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远行了。这消息本在意料之中，但一旦闻悉，仍不能抑制悲痛流泪。
　　我与韦君宜初识于1958年，在河北省怀来县。1957年她在中国作家协会主编《文艺学习》惹祸，受到党内处分；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负责《戏剧报》惹祸，受到严厉批判。所以次年都下放劳动。君宜的大名我早已闻知。在农村初遇，我把她当老延安、老大姐看待。她谈话不多，从不谈自己，有时生硬、冷峻。但多次接触后，我感到她是个暖壶——外冷内热。在一次县委招待所的谈话中，她知道了我挨批的事，嘱咐我“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惟一的一次，此后我再没有听到她提这句诗。
　　1966年“文革”开始。8月，红卫兵风暴席卷大地。剧协一位新来的女大学生小杨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观了批斗黑帮大会，回来后告诉我：革命群众狠批斗走资派韦君宜，并喝令她记录造反派对她的揭发批判。她拿了笔，在纸上写着，但写的是：“亲爱的党啊，你难道不要你的女儿了吗？——党的女儿!”这激起了造反派的极大愤怒，骂她“死不悔改”。小杨说到此处，笑了一下，说：“韦君宜有神经病。”我不敢在人前泄漏我的内心苦痛，只好躲到另室，掩面痛哭了一场。
　　1973年初，我从河北静海“五七干校”奉调回京，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久，君宜也从湖北咸宁干校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原职。从此我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了近14年。但在“文革”后期，文学出版工作举步维艰，明明暗暗的斗争持续不断，君宜在困难中蹒跚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1979年1月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会上建议开小说创作座谈会，以解放思想，明确方向，推进创作。社领导严文井、韦君宜立即采纳建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于2月6日至13日在京举行。文井、君宜是这次会议的灵魂，尤其是君宜，她奔走最勤，操心最多。座谈会开得异常成功，在全国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对新时期文学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了缓解“文革”造成的书荒，韦君宜主持集中重印出版了中外文学名著近50种，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新时期文学复兴的先声。她大力支持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出版，为作家提供重要园地。她不辞辛劳，到各地调查研究，访问作者，组织书稿，热情帮助修改加工。作家王蒙、冯骥才、谌容、竹林、莫应丰、古华……都受到她的关怀和帮助。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就是在君宜的推动下修改重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与此同时，她勤奋写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篇小说《洗礼》，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重温》，散文集《似水流年》、《海上繁华梦》、《故园情》等。她的重要作品都写成于她生命的最后20年。
　　1985年12月，韦君宜辞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职务。1986年4月突患脑溢血，右半身偏瘫。我赶到协和医院探望，她已不能说话。医生判定她只能再活几个月，嘱家人准备后事。但君宜却顽强地与痛魔拼搏，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以后又摔伤，致右臂骨折，骨盆震裂。1989年又患脑血栓。她养病期间，我多次到她家探望，见她已恢复到能开口说话，扶着助步器走路，练习用左手写字。她思维敏捷，记忆力极强。在病中她奋力写出了长篇小说《露莎的路》和回忆录《思痛录》。这两部作品是她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发出的灿烂光辉，尤其是后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君宜在《思痛录》及其他作品中多次谈到延安“抢救运动”、反胡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她认为历史的教训必须永志不忘，健忘不能制止悲剧重演，同时她不断剖析自己，把自己的困惑、盲从、做违心事造成的后果和盘托出，把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昭告世人：以此为鉴。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
　　君宜写过：“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就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一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在反右运动中也干了一些违背良心、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决不卖友。” “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这是干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现在我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不够。”
　　我不避繁琐地抄录这些文字，是要说明君宜的自我剖析是如此坦荡。她认为“文革”造成的后果不能把责任全归于“四人帮”，那么还有谁应负责呢？这是不言自明的。君宜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君宜拷问良心，痛定思痛，正是希望人们都做到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