，相信格调是可以被调教出来的。即使没有亲眼见过，我也相信有些人一定将黑白两色作为绝对标准，将衣领洁白如新当做最高标准，比如说伊夫林·沃《旧地重游》里的贵族子弟塞巴斯第安，还有那个著名的“英国崇拜者”作家伏尔泰。
作家塞亚·伯林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伯林戴了顶巧克力色软呢帽，穿一身对他而言有点大的暗灰色三件套西服，当然少不了一件没有任何污点和皱褶的白衬衣，他悉心营造了一个战前牛津学者的风范：好谈趣闻逸事，拒绝太过明显的严肃，还有点结巴，神采奕奕地勾勒出一幅崇英者想象中的理想画卷：那是乌托邦梦想的葬身之地，是常识、公正和举止优雅的仙乡奇境，是由有着显赫头衔和开明 观点的体面绅士统治的可敬国度，是一个自由、幽默和尊重法律的几乎成了个神话的地方。
民国时期，西装因为没有得到秀才们（知识分子）的青睐，注定命途多舛。许多人从经济角度着眼，认为中国不能自制毛织衣料，而其价值之昂，远过中服，穿西服等于将金钱输出外国，导致利权外溢，“每岁漏卮，奚啻亿万！”还导致国用不强，而使国货丝织工业日益衰落，“国穷民竭，尔实厉阶”。因此穿西装就是不爱国的一种表现。
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当局也力表姿态，严禁党政人员穿着西装。但时人伍朝拱认为“若区区取缔党政人员，未免挂一漏万，收效实微”，于是致函当局，主张征收西装税。
比较而言，还是“中衣为体，西衣为用”，能够两面讨好。茅盾记述的他1921年所见的胡适的穿着是：“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先生的为人。七八年后，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也很多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从胡适学来，那可不得而知。”
所以有人就概述了当时的观感，说北平时代，知识分子大多穿蓝大褂，西裤，半新不旧的皮鞋；反之则中式服装，满裆折裤腰的裤子。
西方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得体、迷人的穿着，萨特的礼帽、大衣，伍迪艾伦的西装无不展现了翩翩风采。中国人穿西装也就是近几十年的历史，却处处别扭：贾平凹的西装总像是油腻，陈忠实的西装总像是灰扑扑，莫言在去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完完全全又像是“穿着别人的衣服……”
贵族精神与细节：
洗涤里的文明
深圳姑娘张子婷曾经在德国生活了9年，4年前因为工作关系回到北京定居。爱干净的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衣服总也洗不干净，和在德国时的情况相比差距非常明显。“我感觉问题就出在国产洗衣粉上，质量比德国的差多了。”
张子婷对记者说，“德国不但有专门针对白色和彩色衣服的洗衣粉，还有专门用来除去酒渍、咖啡渍和血渍的洗衣粉，甚至还有在不同水质下使用的洗衣粉，种类特别多。国内洗衣粉好像特别喜欢添加消毒水，除此之外其他功能很少，即使有的话效果也明显比不上德国的洗衣粉，肉眼就能看出差别。”当然，张子婷的看法纯属个人感觉，并不足信。
那么，中国洗衣粉的质量到底如何？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是否真有那么大差距？只有科学试验才能告诉我们答案。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主管的《日用化学品科学》杂志今年8月份刊登了一篇论文，证实了张子婷的看法。这篇论文是由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Novozymes）的工程师王燕飞和徐清合作撰写的，题目叫作《利用全规模洗涤方法对比评价几种国内外洗涤剂的去污性能》。文章比较了23种产自美国、欧洲、拉美地区和中国的洗衣粉和洗衣液（以下统称“洗涤剂”）在实际生活中的洗涤效果，发现在相同洗涤温度和洗涤剂浓度等条件下，来自欧美地区的洗涤剂显示出了比国内同类样品更为优异的洗涤性能。文章作者使用白度仪测量洗涤干燥后的污布在460nm波长光线下的反射值，以此来衡量洗涤剂的去污效力。
结果发现，欧美洗涤剂样品在去污力上比国产样品高75～125个反射值单位，这是一个肉眼可以分辨的显著差异。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同时比较了国产洗衣粉和洗衣液在同等情况下的去污效果，发现除了一种洗衣液之外，其余7种国产洗衣液的去污力都要比洗衣粉低，双方差距同样非常明显。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因为国家标准定得太低了？
国家标准的变迁：是什么决定了洗涤剂的去污力？
是什么决定了洗涤剂的去污力呢？答案是表面活性剂的数量和性质。表面活性剂是洗涤剂中最主要的成分，这是一种既含有亲水基又含有亲油基的分子，脏衣服上不溶于水的污渍与表面活性剂的亲油基相结合，然后在亲水基的帮助下溶解到水里，最终被冲进下水道，衣服就洗干净了。通常情况下，表面活性剂含量越高，洗涤效果就越好，于是早期的行业标准都是根据表面活性剂的含量来制定的。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用15作为标准，即表面活性剂的含量不得低于15%。这是一个简单易测的化学指标，达标与否一清二楚，很难造假，非常适合作为行业标准来使用。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联想到牛奶的检测标准。牛奶合不合格与蛋白质含量直接相关，而测量蛋白质含量用的是氮原子，于是一些造假者使用含氮的三聚氰胺充数，导致了一场食品安全危机。
表面活性剂不存在造假问题，类似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有些表面活性剂会污染环境，这就需要国家出面进行监管。“衣用洗涤剂目前主要有两个产品标准，即洗衣粉国家标准GB/T13171-2009和洗衣液行业标准QB/T1224-2012。”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华涛对本刊记者说，“这两个标准既界定了产品质量，也兼顾了环保，比如规定不得采用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或者四聚丙烯烷基苯磺酸盐等对环境有影响的原料，并规定所用原料必须符合《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GB/T26396）的规定。”
那么，有了这两个标准，把产品质量和环境影响都管住了，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答案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洗涤剂的质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仅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远远不够。
张蕾对记者解释说，“比如使织物保持柔顺、不易掉色、不易串色，以及提高衣物的易去污性等等。但是加入功能助剂往往会提高成本，如果国家标准中只有表面活性剂含量这一项指标，功能助剂加得越多往往就越不好卖，这就降低了企业推动技术革新的热情。”
据张蕾回忆，国家有关部门曾经使用多年的性能检测方法非常简单，只用一块标准污布作为样品，与待测的洗涤剂一起放入一种专门的去污机中进行漂洗，然后和标准洗涤剂做对比。标准洗涤剂含有15%的表面活性剂，是业内公认的底线，如果一款洗涤剂的去污效果等于或者好于标准洗涤剂，就被认为是合格产品，反之就是不合格的。问题在于，这块污布过去一直是手工染制的，均匀度无法保证，检测结果的重复性很差，同一批产品有时能过有时又不能过，企业怨声载道。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早期的那一块污布上涂的是炭黑，用来模拟日常灰尘，但实际生活中的污渍显然不止灰尘这一种，还有领口袖口的油渍和各种食物残渣造成的蛋白污渍。
于是2004年国家有关部门又出台了新政策，增加了皮脂污布和蛋白质污布，把性能检测的污布数量从1块增加到了3块。此后又对污布的制作工艺做了改进，用机器染布取代了手工染布，增加了稳定性。为了与新的性能指标相配套，新法规同时对浓度指标进行了修改，把表面活性剂浓度的最低标准从15%降到了13%，给企业进行技术革新留下了空间。
可是，不少企业对这个新标准仍有意见。比如宝洁公司就曾在一次性能指标测试抽查中被查出去污力达不到国家标准，但宝洁认为，3块污布的测试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产品的真实质量，他们公司的产品对于实际生活中的污渍的去污效果是好的，消费者可以接受。“发达国家的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衣服没过去那么脏了，所以一些外资企业认为，洗涤剂的去污力不必像过去那么高，应该在其他一些性能上做文章。”张蕾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他们一直在抱怨中国目前的3块污布测试方法太过理想化，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应该增加污布的种类，尽量和日常生活接轨。”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