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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叙述层次角度出发，对小说的分层叙述及跨层现象作简要分析。
关键词：叙述层次； 跨层
根据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小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我”在火车上与上铺及对铺的一次寻常谈话；第二部分主要讲了主人公水根前半生的苦难经历；最后一部分对水根不幸患病、与士玲的结合做了交待。
一、何为叙述层次
里蒙—凯南曾指出，当小说在叙述故事时“故事里面也可能含有叙述”[1]，即可理解为：在某些作品中，当一个人物的行动（故事）已经是叙述对象的时候，反过来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也可以去叙述另一个故事，在这另一个故事里，当然也可以有其他一个人物去叙述其他一个故事。
以此类推，“这些故事中的故事便形成了层次，每个内部的叙述故事都从属于使它得以存在的那个外围的叙述故事”[2]。
正如赵毅衡先生的论述：“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那么向这个主叙述层提供叙述者的便是超叙述层，由主叙述层提供叙述者的便是次叙述层。”[3]并且，“主要叙述所占据的层次，亦即占了大部分篇幅的层次，就是主层次。”[4]
所以，一部小说中可以有一到几个叙述层，分别可能为：超叙述层、主叙述层、次叙述层等，高叙述层为低叙述层提供叙述者。本文的叙事层次分析将基于这一理论框架。
二、《清茶》的多层叙述结构
《清茶》的叙述，可以说是以一个谈话场景开始。文章开头写道：
“一觉醒来，已经六点，列车还是那么轰轰烈烈地前进……卧铺车厢的玻璃上，那只蜜蜂还在趴着……”
这是一段交待性叙述，其作用是铺垫这场谈话发生的外部环境。紧接着便出现了一系列对话（节选部分）：
“起来吧，天已大亮了……”我使劲推醒对面床铺上的同伴。
“喝点茶吧，老兄！”我头上的二层铺上，有人亲热地叫着。……“介绍一下，我姓刘，刘石林，宝鸡市的，到郑州去。”
“这是什么茶？”文成已经坐起来……
至此，谈话的所有条件读者都已知晓：一节卧铺车厢、“我”、对铺文成、上铺刘石林。处于旅途氛围中的三个人构成了一个谈话的“场”，很自然地，围绕着刘石林分给“我”和文成的“水根茶”，此次谈话的主题便展开了，刘石林向他们解释道，水根不是个地名，而是人名。文成继续问到：
“噢，水根茶，水根是谁？”
到了这里，小说的第一部分就结束了，所占篇幅约为整篇小说的四分之一。
很显然，在第一部分中，由第“我”擔任叙述者，讲述了“我”在某次旅途中所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在这个谈话场景中，相对于叙述者“我”，文成和刘石林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即都是在这一故事层中的“被叙述者”。[5]这是作家所操控的叙述者“我”的叙述层面。
随着谈论主题的出现，小说的第二部分随即展开，讲了小时候聪慧的水根，在文革中遭遇不幸成为残疾、失去双亲。为了维持生计，开了一家茶水铺子，朱士玲的出现为他的生活带来了些许色彩，“水根生活更有条理了，她的脸色也好看多了”。这部分内容占据整个篇幅的二分之一之多。因此，我们可以界定这个主题故事所在的叙述层面为“主叙述层”，相应地，由“我”担任叙述者的上个叙述层便是“超叙述层”。
到了第三部分，作家笔锋一转，把读者从刘石林的回忆里拉回到了“我”、文成、刘石林谈话的现实场景。事实上，到了这里，我们关于“叙述层次”的讨论也应该停止。因为小说第三部分只是对于开篇谈话场景的回归，并没有开始新的故事、产生新的叙述分层。
这样，我们发现小说本文存在两个叙述者：“我”和刘石林。两个叙述者构成了两个叙述层次，分别为“我”的叙述、刘石林的叙述。两个叙述层次中，刘石林的叙述是里层的具有核心性质的叙述，是支撑小说的根本。“我”的叙述属于最外一层的叙述，使小说结构得以完整、丰厚，使问题有了深度。
三、“跨层”现象
赵毅衡先生曾下过定义：广义上说，任何叙述干预评论都是一种跨层行为，是从叙述行为的层次进入被叙述的层次。[6]也就是叙述者针对故事本身发表看法，其评论形式有：解释、判断、概括。[7]例如：
①“水根娘真是好娘，她受了很多罪，却得了肺病，越来越严重，终于死去了”；
②“慢慢，士玲就和这条街巷的人熟了，我因为常到那里去喝茶，问起她好多事情，她把我当成了知己……”；
③“这几年，我跑成千上万里路，一直是带着着水根茶的，遇到看不惯的恶丑事，喝杯这茶，头脑，心胸就清亮了”。
第一句是关于水根娘的一个判断性评论，直观地表达了刘石林对于水根娘的肯定与怜悯，体现了叙述者的基本道德立场。
第二句话不仅照应了前文关于水根和士玲两个人一起打理茶水铺子的情况，还隐含着叙述者自己的部分信息：刘石林经常去喝茶、询问士玲一些事儿并渐渐和她成为了好知己，说明了他古道热肠，待人真诚的性格特征。所以②既提供了关于直接解释对象——水根和士玲的信息，又提供了关于解释人——刘石林自己的信息，这是解释型评论的显著表现。
③是一句典型的概括性评论，它将“水根茶”扩大为一种淳朴、本真生活态度的意向载体，以时刻告诫自己不要被社会的浊流所污染。
因此，叙述者刘石林参与评论自己故事中的人物及事件，在表明自己道德立场的同时，将水根带给他的精神启发再次升华。
总之，《清茶》这篇小说简洁而又回味无穷，一系列叙述技巧的使用让小说结构完美而又意向深邃。
参考文献 ：
[1][2][7]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北京：三联书店，1989：164-167.
[3][4]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58-59.
[5][6]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8.
关键词：叙述层次； 跨层
根据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小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我”在火车上与上铺及对铺的一次寻常谈话；第二部分主要讲了主人公水根前半生的苦难经历；最后一部分对水根不幸患病、与士玲的结合做了交待。
一、何为叙述层次
里蒙—凯南曾指出，当小说在叙述故事时“故事里面也可能含有叙述”[1]，即可理解为：在某些作品中，当一个人物的行动（故事）已经是叙述对象的时候，反过来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也可以去叙述另一个故事，在这另一个故事里，当然也可以有其他一个人物去叙述其他一个故事。
以此类推，“这些故事中的故事便形成了层次，每个内部的叙述故事都从属于使它得以存在的那个外围的叙述故事”[2]。
正如赵毅衡先生的论述：“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那么向这个主叙述层提供叙述者的便是超叙述层，由主叙述层提供叙述者的便是次叙述层。”[3]并且，“主要叙述所占据的层次，亦即占了大部分篇幅的层次，就是主层次。”[4]
所以，一部小说中可以有一到几个叙述层，分别可能为：超叙述层、主叙述层、次叙述层等，高叙述层为低叙述层提供叙述者。本文的叙事层次分析将基于这一理论框架。
二、《清茶》的多层叙述结构
《清茶》的叙述，可以说是以一个谈话场景开始。文章开头写道：
“一觉醒来，已经六点，列车还是那么轰轰烈烈地前进……卧铺车厢的玻璃上，那只蜜蜂还在趴着……”
这是一段交待性叙述，其作用是铺垫这场谈话发生的外部环境。紧接着便出现了一系列对话（节选部分）：
“起来吧，天已大亮了……”我使劲推醒对面床铺上的同伴。
“喝点茶吧，老兄！”我头上的二层铺上，有人亲热地叫着。……“介绍一下，我姓刘，刘石林，宝鸡市的，到郑州去。”
“这是什么茶？”文成已经坐起来……
至此，谈话的所有条件读者都已知晓：一节卧铺车厢、“我”、对铺文成、上铺刘石林。处于旅途氛围中的三个人构成了一个谈话的“场”，很自然地，围绕着刘石林分给“我”和文成的“水根茶”，此次谈话的主题便展开了，刘石林向他们解释道，水根不是个地名，而是人名。文成继续问到：
“噢，水根茶，水根是谁？”
到了这里，小说的第一部分就结束了，所占篇幅约为整篇小说的四分之一。
很显然，在第一部分中，由第“我”擔任叙述者，讲述了“我”在某次旅途中所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在这个谈话场景中，相对于叙述者“我”，文成和刘石林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即都是在这一故事层中的“被叙述者”。[5]这是作家所操控的叙述者“我”的叙述层面。
随着谈论主题的出现，小说的第二部分随即展开，讲了小时候聪慧的水根，在文革中遭遇不幸成为残疾、失去双亲。为了维持生计，开了一家茶水铺子，朱士玲的出现为他的生活带来了些许色彩，“水根生活更有条理了，她的脸色也好看多了”。这部分内容占据整个篇幅的二分之一之多。因此，我们可以界定这个主题故事所在的叙述层面为“主叙述层”，相应地，由“我”担任叙述者的上个叙述层便是“超叙述层”。
到了第三部分，作家笔锋一转，把读者从刘石林的回忆里拉回到了“我”、文成、刘石林谈话的现实场景。事实上，到了这里，我们关于“叙述层次”的讨论也应该停止。因为小说第三部分只是对于开篇谈话场景的回归，并没有开始新的故事、产生新的叙述分层。
这样，我们发现小说本文存在两个叙述者：“我”和刘石林。两个叙述者构成了两个叙述层次，分别为“我”的叙述、刘石林的叙述。两个叙述层次中，刘石林的叙述是里层的具有核心性质的叙述，是支撑小说的根本。“我”的叙述属于最外一层的叙述，使小说结构得以完整、丰厚，使问题有了深度。
三、“跨层”现象
赵毅衡先生曾下过定义：广义上说，任何叙述干预评论都是一种跨层行为，是从叙述行为的层次进入被叙述的层次。[6]也就是叙述者针对故事本身发表看法，其评论形式有：解释、判断、概括。[7]例如：
①“水根娘真是好娘，她受了很多罪，却得了肺病，越来越严重，终于死去了”；
②“慢慢，士玲就和这条街巷的人熟了，我因为常到那里去喝茶，问起她好多事情，她把我当成了知己……”；
③“这几年，我跑成千上万里路，一直是带着着水根茶的，遇到看不惯的恶丑事，喝杯这茶，头脑，心胸就清亮了”。
第一句是关于水根娘的一个判断性评论，直观地表达了刘石林对于水根娘的肯定与怜悯，体现了叙述者的基本道德立场。
第二句话不仅照应了前文关于水根和士玲两个人一起打理茶水铺子的情况，还隐含着叙述者自己的部分信息：刘石林经常去喝茶、询问士玲一些事儿并渐渐和她成为了好知己，说明了他古道热肠，待人真诚的性格特征。所以②既提供了关于直接解释对象——水根和士玲的信息，又提供了关于解释人——刘石林自己的信息，这是解释型评论的显著表现。
③是一句典型的概括性评论，它将“水根茶”扩大为一种淳朴、本真生活态度的意向载体，以时刻告诫自己不要被社会的浊流所污染。
因此，叙述者刘石林参与评论自己故事中的人物及事件，在表明自己道德立场的同时，将水根带给他的精神启发再次升华。
总之，《清茶》这篇小说简洁而又回味无穷，一系列叙述技巧的使用让小说结构完美而又意向深邃。
参考文献 ：
[1][2][7]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北京：三联书店，1989：164-167.
[3][4]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58-59.
[5][6]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