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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中国当下已经到了非减税不可的时候了，如今我们减税主要有三大目的：
（一）引导资本回归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原因是因为做企业不赚钱，或是只能赚点小钱，相反做的人很辛苦，负担重不说，风险还很大，做传统产业的老板一旦做大之后，大多有被套牢的感觉。尤其是员工发展到几百上千的规模之后，这时候当老板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员工打工了。笔者创业20年，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感受与时俱增。
自从温州人发现把资本从企业中转移出来，进入到投资行业之后，赚钱容易不说人还轻松。这种示范效应一出来，立马全国一片跟风。前几年炒房，炒股票（2007年之前），炒古董玉器做收藏等等，无人不赚得盆满钵满。有人说，那几年做投资，傻瓜也赚钱，这话确是事实。
10年前你2000元/平米的住房买进来，现在至少2万/平米，10年涨10倍，每年涨一倍，当年投资100万，如今是1000万，在这种暴利之下，谁能经得起诱惑？谁不心动？我们做企业的都知道，如果每年能有20%的净收入，5年能收回投资已经是绝对好项目了，二者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也算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吧。
这种社会现象最终带来的恶果是：人心浮躁投机成风，人人都搞短、平、快，即使这种行为是投资，实质上也已经异化成投机。没有人肯安下心来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做一番事业，做上10年、20年，做成百年老店。都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都想捞一把就走，甚至走到国外去移民。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一旦形成风气形成气候，迟早要出大问题。
现在政府要做好引导，要把人心都引到创业、守业，做实业上来，最好的引导不用说教，不用培训，不用开会，只要给政策就行。资本的天性是逐利，你一面给生产型企业减税，一百对投资类行业加税，这样一进一出，立竿见影。
我打个比方，仅是个人管窥之见：现在生产型企业所得税是25%，你不妨一下子减到5%，对新创业企业再一个2免3减半，前2年不收，后3年减半，不但地方税而且中央税同样减免，不妨试试看，3年之内可能税收总量会减少，3年之后就可持平，5年之后就会大增。同样对那些投资类资源类企业，如PE、期货、券商，如中介、投融资拍卖，以及地产、矿山等等一律不减税。有些税种还要提高，如资源税就定得太低。
这样一来，资本为了逐利又会涌向实体经济。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讲，与新加坡、香港根本的区别在于，就业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为了解决就业，就必须要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与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实体经济，然后是传统生产与服务性企业，还有最近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等，唯有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之本，虚拟经济只是附在皮上的毛而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缩小贫富差别
当前工资集体协商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同时政府要求企业对农民工实行“交金”，替代过去的“综保”，各地又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等一系列行政法规相继先后出台。
笔者完全支持以上的三种做法，但不可否认，这将给企业的用工成本带来极大的压力，问题将会出在民企。
以富大为例：幸亏我们早几年已转型成功，否则如今将是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生产制造业本来就是薄利，加上市场恶性竞争导致劣币逐良币，这劳动力成本与原材料成本一再上涨，企业往往处于做也亏，不做也亏的两难境地。如今富大能做出工资逐年递增与保证不减员工的承诺，底气完全来自转型之后的发展前景。
但是并非所有中小企业均能转型成功，事实上已经出现一定数据的民企在停产或倒闭，这表明有些是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也有的看到做下去无利可图，干脆关门了之或另谋他就。
给中小企业减税，必须要有具体的规定，一定要使遵守政府各项制度的企业方能享受。一旦查实有违反以上3项指标的企业（即：农民工交金、工资集体协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则要取消其减税的资格。这样就会大大促进企业主遵守法规的自觉性，同时在第一次分配中，让工人享受到更多的实惠，说白了就是政府以减税来实行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让企业主把政府减税的这一块，大部分转让给员工享受，不再加重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与压力。这样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别，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投入
出口、投资、消费成为以往10年内拉动经济的三大动力。如今世界经济再次回落，那些发达国家受到重重债务的困惑，必将被迫“节衣缩食”，他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将会大大减少，加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出口贸易这一块的前景十分渺茫。房地产业已经开始萎缩，一线城市的房价出现回落，但是中央政府咬紧牙关，打压房价的决定没有丝毫动摇或让步，房地产业为拉动经济而作出的巨大贡献必将成为昨日黄花。
实际上基建投入自2008年以来已成为三驾马车中的主力军，问题是谁在投？是政府在投！投到哪里？“铁公基”，即铁路、公路、基础设施。
这里面又有两个问题：一，凡是政府投入的项目经济效率很差，尤其是“铁公基”之类，更是不赚钱的卖买，能把贷款利息付出来已是上上大吉了。二是政府不可能持续的投入，任何靠投入砸钱来拉动GDP的，均是短期行为，时间长了肯定要出问题，政府哪来那么多钱？
所以现在一定要让民间资本来投入。这里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准入问题，有些项目现在对民营企业是不开放的。讲起来是非准即入，实际上玻璃门档着不让进，这就涉及到政府上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二是民间资本不同于政府投入，民间资本肯定是市场化运作，一旦投入就要追求效率，如果投下去没利润，只能十几二十年之后勉强收回投资，我估计也没人感兴趣。
这时候税收的杠杆调节作用就很重要。要动员民间资本进来参与到投入，一定要有政府的优惠政策来引导，否则的话即使敞开大门，恐怕也无济于事。
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资本的逐利性是市场经济永恒的法则，政府投入这一棒唯有让民间资本来接，这既是正道，也是必由之路，要吸引境内外民间资本来参与投入，减税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引导资本回归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原因是因为做企业不赚钱，或是只能赚点小钱，相反做的人很辛苦，负担重不说，风险还很大，做传统产业的老板一旦做大之后，大多有被套牢的感觉。尤其是员工发展到几百上千的规模之后，这时候当老板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员工打工了。笔者创业20年，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感受与时俱增。
自从温州人发现把资本从企业中转移出来，进入到投资行业之后，赚钱容易不说人还轻松。这种示范效应一出来，立马全国一片跟风。前几年炒房，炒股票（2007年之前），炒古董玉器做收藏等等，无人不赚得盆满钵满。有人说，那几年做投资，傻瓜也赚钱，这话确是事实。
10年前你2000元/平米的住房买进来，现在至少2万/平米，10年涨10倍，每年涨一倍，当年投资100万，如今是1000万，在这种暴利之下，谁能经得起诱惑？谁不心动？我们做企业的都知道，如果每年能有20%的净收入，5年能收回投资已经是绝对好项目了，二者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也算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吧。
这种社会现象最终带来的恶果是：人心浮躁投机成风，人人都搞短、平、快，即使这种行为是投资，实质上也已经异化成投机。没有人肯安下心来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做一番事业，做上10年、20年，做成百年老店。都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都想捞一把就走，甚至走到国外去移民。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一旦形成风气形成气候，迟早要出大问题。
现在政府要做好引导，要把人心都引到创业、守业，做实业上来，最好的引导不用说教，不用培训，不用开会，只要给政策就行。资本的天性是逐利，你一面给生产型企业减税，一百对投资类行业加税，这样一进一出，立竿见影。
我打个比方，仅是个人管窥之见：现在生产型企业所得税是25%，你不妨一下子减到5%，对新创业企业再一个2免3减半，前2年不收，后3年减半，不但地方税而且中央税同样减免，不妨试试看，3年之内可能税收总量会减少，3年之后就可持平，5年之后就会大增。同样对那些投资类资源类企业，如PE、期货、券商，如中介、投融资拍卖，以及地产、矿山等等一律不减税。有些税种还要提高，如资源税就定得太低。
这样一来，资本为了逐利又会涌向实体经济。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讲，与新加坡、香港根本的区别在于，就业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为了解决就业，就必须要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与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实体经济，然后是传统生产与服务性企业，还有最近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等，唯有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之本，虚拟经济只是附在皮上的毛而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缩小贫富差别
当前工资集体协商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同时政府要求企业对农民工实行“交金”，替代过去的“综保”，各地又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等一系列行政法规相继先后出台。
笔者完全支持以上的三种做法，但不可否认，这将给企业的用工成本带来极大的压力，问题将会出在民企。
以富大为例：幸亏我们早几年已转型成功，否则如今将是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生产制造业本来就是薄利，加上市场恶性竞争导致劣币逐良币，这劳动力成本与原材料成本一再上涨，企业往往处于做也亏，不做也亏的两难境地。如今富大能做出工资逐年递增与保证不减员工的承诺，底气完全来自转型之后的发展前景。
但是并非所有中小企业均能转型成功，事实上已经出现一定数据的民企在停产或倒闭，这表明有些是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也有的看到做下去无利可图，干脆关门了之或另谋他就。
给中小企业减税，必须要有具体的规定，一定要使遵守政府各项制度的企业方能享受。一旦查实有违反以上3项指标的企业（即：农民工交金、工资集体协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则要取消其减税的资格。这样就会大大促进企业主遵守法规的自觉性，同时在第一次分配中，让工人享受到更多的实惠，说白了就是政府以减税来实行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让企业主把政府减税的这一块，大部分转让给员工享受，不再加重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与压力。这样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别，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投入
出口、投资、消费成为以往10年内拉动经济的三大动力。如今世界经济再次回落，那些发达国家受到重重债务的困惑，必将被迫“节衣缩食”，他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将会大大减少，加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出口贸易这一块的前景十分渺茫。房地产业已经开始萎缩，一线城市的房价出现回落，但是中央政府咬紧牙关，打压房价的决定没有丝毫动摇或让步，房地产业为拉动经济而作出的巨大贡献必将成为昨日黄花。
实际上基建投入自2008年以来已成为三驾马车中的主力军，问题是谁在投？是政府在投！投到哪里？“铁公基”，即铁路、公路、基础设施。
这里面又有两个问题：一，凡是政府投入的项目经济效率很差，尤其是“铁公基”之类，更是不赚钱的卖买，能把贷款利息付出来已是上上大吉了。二是政府不可能持续的投入，任何靠投入砸钱来拉动GDP的，均是短期行为，时间长了肯定要出问题，政府哪来那么多钱？
所以现在一定要让民间资本来投入。这里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准入问题，有些项目现在对民营企业是不开放的。讲起来是非准即入，实际上玻璃门档着不让进，这就涉及到政府上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二是民间资本不同于政府投入，民间资本肯定是市场化运作，一旦投入就要追求效率，如果投下去没利润，只能十几二十年之后勉强收回投资，我估计也没人感兴趣。
这时候税收的杠杆调节作用就很重要。要动员民间资本进来参与到投入，一定要有政府的优惠政策来引导，否则的话即使敞开大门，恐怕也无济于事。
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资本的逐利性是市场经济永恒的法则，政府投入这一棒唯有让民间资本来接，这既是正道，也是必由之路，要吸引境内外民间资本来参与投入，减税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