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全国解除紧急状态，这意味着日本的新冠疫情对策取得阶段性成果。在西方七国集团（G7）等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无论感染率还是死亡率均为最低。然而，在同一时段日本多家主流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安倍政府的支持率无一例外地明显下跌，民众对其抗疫政策的不满度也远高于满意度。

政府自評与民众评估大相径庭

　　安倍首相及其政府对于其新冠疫情对策的自我评价显然是很高的。在宣布全面解除紧急状态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自我表扬说：“日本的传染病应对是全世界的杰出典范。上周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是如此评价我国措施的。按照人口比例，我国的感染者和死亡者在G7等主要发达国家中都控制在绝对的少数。截至目前，我们采取的措施取得了切实的成果，获得了全世界的期待和关注。”他还充满自信地表示：“日本要在活用我国以往经验的同时，在应对世界传染病、建立新冠时代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强大的领导能力。”可见，安倍不仅对其新冠疫情对策十分满意，而且还想以此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力，争取日本在新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但是，日本民众对安倍政府抗疫成绩的评价却截然相反。在解除全国紧急状态前后，日本多家主流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全都显示对政府的不支持率高于支持率。在日本放送协会（NHK）5月15～17日进行的调查中，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为37%，比4月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45%，比4月上升了七个百分点。这是自2018年6月以来该调查中的政府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时事通信社5月21日开始进行的调查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为38.1%，不支持率为61.3%。在《每日新闻》5月23日的调查中，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更是从上次的40%跌至27%，不支持率则从上次的45%猛增到64%。时事通信社的调查内容还包括对政府新冠疫情措施的直接评价，选择“负面评价”的受访者占60.0%，远远超过选择“正面评价”的37.4%。
　　同时，安倍认为日本可以在全球抗疫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自信，也遭到本国公众的无情暴击。在主要国家中，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率都因疫情应对而有所上升，就连公认对疫情很不靠谱的特朗普，其支持率都基本保持平稳，唯独安倍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呈现下降。但毕竟巴西疫情众所周知地处于失控状态，日本却完全不同。国际研究机构Blackbox Research和Toluna在5月7日发布的“全球危机感知”指数报告中，23个经济体的12592名受访者对其政府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打分，中国大陆以85分高居榜首，日本则以16分敬陪末座。

对抗疫不满并非全因疫情

　　安倍政府的“抗疫好成绩”与“民众低支持”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解释呢？
　　首先，必须客观地评估一下安倍政府的抗疫成果是否真如他所认为的那么好。日本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远远低于G7成员等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与位于欧洲和北美的其他六个国家的惨状相比，这一点几乎无需证明。但是，如果把日本放回亚洲，尤其是东亚来看，就会觉得其表现只能算是一般。按照人口比例计算，日本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高于最早发现疫情的中国;感染率低于韩国，但死亡率更高;单以百万人口死亡数而论，日本高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安倍这种没有经过全面比较就宣称日本抗疫成果领先全球的说法，显然是失于片面的。此外，不少日本和外国评论人士认为，日本感染率和死亡率较低与该国民众的行为习惯有关，即防护意识较强和保持社交距离。还有一些科学家强调日本高卡介苗接种率对抑制新冠病毒感染的作用。总之，很少有人真的把日本政府的对策视为抗疫成果的首要因素。
　　其次，民众不满是因为安倍政府抗疫措施的确存在不少缺点。实际上，安倍政府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被人批评为时已久，甚至近乎“动辄得咎”。4月初，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时就骂声一片。民众认为政府为了经济利益“保奥运”而不顾国民死活，一直拖到确诊人数近万才做出决策。他承诺“向所有国民发放10万日元补助金”仍然被骂，因为民众不满其朝令夕改，“仅限于减收家庭的30万日元”补助金本来是针对疫情第一轮补充预算案的核心内容，不料转眼就变了。到10万日元补助金发放时，他还是被骂，因为发放工作被完全扔给各市町村，日本地方电子政务建设的缺陷导致该项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不少人到现在还没领到钱。这反映了日本抗疫政策的三大问题：目标不明、计划不定、执行不力。至于一度成为日本和国际媒体焦点的“安倍口罩”，则是安倍政府抗疫措施不走心的集中体现。
　　再次，支持率下降是日本民众对安倍集权的无奈抗争。与两年前一样，此次安倍政府支持率大幅下降和安倍亲信的丑闻密切相关。两年前是因为加计学园事件，这次是因为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黑川弘务。日媒曝料，在东京处于新冠疫情紧急状态之时，黑川在5月两次出门打麻将赌钱。除了这一丑闻，黑川更大的争议在于其退休时间。根据日本《检察厅法》，63岁的黑川本应于今年2月退休。但是，安倍政府1月通过一项内阁决议，将黑川的退休时间延长半年至8月。接着，安倍政府试图推动国会通过《检察厅法》修正案，主要内容是把检察官退休年龄从63岁提高到65岁。黑川是安倍的亲信，这些明显为其个人而进行的操作遭到日本法律界的广泛抵制。虽然修法未能成功，但独大之势下安倍的无所顾忌再次显露无遗，支持率随之下跌也就毫不意外了。

后安倍时代与后疫情时代哪个先到

　　为黑川一人而进行的操作显示了安倍对把控政权的自信，但新冠疫情给安倍政府和自民党政权带来的巨大挑战，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应对的。
　　第一个挑战是政治日程被严重打乱。“安倍经济学”疲态尽显，“三支箭”已成强弩之末。无论如何独大的政府和政治家，仍然需要经济发展成绩作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支撑。因此，安倍政府将原定今年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视为提振日本经济的重要动力之一，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资源进行准备。奥运会若成功举办，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收益，也会给安倍带来重要政治资产，使安倍借以落实其中长期安排。然而，疫情造成奥运会推迟到明年，安倍的政治日程彻底乱套。
　　第二个挑战是在野党可能再次联合。由于各自势力单薄，早在1月份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就曾讨论过合并问题。在目前安倍政权支持率下滑的情况下，这一可能似乎在变大。6月2日，两党中坚、少壮派举行会晤，确定将要求两党干部尽快举行联合会谈。尽管两党合并也不足以对自民党构成根本威胁，但在一些具体国会议程上仍会产生影响。
　　第三个挑战是自民党内部发生动荡。据日媒报道，一些资历较浅的少壮派自民党议员对首相官邸主导的新冠疫情对策抱有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让安倍退位的说法。当然，在安倍的党内积威之下，没人敢做出头鸟。但是，随着下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日益临近，安倍究竟是自身“四选”还是物色继承人是必须进行的决策。围绕这一点，自民党内各种暗中较量和势力分化组合势必会引发不小的动荡。
　　和全世界一样，日本也面临着新冠疫情带来的无数不确定性。“后安倍”时代不远，“后疫情”时代不明，日本政治下一步发展充满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