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H.Thaler）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委员认为，塞勒长期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通过探索人类的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自我控制缺失等特征，阐述人类思维和心理因素对经济活动、市场运行及行为选择的影响，“在个人决策的经济分析与心理分析之间搭建起桥梁”。

一、从经济学到行为经济学

　　二十世纪当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走向新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家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是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像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演变成为一个用数学语言表达的、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对社会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认识，但是，在不断走向形式化、数理化和工具化的同时，也削弱了其解释力和判断力。从二十世纪中后期起，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理性预期学派和制度经济学家相继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二十一世纪初，行为经济学家开始登上诺贝尔经济学的领奖台。
　　二00二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inelKahneman）和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给心理学家。二0一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哈佛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Elvin Roth），表彰他在市场研究方面的贡献。二0一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耶鲁大学行为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ama），尽管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二。一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塞勒，明确肯定了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塞勒是第一位单独获奖的行为经济学家。
　　作为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和先驱者，塞勒在罗彻斯特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罗彻斯特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塞勒刚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候，行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不存在。塞勒在观察和实验中，发现了一些难以用理性选择解释的现象，便开始寻找更直观、更有效的理论。当时尚没有足够的实证与证据来支持他关于非理性行为的研究，传统经济学家将这些行为看作是偶然误差，因此，塞勒长期被视为“出格”的研究者。从“出格”到“主流”，塞勒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其实，早在二00二年卡内曼就将自己的获奖归功于塞勒，称他是“首位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开创了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正是由于塞勒和其他经济学家的努力，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行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分两个层面，一是理论层面，通过数理模型来预测人们的行为；二是实用层面，通过行为经济学的原理引导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出有效的、能够对经济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宏观政策。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特点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解决方案尽量简单易行。二是理论和政策建议建立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上，比如，如果希望促成某项活动，制定某一政策，就要给出充分的理由来论证其正当性和可行性。三是用实验、经验和案例说话。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极大地拓展了个人决策模型，运用心理学的现实假设对经济决策进行分析，说明当心理因素对人类经济行为产生各种影响时，决策会发生什么变化。

二、从理性经济人到真实的人

　　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传统经济学认为，行为主体总是理性的，总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正是行为主体的充分理性使得市场供求关系达到均衡。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塞勒等经济学家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質疑，他们吸收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提出了“非理性经济人”概念，丰富了对人性和人类经济行为的理解。“非理性经济人”是真实的人，是现实中的我们。具体内容如下：
　　用社会偏好解释利他行为。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只考虑收益最大化。塞勒认为，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人们会受到许多心理因素影响，比如，对不公平的厌恶和对正义的向往。如果这些情绪足够强烈，就可能导致人们改变自己的决策。泰勒通过实验的方法证明，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不公平的感觉，以及这种感觉有多么强烈时会使人们改变行为决策。塞勒通过多种实验来检测个人的利他合作倾向，以证明人类社会中除“个人偏好”外还存在“社会偏好”，因此，除“利己行为”外还存在“利他行为”。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J.shiller）也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追求公平、正义和利他的行为，并非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是具备一定生理基础的“神经回路机制”。
　　用禀赋效应说明并非总是趋利优先。塞勒做过一个实验，把学生分为两组，并准备了一批价值五元的杯子。他问第一组学生，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个杯子？学生平均报价为三元。在第二组他首先送给每人一个杯子，然后问他们愿意以什么价格卖出这个杯子，学生平均报价为七元。塞勒认为，这一结果表明，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并非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客观地权衡利害，而是对自己已有的东西估价较高。与获得一件东西的快乐相比，失去一件东西的痛苦可能更为强烈。塞勒认为，由于“禀赋效应”，人们在决策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避害”而非“趋利”，因为“与即将拥有的东西相比，人们更看重那些已经拥有的东西”。
　　用心理账户说明交易决策方法。塞勒举例说，如果人们要购买价值五万元的奢侈品，对着工资卡会犹豫再三，对着中奖的彩票会马上行动。同样的五万元，由于收入来源不同，消费决策也会不同。这是由于人们设定了不同的心理账户，使人们在以不同形式获得收入时，消费决策或投资行为会出现较大差异。心理账户意味着人们内心存在着决策的参考点，在进行消费和储蓄时会进行自我控制。这是一种简化了的交易决策方法。
　　用过度反应解释金融市场不稳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发生了金融市场有效性的争论，在争论中形成了两大学派，即有效市场学派与行为金融学派。二0一三年，这大两派的代表人物希勒和法玛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塞勒也参加了这一讨论。在讨论中，塞勒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证实了金融市场存在“过度反应”。当牛市来临时，人们对投资更自信，直到股价偏离企业的投资价值。当熊市来临时，人们对投资彻底失望，直到股价从另一个方向偏离企业的投资价值。过度反应心理使人们过于重视金融市场波动，从而忽略经济基本面和市场趋势。 　　用“助推”策略引导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塞勒认为，人们大都缺乏自我控制，往往只注重短期利益，缺乏长期规划，或者只关注形式化的东西而忽视实质。要改变这种情况，“引导”优于“强迫”，为此，塞勒提出“助推”策略。他举例说，大多数人都会乘电梯进入健身房。从理性角度看，去健身房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燃脂、消耗卡路里，为什么人们不选择走楼梯而选择乘电梯？这是用“理性经济人”难以解释的，在这里“引导”很重要。如果在电梯显著位置放置一个告示，告诉大家走楼梯到健身房消耗多少卡路里，乘电梯到健身房消耗多少卡路里，就有可能使人们做出走楼梯的选择。又如，如果在超市中将水果和营养品放在显眼位置上，供顾客挑选，要比在社区发放饮食营养小册子更加有效。为此，塞勒建议，政府应当通过对经济社会政策的优化设计，引导人们在教育、投资、医疗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做出正确决策。利用“助推”理论，塞勒还帮助一些国家设计并建立了养老储蓄方案。比如，近年美国推出“为明天储蓄更多”项目，引导人们按照薪酬的固定百分比储蓄，加入养老储蓄金中，以防止人们由于缺乏自我控制力而随意刷信用卡的行为。

三、从追求完美到接受次优

　　从行为经济学原理，塞勒向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挑战。他认为，人性是复杂的，不是所有行为和决策都可以用“理性经济人”和利益最大化来解释。在此基础上，塞勒提出了“非理性经济人”概念。“非理性经济人”會犯错误，存在偏见，可能做出非理性选择。在“非理性经济人”假设下，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与经济学融合在一起，承认人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直面人性的不足和缺陷。从传统经济学到行为经济学，表明主流经济理论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经济决策正在从追求完美走向接受次优。
　　理解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正视人性的不足和缺陷，是我们认识人类经济行为和个人决策的前提。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尤其是在经济制度建立和经济政策决策方面，更需要我们理解人的复杂性，敬畏人的多样性。正如希勒所言：“金融制度及其相关的立法如同战争规则一样，应当降低人的进攻性本能，激励人的善良本能。”的确，一个良好的金融制度无论设计还是运行都需要包容人的复杂多样，都需要包容人性的所有美好与不足。
　　总之，人类认识的能力是有限的，做出的决策、设计的经济制度、制定的金融政策总会存在不足甚至缺陷，因此，我们需要接受次优：一种不完美和不完善，但愿意正视不足，愿意接受批评，愿意不断改进的个人决策、宏观政策和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