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历史悠久，文化独特，是我国古代金银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辽代金银器汲取隋唐时期繁荣发展的营养，在吸收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和周邻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更加灿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银器风格，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瑰丽的艺术造型代表了古代北方契丹民族金银器制作的巅峰，在草原文化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10-11世纪的河北地处宋辽交界，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前沿，河北地区发现的辽代金银器种类丰富，其中不乏华美的饰品、颇具民族特色的葬品和精美的佛教法器，这些器物琳琅璀璨，富丽堂皇，不仅体现了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璀璨与神奇，也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契丹民族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与纹饰特征，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与学术价值。
　　承上启新，妆金饰银
　　辽代在吸收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和周邻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金银器种类愈加丰富。其中的装饰品民族文化特色浓郁，有冠、簪、镯、耳坠、戒指、带饰、佩饰等不同品目。这些器物在吸收了中原金银器制作精巧、细腻雅致等特色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民族所特有的雄浑大气的风格，更加丰富了中国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小银鱼（图1），平泉市小寺沟镇苏子沟村出土，长3.65、宽2.9、厚0.8厘米。整体为摆尾的摩羯鱼状。摩羯弓眉凸目，额部前伸，颈部及背部向上弯折，尾鳍上扬，呈现出跃而欲飞的姿态。鱼身以粗犷深刻的线条装饰出鳞片等纹饰。摩羯的头部饰有短铤，应是佩戴的耳饰。整件器物风格独特，在器型小巧的耳饰上彰显出草原民族的粗犷大气、豪爽奔放。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辽代的摩羯形耳饰种类与数量极为丰富。摩羯是梵语的音译，公元4世纪，摩羯的形象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摩羯纹在唐代金银器中较为常见，契丹人对于摩羯纹的兴趣，既有宗教上崇信佛教的因素，又有唐文化的继承和影响。
　　鎏金云头形龙凤银冠（图2），平泉市小吉沟辽墓出土，展开后全长57.5、两端宽9.6、中间宽15.7厘米。主题纹饰为二龙戏珠。龙昂首翘尾，身披鳞甲，颈及四肢生鼍毛，形象生动。两条龙的后面各有一凤，展双翅，拖长尾，作飞翔状。龙凤问填云纹。龙凤及云朵均凸出于银冠之上，具有高浮雕效果，十分醒目。银冠上下缘各有一小滚边，并等距间有一对小孔，用以钉缀冠衬之用。整个图案以草叶纹为地，冠边缘压印凸起的如意形小云朵。银冠纹饰丰富，主题鲜明，双龙威赫、腾跃凌动，双凤优雅、展翅而飞，如意云纹在飘洒流动间呈现出别致的小巧可爱，共同勾勒出一幅龙飞凤舞、祥云浮动、草叶蔓卷的优美画面，体现了辽代工匠精湛的技艺水平及独具妙趣的创造力。龙与凤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形象，在考古发掘及传世的文物遗存中，龙凤纹饰极为丰富，在金银器、青铜器、玉器、陶瓷、服饰、家具、建筑等领域应用广泛。在我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中，龙纹雄健，凤纹婉丽，龙凤纹饰交织相映，有“龙凤呈祥”之说，寓意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也寄托了人们对神圣的崇拜、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缠枝花卉纹金栉（图3），易县大北城窖藏出土，长12.3、宽6厘米。栉背呈弓形，正反两面均向外隆起，满饰缠枝花卉，纹饰繁复，线条清晰。栉齿用薄金片锤刻而成，轻薄细密，便于插戴。在我国古代，篦箕和梳子统称“栉”，与簪、钗、胜、步摇、金钿、铢花、勒子并称为中国八大发饰。古代名贵的栉以黄金制品为上，头插金银栉作为装饰不仅是中原女性的风尚，同样为草原民族女性所喜爱。缠枝花卉纹金栉线条优美，纹饰迤逦，在金辉熠熠中蔓延出连绵缠转的花卉，璨而不俗，玲珑精致。将绵密的栉齿插戴在发丝间，装点出秀丽婉约的别样风致，体现出辽代女性的审美与风尚，再现辽代金银饰品的丰富与多彩。
　　民族特色，辽风浓郁
　　汉唐时期，金银器的富丽堂皇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还受到了丹家方士的影响，他们认为使用黄金做的饮食器皿，有益寿延年、长生不死的效用，追求长生的冲动刺激了统治阶级对金银器的需求，也因此推动了金银器制造业的发展。辽代金银器在继承前朝工艺技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发展。辽代由契丹族立国，在马背上生活的契丹族人，日常用品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征，充满浓郁的草原气息。其钟情的金银器除承袭唐代的文化和工艺传统外，也创造了富于自身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契丹族的本土文化与风俗。
　　捶揲银覆面（图4），长21.9、宽21.7厘米。为男性面具，脸型饱满，面部轮廓清晰，眉骨突出，双目闭合，鼻梁狭长，神态安详。耳下及鬓角两侧有孔，可系结佩戴。覆面又称面具、盖脸，辽代契丹贵族有“用金银做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葬俗，即在死者面部覆罩一件面具样的金属片，躯体则用彩络或银铜丝络缠。覆面有金、银之分，是死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捶揲银覆面即是契丹族独有的丧葬文化在金银器上的体现，也说明契丹族在生死观念上与中原民族一致——视死如生。
　　契丹文“敕宜速”金牌、银牌（图5），出土于承德县八家公社深水涧榻木沟老阳坡。金牌长21、宽6、厚0.3厘米;銀牌长20.9、宽6.1、厚0.3厘米。两牌形制相同，为圆角长条形，上端皆有一圆形穿孔，用以穿系。正面双勾阴刻契丹文“敕宜速”三字，前一字为单文，后两字为三个单文组成的复文，背为素面。金牌和银牌均为军事传令的凭信。辽在契丹时并无符牌，随着国力强盛，辽太祖时开始沿袭唐代的符牌制度，有用于调拨军马的金鱼符，也有传达使命、换乘驿马的银牌。金银牌在辽代是皇权的象征。辽代书禁甚严，传入中原的辽代文书典籍极少，契丹文字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消磨，释读困难。契丹文“敕宜速”金牌、银牌文辞明确，刻划清晰，是研究契丹文化的重要资料，在金辉银彩、笔画勾刻中延续着辽代的文化与辉煌。
　　虔心匠艺，佛事法器
　　契丹族信奉原始宗教，进入中原地区后，开始信奉佛教和道教，出现了舍利塔、法轮、菩提树、碗、碟、瓶等金银制宗教器具。其中，佛教法器制作精美、技艺精湛，不仅体现了辽代工匠超凡的金属加工工艺，也寄托着民众崇佛向善的虔诚之心。
　　须弥座双重檐金舍利塔（图6），蔚县南安寺塔地官出土。塔身为六角形座，上部镶嵌一只舍利金瓶。瓶为鼓腹，下刻莲纹，中腹部饰云纹，盖为覆荷叶形。一层塔身两面开门，另四面线刻四大天王像。其上两层塔檐，有斗拱、吻兽、瓦垄、金铎等装饰物，塔刹为镂空宝珠和三层相轮组成，从塔刹到两重檐上，由珠宝成链缠绕相连。塔身置于六角仰莲须弥座之中，如净莲初开、佛光乍现。舍利塔由纯金精制而成，造型玲珑、工艺精湛，塔身之上又用莹白的珍珠串联成链，为金光灿灿的舍利塔披上一层纯洁的明光，将佛国净土的慈悲禅意烘托得淋漓尽致，是辽代金银器制作IE与崇佛思想完美融合的艺术珍品。
　　带柄银香炉（手炉）（图7），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出土，由炉座与炉盘两部分组成。炉座通长23.7、圈足直径5.4厘米。座为敞口，宽沿，高圈足，一侧有长柄。炉盘口径6.2、盏深2.1、圈足直径2.2厘米。盘为六曲花式口，宽沿，斜直腹，置于炉座内，宽沿上饰一周忍冬图案。唐代文献有载：香炉有柄者日鹊尾炉。鹊尾炉是中国古代佛教的行香法器之一，始见于南北朝。香斗为杯形，手柄前端铆入香斗，尾端下折。据考古发现，佛教行香法器始见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中亚犍陀罗地区，中国鹊尾炉则从犍陀罗佛寺流行的长柄香炉演变而来。带柄银香炉（手炉）器型规整，弧面光洁，制作工艺精良。
　　银塔（图8），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出土，通高19.5厘米，由塔座、塔身和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座为束腰状六面台阶式，上部下端有子口插入塔座下部。座面饰两层莲瓣，内有六个月牙形孔。塔身平面呈六角形，六角施圆柱，柱用阴线刻出，柱下端插入塔座上的六个月牙形孔中，插入部分向外折成直角，与塔座固定成一体。塔顶为六边攒尖形，六角各垂一风铎，塔顶部有一圆孔。刹座由两层莲瓣组成，上托葫芦形宝瓶，刹座底部有一空心圆铤穿过塔顶部圆孔，在塔顶内分成四瓣向外折，使刹座和塔顶固定成一体。塔顶下端有子口，插入塔身的上口，使银塔连成一体。银塔极为精致，立体对称，棱角分明，在平衡稳重中展现出通透、飞扬的特质，塔顶六角的风铎似是随风送来佛国梵音，赋予整件银塔独特的灵性，体现了辽代工匠将技艺与信仰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造。
　　辽代金银器的发展演变，贯穿了辽代200余年的始终，并伴随着其社会经济的发展、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河北藏辽代金银器，闪耀着历史的光芒，映射契丹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互鉴的辉煌成就。这些耀眼夺目的金银器，蕴含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成为绵延长久的中华文明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