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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识陈丁沙。
陈丁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前辈 学者，资历相当老。二○○七年，国内话剧界正 筹备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我发表文 章质疑中国话剧诞生于一九○七年的所谓“常识”。 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首先是材料，不仅有早期 话剧演出的大量史料，还有对江青一手炮制的“军 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中国话剧运动五十 年史料集》为“大毒草”的疑惑 ；其次是对张庚 的研究。张庚一九五四年初开始在《戏剧报》连 载《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七期后就中断了， 不是“无疾而终”，因为他随后又发表了《对“中 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中错误的初步认识》。张庚在 其中自承受了胡适思想的影响，当时国内正掀起 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观的热潮，但我完 全看不出“初稿”及研究方法和胡适有什么牵连， 于是便好奇背后的原因。多年担任张庚助手和秘 书的沈达人向我介绍了张庚另一位助手陈丁沙， 我因此听说了这个名字，并和陈先生通了一次电 话，想请他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并趁机讨教，记 不清是什么原因，最终这个愿望并未实现。
十年过去，各地又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刚好陈丁沙个人文集《初鸣不乱 弹》出版，其中很多见解引起我的兴致，遗憾的 是不少当代史的掌故，他提了一个开头却没有往 深里细里说。然而我与陈先生终究缘悭一面，他 已匆匆离世，将那许多内情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初鸣不乱弹》编辑出版时，陈丁沙先生身体尚健康，文集想 必体现的是他自己的思路。他把一组有关中国早期话剧的专论集中 置于文集最前面，这组文章的撰写时间，从一九九七年直到二○ 一二年，最后是一篇未署时间的问答体文章，显然是为了借此说出 他最重视的观点。在列举大量材料，阐述春柳社之前中国已有很多 话剧活动后，他借着提问者的口气写道 ：“不过，还是有人强调，春 柳之前国内的话剧活动，都不能算是话剧，只有春柳成立，并且在 一九○七年演出《茶花女》，才是真正的话剧。这是主张春柳是中国 话剧诞生的创始者又一个主观认定的立论，您又如何看呢？”（《初 鸣不乱弹》，34 页，以下只标页码）答案就在他这些文章里。他认为这是 一个明显的历史错误。
那么，中国话剧史应该从哪里开始写呢？陈著还收入了他的《中 国话剧史研究概述》和《中国早期话剧史》写作提綱，给出了他的 叙述。他承认“把一九○七年春柳社的首次演出，列为中国话剧的 创始历史”是“五四以来的正统看法”，但他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个“正 统”，并指出上海约翰书院一八九九年编演《官场丑史》比春柳社的 日本演出早得多，是中国话剧诞生的更具标志性的事件。更不用说 此后还有南洋公学的演出、汪优游等人一九○六年初成立的文友会， 而春柳社最主要的组织者李叔同，赴日前曾于一九○六年在上海主 持上海沪学会演剧部，组织和参加了话剧演出。
陈丁沙的这些叙述，重新激起了我对中国话剧诞生问题的兴趣。 然而，如果把将春柳社作为中国话剧诞生之标志称为“春说”，陈著 认为“春说”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这让人十分意外，我相信从事 现当代戏剧研究的多数学者都不会有这种印象。
陈著称一九九七年“有人”刻意渲染“春说”，“为了大造舆论， 北京一些报纸，忽然连续刊登广告，公开宣布，要举行‘中国话剧 诞生九十周年纪念’的各种演出庆典”（26 页）。但因陈丁沙等人反对，只好删了“诞生”两个字。陈著还指出，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 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书名也是有讲究的。而中国艺术研究院 话剧研究所的前任所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先有“中国 话剧的诞生”一节，再另起一节讲春柳社，不主张与不赞成“春说” 的立场显而易见。可是，一般读者不仅疏于解读，更难于体察“中 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和“中国话剧九十年”的弦外之音，实在不容 易看出那是在有意地回避“春说”；似乎也很少有人注意，葛一虹《中 国话剧通史》的早期话剧部分与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之 间的承继关系。
按照陈著的说法，张庚老虽然在一九五五年初就“初稿”做了 公开检讨，但其观点并没有改变。四十年后，当“有人”提出“纪 念话剧诞生九十周年”的动议时，他明确表达了异议。《张庚日记》 记载了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他“在剧场见到了徐晓钟，与他谈了 话剧起源的争论 ：到底是从春柳算起，还是从文明戏算起的问题。 主张开一研讨会”（《张庚日记》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二○一七年版）。 研讨会显然没有开成，但至少说明陈说不虚，正式的活动名称里也 确实没有“诞生”两个字。而且如陈著所述，即使当年张庚为《中 国话剧运动史（初稿）》做了公开检讨，他的话还是让某些人有所顾 忌，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四人共同发起搜集的话剧运动 史料，正式出版时只能用“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这样略带含混 的书名。但是我觉得陈丁沙夸大了张庚阻止“春说”发酵的实际效用， 张庚、陈丁沙二位先生难道没有想过，尽管用了这样貌似折中的说 法，《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的书名及“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年” 的活动名称，岂非依然在暗示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起源？
这里显然有学术纷争和妥协，而背后人事纷争和妥协或许更关 键。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直到一九九七年，反对（至少是不主张）“春 说”的张庚、葛一虹和冲在最前面的陈丁沙与另一个坚持“春说”的群体像在较劲，而且似乎找到了双方均可接受的表达方式，达成 了微妙的平衡 ：既承认春柳社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直接说春柳社代 表了中国话剧的诞生。
我说“春说”背后不是事而是人，决非毫无根据的想象。我注意 到张庚当年的检讨文章，自戴一顶政治大帽子后马上谈到实质性问 题— “对春柳社的估计是不足的，是降低了它的革命性和阶级斗争 的作用的”，既没有认识到春柳社之前的话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 一部分，也没有认识到春柳同人尤其是欧阳予倩回国后“以戏剧为武 器来捍卫革命”。检讨多次特别提及欧阳予倩的贡献，尽管欧阳予倩 在春柳社不是大角色。一九九七年陈丁沙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重要 文章《中国话剧九十年？— 一份不可忘却的备忘录》引起的风波， 也源于欧阳予倩后人的强烈不满。陈丁沙在这篇文章里特别点明，如 果要“纪念春柳社成立暨欧阳予倩从事话剧活动九十周年”并无不可， 但不能说纪念“中国话剧创始九十周年”。他认为一九五七年的活动 实际上也是纪念“欧阳予倩从事话剧活动”五十周年，而不该说纪念 中国话剧诞生五十周年。这桩由来已久的纷争，都指向欧阳予倩，至 于春柳社的组织者李叔同、曾孝谷以及归国后仍短暂从事话剧表演的 陆镜若，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有关“春说”的纷争中。 但我以为这既是陈著重点也恰是其短板，在他眼里，话剧短短 的历史只是“近年来”才“成了一部被篡改了的历史”（20 页）。他 满足于“话剧运动五十年”和“中国话剧九十年”的表述中没有“诞生” 两个字，觉得“话剧百年”和“话剧诞生百年”有明显差异，满足 于《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一九○七年 是中国话剧诞生的日子”。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恰恰是一九五七年 的史料集“引来了一股误导历史的暗流，最后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混 乱的局面”（25 页）。陈著认为二○○七年之所以能够举办“纪念中 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活动，是由于“重要的权威人士，如张庚等人已先后过世”和“领导造史”（29 页），其实“因”早在一九五七 年已经种下，二○○七年收获的只是“果”。当年形成的平衡无比脆 弱，失衡的结果从最初就已埋下伏笔。我不想苛责张庚和陈丁沙， 从一九五六年由田汉、欧阳予倩等四人共同发起征集“中国话剧运 动五十年史料”，不难看到主张“春说”的力量多么强大— 当然是 权力的强大而不是学理的强大。至于陈丁沙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 要把这和他协助张庚在中央戏剧学院讲授中国话剧史并为张庚撰写《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做了大量辅助性工作相联系，我是没有 证据的，不过从学术爭论转化为政治和人事缠斗的例子，在中国当 代实在是不胜枚举。
中国话剧诞生于何时何地，与张庚、葛一虹及陈丁沙没有任何 利害关系，但是和早期话剧活动的参与者们却密切相关。因为忽视 从学生演剧开始的早期话剧创作演出并竭力贬低其价值，是倡导“春 说”最重要的前提。
陈著特别提到一九五七年上海举行的“通俗话剧会演”。这次演 出显然是“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的体现，因为它的精神实质与“纪 念话剧运动五十周年史料征集”完全背道而驰。从二十世纪上半叶 以来，话剧界内部的分歧是如此严重，影响所及，到了“什么是话 剧”和“哪些是话剧”都需要加以论证的程度。陈丁沙把参加会演 的所有剧目分为“天知派”与“春柳派”，他说 ：“春柳派的日本味 儿太浓了，所以当时在上海处于孤立状态，观众不太能够接受。相反， 天知派的剧目，在民族化方面有很成功的一面，很能迎合上海市民 的口味和习惯。”（27 页）这段话既是在说当时的会演，同时也是指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话剧，至少是上海的话剧演出状况。从历史的角 度看，把中国早期话剧分为这两派的做法很难成立，“春柳派”只是 陈的虚构，如一九五七年上海的会演一样，在早期话剧演出格局里， 春柳并没有显著成绩，更没有与“非春柳”的演出相抗衡的力量。
但陈丁沙清楚这次会演对早期话剧史叙述的特殊意义，仿佛是在全 国范围内征集所谓“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的同时对另一批早期话 剧人的安抚。至于“通俗话剧”，就像“话剧运动五十年”一样，是 个弹性的、滑稽的名词，其意在于既没有完全否认这些戏剧作品是
“话剧”，同时又要把它们与“正统”的“话剧”相区分。 陈著用“天知派”指称“通俗话剧”会演中除《社会钟》之外 的所有作品是否合适（从当年上海传统剧目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多卷本《传统 剧目汇编·通俗话剧》里，我们可以明白“通俗话剧”的内涵有多丰富，剧目有多精彩）暂且不论，他当然知道这段叙述是在揭另一个历史伤疤。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话剧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就开始感 受到一股有形或无形的压力，那就是“有人”要把他们打入话剧的 另册，不允许他们用“话剧”这个名称。在春柳社还不见影子的年 代就投身于话剧演出的早期话剧活动家汪优游、徐半梅、朱双云等 人多次大声疾呼，抗议无视他们的存在与价值的霸道行径。从来没 有人想过要从学理上和艺术形态上探讨和厘清“通俗话剧”和“话 剧”究竟有什么区别，然而就如汪优游当年感慨的那样，他们只被 允许称为“通俗话剧”，以表示他们创作演出的是低话剧一等的、还 “不配”称为话剧的作品，然而，事实上就如我在《二十世纪中国戏 剧史》上卷里所写的那样，正是有赖于从汪优游、郑正秋到唐槐秋 和孤岛与沦陷时期以绿宝为中心的上海剧场的演出，话剧才得以征 服了中国观众，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成为中国人的戏剧欣赏对象之
一。如果这些作品与演出都被剔除在那无比高贵的“话剧”之外， “话剧”还剩下什么呢？早期剩下了春柳社，其后除了幸运的曹禺， 就只有南国社那几位若干年后成了文化领域高官的作者的幼稚作品。
因此，把春柳社作为中国话剧的起点，不仅涉及对春柳社本身的评 价，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而这样的历史叙事，最早可以追溯 到一九二九年洪深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的一篇奇文。这才是“春说”最早的萌芽。 洪深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徐汇公学就读，这两所学校恰好是早期话剧的发源地。一九二二年春季，他在美国完成了戏剧硕士的 学业，情辞急切地给汪优游写信，表达了回国参与话剧活动的强烈 愿望。在汪的鼓励下他果然回国，但发展似乎不如预期顺利。他 一九二九年为《民国日报》撰写的《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是有 这样的背景的。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把春柳社在日本的演 出称为中国“建设新戏的先锋队”，并且特别说明了这支“先锋队” 的唯一性。我曾经说这是一篇“错误百出”的文章，一点也不夸张， 文章里有太多表述的粗疏和事实的错漏，但我想在广州一张报纸上 发表的文章，作为话剧中心的北京和上海的读者或许并不注意 ；然 而六年之后，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的导言里，有关 早期话剧的叙述部分，又直接引用和复制了这段叙述（可惜的是其中 那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后来居然成为话剧研究界的共识）。他大约是懒得去 回顾与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他此时的重心已经放在如何叙述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话剧发展上。
这篇文章出现的时间点值得注意，因为洪深的文章是为广州《民 国日报》的戏剧专栏写的，而主持这一专栏的正是欧阳予倩。我们 无须按史学家的标准要求戏剧表导演专业的洪深，他不必像学者那 样考证中国早期话剧的进程，然而，他既是投奔汪优游才归国的， 回国后在《赵阎王》的演出和参加戏剧协社等事项上还得到这位学 长许多帮助，岂能对汪优游在早期话剧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一无所知？ 更何况在洪深写这篇文章前，朱双云的《新剧史》、范石渠的《新剧考》 和郑正秋编的《新剧考证百出》早就正式出版了，戏剧报刊上有关 早期新剧历程的文章也并不是没有。洪深此时给欧阳予倩主持的报 纸专栏撰写这样的文章，对鼓励他回国并将他引荐入话剧界的学长 是否算得上赤裸裸的背叛暂且不论，对欧阳予倩的输诚之意，实在是再明显不过。六年之后他延伸了这项事业，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戏剧卷》导言里，就像当年为鼓吹春柳社而完全无视其他话剧界前 辈那样，对南国社的评价也丝毫不顾事实与常识。 洪深罔顾事实的话剧史叙述，为后人建构以春柳社到南国社为 主干、完全无视和率性贬低其他话剧创始人的功绩与成就的话剧史 提供了基础，而我猜更令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欣然的是，洪深并非 春柳的当事人，所以貌似更为客观。在这样的历史叙述里，上海约 翰书院、南洋公学和文友会等学生演剧的存在和作用完全被遮蔽了， 同时被遮蔽的还有这批早期话剧活动家持续数十年成功地让话剧为 上海的市场观众所接受，并将它从上海拓展到全国各地的努力成果； 而抹煞比春柳社更早的上海早期话剧的存在究竟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呢？焦点依然回到欧阳予倩。
这是陈著所没有涉及的内容，他也许并没有注意“春说”还有那 么远的渊源，不然他一定会把这段历史与一九五七年、一九九七年有 关话剧诞生的两次风波相联系，也就会更明白历史真相的揭示何以会 受到那么强烈的阻挠，而對历史的刻意歪曲为何能够大行其道。
陈丁沙并不是不了解春柳社，他虽然从多方面质疑“春说”，但 他又是国内对春柳社最有研究的学者之一。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 国话剧史料集·第一辑》里的《春柳社史话》就是他写的，今人对 春柳社的史料或有更多发掘，但基本史实并没有脱离陈丁沙提供的 框架。而且他反复强调，欧阳予倩本人从来没有主张过“春说”，并 特别说明欧阳予倩写的《回忆春柳》和《自我演戏以来》都符合史实， 这些自述就是否定“春说”最好的证据。同样，我也无意把欧阳予 倩看成“春说”逐渐流传的导演，他至多不过是乐观其成吧，不过 假如我们忽略了这一过程背后随处可见的欧阳予倩因素，恐怕也很 难读懂与透彻地理解这段历史。
陈丁沙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春柳社成了话剧进入中国的起点。他用自己所经历的相关事件与大量历史材料，说明这一 观点的谬误。在这一点上我和陈著有强烈的共鸣，但是涉及具体细 节，还是略有不同。比如我比较倾向于把南洋公学庚子年冬（一九○ 一年初）的演出（承蒙杭州师范大学黄爱华教授指正，南洋公学演出的“庚子 冬十二月”，按公历应该是一九○一年初而不是一九○○年底，所以我要纠正 此前多次重复的错误，同时还要一并注意，文友会成立时间应该是一九○六年 初而非一九○五年）而非约翰书院一八九九年的《官场丑史》看成中 国话剧诞生的标志，既因为约翰书院的话剧演出“所演皆欧西故事， 所操皆英法语言”（朱双云 ：《新剧史》），也由于南洋公学连续四天的 话剧演出，如我所说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用话剧演出中国故事”， 而且演出的参与和组织者们在此后中国的话剧创作演出领域一直起 核心作用 ；哪怕强调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他们的演出 内容也远比春柳社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力量。最近 几年我的相关论述里的一些观点，陈丁沙也提出过，比如他指出“早 期话剧的正名应该叫新剧”（33 页）等等。只不过我们这一代学者幸 运地掌握了更多更好的检索工具，能够运用更多无可辩驳的史料， 说明上述历史的谬误。
我深知史料并不能解决所有历史叙述领域的问题。陈丁沙之问 涉及的问题，其实基本上不是史料的问题，因为种种与“春说”相 异的材料早就摆在那里，只要略微涉及早期话剧演出史就不难看到。 然而就像明明早期话剧里几乎找不到“文明戏”这种称呼，话剧史 家还是坚持要把早期话剧称为“文明戏”一样，话剧史家们宁愿花 费大量笔墨，牵强附会地论证为什么春柳社之前上海等地的新剧演 出都不算话剧，也不愿意直接面对那么多新剧演出史料，干脆就承 认这些就是更早的中国话剧演出。
半个多世纪前，话剧诞生这一疑难问题就和陈丁沙结下了不解 之缘。现在，研究话剧史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话剧诞生的问题在二○○七年被重新提出时，对“春说”始终抱有警惕且更 具影响力的张庚和葛一虹却已经相继离世，只有陈丁沙依然在做 似乎无望的努力。又是十年过去了，这次，举办“纪念话剧诞生 一百一十周年”的活动，质疑的声音更加稀少，倒是固化“春说” 的舆论在不断涨高调门，我倒很想知道究竟原因是什么。我猜今天 仍然在坚持“春说”的人，多半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只不过顺 着历史的惯性重复成说而已。
坦白地说，话剧史并不是我的专业，我只不过是在研究二十世 纪中国戏剧大脉络的过程中，偶尔涉及话剧史的相关话题。然而陈 丁沙几乎用他的一生治话剧史，几乎付出了他所有的学术精力。陈 丁沙之问终究是要回应的，假如解开了人事纠纷的死结，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有个结论，好让陈先生的灵魂有个安顿？
（《初鸣不乱弹》，陈丁沙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一六年版）
陈丁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前辈 学者，资历相当老。二○○七年，国内话剧界正 筹备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我发表文 章质疑中国话剧诞生于一九○七年的所谓“常识”。 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首先是材料，不仅有早期 话剧演出的大量史料，还有对江青一手炮制的“军 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中国话剧运动五十 年史料集》为“大毒草”的疑惑 ；其次是对张庚 的研究。张庚一九五四年初开始在《戏剧报》连 载《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七期后就中断了， 不是“无疾而终”，因为他随后又发表了《对“中 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中错误的初步认识》。张庚在 其中自承受了胡适思想的影响，当时国内正掀起 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观的热潮，但我完 全看不出“初稿”及研究方法和胡适有什么牵连， 于是便好奇背后的原因。多年担任张庚助手和秘 书的沈达人向我介绍了张庚另一位助手陈丁沙， 我因此听说了这个名字，并和陈先生通了一次电 话，想请他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并趁机讨教，记 不清是什么原因，最终这个愿望并未实现。
十年过去，各地又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刚好陈丁沙个人文集《初鸣不乱 弹》出版，其中很多见解引起我的兴致，遗憾的 是不少当代史的掌故，他提了一个开头却没有往 深里细里说。然而我与陈先生终究缘悭一面，他 已匆匆离世，将那许多内情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初鸣不乱弹》编辑出版时，陈丁沙先生身体尚健康，文集想 必体现的是他自己的思路。他把一组有关中国早期话剧的专论集中 置于文集最前面，这组文章的撰写时间，从一九九七年直到二○ 一二年，最后是一篇未署时间的问答体文章，显然是为了借此说出 他最重视的观点。在列举大量材料，阐述春柳社之前中国已有很多 话剧活动后，他借着提问者的口气写道 ：“不过，还是有人强调，春 柳之前国内的话剧活动，都不能算是话剧，只有春柳成立，并且在 一九○七年演出《茶花女》，才是真正的话剧。这是主张春柳是中国 话剧诞生的创始者又一个主观认定的立论，您又如何看呢？”（《初 鸣不乱弹》，34 页，以下只标页码）答案就在他这些文章里。他认为这是 一个明显的历史错误。
那么，中国话剧史应该从哪里开始写呢？陈著还收入了他的《中 国话剧史研究概述》和《中国早期话剧史》写作提綱，给出了他的 叙述。他承认“把一九○七年春柳社的首次演出，列为中国话剧的 创始历史”是“五四以来的正统看法”，但他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个“正 统”，并指出上海约翰书院一八九九年编演《官场丑史》比春柳社的 日本演出早得多，是中国话剧诞生的更具标志性的事件。更不用说 此后还有南洋公学的演出、汪优游等人一九○六年初成立的文友会， 而春柳社最主要的组织者李叔同，赴日前曾于一九○六年在上海主 持上海沪学会演剧部，组织和参加了话剧演出。
陈丁沙的这些叙述，重新激起了我对中国话剧诞生问题的兴趣。 然而，如果把将春柳社作为中国话剧诞生之标志称为“春说”，陈著 认为“春说”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这让人十分意外，我相信从事 现当代戏剧研究的多数学者都不会有这种印象。
陈著称一九九七年“有人”刻意渲染“春说”，“为了大造舆论， 北京一些报纸，忽然连续刊登广告，公开宣布，要举行‘中国话剧 诞生九十周年纪念’的各种演出庆典”（26 页）。但因陈丁沙等人反对，只好删了“诞生”两个字。陈著还指出，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 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书名也是有讲究的。而中国艺术研究院 话剧研究所的前任所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先有“中国 话剧的诞生”一节，再另起一节讲春柳社，不主张与不赞成“春说” 的立场显而易见。可是，一般读者不仅疏于解读，更难于体察“中 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和“中国话剧九十年”的弦外之音，实在不容 易看出那是在有意地回避“春说”；似乎也很少有人注意，葛一虹《中 国话剧通史》的早期话剧部分与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之 间的承继关系。
按照陈著的说法，张庚老虽然在一九五五年初就“初稿”做了 公开检讨，但其观点并没有改变。四十年后，当“有人”提出“纪 念话剧诞生九十周年”的动议时，他明确表达了异议。《张庚日记》 记载了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他“在剧场见到了徐晓钟，与他谈了 话剧起源的争论 ：到底是从春柳算起，还是从文明戏算起的问题。 主张开一研讨会”（《张庚日记》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二○一七年版）。 研讨会显然没有开成，但至少说明陈说不虚，正式的活动名称里也 确实没有“诞生”两个字。而且如陈著所述，即使当年张庚为《中 国话剧运动史（初稿）》做了公开检讨，他的话还是让某些人有所顾 忌，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四人共同发起搜集的话剧运动 史料，正式出版时只能用“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这样略带含混 的书名。但是我觉得陈丁沙夸大了张庚阻止“春说”发酵的实际效用， 张庚、陈丁沙二位先生难道没有想过，尽管用了这样貌似折中的说 法，《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的书名及“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年” 的活动名称，岂非依然在暗示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起源？
这里显然有学术纷争和妥协，而背后人事纷争和妥协或许更关 键。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直到一九九七年，反对（至少是不主张）“春 说”的张庚、葛一虹和冲在最前面的陈丁沙与另一个坚持“春说”的群体像在较劲，而且似乎找到了双方均可接受的表达方式，达成 了微妙的平衡 ：既承认春柳社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直接说春柳社代 表了中国话剧的诞生。
我说“春说”背后不是事而是人，决非毫无根据的想象。我注意 到张庚当年的检讨文章，自戴一顶政治大帽子后马上谈到实质性问 题— “对春柳社的估计是不足的，是降低了它的革命性和阶级斗争 的作用的”，既没有认识到春柳社之前的话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 一部分，也没有认识到春柳同人尤其是欧阳予倩回国后“以戏剧为武 器来捍卫革命”。检讨多次特别提及欧阳予倩的贡献，尽管欧阳予倩 在春柳社不是大角色。一九九七年陈丁沙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重要 文章《中国话剧九十年？— 一份不可忘却的备忘录》引起的风波， 也源于欧阳予倩后人的强烈不满。陈丁沙在这篇文章里特别点明，如 果要“纪念春柳社成立暨欧阳予倩从事话剧活动九十周年”并无不可， 但不能说纪念“中国话剧创始九十周年”。他认为一九五七年的活动 实际上也是纪念“欧阳予倩从事话剧活动”五十周年，而不该说纪念 中国话剧诞生五十周年。这桩由来已久的纷争，都指向欧阳予倩，至 于春柳社的组织者李叔同、曾孝谷以及归国后仍短暂从事话剧表演的 陆镜若，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有关“春说”的纷争中。 但我以为这既是陈著重点也恰是其短板，在他眼里，话剧短短 的历史只是“近年来”才“成了一部被篡改了的历史”（20 页）。他 满足于“话剧运动五十年”和“中国话剧九十年”的表述中没有“诞生” 两个字，觉得“话剧百年”和“话剧诞生百年”有明显差异，满足 于《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一九○七年 是中国话剧诞生的日子”。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恰恰是一九五七年 的史料集“引来了一股误导历史的暗流，最后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混 乱的局面”（25 页）。陈著认为二○○七年之所以能够举办“纪念中 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活动，是由于“重要的权威人士，如张庚等人已先后过世”和“领导造史”（29 页），其实“因”早在一九五七 年已经种下，二○○七年收获的只是“果”。当年形成的平衡无比脆 弱，失衡的结果从最初就已埋下伏笔。我不想苛责张庚和陈丁沙， 从一九五六年由田汉、欧阳予倩等四人共同发起征集“中国话剧运 动五十年史料”，不难看到主张“春说”的力量多么强大— 当然是 权力的强大而不是学理的强大。至于陈丁沙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 要把这和他协助张庚在中央戏剧学院讲授中国话剧史并为张庚撰写《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做了大量辅助性工作相联系，我是没有 证据的，不过从学术爭论转化为政治和人事缠斗的例子，在中国当 代实在是不胜枚举。
中国话剧诞生于何时何地，与张庚、葛一虹及陈丁沙没有任何 利害关系，但是和早期话剧活动的参与者们却密切相关。因为忽视 从学生演剧开始的早期话剧创作演出并竭力贬低其价值，是倡导“春 说”最重要的前提。
陈著特别提到一九五七年上海举行的“通俗话剧会演”。这次演 出显然是“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的体现，因为它的精神实质与“纪 念话剧运动五十周年史料征集”完全背道而驰。从二十世纪上半叶 以来，话剧界内部的分歧是如此严重，影响所及，到了“什么是话 剧”和“哪些是话剧”都需要加以论证的程度。陈丁沙把参加会演 的所有剧目分为“天知派”与“春柳派”，他说 ：“春柳派的日本味 儿太浓了，所以当时在上海处于孤立状态，观众不太能够接受。相反， 天知派的剧目，在民族化方面有很成功的一面，很能迎合上海市民 的口味和习惯。”（27 页）这段话既是在说当时的会演，同时也是指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话剧，至少是上海的话剧演出状况。从历史的角 度看，把中国早期话剧分为这两派的做法很难成立，“春柳派”只是 陈的虚构，如一九五七年上海的会演一样，在早期话剧演出格局里， 春柳并没有显著成绩，更没有与“非春柳”的演出相抗衡的力量。
但陈丁沙清楚这次会演对早期话剧史叙述的特殊意义，仿佛是在全 国范围内征集所谓“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的同时对另一批早期话 剧人的安抚。至于“通俗话剧”，就像“话剧运动五十年”一样，是 个弹性的、滑稽的名词，其意在于既没有完全否认这些戏剧作品是
“话剧”，同时又要把它们与“正统”的“话剧”相区分。 陈著用“天知派”指称“通俗话剧”会演中除《社会钟》之外 的所有作品是否合适（从当年上海传统剧目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多卷本《传统 剧目汇编·通俗话剧》里，我们可以明白“通俗话剧”的内涵有多丰富，剧目有多精彩）暂且不论，他当然知道这段叙述是在揭另一个历史伤疤。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话剧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就开始感 受到一股有形或无形的压力，那就是“有人”要把他们打入话剧的 另册，不允许他们用“话剧”这个名称。在春柳社还不见影子的年 代就投身于话剧演出的早期话剧活动家汪优游、徐半梅、朱双云等 人多次大声疾呼，抗议无视他们的存在与价值的霸道行径。从来没 有人想过要从学理上和艺术形态上探讨和厘清“通俗话剧”和“话 剧”究竟有什么区别，然而就如汪优游当年感慨的那样，他们只被 允许称为“通俗话剧”，以表示他们创作演出的是低话剧一等的、还 “不配”称为话剧的作品，然而，事实上就如我在《二十世纪中国戏 剧史》上卷里所写的那样，正是有赖于从汪优游、郑正秋到唐槐秋 和孤岛与沦陷时期以绿宝为中心的上海剧场的演出，话剧才得以征 服了中国观众，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成为中国人的戏剧欣赏对象之
一。如果这些作品与演出都被剔除在那无比高贵的“话剧”之外， “话剧”还剩下什么呢？早期剩下了春柳社，其后除了幸运的曹禺， 就只有南国社那几位若干年后成了文化领域高官的作者的幼稚作品。
因此，把春柳社作为中国话剧的起点，不仅涉及对春柳社本身的评 价，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而这样的历史叙事，最早可以追溯 到一九二九年洪深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的一篇奇文。这才是“春说”最早的萌芽。 洪深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徐汇公学就读，这两所学校恰好是早期话剧的发源地。一九二二年春季，他在美国完成了戏剧硕士的 学业，情辞急切地给汪优游写信，表达了回国参与话剧活动的强烈 愿望。在汪的鼓励下他果然回国，但发展似乎不如预期顺利。他 一九二九年为《民国日报》撰写的《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是有 这样的背景的。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把春柳社在日本的演 出称为中国“建设新戏的先锋队”，并且特别说明了这支“先锋队” 的唯一性。我曾经说这是一篇“错误百出”的文章，一点也不夸张， 文章里有太多表述的粗疏和事实的错漏，但我想在广州一张报纸上 发表的文章，作为话剧中心的北京和上海的读者或许并不注意 ；然 而六年之后，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的导言里，有关 早期话剧的叙述部分，又直接引用和复制了这段叙述（可惜的是其中 那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后来居然成为话剧研究界的共识）。他大约是懒得去 回顾与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他此时的重心已经放在如何叙述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话剧发展上。
这篇文章出现的时间点值得注意，因为洪深的文章是为广州《民 国日报》的戏剧专栏写的，而主持这一专栏的正是欧阳予倩。我们 无须按史学家的标准要求戏剧表导演专业的洪深，他不必像学者那 样考证中国早期话剧的进程，然而，他既是投奔汪优游才归国的， 回国后在《赵阎王》的演出和参加戏剧协社等事项上还得到这位学 长许多帮助，岂能对汪优游在早期话剧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一无所知？ 更何况在洪深写这篇文章前，朱双云的《新剧史》、范石渠的《新剧考》 和郑正秋编的《新剧考证百出》早就正式出版了，戏剧报刊上有关 早期新剧历程的文章也并不是没有。洪深此时给欧阳予倩主持的报 纸专栏撰写这样的文章，对鼓励他回国并将他引荐入话剧界的学长 是否算得上赤裸裸的背叛暂且不论，对欧阳予倩的输诚之意，实在是再明显不过。六年之后他延伸了这项事业，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戏剧卷》导言里，就像当年为鼓吹春柳社而完全无视其他话剧界前 辈那样，对南国社的评价也丝毫不顾事实与常识。 洪深罔顾事实的话剧史叙述，为后人建构以春柳社到南国社为 主干、完全无视和率性贬低其他话剧创始人的功绩与成就的话剧史 提供了基础，而我猜更令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欣然的是，洪深并非 春柳的当事人，所以貌似更为客观。在这样的历史叙述里，上海约 翰书院、南洋公学和文友会等学生演剧的存在和作用完全被遮蔽了， 同时被遮蔽的还有这批早期话剧活动家持续数十年成功地让话剧为 上海的市场观众所接受，并将它从上海拓展到全国各地的努力成果； 而抹煞比春柳社更早的上海早期话剧的存在究竟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呢？焦点依然回到欧阳予倩。
这是陈著所没有涉及的内容，他也许并没有注意“春说”还有那 么远的渊源，不然他一定会把这段历史与一九五七年、一九九七年有 关话剧诞生的两次风波相联系，也就会更明白历史真相的揭示何以会 受到那么强烈的阻挠，而對历史的刻意歪曲为何能够大行其道。
陈丁沙并不是不了解春柳社，他虽然从多方面质疑“春说”，但 他又是国内对春柳社最有研究的学者之一。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 国话剧史料集·第一辑》里的《春柳社史话》就是他写的，今人对 春柳社的史料或有更多发掘，但基本史实并没有脱离陈丁沙提供的 框架。而且他反复强调，欧阳予倩本人从来没有主张过“春说”，并 特别说明欧阳予倩写的《回忆春柳》和《自我演戏以来》都符合史实， 这些自述就是否定“春说”最好的证据。同样，我也无意把欧阳予 倩看成“春说”逐渐流传的导演，他至多不过是乐观其成吧，不过 假如我们忽略了这一过程背后随处可见的欧阳予倩因素，恐怕也很 难读懂与透彻地理解这段历史。
陈丁沙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春柳社成了话剧进入中国的起点。他用自己所经历的相关事件与大量历史材料，说明这一 观点的谬误。在这一点上我和陈著有强烈的共鸣，但是涉及具体细 节，还是略有不同。比如我比较倾向于把南洋公学庚子年冬（一九○ 一年初）的演出（承蒙杭州师范大学黄爱华教授指正，南洋公学演出的“庚子 冬十二月”，按公历应该是一九○一年初而不是一九○○年底，所以我要纠正 此前多次重复的错误，同时还要一并注意，文友会成立时间应该是一九○六年 初而非一九○五年）而非约翰书院一八九九年的《官场丑史》看成中 国话剧诞生的标志，既因为约翰书院的话剧演出“所演皆欧西故事， 所操皆英法语言”（朱双云 ：《新剧史》），也由于南洋公学连续四天的 话剧演出，如我所说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用话剧演出中国故事”， 而且演出的参与和组织者们在此后中国的话剧创作演出领域一直起 核心作用 ；哪怕强调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他们的演出 内容也远比春柳社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力量。最近 几年我的相关论述里的一些观点，陈丁沙也提出过，比如他指出“早 期话剧的正名应该叫新剧”（33 页）等等。只不过我们这一代学者幸 运地掌握了更多更好的检索工具，能够运用更多无可辩驳的史料， 说明上述历史的谬误。
我深知史料并不能解决所有历史叙述领域的问题。陈丁沙之问 涉及的问题，其实基本上不是史料的问题，因为种种与“春说”相 异的材料早就摆在那里，只要略微涉及早期话剧演出史就不难看到。 然而就像明明早期话剧里几乎找不到“文明戏”这种称呼，话剧史 家还是坚持要把早期话剧称为“文明戏”一样，话剧史家们宁愿花 费大量笔墨，牵强附会地论证为什么春柳社之前上海等地的新剧演 出都不算话剧，也不愿意直接面对那么多新剧演出史料，干脆就承 认这些就是更早的中国话剧演出。
半个多世纪前，话剧诞生这一疑难问题就和陈丁沙结下了不解 之缘。现在，研究话剧史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话剧诞生的问题在二○○七年被重新提出时，对“春说”始终抱有警惕且更 具影响力的张庚和葛一虹却已经相继离世，只有陈丁沙依然在做 似乎无望的努力。又是十年过去了，这次，举办“纪念话剧诞生 一百一十周年”的活动，质疑的声音更加稀少，倒是固化“春说” 的舆论在不断涨高调门，我倒很想知道究竟原因是什么。我猜今天 仍然在坚持“春说”的人，多半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只不过顺 着历史的惯性重复成说而已。
坦白地说，话剧史并不是我的专业，我只不过是在研究二十世 纪中国戏剧大脉络的过程中，偶尔涉及话剧史的相关话题。然而陈 丁沙几乎用他的一生治话剧史，几乎付出了他所有的学术精力。陈 丁沙之问终究是要回应的，假如解开了人事纠纷的死结，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有个结论，好让陈先生的灵魂有个安顿？
（《初鸣不乱弹》，陈丁沙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