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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蓝的眼睛》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的第一部作品，在这部小说里托妮莫里森为我们展示了白人文化侵蚀下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本文从文化霸权角度分析佩科拉的母亲宝琳·布里德洛夫的扭曲和脆弱，揭示小说坚守文化反抗侵蚀的主题。
关键词：文化侵蚀；文化霸权；母性
《最蓝的眼睛》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此后，托妮莫里森笔耕不辍，创作了十多部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7年其作品《所罗门之歌》获得美国全国图书评论奖，1988年其作品《宠儿》获得普利策奖，1993年因其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托妮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作为一名黑人作家，莫里森的作品里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意识和种族关怀；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以女性视角创作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黑人女性形象：佩科拉，宝林，秀拉，伊娃，塞丝……在她的作品里，一直被淹没扭曲的黑人女性得以发声。母性也成为其作品里重要的主题。在《最蓝的眼睛》中，托妮莫里通过佩科拉的悲剧了展示了黑人女性在历史和文化重压下的脆弱和扭曲。
在《最蓝的眼睛》中作者用沉稳的语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黑人女孩的成长悲剧。故事的主人公佩科拉·布里德洛夫一直祈祷自己能有一双蓝眼睛。在她看来，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就可以变得美丽，招人喜爱，改变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佩科拉从出生起就生活在痛苦之中。父母亲对她毫无关爱，不闻不问。在学校里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和嘲笑。她的家庭在社区里是被他人比较以获得优越感的对象。生活在痛苦中的佩科拉把这一切归为自己的丑陋，而改变这一切就需要一双最蓝的眼睛。可怜的佩科拉在遭受父亲强奸，生下死婴，人们无尽的评论指责后，最终疯癫了，在疯癫中她为自己装上了一双最蓝的眼睛，日夜与之私语。而佩科拉悲剧的产生，她的母亲宝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母亲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指引人，母亲本应给予孩子无私的爱和养育，为孩子提供教育，传递社会观念和责任。同为女性身份，母亲还是女儿成长的第一参照物，是女儿获得身份认知和自我认知的第一源泉。黑人母亲更是肩负着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环境之下养育孩子保护孩子的责任。但在佩科拉一出生时，宝琳就感叹道“上帝啊，她可真丑。”佩科拉从母亲那里获知自己是丑陋的，因为自己的丑陋无法获得母亲的关爱。在母亲工作的白人家庭里，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蓝莓派，滚烫的蓝莓果酱溅在她的小腿上，母亲宝琳一个跨步扑到佩科拉背上，用手背把她抽翻在地，大骂道“蠢货……我的地板……滚出去！”转身却温柔的哄哭泣的白人小女孩。母亲在对待白人女孩时温柔细语，充满爱怜；而对佩科拉却是恶语相向，拳打脚踢。这巨大的反差让佩科拉对于自己黑人身份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和厌恶感。在佩科拉暂住克劳迪亚家时，她经历了月经初潮，对女性身体和生理一无所知的佩科拉感到十分的茫然和恐惧。她不知道月经是什么，对女人来说月经意味着什么，而宝琳本该教她认识自己的身体，让佩科拉在关爱中健康成长。佩科拉甚至对于爱都感到十分困惑：“该怎么办才好呢？我的意思是说，怎样才能找个人来爱你呢？”宝琳将自己的爱都奉献给了工作的白人家庭，对自己家庭却远离嫌弃。宝琳自认为一天工作12个小时在良知上已经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她给孩子们灌输体面却让他们感到恐惧：害怕举止笨拙得不到上帝宠爱。她在佩科拉心中刻上了对成长、他人以及生活的恐惧。
宝琳母性的扭曲是由白人霸权文化欺压造成的。宝琳小时候受伤成了跛脚，因为跛脚她不受重视，被冷落，缺乏归属感。当乔利注意到她的跛脚并把它当做某种别致可爱的东西时，宝琳在他身上找到了归属感，并随乔利到了北方生活。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宝琳，在北方强大的白人文化潮流中，她很快就迷失了自我，陷入孤独之中。在这里她感到白人和有色人种对黑人深深的厌弃鄙夷之情。此时的美国虽然已经结束了黑人奴隶制，但是黑人们在精神上仍然是奴化的。霍米巴巴曾经指出：殖民主义最大的破坏力就在殖民主义给殖民地人民注入了一种自卑情绪。在这种自卑情绪之下，白人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迅速渗透到黑人生活中，形成了白人文化的霸权意识形态。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弗郞兹·法农就指出：换句话说，有一大堆道理，一系列规则慢慢地，微妙地借助于书籍，报刊，学校及课本，广告，电影和广播的协助，进入他的思想，逐渐形成他对这个世界和他所属群体的认识。商店里的糖果包装上印的是可爱的白人小姑娘，喝牛奶的杯子上也是美丽的金发碧眼女孩，电影里白人生活的环境干净舒适，识字书里都是对白人的赞美……这种白=美，黑=丑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渗透进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黑人妇女们拉直头发，学习白人的打扮；给孩子准备的礼物是白皮肤蓝眼睛的洋娃娃。这些举动表明黑人已经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观念。宝琳在这种文化潮流中不断的模仿白人以期获得赞赏找到归属感。学着穿高跟鞋，买许多新衣服来打扮自己，这种对自己身体的改造其实是宝琳对白人文化霸权的屈服，这种改造其实是在文化压迫之下进行的。怀孕之后的宝琳经常去看电影。在电影院当灯光暗下，宝琳立刻沉浸在电影所描绘的完美世界里。从电影里宝琳看到的是白人完美的生活，电影中传递的白人美学囚禁着宝琳，她把白人的外貌美等同于道德美，抛弃了自己的黑人审美价值观。她沉浸在电影虚构的完美之中，模仿电影明星的发型，幻想自己就是活在电影里的人，可是一颗糖把她的牙给粘下来了。这可怎么办，牙齿的缺失彻底把宝琳拉回现实，她所幻想的白人的美貌，白人的幸福生活在她门牙掉落后通通破灭。宝琳一直在追求她根本没有的东西，跛足和坏门牙造成的身体缺失也给她带来精神的缺失。这让宝琳对自己的黑人身份更加的厌弃，对黑人文化更加疏离了。生产时，医生对待白人和黑人孕妇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宝琳备受打击。身为黑人连生产的阵痛都不配拥有，在白人医生眼里黑人产妇生产和畜生生产没什么不同。白人对黑人的鄙夷充斥在宝琳生活的方方面面。宝琳在怀孕时一直对这个孩子感觉非常好，可当她见到黑皮肤的佩科拉时，宝琳期望的美好还是没能实现。她由衷的感叹这孩子真丑！宝琳不再沉溺与幻想中，承担起养家糊口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她在白人家庭里做仆人，而这个家庭正是她期望中的完美家庭。她将自己的爱和心血完全注入这个跟她毫无关系的家，并逐渐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她喜欢梳理白人小孩金色头发，而不是佩科拉又黑又硬的头发；她给白人家庭整理床铺，收拾橱柜，而自己家早就不打算收拾了。她越来越忽视孩子和丈夫，他们只是她临睡前反思的一闪念。在白人家庭里工作让宝琳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白人。白人家庭里柔软的毛巾，水管里的热水，孩子粉红睡衣，这些都代表着白人生活方式，沉浸在这些物品中让宝琳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当她踩在厚厚的地毯上觉得自己跛足都好了。对白人生活的亲近体现了宝琳精神上的完全奴化，在自卑中她接受了白人文化，摒弃了黑人文化。她开始去教堂，并不是因为虔诚而是把对乔利的鄙视用来衬托自己的美德。她想方设法的像白人靠拢，却更加凸显自己精神的缺失。在她的教育之下，佩科拉知道自己的黑皮肤就是低劣下等的标志。佩科拉十分迷恋糖纸上玛丽·珍的形象，喜欢用印有秀兰·邓波儿头像的杯子喝牛奶，只为了多欣赏多摆弄这些可爱的白脸。在母亲宝琳的影响下，佩科拉也完全接受了白人文化的霸权主宰。在强大的霸权文化冲击和长期的民族歧视重压之下，宝琳的民族自信不复存在，内心深处本族文化价值缺失。宝琳不是没有母爱而是在这种文化体系之下母爱扭曲转移了。
白人霸权文化冲击之下的宝琳失去了本族文化价值观，对自我身份的否定和疏离造成她母性的扭曲，并给她的孩子带来了毁灭性悲剧。托尼莫里森通过佩科拉的悲剧向我们展示了在白人霸权文化冲击之下黑人文化的流失。通过写作，莫里森审视白人主流文化与黑人边缘文化的权利关系，呼吁黑人抵抗白人文化侵蚀，保持文化独立性，传承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 Bhabha，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Routledge，1994.
[2]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
[3]王家湘.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作品初探[J].外国文学，1988（4）.
[4]托马斯·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妮·莫里森访谈录[J].少况译.外国文学，1994（01）：24–38.
[5]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文化侵蚀；文化霸权；母性
《最蓝的眼睛》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此后，托妮莫里森笔耕不辍，创作了十多部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7年其作品《所罗门之歌》获得美国全国图书评论奖，1988年其作品《宠儿》获得普利策奖，1993年因其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托妮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作为一名黑人作家，莫里森的作品里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意识和种族关怀；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以女性视角创作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黑人女性形象：佩科拉，宝林，秀拉，伊娃，塞丝……在她的作品里，一直被淹没扭曲的黑人女性得以发声。母性也成为其作品里重要的主题。在《最蓝的眼睛》中，托妮莫里通过佩科拉的悲剧了展示了黑人女性在历史和文化重压下的脆弱和扭曲。
在《最蓝的眼睛》中作者用沉稳的语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黑人女孩的成长悲剧。故事的主人公佩科拉·布里德洛夫一直祈祷自己能有一双蓝眼睛。在她看来，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就可以变得美丽，招人喜爱，改变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佩科拉从出生起就生活在痛苦之中。父母亲对她毫无关爱，不闻不问。在学校里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和嘲笑。她的家庭在社区里是被他人比较以获得优越感的对象。生活在痛苦中的佩科拉把这一切归为自己的丑陋，而改变这一切就需要一双最蓝的眼睛。可怜的佩科拉在遭受父亲强奸，生下死婴，人们无尽的评论指责后，最终疯癫了，在疯癫中她为自己装上了一双最蓝的眼睛，日夜与之私语。而佩科拉悲剧的产生，她的母亲宝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母亲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指引人，母亲本应给予孩子无私的爱和养育，为孩子提供教育，传递社会观念和责任。同为女性身份，母亲还是女儿成长的第一参照物，是女儿获得身份认知和自我认知的第一源泉。黑人母亲更是肩负着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环境之下养育孩子保护孩子的责任。但在佩科拉一出生时，宝琳就感叹道“上帝啊，她可真丑。”佩科拉从母亲那里获知自己是丑陋的，因为自己的丑陋无法获得母亲的关爱。在母亲工作的白人家庭里，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蓝莓派，滚烫的蓝莓果酱溅在她的小腿上，母亲宝琳一个跨步扑到佩科拉背上，用手背把她抽翻在地，大骂道“蠢货……我的地板……滚出去！”转身却温柔的哄哭泣的白人小女孩。母亲在对待白人女孩时温柔细语，充满爱怜；而对佩科拉却是恶语相向，拳打脚踢。这巨大的反差让佩科拉对于自己黑人身份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和厌恶感。在佩科拉暂住克劳迪亚家时，她经历了月经初潮，对女性身体和生理一无所知的佩科拉感到十分的茫然和恐惧。她不知道月经是什么，对女人来说月经意味着什么，而宝琳本该教她认识自己的身体，让佩科拉在关爱中健康成长。佩科拉甚至对于爱都感到十分困惑：“该怎么办才好呢？我的意思是说，怎样才能找个人来爱你呢？”宝琳将自己的爱都奉献给了工作的白人家庭，对自己家庭却远离嫌弃。宝琳自认为一天工作12个小时在良知上已经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她给孩子们灌输体面却让他们感到恐惧：害怕举止笨拙得不到上帝宠爱。她在佩科拉心中刻上了对成长、他人以及生活的恐惧。
宝琳母性的扭曲是由白人霸权文化欺压造成的。宝琳小时候受伤成了跛脚，因为跛脚她不受重视，被冷落，缺乏归属感。当乔利注意到她的跛脚并把它当做某种别致可爱的东西时，宝琳在他身上找到了归属感，并随乔利到了北方生活。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宝琳，在北方强大的白人文化潮流中，她很快就迷失了自我，陷入孤独之中。在这里她感到白人和有色人种对黑人深深的厌弃鄙夷之情。此时的美国虽然已经结束了黑人奴隶制，但是黑人们在精神上仍然是奴化的。霍米巴巴曾经指出：殖民主义最大的破坏力就在殖民主义给殖民地人民注入了一种自卑情绪。在这种自卑情绪之下，白人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迅速渗透到黑人生活中，形成了白人文化的霸权意识形态。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弗郞兹·法农就指出：换句话说，有一大堆道理，一系列规则慢慢地，微妙地借助于书籍，报刊，学校及课本，广告，电影和广播的协助，进入他的思想，逐渐形成他对这个世界和他所属群体的认识。商店里的糖果包装上印的是可爱的白人小姑娘，喝牛奶的杯子上也是美丽的金发碧眼女孩，电影里白人生活的环境干净舒适，识字书里都是对白人的赞美……这种白=美，黑=丑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渗透进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黑人妇女们拉直头发，学习白人的打扮；给孩子准备的礼物是白皮肤蓝眼睛的洋娃娃。这些举动表明黑人已经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观念。宝琳在这种文化潮流中不断的模仿白人以期获得赞赏找到归属感。学着穿高跟鞋，买许多新衣服来打扮自己，这种对自己身体的改造其实是宝琳对白人文化霸权的屈服，这种改造其实是在文化压迫之下进行的。怀孕之后的宝琳经常去看电影。在电影院当灯光暗下，宝琳立刻沉浸在电影所描绘的完美世界里。从电影里宝琳看到的是白人完美的生活，电影中传递的白人美学囚禁着宝琳，她把白人的外貌美等同于道德美，抛弃了自己的黑人审美价值观。她沉浸在电影虚构的完美之中，模仿电影明星的发型，幻想自己就是活在电影里的人，可是一颗糖把她的牙给粘下来了。这可怎么办，牙齿的缺失彻底把宝琳拉回现实，她所幻想的白人的美貌，白人的幸福生活在她门牙掉落后通通破灭。宝琳一直在追求她根本没有的东西，跛足和坏门牙造成的身体缺失也给她带来精神的缺失。这让宝琳对自己的黑人身份更加的厌弃，对黑人文化更加疏离了。生产时，医生对待白人和黑人孕妇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宝琳备受打击。身为黑人连生产的阵痛都不配拥有，在白人医生眼里黑人产妇生产和畜生生产没什么不同。白人对黑人的鄙夷充斥在宝琳生活的方方面面。宝琳在怀孕时一直对这个孩子感觉非常好，可当她见到黑皮肤的佩科拉时，宝琳期望的美好还是没能实现。她由衷的感叹这孩子真丑！宝琳不再沉溺与幻想中，承担起养家糊口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她在白人家庭里做仆人，而这个家庭正是她期望中的完美家庭。她将自己的爱和心血完全注入这个跟她毫无关系的家，并逐渐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她喜欢梳理白人小孩金色头发，而不是佩科拉又黑又硬的头发；她给白人家庭整理床铺，收拾橱柜，而自己家早就不打算收拾了。她越来越忽视孩子和丈夫，他们只是她临睡前反思的一闪念。在白人家庭里工作让宝琳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白人。白人家庭里柔软的毛巾，水管里的热水，孩子粉红睡衣，这些都代表着白人生活方式，沉浸在这些物品中让宝琳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当她踩在厚厚的地毯上觉得自己跛足都好了。对白人生活的亲近体现了宝琳精神上的完全奴化，在自卑中她接受了白人文化，摒弃了黑人文化。她开始去教堂，并不是因为虔诚而是把对乔利的鄙视用来衬托自己的美德。她想方设法的像白人靠拢，却更加凸显自己精神的缺失。在她的教育之下，佩科拉知道自己的黑皮肤就是低劣下等的标志。佩科拉十分迷恋糖纸上玛丽·珍的形象，喜欢用印有秀兰·邓波儿头像的杯子喝牛奶，只为了多欣赏多摆弄这些可爱的白脸。在母亲宝琳的影响下，佩科拉也完全接受了白人文化的霸权主宰。在强大的霸权文化冲击和长期的民族歧视重压之下，宝琳的民族自信不复存在，内心深处本族文化价值缺失。宝琳不是没有母爱而是在这种文化体系之下母爱扭曲转移了。
白人霸权文化冲击之下的宝琳失去了本族文化价值观，对自我身份的否定和疏离造成她母性的扭曲，并给她的孩子带来了毁灭性悲剧。托尼莫里森通过佩科拉的悲剧向我们展示了在白人霸权文化冲击之下黑人文化的流失。通过写作，莫里森审视白人主流文化与黑人边缘文化的权利关系，呼吁黑人抵抗白人文化侵蚀，保持文化独立性，传承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 Bhabha，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Routledge，1994.
[2]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
[3]王家湘.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作品初探[J].外国文学，1988（4）.
[4]托马斯·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妮·莫里森访谈录[J].少况译.外国文学，1994（01）：24–38.
[5]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