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我国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曾参与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是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2016年4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唁电中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礼同志毅然归国，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鞠躬尽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梁思礼用一生的笃行，传承着父辈的教导，他的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是好样的，就要学成回国”
　　1941年，17岁的梁思礼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前往美国留学。刚到美国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宣战，身在美国的他失去了与家里的联系，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于是，他不得不开始“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在罐头厂装过罐头，在餐厅端过盘子，在游泳馆当过救生员……艰难的留学生活并没有让他丧失斗志，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技术救国的信念。“那时我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觉得中国老受人欺负，将来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就好了。”正是这样的想法，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学院的高额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专业学习。1945年，梁思礼从普渡大学毕业，当时一家很有名的无线电公司RCA已经同意他去工作，但梁思礼却选择了放弃，“如要到美国公司工作的话，随时可能被抽调去当兵，可我就是不愿给美国当兵，所以还是决定继续上学。”就这样，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在那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梁思礼兴奋极了，他一方面积极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回国。梁思礼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心中燃烧起多年来积聚的救国梦想、强国愿望，毅然决然地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赶回祖国。9月30日，当轮船航行到接近亚洲的太平洋海域时，广播里播音员介绍着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一个新生的中国即将诞生在世界东方，梁思礼和大家一道，在船上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祝会。他们做了一面新中国的国旗，没有红布，就从船舱里找来一块白布和一瓶红墨水，用红墨水把白布染成红色，接着又用黄纸剪了1大4小共5个五角星，然后将它们贴到红布上。以这样简单而独特的方式，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愿。
　　回国后，梁思礼倾其一生，始终奋斗在国防事业岗位上。巧的是，和梁思礼同在美国求学时的一位朋友，在梁思礼选择回国的时候，他选择留在了美国，并在波音宇航公司任总工程师，担任过美国民兵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年薪几十万美元，住着高级别墅，来中国访问还受到隆重接待。有人就问梁思礼的感想，梁思礼回答说：“如果我当年留在美国，不会比我这位同学差多少，但我是为了服务我的祖国而离开的。虽然我们都研制洲际导弹，但他是为美国研制的，这些导弹曾经瞄准过中国；而我研制的导弹是为了保卫我的祖国，我感到自豪。”字字句句，铿锵豪迈，真切诚挚，满含着对祖国人民的无限深情。“对于在海外留学的人，我想说：‘是好样的，就要学成回国。’”这是院士的忠告，更是院士无怨无悔的选择。
　　“把一生奉献给祖国”
　　从1949年回国，60多年时间，梁思礼把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他挚爱的祖国和人民。正如他后来谈及的：“我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
　　因为爱国，他勇挑重担。回国后，组织上将梁思礼安排在国家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司令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通讯技术工作，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起草工作。1956年，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了它艰难的起步，国家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学自动化出身的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成为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从此，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我国导弹与火箭事业的发展中。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在这种情况下，梁思礼和大家一道，潜心钻研，艰苦奋斗，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成为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爱国，他不惧失败。在梁思礼的回忆里，“东风一号”的成功一直被简单带过，但“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常常被格外突出。1962年3月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望着眼前的大坑，梁思礼心痛万分，几天都吃不下饭。试验前，梁思礼与快分娩的妻子麦秀琼立下约定：“若生男取名‘梁凯’，若生女取名‘梁旋’。”就是盼望着这次試验能够顺利凯旋。试验失败了，但他仍给女儿起名“梁旋”，在梁思礼看来，失败不可怕，放弃才是懦夫，他相信经过努力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梁思礼和伙伴们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历经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1964年6月29日，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终于发射成功。不仅如此，这次失败，也成就了梁思礼“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构建和成熟。
　　因为爱国，他永不停歇。1977年，我国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1983年，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计算机软件的作用愈加凸显。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1988年，梁思礼作为国防科工委组织的“核武器和空间裁军研究组”成员，开始进行核战略导弹和外空武器裁军的研究工作。1989年，梁思礼担任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退居二线后，梁思礼也从未远离“战场”，他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他信奉的一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
　　“爱国，不需要理由”
　　爱国，在梁思礼看来，是父亲梁启超留给自己的宝贵精神遗产。“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深情回忆道。
　　然而，也是由于父亲身份的缘故，上世纪60、70年代，梁思礼屡遭磨难。1965年“四清”运动中，他不停地作检讨，仅当时写的一份检讨手稿就长达80多页。即便如此，他仍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上，“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心一意把‘两弹结合试验’这个国家头等大事做好再说。”中近程地地导弹（改进型）与原子弹结合试验成功了，等待他的不是荣誉和鲜花，而是又一波政治冲击。作为梁启超的儿子，他被称为“保皇党的孝子贤孙”，被立了专案，他的几位兄姐也被关了起来。最令他痛心的是，1968年，母亲去世，梁思礼请示军管会要为母亲奔丧，却被要求“划清界限”，未获批准，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长子梁左军在“文革”期间落下抑郁症的病根，30岁那年，左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了梁思礼夫妇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您后悔1949年回国吗？如果延后至1979年回国，这些灾难和痛苦也许就可以躲过去了。”很多人见到这位为祖国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人，都会禁不住为他鸣不平。
　　“什么话？！你们为什么这么说？我当初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回家，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从来不后悔！”“爱国，不需要理由！”
　　诚哉斯言！赤子之心，日月可鉴。伟哉斯人！爱国之情，令人动容。
　　今天，老人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爱国精神却万古长存、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