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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好，各位同学好。
在我来瑞士之前，我得到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谈谈我和文学的关系。我叫毕飞宇，那我就聊聊毕飞宇和文学的关系吧。
我要谈的第一个字是“毕”。在汉语里，这是一个姓，在中国，祖上、家庭是重要的，比个体重要，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把姓放在前面。一个人如果做出了成就，受到了人们的尊敬，那么，姓就很突出了，我们把这个叫光宗耀祖。从姓氏和名字的关系我们看得出，中国的文化是服务的文化，补充的文化，人活在世界上，自己很重要，比自己更重要的却是别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给别人、别的事情作补充，也就是说，我们更强调社会性，这是我们文化的基础。
我其实不姓“毕”，我真实的姓是陆，大陆的陆。我是跟父亲姓的，他就姓陆。一个姓陆的人为什么要改变他的姓呢，这是我下面要说的重点。
我父亲为什么要姓陆呢？因为我的爷爷姓陆。我爷爷是一个乡下的绅士，有点钱，他有一个弟弟，没钱，也不喜欢劳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流氓无产者。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家乡那一带相当复杂，有日本的军队，有国军，也就是国民党的军队，也有新四军，也就是共产党的队伍，还有汪精卫政府也就是汉奸政府的部队。在日本人占有优势的时候，中国人是团结的，我们团结起来了，建立了抗日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也无论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只要你抗日，你就是好人。在那个时候，地主和穷人也是一家人，都在抗日。1945年，中国的抗战胜利了，日本人回到了日本，中国人留在了中国。
抗战一胜利，中国内部的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战争。战争还没有开始，地主和穷人就出了问题，运动来了，叫土改，也就是重新分配土地。简单地说，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穷人。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因为在土改的同时，还有除奸。我说过，我的爷爷有点钱，他的弟弟没有钱，但是，我爷爷的弟弟很聪敏，他报告说，他的哥哥在抗战期间把大米卖给日本人了。这一来问题就很严重，我的爷爷成了汉奸。汉奸是必须死的，我的姓陆的爷爷就被作为汉奸处死了。处死的方式很独特，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说了。
其实，这个姓陆的爷爷也不是我的真爷爷，我父亲只是我爷爷的养子。我真正的爷爷姓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父亲知道不知道呢？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关于我父亲的身世，我是在1984年的夏天听说的，那一年我读大学二年级。当时我很吃惊。在吃惊之余，我就问我的父亲，他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脸上的表情很痛苦，然后就再也不说话了。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和我的父亲说起过这个话题。
这件事让我知道了，有些问题是不能问的，生活里其实有许多黑洞，你不能跳进去，你如果一定要跳进去，一定会伤害到你的亲人。1994年，我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叫《叙事》，它并没有太大的反响，除了几个批评家知道这个作品外，许多读者都没有读过它。但是，我非常喜爱这个作品，我愿意把它看做我早期的代表作，它的空间感、历史感和叙述的激情让我的写作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叙事》的推动力就是两样东西，家族和血缘。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对家族和血缘特别地看重，我喜欢从家庭的内部和血管的内部去寻找小说的可能，这不是一个美学上的趣味，某种程度上，我的身世决定了我的小说取向。我要寻找亲人，用小说这种手段也许是一个好办法。我平时几乎不流泪，在写作的时候也很少流泪，但是，《叙事》实在是一部让我伤心的作品。我至今都在面对我身世的黑洞，我能解开这个谜么？也许不能。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有一天，我的父亲能把我喊到他的床前，然后，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这件事有意义么？其实也未必，它只是我的一个心愿。心愿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一个东西，它和意义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却从这里得到了小说上的驱动。
1949年，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的父亲而言，有一个问题是巨大的，那就是他的姓和他的名。他叫陆承渊。对他来说，这个姓名是巨大的耻辱。原因很简单，他有一个被处死的汉奸父亲。尽管当时的政治还相对宽松，但是，他的压力巨大，这个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很快就有人找我的父亲谈话了，它的主题是“决裂”和“重新做人”。换句话说，我父亲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可耻的家族，还有姓。
中国有一部人人皆知的小说，叫《水浒》。《水浒》里有一个人物，叫林冲。我现在就给大家讲讲这个人物。林冲这个人有很好的体力和武艺，但是，他的性格很平庸，缺少战斗性，缺少反叛和革命的精神。但这还不够，官府的子弟还要抢他的妻子，尽管如此，平庸的林冲也没有反抗。事情没有完，官府子弟进一步迫害林冲，他们用计谋把林冲送进了监狱，还企图杀死他。监狱让林冲去看管燃料，在一个风雪之夜，林冲的敌人放了一把火。为什么是风雪之夜呢？因为燃料在大风的鼓动之下会烧得更快、更彻底。这把火是邪恶的，它有两个作用，第一，把林冲直接烧死，第二，燃料被烧光了，被烧死的林冲还要罪加一等。然而，林冲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酒救了林冲。他在大雪之夜买酒去了。因为风太大，他躲在一座庙里，用一块大石头挡住了庙门，在庙里喝酒。他的敌人在放火之后同样来到了这座庙的门口，因为大门被石头挡住了，隔着庙门，林冲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亲耳听到了陷害他的阴谋。这个时候的林冲怒不可遏，他忍无可忍，他平庸的性格受到了不可抗拒的挑战，他的革命性被彻底地激发起来了。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冲”出去了，他“冲”出庙门，他把他的敌人全杀了，然后，扛着武器和酒葫芦，去了梁山，那是革命队伍的大本营。在《水浒》里，这个故事叫《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而在读者的这一头，我们通常不这么说，我们是这样来概括这个故事的：“逼上梁上，走向光明。”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水浒》和林冲的故事呢，因为我的父亲在干部们的教育下，他的名字不叫陆承渊了，改成了“毕明”。也就是“逼上梁山，走向光明”的意思。我不知道干部们有没有给我的父亲讲述林冲的故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希望我的父亲革命，林冲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是“毕”飞宇的原因。
在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讲一讲1971年的春节。在中国，春节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和你们的圣诞节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喜庆的、充满着快乐的节日。那一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那时候我们一家都还在乡下，我的父亲已经是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师，我的母亲也是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师。就在春节的上午，我的父亲一个人走进了一个空旷的教室，他看书去了。就在我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我父亲在哭，他的面前放着一本书。后来我知道了，他在读鲁迅。
1971年我七岁，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亲眼看见父亲哭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七岁的孩子眼里，父亲是高大的，强健的，无所不能的，他的哭泣使我失去了安全，我很恐惧。等我到了高中阶段，我也开始阅读鲁迅了。鲁迅有一部最伟大的小说，叫《阿Q正传》，我想你们也许读过。如果没有读过，你们一定要好好地读。在我的眼里，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峰是《红楼梦》，短篇小说的最高峰就是《阿Q正传》。
《阿Q正传》里头也有革命的内容，阿Q是一个人，他想发财，想体面，想女人，想结婚，这些他都没有得到，最后只能想着去革命。但是，革命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其实并没有革命，在革命之后，他却因为革命被砍了脑袋。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民，他们永远也没有真正拥有过“身份”。他们唯一能做的，是承担历史的不幸。
也许你们要问，这个中国人名字里头为什么会有一个英文字母呢？这正是鲁迅的天才。阿Q其实是有姓的，他姓赵。在他的家乡，赵是一个贵族的姓氏。这一来麻烦了，因为阿Q卑微的身份，贵族不允许阿Q姓赵。我说过，中国人是非常看重祖上、家族和种姓的，剥夺一个人的姓氏，是一件无比重大的事情。宗族意味着依靠，亲情，但是，鲁迅告诉我们，宗族也是邪恶势力，起码在鲁迅的时候是这样。
阿Q姓赵，被剥夺了，我的父亲姓陆，也被剥夺了，我猜想，在1971年的春节，我的父亲在阅读鲁迅的时候，他读的也许正是《阿Q正传》。我一直没有求证过，但是，我想，还能有什么让一个中年男人在大年初一的上午流泪呢？
1997年，我生了一个儿子。在儿子出生之后，我和父亲有过一个交流，我的儿子是姓“毕”还是姓“陆”呢？我的父亲没有想到我和他探讨这个问题，和上一次一样，他选择了回避，他告诉我：“随你。”老实说，在为儿子取名字这个问题上我相当难受，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姓什么才好。当然，我最后让儿子姓了毕，我彻底想通了，道理很简单，他的爸爸姓毕，他就必须姓毕。
下面我要谈谈我的名字，飞宇是我的名字，它的意思是飞向宇宙。我要承认，这个名字不够脚踏实地，一天到晚想往高处飞。
在谈论名字之前，我想说我们汉语的一个特点。汉语的特点是不讲究准确，它喜欢的是大，是外部的态势。说一座楼的高，汉语不习惯用674米，汉语习惯于说万丈高楼；说一道山谷有多深，汉语也不习惯于说92米深，汉语要说万丈深渊。瀑布有多长呢？三千尺，白头发有多长呢？三千丈。部队去打仗，不是十万大军就是百万大军，如果有骑兵，那一定是千军万马。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我想说的是，汉语在骨子里是一种夸张的语言，汉语习惯于放大，所以，汉语很漂亮，很雄伟，它不科学，不精打细算，它是文学的，诗歌的，它喜欢大。
汉语这样的特点和我们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东方文化的核心是国家与民族。在东方，一个人要修炼自己，他的目的可不是自己，而是为了天下。一个父亲或老师要求自己的孩子打扫房间，孩子如何偷懒，父亲或老师就会教育他，他只有把房间打扫干净了，长大了以后你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汉语贪大的趋势还是和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首先注重的是整体，整体在偌本量上总是大的。
这样的语言习惯落实到名字上就会有显著的特征。在我们中国，男孩子的名字大多和强国与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国和富国是政治，所以，我们的名字其实都是高度政治的，政治当然会有不同的阶段，所以，在中国，只要报出你的名字，大部分中国人都能判断你是哪个政治时代出生的。
喜欢大，和政治关系紧密，这一点在我的名字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飞宇”这两个字自然体现出了我的父亲对“大”的热情，然而，它是去政治的么？不是，相反，我的名字高度政治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建立的，但是，很不幸，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一直处在战争的压力底下。面对战争压力，中国政府的对策是“两弹一星”，也就是说，赶紧引爆原子弹和氢弹，并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原子弹和氢弹的运送工具是制导导弹，它的特点是飞，人造地球卫星的特点也是“飞”。所以，“飞”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最为重要的一个话题，有多远飞多远，有多高飞多高。我是1964年的1月出生的，我的父亲希望我“飞向宇宙”，它和“国强”、“国富”是一个意思，唯一不同的是，我的名字带上了知识分子的气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乡村，我的名字一定是卓尔不群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我的父亲一直为一件事情自豪，那就是他的独立性。包括为我取名字。他是个小知识分子，为了他的独立性，他吃足了苦头。但是，回过头来看看，他的独立性是很可疑的，我想说的是，政治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我父亲所谓的独立性其实很有限，从我的名字不难看出，“飞宇”这个名字依旧是随大流的。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说父亲的坏话，我真实的意思是，起码到现在，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并不存在。
我附带还要说一句，我出生后的1964年的10月，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六年之后，也就是1970年，我们的人造地球卫星终于飞向了宇宙。
说到现在，其实我只讲了三个字，也就是我的姓名，真是对不起大家。我想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讲一讲我的文学了。我是一个“无根”的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生命的起源到底在哪里，我甚至无法知道我究竟姓什么。我想，我这样的人做小说家再适合不过了。对一个小说家而言，“问题”永远是重要的，我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伴随着问题的人，在中国，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要做作家，我的回答是，这是命运。真的是这样。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但是，我一定不是一个内心空洞的人，许多时候，并不是我故意要去问什么，我这样的身世，“问”的欲望是强大的，寻找和追问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本能。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我也是关注社会的。这和我的文化基因有关。我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一定会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事实上，我的所有小说都体现了这个特征。在中国，脱离社会的小说和小说家正在产生，我喜欢这样的文化态势，我喜欢这样的文学可能性。文学多元了，这是好事，但是，这是从社会的意义上而说的。如果把话题局限在小说的内部，我要说，我还是更热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小说，这样的小说拥有更大的承载，拥有更加锐利的思想，我想我还会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如果有朋友对我具体的作品感兴趣，我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大家。
在我来瑞士之前，我得到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谈谈我和文学的关系。我叫毕飞宇，那我就聊聊毕飞宇和文学的关系吧。
我要谈的第一个字是“毕”。在汉语里，这是一个姓，在中国，祖上、家庭是重要的，比个体重要，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把姓放在前面。一个人如果做出了成就，受到了人们的尊敬，那么，姓就很突出了，我们把这个叫光宗耀祖。从姓氏和名字的关系我们看得出，中国的文化是服务的文化，补充的文化，人活在世界上，自己很重要，比自己更重要的却是别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给别人、别的事情作补充，也就是说，我们更强调社会性，这是我们文化的基础。
我其实不姓“毕”，我真实的姓是陆，大陆的陆。我是跟父亲姓的，他就姓陆。一个姓陆的人为什么要改变他的姓呢，这是我下面要说的重点。
我父亲为什么要姓陆呢？因为我的爷爷姓陆。我爷爷是一个乡下的绅士，有点钱，他有一个弟弟，没钱，也不喜欢劳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流氓无产者。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家乡那一带相当复杂，有日本的军队，有国军，也就是国民党的军队，也有新四军，也就是共产党的队伍，还有汪精卫政府也就是汉奸政府的部队。在日本人占有优势的时候，中国人是团结的，我们团结起来了，建立了抗日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也无论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只要你抗日，你就是好人。在那个时候，地主和穷人也是一家人，都在抗日。1945年，中国的抗战胜利了，日本人回到了日本，中国人留在了中国。
抗战一胜利，中国内部的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战争。战争还没有开始，地主和穷人就出了问题，运动来了，叫土改，也就是重新分配土地。简单地说，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穷人。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因为在土改的同时，还有除奸。我说过，我的爷爷有点钱，他的弟弟没有钱，但是，我爷爷的弟弟很聪敏，他报告说，他的哥哥在抗战期间把大米卖给日本人了。这一来问题就很严重，我的爷爷成了汉奸。汉奸是必须死的，我的姓陆的爷爷就被作为汉奸处死了。处死的方式很独特，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说了。
其实，这个姓陆的爷爷也不是我的真爷爷，我父亲只是我爷爷的养子。我真正的爷爷姓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父亲知道不知道呢？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关于我父亲的身世，我是在1984年的夏天听说的，那一年我读大学二年级。当时我很吃惊。在吃惊之余，我就问我的父亲，他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脸上的表情很痛苦，然后就再也不说话了。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和我的父亲说起过这个话题。
这件事让我知道了，有些问题是不能问的，生活里其实有许多黑洞，你不能跳进去，你如果一定要跳进去，一定会伤害到你的亲人。1994年，我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叫《叙事》，它并没有太大的反响，除了几个批评家知道这个作品外，许多读者都没有读过它。但是，我非常喜爱这个作品，我愿意把它看做我早期的代表作，它的空间感、历史感和叙述的激情让我的写作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叙事》的推动力就是两样东西，家族和血缘。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对家族和血缘特别地看重，我喜欢从家庭的内部和血管的内部去寻找小说的可能，这不是一个美学上的趣味，某种程度上，我的身世决定了我的小说取向。我要寻找亲人，用小说这种手段也许是一个好办法。我平时几乎不流泪，在写作的时候也很少流泪，但是，《叙事》实在是一部让我伤心的作品。我至今都在面对我身世的黑洞，我能解开这个谜么？也许不能。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有一天，我的父亲能把我喊到他的床前，然后，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这件事有意义么？其实也未必，它只是我的一个心愿。心愿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一个东西，它和意义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却从这里得到了小说上的驱动。
1949年，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的父亲而言，有一个问题是巨大的，那就是他的姓和他的名。他叫陆承渊。对他来说，这个姓名是巨大的耻辱。原因很简单，他有一个被处死的汉奸父亲。尽管当时的政治还相对宽松，但是，他的压力巨大，这个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很快就有人找我的父亲谈话了，它的主题是“决裂”和“重新做人”。换句话说，我父亲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可耻的家族，还有姓。
中国有一部人人皆知的小说，叫《水浒》。《水浒》里有一个人物，叫林冲。我现在就给大家讲讲这个人物。林冲这个人有很好的体力和武艺，但是，他的性格很平庸，缺少战斗性，缺少反叛和革命的精神。但这还不够，官府的子弟还要抢他的妻子，尽管如此，平庸的林冲也没有反抗。事情没有完，官府子弟进一步迫害林冲，他们用计谋把林冲送进了监狱，还企图杀死他。监狱让林冲去看管燃料，在一个风雪之夜，林冲的敌人放了一把火。为什么是风雪之夜呢？因为燃料在大风的鼓动之下会烧得更快、更彻底。这把火是邪恶的，它有两个作用，第一，把林冲直接烧死，第二，燃料被烧光了，被烧死的林冲还要罪加一等。然而，林冲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酒救了林冲。他在大雪之夜买酒去了。因为风太大，他躲在一座庙里，用一块大石头挡住了庙门，在庙里喝酒。他的敌人在放火之后同样来到了这座庙的门口，因为大门被石头挡住了，隔着庙门，林冲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亲耳听到了陷害他的阴谋。这个时候的林冲怒不可遏，他忍无可忍，他平庸的性格受到了不可抗拒的挑战，他的革命性被彻底地激发起来了。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冲”出去了，他“冲”出庙门，他把他的敌人全杀了，然后，扛着武器和酒葫芦，去了梁山，那是革命队伍的大本营。在《水浒》里，这个故事叫《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而在读者的这一头，我们通常不这么说，我们是这样来概括这个故事的：“逼上梁上，走向光明。”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水浒》和林冲的故事呢，因为我的父亲在干部们的教育下，他的名字不叫陆承渊了，改成了“毕明”。也就是“逼上梁山，走向光明”的意思。我不知道干部们有没有给我的父亲讲述林冲的故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希望我的父亲革命，林冲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是“毕”飞宇的原因。
在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讲一讲1971年的春节。在中国，春节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和你们的圣诞节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喜庆的、充满着快乐的节日。那一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那时候我们一家都还在乡下，我的父亲已经是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师，我的母亲也是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师。就在春节的上午，我的父亲一个人走进了一个空旷的教室，他看书去了。就在我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我父亲在哭，他的面前放着一本书。后来我知道了，他在读鲁迅。
1971年我七岁，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亲眼看见父亲哭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七岁的孩子眼里，父亲是高大的，强健的，无所不能的，他的哭泣使我失去了安全，我很恐惧。等我到了高中阶段，我也开始阅读鲁迅了。鲁迅有一部最伟大的小说，叫《阿Q正传》，我想你们也许读过。如果没有读过，你们一定要好好地读。在我的眼里，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峰是《红楼梦》，短篇小说的最高峰就是《阿Q正传》。
《阿Q正传》里头也有革命的内容，阿Q是一个人，他想发财，想体面，想女人，想结婚，这些他都没有得到，最后只能想着去革命。但是，革命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其实并没有革命，在革命之后，他却因为革命被砍了脑袋。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民，他们永远也没有真正拥有过“身份”。他们唯一能做的，是承担历史的不幸。
也许你们要问，这个中国人名字里头为什么会有一个英文字母呢？这正是鲁迅的天才。阿Q其实是有姓的，他姓赵。在他的家乡，赵是一个贵族的姓氏。这一来麻烦了，因为阿Q卑微的身份，贵族不允许阿Q姓赵。我说过，中国人是非常看重祖上、家族和种姓的，剥夺一个人的姓氏，是一件无比重大的事情。宗族意味着依靠，亲情，但是，鲁迅告诉我们，宗族也是邪恶势力，起码在鲁迅的时候是这样。
阿Q姓赵，被剥夺了，我的父亲姓陆，也被剥夺了，我猜想，在1971年的春节，我的父亲在阅读鲁迅的时候，他读的也许正是《阿Q正传》。我一直没有求证过，但是，我想，还能有什么让一个中年男人在大年初一的上午流泪呢？
1997年，我生了一个儿子。在儿子出生之后，我和父亲有过一个交流，我的儿子是姓“毕”还是姓“陆”呢？我的父亲没有想到我和他探讨这个问题，和上一次一样，他选择了回避，他告诉我：“随你。”老实说，在为儿子取名字这个问题上我相当难受，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姓什么才好。当然，我最后让儿子姓了毕，我彻底想通了，道理很简单，他的爸爸姓毕，他就必须姓毕。
下面我要谈谈我的名字，飞宇是我的名字，它的意思是飞向宇宙。我要承认，这个名字不够脚踏实地，一天到晚想往高处飞。
在谈论名字之前，我想说我们汉语的一个特点。汉语的特点是不讲究准确，它喜欢的是大，是外部的态势。说一座楼的高，汉语不习惯用674米，汉语习惯于说万丈高楼；说一道山谷有多深，汉语也不习惯于说92米深，汉语要说万丈深渊。瀑布有多长呢？三千尺，白头发有多长呢？三千丈。部队去打仗，不是十万大军就是百万大军，如果有骑兵，那一定是千军万马。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我想说的是，汉语在骨子里是一种夸张的语言，汉语习惯于放大，所以，汉语很漂亮，很雄伟，它不科学，不精打细算，它是文学的，诗歌的，它喜欢大。
汉语这样的特点和我们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东方文化的核心是国家与民族。在东方，一个人要修炼自己，他的目的可不是自己，而是为了天下。一个父亲或老师要求自己的孩子打扫房间，孩子如何偷懒，父亲或老师就会教育他，他只有把房间打扫干净了，长大了以后你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汉语贪大的趋势还是和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首先注重的是整体，整体在偌本量上总是大的。
这样的语言习惯落实到名字上就会有显著的特征。在我们中国，男孩子的名字大多和强国与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国和富国是政治，所以，我们的名字其实都是高度政治的，政治当然会有不同的阶段，所以，在中国，只要报出你的名字，大部分中国人都能判断你是哪个政治时代出生的。
喜欢大，和政治关系紧密，这一点在我的名字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飞宇”这两个字自然体现出了我的父亲对“大”的热情，然而，它是去政治的么？不是，相反，我的名字高度政治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建立的，但是，很不幸，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一直处在战争的压力底下。面对战争压力，中国政府的对策是“两弹一星”，也就是说，赶紧引爆原子弹和氢弹，并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原子弹和氢弹的运送工具是制导导弹，它的特点是飞，人造地球卫星的特点也是“飞”。所以，“飞”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最为重要的一个话题，有多远飞多远，有多高飞多高。我是1964年的1月出生的，我的父亲希望我“飞向宇宙”，它和“国强”、“国富”是一个意思，唯一不同的是，我的名字带上了知识分子的气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乡村，我的名字一定是卓尔不群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我的父亲一直为一件事情自豪，那就是他的独立性。包括为我取名字。他是个小知识分子，为了他的独立性，他吃足了苦头。但是，回过头来看看，他的独立性是很可疑的，我想说的是，政治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我父亲所谓的独立性其实很有限，从我的名字不难看出，“飞宇”这个名字依旧是随大流的。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说父亲的坏话，我真实的意思是，起码到现在，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并不存在。
我附带还要说一句，我出生后的1964年的10月，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六年之后，也就是1970年，我们的人造地球卫星终于飞向了宇宙。
说到现在，其实我只讲了三个字，也就是我的姓名，真是对不起大家。我想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讲一讲我的文学了。我是一个“无根”的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生命的起源到底在哪里，我甚至无法知道我究竟姓什么。我想，我这样的人做小说家再适合不过了。对一个小说家而言，“问题”永远是重要的，我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伴随着问题的人，在中国，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要做作家，我的回答是，这是命运。真的是这样。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但是，我一定不是一个内心空洞的人，许多时候，并不是我故意要去问什么，我这样的身世，“问”的欲望是强大的，寻找和追问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本能。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我也是关注社会的。这和我的文化基因有关。我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一定会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事实上，我的所有小说都体现了这个特征。在中国，脱离社会的小说和小说家正在产生，我喜欢这样的文化态势，我喜欢这样的文学可能性。文学多元了，这是好事，但是，这是从社会的意义上而说的。如果把话题局限在小说的内部，我要说，我还是更热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小说，这样的小说拥有更大的承载，拥有更加锐利的思想，我想我还会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如果有朋友对我具体的作品感兴趣，我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