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离开麻省理工学院（MIT）以来自以为较好的文章都收录于此书，可以说这是我从事经济研究的一个小结。同时，我也想由它来介绍我所理解的经济学。书稿的内容相当庞杂，既有经济评论和政策分析，也有严肃正规的学术论文。
　　我认为，经济学理论的专业训练尤其是批判精神，在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因此，本书也不乏这种精神的体现。例如我觉得，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应该学好微观经济学，而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去套中国经济并不合适。微观经济学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均衡分析的方法来构建各种各样的理论。这样的分析框架既可以用来分析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可以用来分析欠发达的经济制度。而宏观经济学至今仍局限于对发达的西方（美国）经济中的一些运行规律的研究，其微观基础仍很薄弱，其理论前提与中国经济现实仍有距离。
　　再比如，不少经济分析喜欢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尤其喜欢套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去预测中国的经济前景。其实，回归分析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无论观察数据如何多变，其分布必须相对稳定（stationary）——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环境大致不变。而中国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经济数据不一定符合稳定分布这个统计学的前提，所以用回归分析的方法预测，其结果一定错率极高。
　　另外，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不过是讲管理者利益和投资者利益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一种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但是，今天它在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宽泛了，很多经营管理问题也被装进公司治理这个筐里。
　　“公司治理”这个经济学术语最早应该是由吴敬琏老师翻译介绍到国内来的。1997年到1999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谈论这个话题，如今收录于此书。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说到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本质。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诸多理论，比如合同理论、厂商理论等。这些理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用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现象特别有用，因为现在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而经济学关于制度(institution)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越向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学的魅力就会越强。经济学确实可以说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大道理。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对市场运作的内外部条件和机理进行分析和界定的一门学科。市场活动的主体和基本单元是企业，它们主要应在资本意志的支配下进行经济活动，由此组成了复杂的、彼此依存的市场群落，就像是大量的细胞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一样，你也可以把它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至于政府，则应站在市场之外，为它的稳定运作提供一个基础框架，比如法制环境、社会服务体系、引导性的经济政策等等，以防止市场运作机制出现崩溃。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过数10年甚至上百年的摸索形成的一种比较完善和平衡的经济运作模式。
　　不过，中国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还没有形成一种清晰有效的市场规则，各种利益主体往往是相互交叉缠绕、颠三倒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职能错位，使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变得一片混沌。尽管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解决的问题，但我想，目前至少应该从观念上帮人们理清思路，即明确资本权力在市场活动中的中心地位。行政为资本服务，政府为企业服务，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必须受到高度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没有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也就不可能真正出现具有很高市场价值的企业。因此，国企改革的根本方向应当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对国有企业进行重塑。这轮企业重组活动的导演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资本市场。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一定要有社会的关怀。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了个横幅，是我请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写的“经世济民”四个字，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时时注意保持经济学家对民生的关怀。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其实也是我这些年来用专业方式表达出来的这种社会情怀。我们这一代人无论身在何处，其实在精神上都无法走出这种家国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