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二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大学科研的应急性举措，在和平年代逐步走向常态化。政府支持、组织理性、开展“大科学”研究，是战后美国高校跨学科研究组织发展的突出特征。美国高校跨学科研究组织由此也从学者自发的行会式组织转向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扩张阶段，突出体现为组织结构的日益明晰、组织章程的规范有序、科研协作的组织化与规模化发展。以此为标志，美国研究型大学进一步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伯克利分校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创办与发展，生动体现了这一点。
关键词：政府拨款；大科学；跨学科研究组织
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办的跨学科研究组织最具有典型性，其经验也弥足珍贵。笔者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为例，回溯二战后联邦经济资助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在组织规模、管理、功能等方面的变迁。
劳伦斯放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成立于1931年8月26日，由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教授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①创办。劳伦斯创办该实验室的初衷，是为其新创的回旋加速器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并招募相关研究人员，劳伦斯凭借该回旋加速器获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劳伦斯始终致力于物理学研究设备的扩展，寻找慈善基金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随后，该实验室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与理论物理学者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当时的伯克利分校物理学系由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领导，实验物理学与理论物理学初步形成了融洽的关系。二战期间至战后和平时期，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取得了巨大发展，也折射出这段时期美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变化。
一、二战前后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
面临的机遇
二战前，放射实验室在回旋加速器研究的基础上，参与到曼哈顿工程中，并且对原子弹成功研制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当时，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已经开始接受来自政府的资助，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巨大的科研能力。
二战后的和平年代里，对武器科研方面的要求与战前相比，逐渐放松了下来，分散在各式各样的战时研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和平年代的研究方向。在原有加州伯克利分校实验室的基础上，劳伦斯及其团队培育出的“回旋加速器员工”（cyclotroneers），均有各自的特长，并且有开展长远研究的计划。
例如，团队成员刘易斯·阿尔瓦雷茨（Lius Alvarez）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放射实验室开展过雷达方面的研究，早在1943年就意识到电子线性加速器很有可能获得彼时研究出的雷达导航（searchlight-directing radar）所支持。而这一设备所产生的高频率，远远超过战前的声波频率。阿尔瓦雷茨估计，加速电子或质子所产生的能量高达1BeV（十亿电子伏特），有巨大的潜能待于开发。
再比如，团队成员艾德文·麦克米伦（Edwin McMillan）计划建立高能量粒子加速器——同位加速器实验室。这一同位加速器可以克服传统的回旋加速器所带来的粒子积聚而引发的问题。经由充分的论证与统筹、协调与考虑，麦克米伦相信，他应该将粒子运动带到高能源研究领域，进而应用于尚未完工的184英寸的磁铁回旋加速器，而这也正是劳伦斯在战前就已有所注意的。
战时曾在芝加哥质子分离化学实验室工作的格伦·西博格（Glenn Seaborg）在那里发现了两种能量更为强大的超铀物质：镅（americium）与锔（curium）。尽管彼时在芝加哥引起了巨大轰动，但他仍然坚持将其下一步的工作转移到伯克利，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伯克利放射实验室的魅力。
劳伦斯特别留意这些研究设想，他安排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c of Sciences）时任主席弗兰克·朱厄特（Frank B. Jewett），发起建立在阿尔瓦雷茨的提议的基础上的线性加速器研究项目，但终因军方的反对与阿尔瓦雷茨的意外出走伯克利而搁浅。劳伦斯也劝说加州大学总校时任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Robert Gordon Sproul）雇用西博格所需要的人才，增加对放射实验室的支持。同时，他自己也为184英寸回旋加速器的创设而四处奔走。最终，劳伦斯发现，他并不能够单单凭一己設想与计划就可以将他自己及同事的想法付诸实施，必须求助外部支持。
在当时，建立线性粒子加速器与同步加速器实验室所需的经费与科研设备大大超出了和平时代放射实验室所能提供的资源，单靠慈善基金会的捐助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迫切需要将战时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大学科研的做法在和平年代常态化。
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资金、人事环境
与原子能协会的成立
二战时，放射实验室并不直接从政府得到资助，而是通过在曼哈顿工程中承担相应的原子弹研制计划，从曼哈顿工程区（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MED）那里得到资助。战后，加州大学所在的西海岸“并没有遭遇经济崩溃的危险，而是经历了战后持续增长的繁荣，这为州政府慷慨捐助大学科研奠定了基础。1946-1951年，州政府的拨款以平均每年24%的速度增长”[1]。与此同时，由于退伍士兵大规模涌进大学，大学成为《退伍军人法》“自由学费”（liberal tuition）条款的最大获益者。例如，1946-1947年，实验室收到了1150万美元的学费，超过了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教学预算的总和。
通过联邦合约，大学可以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开展研究。除科研支出以外的资金被伯克利分校的董事会作为一项特别基金保留下来。基金的规模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到1954年，这项特殊基金已增加到了1360万美元，引起州政府的质疑。后来，在伯克利分校与州政府的妥协谈判下，“将基金的一半用作董事会机会基金（Regent’s Opportunity Fund）。因此，大学可以继续获得重要资源来支撑大学的研究”。[2] 伯克利分校把自身的资源投入到与研究有关的事务中。此举促使伯克利分校成为战后全美高校中孕育跨学科研究最肥沃的土壤，同时它也积极促成了二战后新型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创设。战后放射实验室的发展，与校方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与强大的资金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战行将结束之际，劳伦斯曾给加州大学总校校长斯普劳尔写信，表述了对战后实验室或重新回到战前分散的研究状态的担忧。他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在当时，实验室获得的曼哈頓工程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战争时期政府大量的馈赠，劳伦斯只希望保留军方所捐赠的与加州大学所购买的实验室设备。
1944年夏，橡树岭实验室装备设施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劳伦斯的顾虑。曼哈顿工程负责人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创办了战后计划委员会，以提示科学家们，“我们并未忘记战时的科研政策”。劳伦斯在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建议开展通过电磁方法分离同位素的实验，以及创办更多的铀爆炸项目（uranium bomb）的计划。格罗夫斯促使MED为伯克利的电磁分离学实验额外拨付700万美元的资金，后又在此基础上追加了300万美元的机动资金。
劳伦斯在开始其研究计划之际，即被战前关于“原子能在战争与和平年代的利用”的想法所鼓舞。在科学过渡委员会（Scientific Panel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②第一次会议上，他强调美国必须在原子弹与核能两个领域的研究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他指出：“如果美国在这一领域始终领先，我们将会比其他国家知道得多，而且能做到的也多”[3]。劳伦斯提醒他的助手们，科研必须持续不断地前进。尽管科学过渡委员会时任副秘书长万尼瓦尔·布什赞同劳伦斯的观点，但前者的主要兴趣在于创办一个国家研究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未必对劳伦斯所强调的原子能感兴趣。在布什看来，应该交付另一个机构去解决，即后续成立的原子能协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EC）。
AEC于1946年8月1日由国会批准成立，经杜鲁门总统批准，于1947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其创办初衷是将战时军方控制的核武器，转换为由公民社会控制的核能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展和平年代的核能技术，以控制核武器，促进人类福祉。
在当时，劳伦斯与MED主要负责人格罗夫斯保持着密切来往，在战后到AEC成立的这段时期，放射实验室所需款项都是经由格罗夫斯支持并通过MED拨款予以赞助的。在当时，格罗夫斯通过MED为放射实验室提供拨款可谓尽心竭力，如从雷达研究剩余款项中，为阿尔瓦雷茨的线性加速器的研发拨付25万美元；从其他军事科研项目中，节省并拨付20.3万美元，以支持麦克米伦的同步加速器创设；1945年12月，又为建设184英寸回旋加速器额外追加17万美元；在AEC成立之前，经由格罗夫斯的努力，截至1945年3月，MED向放射实验室拨款总额前后超出了200万美元。不仅如此，广阔的应用前景与充沛的科研实力，促使劳伦斯也向其他财团（如加利福尼亚的美孚石油公司）游说寻求资助，最终也获得了相应捐款。后来，阿尔瓦雷茨回忆在放射实验室的这段时光，“那个年代里，我们飞奔在一个由美钞铺就的绿色大道上”。[4]
此时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对放射实验室非常重视，准许将其迁移到毗邻学校的小山上，从而为184英寸回旋加速器与阿尔瓦雷茨的线性加速器提供充裕的空间，为实验室提供热能实验室、管理办公室等，并向政府申请相关资金，以创设新的办公大楼。
AEC成立之后，将很多精力都投入到了放射实验室的昂贵的研究项目中，维系了战后对放射实验室的资金支持。通过劳伦斯的争取，放射实验室与AEC领导人戴维·利连澈尔（David Lilienthal）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在当时，继阿尔瓦雷茨1BeV线性加速器的研究计划之后，放射实验室成员威廉·布罗贝克（William Brobeck）又于1946年夏设计了一项10BeV的线性加速器项目。此举引起了雄心勃勃的劳伦斯的重视，他很快与利连澈尔沟通，并从AEC争得了1.5亿美元的支持。尽管后来考虑到开支的庞大，以及同时期布鲁克黑文（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BNL）实验室的竞争，降低了此线性加速器所产能量规格，但由此亦反映出作为联邦政府拨款机构，AEC在支持大科学项目方面的雄厚实力。
AEC之于放射实验室的作用不仅限于拨款支持。在劳伦斯的活动下，组建了一个咨询委员会（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GAC），由罗伯特·奥本海默担任主席，委员会的9名成员中就包括格伦·西博格。尽管身处咨询委员会的西博格未能说服其同事支持他关于反应堆的创设计划，但咨询委员会却对伯克利放射实验室的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委员会建议AEC通过为实验室提供基础核科学研究资助，培养科研生力军；不能仅限于为实验室提供大宗资助，还要关注伯克利分校的发展，但不能干涉校务运行。对于放射实验室来讲，在奥本海默与西博格的积极参与下，AEC不仅为其提供科研资助，而且帮助解决了管理协调上的问题。
三、战后放射实验室的重新组织
当放射实验室的科研工作由慈善资金支持转向联邦资金支持时，刚开始放射实验室担心政府支持会扭转科研研究方向，进而妨碍教授个体的研究自由。但劳伦斯不久后即大展奇才，在加速器设置与运作、实验室组织与以MED、AEC为主的政府资助之间长袖善舞，既确保了学者自由探究的空间，又促进了实验室的高效运作。
第一，在科研设备的设置与运作方面，经与相关机构沟通，为项目争取到资金支持。劳伦斯个人的科研成就与抱负，博雅谦逊的风格，积极创业的强者魅力，以及与当时科研资助机构的诸多头面人物（如科学过渡委员会的万尼瓦尔·布什、MED的格罗夫斯、AEC的利连澈尔等人）深厚的私交情谊，均为其进一步开展科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劳伦斯手下诸多雄心勃勃的领军人物，也都有着核科学研究长才，在充沛的资金支持下，创设了加速器实验室，为其开展科研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第二，在实验室组织方面，在原有准科层等级制与劳伦斯“卡里斯玛”式个人魅力权威的基础上，将其逐步转换为理性的制度设计。战前，回旋加速器制造放射性同位元素，主要是为了医学与生物学研究的目的，以及在化学与物理学领域开展研究。而战后则致力于新的机械设备的研发，及其持续不断的研究。184英寸回旋加速器的创设，扩展了其规模，促进了放射实验室劳务人员的分工以及内部科层制的出现。劳伦斯作为科研事务管理方面的“總管家”，此时从具体的人员组织、任务协调、工作指点等工作，转到提供宏观的战略指导，将具体的管理事务委托给其副手唐纳德·库克西（Donald Cooksey）来着手处理。库克西就职后，仰仗那些创办并保持实验室设备的“店员”们，分头开展工作，如布罗贝克负责监管60～184英寸的回旋加速器设计，物理学家罗伯特·S·斯通（Robert S. Stone）负责37英寸与60英寸回旋加速器的中子疗法（neutron therapy）研究，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从事放射性元素的医疗实验。在团队激情与“卡里斯玛”权威而不是组织规范约束的驱使与感召下，劳伦斯激励其同事们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他们各自相关领域的团队合作与自身潜力的开发上。“（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们如船员那样分工，在船长的指导下，全力以赴于回旋加速器的运作。”[5]
鉴于放射实验室在战前已培育出“回旋加速器员工”：阿尔瓦雷茨、麦克米伦、西博格等科研精英每人都创建了自己的团队；与此同时，相应的专门提供相关智力、物力支持的团队也已形成。此时的组织结构，允许其内部各个子团队按照符合加速器设置之要求展开合作。放射实验室此时的科研，也不再如以往那样靠劳伦斯四处奔走来协调指导。为了应对越来越繁杂的相关研究任务，劳伦斯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工程过程管理委员会（Process Engineering Committee）以协调管理实验室，由他本人负责宏观指导。该委员会的管理，逐步取代劳伦斯巨细无遗的管家式经营模式，更加规范与顺畅。常规的科研与发展团队、运作、工程、实验室交流合作、化学以及医学研究，均有条不紊地在放射实验室组织章程的规范下进行，放射实验室内部各研究团队之间亦能优势互补。例如，罗伯特·瑟伯（Robert Serber）的理论研究团队，能为科研设备团队提供论证，以及论证其实验项目，预测新型粒子加速器能加工出来什么样的粒子等。随着新型科研机器设备的问世，新的科研团队随之产生，并发展出适宜的探究技术。随着科研团队的扩张与研究任务的多元化，实验室规模不断扩张，功能不断增强，结构也不断复杂。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卡里斯玛”感召支配与非正式科层制的组织行动原则，一个新的、适应“大科学”研究的、功能健全的跨学科研究组织由此诞生了。“到了1948年，组织机构已然明晰。以下组织结构图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实验室的分工与职员的职责，尽管当时大多数科学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组织结构及其所反映的管理协调技能，但是他们确实是依靠这一身处其中的组织结构，成功开展科研的”（见图1）。[6]
明晰的管理层次，明确分工的任务，战时实验室组织方式，证明了放射实验室在满足外部需要、资金筹取、工程设计与研发，以及战后新项目的执行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战时大学里的科学家们也接受并适应了科层制式管理、任务分工、服从组织要求以及遵从严格的纪律与保密原则。而实际证明，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关于科研组织研究的理论也由此发展起来。
然而，作为探究知识的场所，大学毕竟是一个践履学术自治的地方，彼时遵从刻板的规章，难免会与学者自由探究发生抵触。在“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科研活动”与“集中的管理与实验室工程的设立”之间，势必会产生冲突。在这样的张力中，劳伦斯凭其个人魅力，又重新调整了组织，给予其科研成员更多的自由，重获战前美国大学自由探究、自发合作团队精神。从而，科学家个体一方面能获取充裕的资源资金支持，一方面又能够自由开展研究。而且，组织井井有条，也为其他实验室，如BNL创建了良好的示范。创办于1947年的BNL，无论在组织设计，还是在领导人个人魅力，以及与MED、AEC诸资助机构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均远逊于当时的放射实验室。时任BNL第一任负责人的R.D.康拉德（R.D. Conrad），赴劳伦斯放射实验室考察回来后，对其在团队创设与组织架构设计方面的成功经验十分钦佩，并且将其机械与电子工程研发团队看做放射实验室成功的核心因素，认为放射实验室具有“有效且良好”的组织结构。BNL早期加速器的设置及其相应团队的组建，就是在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团队的支持下得以完成的；同时期橡树岭实验室的组织结构调整，也与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影响不无关系。
结构清晰、权责明晰的组织，既让其成员享受学术自由，又使其从冗杂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这一局面的达成，无疑离不开劳伦斯持续不断的努力以及战时有效的实验室组织。在其中，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取得了长足发展，最终成为战后引领美国核科学研究的核心组织。
总结其成功的原因，不外如下四点。第一，伯克利分校良好的实验室基础，具有丰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是其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二，劳伦斯卓有成效的领导，知人善任，后续的发展证明，跨学科研究组织的核心领导对其所处科研组织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资助来源的变化，由于原有慈善基金的支持，扩展至由联邦政府拨付大宗款项，资助额度得以大幅增长，由此创设的昂贵的设备，为实验室进一步开展科研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第四，具有良好的组织结构，在接受项目、满足外部需求与科学家自主探究新知方面达到了平衡；而且与同时代的其他实验室相比，无论在团队组建，还是组织设计上，既凸显了制度理性，又很好地保障了科学家个体自由探究的空间。总之，在上述各方面，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均能领先一步，既在与同行的竞争中不断获胜，又因其团队组建与制度设计，招募了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并且为同行树立了典范，由此也铸就了战后和平时期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辉煌。 四、从事“大科学”研究的
放射实验室组织特征分析
首先，到1948年，放射实验室的组织结构已经趋向于完善。由图1可知，其组织结构主要由两大分支组成，一是劳伦斯领导下的实验室科研团队；一是由罗伯特·昂德希尔（Robert M. Underhill）代表校方，为实验室日常运作所开展服务的外围团队，包括伯克利为其拨付的款项组织、专利申请与保护、与外界赞助机构如AEC等沟通、资源采购等。劳伦斯领导下的实验室科研团队承担着4B项目③，其团队组建与安置也难免会受到项目性质的影响，在其中，阿尔瓦雷茨、西博格、麦克米伦等人的科研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他们一方面能够自由开展科研，一方面又得到了符合项目运作需求的宏观指导。在这里，劳伦斯从巨细无遗指点的“大管家”，转变为执行宏观指导协调与业务咨询的“首席执行官”，再到后来的咨询委员会，不断将其个人指导转换为理性运作。科研团队的有效组建与理性制度设计带来的顺畅运作，保障了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高效运作。
其次，就图中所列伯克利校方科研管理与放射实验室的运作关系而言，校方尽可能地为实验室提供发展空间。就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大宗款项合作项目中，清晰列出关于专利发明、权利责任等方面的条款，为实验室顺利运行提供了良好保障。从而，作为二战期间成立的实验室，“通过加快大规模技术发展，项目碰撞，劳伦斯放射实验室促进并定下了当代大科学的基调”。[8]
再次，就实验室自身而言，它贯彻了学术自治，坚守了学术自主。当时，格罗夫斯倡议的咨询委员会有将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并入国家实验室的意愿。但伯克利分校并不乐意，尽管如此，格罗夫斯还是扩展了战时合同式研究的功能，在资助项目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与限制，以对实验室实现控制。劳伦斯此时也向伯克利分校当局施压，“没有什么是我们做不了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明辨是非”“我们接受合同越早，就越好”。虽然劳伦斯如此热衷与政府合作，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操控放射实验室。在当时曾一度流传有AEC有对国家实验室主任的解聘大权的说法，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对此则是针锋相对，“倘有人胆敢向伯克利分校施加此举，答案是——‘实验室主任会反过来解聘委员会’”[9]。尽管如此，放射实验室还是先后从MED、AEC那里得到了大宗项目拨款，为其学者自由开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从宏观指导，到委托经营，再到委员会管理，这其实是一个逐步成熟、规范、理性化的渐变过程。在其中，组织理性的优越性不断得以彰显，由此而形成的劳伦斯放射实验室架构，一方面为同时期其他跨学科研究组织创设了典范，另一方面亦标志着跨学科研究组织在二战后制度理性的日益凸显。
二战后放射实验室职能的转换，也意味着联邦科研政策的转换。战后，许多纯科学研究的政策要素，都可以在劳伦斯放射实验室这里追本溯源。战后放射实验室的转变，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通过加快大规模技术发展，项目碰撞，放射实验室促进并定下了当代“大科学”发展的基调[10]。有人说，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在研发体系和科学政策方面被‘二战’永久地改变了的国家。就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功能及其转变而言，集中体现了这一论断。
注释：
①欧内斯特·劳伦斯（1901-1958），1925年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被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年轻的物理学教授，早期研究领域集中在电离现象，1929年发明了回旋加速器，1936年任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主任，并担任此职直至终老。二战期间，劳伦斯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并作为其中的中坚力量，对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领导下，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详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1939/lawrence-bio.html 。
②科学过渡委员会成立于1945年5月，该委员会是在曼哈顿工程区领导人员督促下，经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的批准，由当时的联邦战时委员会秘书长亨利·斯廷森（Henry L. Stimson）组织创办，是一个高层团体机构，主要关注领域为核能利用。考虑到战时政治、科学、工业政策等多种复杂因素，过渡委员会所执行的任务主要包括：向总统提供战时咨询，发布相关信息，为战后核能的利用与控制提供政治、法律上的决策咨询。二战中，在对日本执行核打击的决策过程中，该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其主要决策领域便是关于核能的控制与操作（详见WIKIPEDIA： Interim Committee[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im_Committee）。彼时，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劳伦斯收到了许多同时来自芝加哥、橡树岭、洛杉矶·阿拉莫斯以及其他曼哈顿工程区实验室的研究项目申请，其中许多是二战研究方案的延续，或是其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关于加速器与反应堆的基础研究项目得到了许多支持，关于成立诸多区域实验室的计划也纷纷提出。在其中，劳伦斯必须要为其实验室科研计划的执行争得一席之地。
③由于掌握的资料所限，具体4B项目指涉哪些内容，这里并不清楚。但可以明晰的是，当时接受过渡委员会与AEC的资助而创办的几个加速器实验室，成为接受并执行4B项目的最基本内容；而且，就AEC成立后的功能转换而言，4B项目的内容应该主要集中于将原子能从核武器转向和平时期的应用与基本探索。
参考文献：
[1][2][美]罗杰·盖格. 研究与相关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M]. 张斌贤，孙益，王国新，译.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80-81.
[3][6][7][9]Robert W. Seidel.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wrence Radiation Laboratory[J].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1983，13（2）：379，389，390，391，392.
[4]Daniel S. Greenberg. The Politics of Pure Science；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关键词：政府拨款；大科学；跨学科研究组织
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办的跨学科研究组织最具有典型性，其经验也弥足珍贵。笔者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为例，回溯二战后联邦经济资助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在组织规模、管理、功能等方面的变迁。
劳伦斯放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成立于1931年8月26日，由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教授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①创办。劳伦斯创办该实验室的初衷，是为其新创的回旋加速器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并招募相关研究人员，劳伦斯凭借该回旋加速器获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劳伦斯始终致力于物理学研究设备的扩展，寻找慈善基金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随后，该实验室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与理论物理学者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当时的伯克利分校物理学系由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领导，实验物理学与理论物理学初步形成了融洽的关系。二战期间至战后和平时期，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取得了巨大发展，也折射出这段时期美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变化。
一、二战前后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
面临的机遇
二战前，放射实验室在回旋加速器研究的基础上，参与到曼哈顿工程中，并且对原子弹成功研制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当时，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已经开始接受来自政府的资助，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巨大的科研能力。
二战后的和平年代里，对武器科研方面的要求与战前相比，逐渐放松了下来，分散在各式各样的战时研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和平年代的研究方向。在原有加州伯克利分校实验室的基础上，劳伦斯及其团队培育出的“回旋加速器员工”（cyclotroneers），均有各自的特长，并且有开展长远研究的计划。
例如，团队成员刘易斯·阿尔瓦雷茨（Lius Alvarez）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放射实验室开展过雷达方面的研究，早在1943年就意识到电子线性加速器很有可能获得彼时研究出的雷达导航（searchlight-directing radar）所支持。而这一设备所产生的高频率，远远超过战前的声波频率。阿尔瓦雷茨估计，加速电子或质子所产生的能量高达1BeV（十亿电子伏特），有巨大的潜能待于开发。
再比如，团队成员艾德文·麦克米伦（Edwin McMillan）计划建立高能量粒子加速器——同位加速器实验室。这一同位加速器可以克服传统的回旋加速器所带来的粒子积聚而引发的问题。经由充分的论证与统筹、协调与考虑，麦克米伦相信，他应该将粒子运动带到高能源研究领域，进而应用于尚未完工的184英寸的磁铁回旋加速器，而这也正是劳伦斯在战前就已有所注意的。
战时曾在芝加哥质子分离化学实验室工作的格伦·西博格（Glenn Seaborg）在那里发现了两种能量更为强大的超铀物质：镅（americium）与锔（curium）。尽管彼时在芝加哥引起了巨大轰动，但他仍然坚持将其下一步的工作转移到伯克利，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伯克利放射实验室的魅力。
劳伦斯特别留意这些研究设想，他安排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c of Sciences）时任主席弗兰克·朱厄特（Frank B. Jewett），发起建立在阿尔瓦雷茨的提议的基础上的线性加速器研究项目，但终因军方的反对与阿尔瓦雷茨的意外出走伯克利而搁浅。劳伦斯也劝说加州大学总校时任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Robert Gordon Sproul）雇用西博格所需要的人才，增加对放射实验室的支持。同时，他自己也为184英寸回旋加速器的创设而四处奔走。最终，劳伦斯发现，他并不能够单单凭一己設想与计划就可以将他自己及同事的想法付诸实施，必须求助外部支持。
在当时，建立线性粒子加速器与同步加速器实验室所需的经费与科研设备大大超出了和平时代放射实验室所能提供的资源，单靠慈善基金会的捐助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迫切需要将战时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大学科研的做法在和平年代常态化。
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资金、人事环境
与原子能协会的成立
二战时，放射实验室并不直接从政府得到资助，而是通过在曼哈顿工程中承担相应的原子弹研制计划，从曼哈顿工程区（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MED）那里得到资助。战后，加州大学所在的西海岸“并没有遭遇经济崩溃的危险，而是经历了战后持续增长的繁荣，这为州政府慷慨捐助大学科研奠定了基础。1946-1951年，州政府的拨款以平均每年24%的速度增长”[1]。与此同时，由于退伍士兵大规模涌进大学，大学成为《退伍军人法》“自由学费”（liberal tuition）条款的最大获益者。例如，1946-1947年，实验室收到了1150万美元的学费，超过了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教学预算的总和。
通过联邦合约，大学可以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开展研究。除科研支出以外的资金被伯克利分校的董事会作为一项特别基金保留下来。基金的规模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到1954年，这项特殊基金已增加到了1360万美元，引起州政府的质疑。后来，在伯克利分校与州政府的妥协谈判下，“将基金的一半用作董事会机会基金（Regent’s Opportunity Fund）。因此，大学可以继续获得重要资源来支撑大学的研究”。[2] 伯克利分校把自身的资源投入到与研究有关的事务中。此举促使伯克利分校成为战后全美高校中孕育跨学科研究最肥沃的土壤，同时它也积极促成了二战后新型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创设。战后放射实验室的发展，与校方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与强大的资金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战行将结束之际，劳伦斯曾给加州大学总校校长斯普劳尔写信，表述了对战后实验室或重新回到战前分散的研究状态的担忧。他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在当时，实验室获得的曼哈頓工程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战争时期政府大量的馈赠，劳伦斯只希望保留军方所捐赠的与加州大学所购买的实验室设备。
1944年夏，橡树岭实验室装备设施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劳伦斯的顾虑。曼哈顿工程负责人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创办了战后计划委员会，以提示科学家们，“我们并未忘记战时的科研政策”。劳伦斯在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建议开展通过电磁方法分离同位素的实验，以及创办更多的铀爆炸项目（uranium bomb）的计划。格罗夫斯促使MED为伯克利的电磁分离学实验额外拨付700万美元的资金，后又在此基础上追加了300万美元的机动资金。
劳伦斯在开始其研究计划之际，即被战前关于“原子能在战争与和平年代的利用”的想法所鼓舞。在科学过渡委员会（Scientific Panel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②第一次会议上，他强调美国必须在原子弹与核能两个领域的研究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他指出：“如果美国在这一领域始终领先，我们将会比其他国家知道得多，而且能做到的也多”[3]。劳伦斯提醒他的助手们，科研必须持续不断地前进。尽管科学过渡委员会时任副秘书长万尼瓦尔·布什赞同劳伦斯的观点，但前者的主要兴趣在于创办一个国家研究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未必对劳伦斯所强调的原子能感兴趣。在布什看来，应该交付另一个机构去解决，即后续成立的原子能协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EC）。
AEC于1946年8月1日由国会批准成立，经杜鲁门总统批准，于1947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其创办初衷是将战时军方控制的核武器，转换为由公民社会控制的核能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展和平年代的核能技术，以控制核武器，促进人类福祉。
在当时，劳伦斯与MED主要负责人格罗夫斯保持着密切来往，在战后到AEC成立的这段时期，放射实验室所需款项都是经由格罗夫斯支持并通过MED拨款予以赞助的。在当时，格罗夫斯通过MED为放射实验室提供拨款可谓尽心竭力，如从雷达研究剩余款项中，为阿尔瓦雷茨的线性加速器的研发拨付25万美元；从其他军事科研项目中，节省并拨付20.3万美元，以支持麦克米伦的同步加速器创设；1945年12月，又为建设184英寸回旋加速器额外追加17万美元；在AEC成立之前，经由格罗夫斯的努力，截至1945年3月，MED向放射实验室拨款总额前后超出了200万美元。不仅如此，广阔的应用前景与充沛的科研实力，促使劳伦斯也向其他财团（如加利福尼亚的美孚石油公司）游说寻求资助，最终也获得了相应捐款。后来，阿尔瓦雷茨回忆在放射实验室的这段时光，“那个年代里，我们飞奔在一个由美钞铺就的绿色大道上”。[4]
此时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对放射实验室非常重视，准许将其迁移到毗邻学校的小山上，从而为184英寸回旋加速器与阿尔瓦雷茨的线性加速器提供充裕的空间，为实验室提供热能实验室、管理办公室等，并向政府申请相关资金，以创设新的办公大楼。
AEC成立之后，将很多精力都投入到了放射实验室的昂贵的研究项目中，维系了战后对放射实验室的资金支持。通过劳伦斯的争取，放射实验室与AEC领导人戴维·利连澈尔（David Lilienthal）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在当时，继阿尔瓦雷茨1BeV线性加速器的研究计划之后，放射实验室成员威廉·布罗贝克（William Brobeck）又于1946年夏设计了一项10BeV的线性加速器项目。此举引起了雄心勃勃的劳伦斯的重视，他很快与利连澈尔沟通，并从AEC争得了1.5亿美元的支持。尽管后来考虑到开支的庞大，以及同时期布鲁克黑文（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BNL）实验室的竞争，降低了此线性加速器所产能量规格，但由此亦反映出作为联邦政府拨款机构，AEC在支持大科学项目方面的雄厚实力。
AEC之于放射实验室的作用不仅限于拨款支持。在劳伦斯的活动下，组建了一个咨询委员会（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GAC），由罗伯特·奥本海默担任主席，委员会的9名成员中就包括格伦·西博格。尽管身处咨询委员会的西博格未能说服其同事支持他关于反应堆的创设计划，但咨询委员会却对伯克利放射实验室的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委员会建议AEC通过为实验室提供基础核科学研究资助，培养科研生力军；不能仅限于为实验室提供大宗资助，还要关注伯克利分校的发展，但不能干涉校务运行。对于放射实验室来讲，在奥本海默与西博格的积极参与下，AEC不仅为其提供科研资助，而且帮助解决了管理协调上的问题。
三、战后放射实验室的重新组织
当放射实验室的科研工作由慈善资金支持转向联邦资金支持时，刚开始放射实验室担心政府支持会扭转科研研究方向，进而妨碍教授个体的研究自由。但劳伦斯不久后即大展奇才，在加速器设置与运作、实验室组织与以MED、AEC为主的政府资助之间长袖善舞，既确保了学者自由探究的空间，又促进了实验室的高效运作。
第一，在科研设备的设置与运作方面，经与相关机构沟通，为项目争取到资金支持。劳伦斯个人的科研成就与抱负，博雅谦逊的风格，积极创业的强者魅力，以及与当时科研资助机构的诸多头面人物（如科学过渡委员会的万尼瓦尔·布什、MED的格罗夫斯、AEC的利连澈尔等人）深厚的私交情谊，均为其进一步开展科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劳伦斯手下诸多雄心勃勃的领军人物，也都有着核科学研究长才，在充沛的资金支持下，创设了加速器实验室，为其开展科研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第二，在实验室组织方面，在原有准科层等级制与劳伦斯“卡里斯玛”式个人魅力权威的基础上，将其逐步转换为理性的制度设计。战前，回旋加速器制造放射性同位元素，主要是为了医学与生物学研究的目的，以及在化学与物理学领域开展研究。而战后则致力于新的机械设备的研发，及其持续不断的研究。184英寸回旋加速器的创设，扩展了其规模，促进了放射实验室劳务人员的分工以及内部科层制的出现。劳伦斯作为科研事务管理方面的“總管家”，此时从具体的人员组织、任务协调、工作指点等工作，转到提供宏观的战略指导，将具体的管理事务委托给其副手唐纳德·库克西（Donald Cooksey）来着手处理。库克西就职后，仰仗那些创办并保持实验室设备的“店员”们，分头开展工作，如布罗贝克负责监管60～184英寸的回旋加速器设计，物理学家罗伯特·S·斯通（Robert S. Stone）负责37英寸与60英寸回旋加速器的中子疗法（neutron therapy）研究，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从事放射性元素的医疗实验。在团队激情与“卡里斯玛”权威而不是组织规范约束的驱使与感召下，劳伦斯激励其同事们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他们各自相关领域的团队合作与自身潜力的开发上。“（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们如船员那样分工，在船长的指导下，全力以赴于回旋加速器的运作。”[5]
鉴于放射实验室在战前已培育出“回旋加速器员工”：阿尔瓦雷茨、麦克米伦、西博格等科研精英每人都创建了自己的团队；与此同时，相应的专门提供相关智力、物力支持的团队也已形成。此时的组织结构，允许其内部各个子团队按照符合加速器设置之要求展开合作。放射实验室此时的科研，也不再如以往那样靠劳伦斯四处奔走来协调指导。为了应对越来越繁杂的相关研究任务，劳伦斯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工程过程管理委员会（Process Engineering Committee）以协调管理实验室，由他本人负责宏观指导。该委员会的管理，逐步取代劳伦斯巨细无遗的管家式经营模式，更加规范与顺畅。常规的科研与发展团队、运作、工程、实验室交流合作、化学以及医学研究，均有条不紊地在放射实验室组织章程的规范下进行，放射实验室内部各研究团队之间亦能优势互补。例如，罗伯特·瑟伯（Robert Serber）的理论研究团队，能为科研设备团队提供论证，以及论证其实验项目，预测新型粒子加速器能加工出来什么样的粒子等。随着新型科研机器设备的问世，新的科研团队随之产生，并发展出适宜的探究技术。随着科研团队的扩张与研究任务的多元化，实验室规模不断扩张，功能不断增强，结构也不断复杂。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卡里斯玛”感召支配与非正式科层制的组织行动原则，一个新的、适应“大科学”研究的、功能健全的跨学科研究组织由此诞生了。“到了1948年，组织机构已然明晰。以下组织结构图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实验室的分工与职员的职责，尽管当时大多数科学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组织结构及其所反映的管理协调技能，但是他们确实是依靠这一身处其中的组织结构，成功开展科研的”（见图1）。[6]
明晰的管理层次，明确分工的任务，战时实验室组织方式，证明了放射实验室在满足外部需要、资金筹取、工程设计与研发，以及战后新项目的执行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战时大学里的科学家们也接受并适应了科层制式管理、任务分工、服从组织要求以及遵从严格的纪律与保密原则。而实际证明，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关于科研组织研究的理论也由此发展起来。
然而，作为探究知识的场所，大学毕竟是一个践履学术自治的地方，彼时遵从刻板的规章，难免会与学者自由探究发生抵触。在“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科研活动”与“集中的管理与实验室工程的设立”之间，势必会产生冲突。在这样的张力中，劳伦斯凭其个人魅力，又重新调整了组织，给予其科研成员更多的自由，重获战前美国大学自由探究、自发合作团队精神。从而，科学家个体一方面能获取充裕的资源资金支持，一方面又能够自由开展研究。而且，组织井井有条，也为其他实验室，如BNL创建了良好的示范。创办于1947年的BNL，无论在组织设计，还是在领导人个人魅力，以及与MED、AEC诸资助机构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均远逊于当时的放射实验室。时任BNL第一任负责人的R.D.康拉德（R.D. Conrad），赴劳伦斯放射实验室考察回来后，对其在团队创设与组织架构设计方面的成功经验十分钦佩，并且将其机械与电子工程研发团队看做放射实验室成功的核心因素，认为放射实验室具有“有效且良好”的组织结构。BNL早期加速器的设置及其相应团队的组建，就是在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团队的支持下得以完成的；同时期橡树岭实验室的组织结构调整，也与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影响不无关系。
结构清晰、权责明晰的组织，既让其成员享受学术自由，又使其从冗杂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这一局面的达成，无疑离不开劳伦斯持续不断的努力以及战时有效的实验室组织。在其中，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取得了长足发展，最终成为战后引领美国核科学研究的核心组织。
总结其成功的原因，不外如下四点。第一，伯克利分校良好的实验室基础，具有丰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是其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二，劳伦斯卓有成效的领导，知人善任，后续的发展证明，跨学科研究组织的核心领导对其所处科研组织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资助来源的变化，由于原有慈善基金的支持，扩展至由联邦政府拨付大宗款项，资助额度得以大幅增长，由此创设的昂贵的设备，为实验室进一步开展科研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第四，具有良好的组织结构，在接受项目、满足外部需求与科学家自主探究新知方面达到了平衡；而且与同时代的其他实验室相比，无论在团队组建，还是组织设计上，既凸显了制度理性，又很好地保障了科学家个体自由探究的空间。总之，在上述各方面，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均能领先一步，既在与同行的竞争中不断获胜，又因其团队组建与制度设计，招募了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并且为同行树立了典范，由此也铸就了战后和平时期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辉煌。 四、从事“大科学”研究的
放射实验室组织特征分析
首先，到1948年，放射实验室的组织结构已经趋向于完善。由图1可知，其组织结构主要由两大分支组成，一是劳伦斯领导下的实验室科研团队；一是由罗伯特·昂德希尔（Robert M. Underhill）代表校方，为实验室日常运作所开展服务的外围团队，包括伯克利为其拨付的款项组织、专利申请与保护、与外界赞助机构如AEC等沟通、资源采购等。劳伦斯领导下的实验室科研团队承担着4B项目③，其团队组建与安置也难免会受到项目性质的影响，在其中，阿尔瓦雷茨、西博格、麦克米伦等人的科研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他们一方面能够自由开展科研，一方面又得到了符合项目运作需求的宏观指导。在这里，劳伦斯从巨细无遗指点的“大管家”，转变为执行宏观指导协调与业务咨询的“首席执行官”，再到后来的咨询委员会，不断将其个人指导转换为理性运作。科研团队的有效组建与理性制度设计带来的顺畅运作，保障了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高效运作。
其次，就图中所列伯克利校方科研管理与放射实验室的运作关系而言，校方尽可能地为实验室提供发展空间。就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大宗款项合作项目中，清晰列出关于专利发明、权利责任等方面的条款，为实验室顺利运行提供了良好保障。从而，作为二战期间成立的实验室，“通过加快大规模技术发展，项目碰撞，劳伦斯放射实验室促进并定下了当代大科学的基调”。[8]
再次，就实验室自身而言，它贯彻了学术自治，坚守了学术自主。当时，格罗夫斯倡议的咨询委员会有将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并入国家实验室的意愿。但伯克利分校并不乐意，尽管如此，格罗夫斯还是扩展了战时合同式研究的功能，在资助项目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与限制，以对实验室实现控制。劳伦斯此时也向伯克利分校当局施压，“没有什么是我们做不了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明辨是非”“我们接受合同越早，就越好”。虽然劳伦斯如此热衷与政府合作，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操控放射实验室。在当时曾一度流传有AEC有对国家实验室主任的解聘大权的说法，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对此则是针锋相对，“倘有人胆敢向伯克利分校施加此举，答案是——‘实验室主任会反过来解聘委员会’”[9]。尽管如此，放射实验室还是先后从MED、AEC那里得到了大宗项目拨款，为其学者自由开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从宏观指导，到委托经营，再到委员会管理，这其实是一个逐步成熟、规范、理性化的渐变过程。在其中，组织理性的优越性不断得以彰显，由此而形成的劳伦斯放射实验室架构，一方面为同时期其他跨学科研究组织创设了典范，另一方面亦标志着跨学科研究组织在二战后制度理性的日益凸显。
二战后放射实验室职能的转换，也意味着联邦科研政策的转换。战后，许多纯科学研究的政策要素，都可以在劳伦斯放射实验室这里追本溯源。战后放射实验室的转变，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通过加快大规模技术发展，项目碰撞，放射实验室促进并定下了当代“大科学”发展的基调[10]。有人说，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在研发体系和科学政策方面被‘二战’永久地改变了的国家。就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功能及其转变而言，集中体现了这一论断。
注释：
①欧内斯特·劳伦斯（1901-1958），1925年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被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年轻的物理学教授，早期研究领域集中在电离现象，1929年发明了回旋加速器，1936年任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主任，并担任此职直至终老。二战期间，劳伦斯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并作为其中的中坚力量，对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领导下，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详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1939/lawrence-bio.html 。
②科学过渡委员会成立于1945年5月，该委员会是在曼哈顿工程区领导人员督促下，经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的批准，由当时的联邦战时委员会秘书长亨利·斯廷森（Henry L. Stimson）组织创办，是一个高层团体机构，主要关注领域为核能利用。考虑到战时政治、科学、工业政策等多种复杂因素，过渡委员会所执行的任务主要包括：向总统提供战时咨询，发布相关信息，为战后核能的利用与控制提供政治、法律上的决策咨询。二战中，在对日本执行核打击的决策过程中，该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其主要决策领域便是关于核能的控制与操作（详见WIKIPEDIA： Interim Committee[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im_Committee）。彼时，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劳伦斯收到了许多同时来自芝加哥、橡树岭、洛杉矶·阿拉莫斯以及其他曼哈顿工程区实验室的研究项目申请，其中许多是二战研究方案的延续，或是其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关于加速器与反应堆的基础研究项目得到了许多支持，关于成立诸多区域实验室的计划也纷纷提出。在其中，劳伦斯必须要为其实验室科研计划的执行争得一席之地。
③由于掌握的资料所限，具体4B项目指涉哪些内容，这里并不清楚。但可以明晰的是，当时接受过渡委员会与AEC的资助而创办的几个加速器实验室，成为接受并执行4B项目的最基本内容；而且，就AEC成立后的功能转换而言，4B项目的内容应该主要集中于将原子能从核武器转向和平时期的应用与基本探索。
参考文献：
[1][2][美]罗杰·盖格. 研究与相关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M]. 张斌贤，孙益，王国新，译.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80-81.
[3][6][7][9]Robert W. Seidel.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wrence Radiation Laboratory[J].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1983，13（2）：379，389，390，391，392.
[4]Daniel S. Greenberg. The Politics of Pure Science；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