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阵，我为“自由”与“必然”这对哲学概念着迷，它们在辩证法中居于特殊位置。每天夜深人静，我进人沉思默想的特殊状态。有一天我用日记的形式整理自己的思想时，一个命题“人的本质就是对必然争取自由”脱颖而出，没有逻辑推理，突如其来，就像闪电照亮大海。那一刻甚至伴随着生理上的亢奋，对我来说是难忘的精神历程。
　　上述命题成了我的《哲学批判》的核心命题。
　　按今天的眼光，《哲学批判》只能算是一篇不到10万字的论文，而我却是按哲学专著的形式处理的，分成上下两卷，外加一篇序言。上卷为“哲学的认识”，包括“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两章，下卷为“哲学史”。全书是按对立统一的辩证结构铺排的。我认为，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真正的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只是从现代开始的。“哲学史”的两章分别论述了我认为是现代哲学代表的英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已不属传统哲学范畴，并未专门论及，于是另辟“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与人本主义哲学”的附录。
　　之所以称为《哲学批判》，主要是在我看来，认识论哲学最终必然演变为人学，即以人的活动（实践）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则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顶峰。而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哲学，实现了研究对象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传统哲学，即使是认识论哲学，实际上已被扬弃了。这里批判一词的潜在含义是“终结”，模仿《资本论》副标题的用法一政治經济学批判，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诞生，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终结。
　　认识既然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合理解释，那么进一步要研究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这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西方古典哲学内涵的发展方向，在“哲学史”部分我试图发掘的就是这一内在逻辑。
　　在“哲学原理”部分，我首先把哲学定义为“是研究人的活动规律（或者说人的本质）的科学”，再进一步把人的活动〈实践）规律归结为必然向自由的转化。这是一个分析综合的过程，概念与认识正是通过这种分析综合获得的。实践就像眼耳鼻舌（医学上称为分析器官）一样，同样是人的“分析器官”。这是《哲学批判》的核心思想，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并说明其创新之处及在哲学中的意义。这是我最珍视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我的哲学专业知识的部分。
　　《哲学批判》的写作始于1968年7月，每天写几百或上千字，至10月底才完成。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把它刻成蜡版油印出来，谁想到闯下了大祸。当时公安部门正在追查一份油印的反革命传单，首先追查油印机、蜡版等设备材料的来源。那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如惊弓之鸟，试图把油印机从学校转移出去。她们用塑料布包住油印机，送到余永定（他也曾是北京四中的学生)的家。多年后，我在社科院再见到余永定，才知道故事原委，为此他还受到牵连。这一神秘举动难逃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的眼睛，很快就报吿了公安局。
　　刚入狱那几个月，社会上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运动正轰轰烈烈，几乎每天都把我拉出去批斗。从北京四中开始，向四周延伸，几乎遍及西城所有的中学。每次批斗，都把我全副“武装”起来，上有背拷，下有脚镣。我昂首挺胸走在校园里，与其说是被批斗的反革命，倒不如说更像被押往刑场的壮士。我成了活靶子，只要社会上的运动流行什么罪名，肯定都安在我头上。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架着我胳膊，低头弯腰，汗珠子往下淌，也只能听之任之。其实我也不想辩驳，麻木如道具，似乎那是别的什么人而不是我。我相信，我的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迟早会被释放并得到平反。
　　在西城分局关押了3年，仅提审3次。据说，起初不相信一个18岁中学生能写出《哲学批判》这样引经据典、自成体系的长篇巨作，上面指示一定要查出背后的黑后台，花了大量的人力进行外调而一无所获,于是送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专家审查只得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结论（这可能是当时最善意的“罪名”）。1972年末，离新年仅隔一天，我终于被释放了。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在当时是常用的说法。除此结论，实际上我还有一个内部结论，具体内容我不得而言，但因此我被剥夺1978年第一次报考研究生的考试资格。直到1979年6月，我才接到西城分局书面的平反通知，肯定了我写《哲学批判》的大方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遇罗克已平反，参与《出身论》不再构成问题；关于那张大字报，由于“知青”已大批回城，上山下乡是解决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已得到社会公认。他们还把没收的《哲学批判》书稿还给我，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的手稿则遗失。
　　（摘自三联书店《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编者：北岛 等 本文作者：赵京兴）（图片 37-3 图注：北京四中（作者母校）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校名由郭沫若题写。 37-1 图注：赵京兴(左)、赵京兴女友陶洛诵(右)在北京颐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