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集团的整体上市又有了新说法——在上市地点上，上海成为可能的选项。倘果真如此，这下该轮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纠结了。
　　上交所的纠结也不会有太多的新意——大陆的公司法规定了同股同权，监管层有义务维护资本民主，马云们则惦记着控制权，如何平衡？
　　一切都是控制权惹的祸。那么，没有控制权会死吗？在一些资本力量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有例为证：雷士照明的吴长江本可以按双重股权架构设计投票权，以强化自己的控制权，但由于选择是香港上市，港交所不允许“同股不同权”存在，因而在关键时刻，吴长江无法保全自己对企业的控制。
　　控制权如此重要，各路资本力量尤其是一手将企业带大的公司创始人自然视若珍宝，马云的坚持自然也可以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种种关于控制权的制度设计。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将足够数量的股份收集在手，此谓王道。
　　然而，过犹不及，上市的目的之一是引入外部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若依然“一股独大”，不但上述目的难以达成，还会导致多种弊端，如小股东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掏空上市公司，等等。
　　截至2012年2月的数据显示，A股全部2339家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的上市公司为480余家，占比逾20.69%；其中还有25家持股比例超过75%。
　　显然，A股中仍有很多上市公司亟待改善“一股独大”的局面。实际上，从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实践看，很多持股30%甚至20%的“相对控股股东”，在公司事务上已经具有足够的发言权了。
　　然而，如果在公司发展过程中，以不断稀释股份为代价进行融资，最终如马云这样，不能有足够的持股比例，又希望有控制权，那就只能求诸于类似“双重股权结构”这样的制度设计了。
　　不过，“双重股权结构”仅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可行，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瑞典。在实践中，瑞典的上市公司中有大约50%的公司对所发行的股票进行了分级，并且多数公司在《公司章程》里都规定了A级股票的表决权是B级股票的表决权的10倍。
　　众所周知，仅有1000万人口的瑞典拥有沃尔沃（Volvo）、伊莱克斯（Electrolux）、爱立信（Ericsson）和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等诸多世界一流企业。这一成绩和其当前公司治理结构现状之间的联系，还是颇为值得研究的。
　　以小博大进行资本控制的例子还有进阶教程，登峰造极的便是被学者命名为“四股之控”的案例——奥地利的一家上市公司被一个实际控制人Duck先生用四股股票实现控制。
　　没错，是4股！不是4%，甚至不是4手。控制手法的本质是利用交叉持股，最终，Duck先生成了一家大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并利用控制权给自己定了位列奥地利上市公司CEO收入排行榜第一位的薪酬。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A股市场，更为常见的以小博大的资本控制手法是金字塔式的多重股权架构——在很多赫赫有名的民营资本系中，都采用了迷宫般的多层次股权架构。
　　在很多媒体的解读中，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资本大鳄刻意低调之举。实际上，在低调之外，资金放大的功能是实施如此做法的更为重要的动因。通过相关的股权安排，以尽可能少的资金，控制尽可能多的资产，一直是大鳄们所孜孜以求的。
　　清华大学教授宁向东在其著作中提及，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结构、类别股份结构是实现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的三种形式，由此形成的“控制性的小股东结构”中，“剥夺的效率非常之高，后果也相当严重”。
　　由此不难理解，各路资本力量“要死要活”地追求控制权的节奏。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公司中，那些非控制性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如何体面地活”的问题，也变得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