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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哈贝马斯;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公共领域;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5-0184-04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把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理论同实证主义、哲学释义学结合起来,实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并创造性地以 “交往行为”为核心,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当然,与大多数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家一样,哈贝马斯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专业的传播学研究者,但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比如“公共领域”等论题,却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当代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在其著作《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将哈贝马斯视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领袖”〔1〕。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这样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我们发现,与法兰克福学派前期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哈贝马斯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试图拯救这种困境。他并不满足于这个学派传统的“工具理性”批判,而是在“理性”批判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提出了所谓“交往理性”这一概念。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上的转向,同时也带来了其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正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
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
1961年,哈贝马斯撰写了他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据说这本论著是为了唤起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不民主和不自由现象的关注。然而,不管哈贝马斯撰写这本书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在这本著作中,为了阐述和论证所谓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哈贝马斯详细分析了17、18世纪以来报刊业从私人的新闻写作演变为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的过程。具体而言,他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等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由于其中有很大的篇幅是用于分析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因此,不管是否有“过渡诠释”之嫌,哈贝马斯的这本著作已经被视为传播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之一。
在这本著作里,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发展和转型有着详细的描述。后来,哈贝马斯曾经这样概括“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2〕)
在对“公共领域”进行研究时,哈贝马斯指出,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和私的分化为前提,从文学公共领域演变而来的,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3〕。在其中,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凭借沙龙、俱乐部、咖啡馆、杂志和报纸等种种机制进行公共交往,发起对公共权力的公开批判,由此产生的公共舆论成为调节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媒介。显然,这是一个“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共舆论面前获得合法性的场所”〔4〕。哈贝马斯对17、18世纪的这种“公共领域”是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但这种情况很快出现了变化。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组织资本主义转变,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干预逐步增强,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国家和社会的融合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哈贝马斯详尽分析了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是如何走向瓦解的,权力和货币由此取代了理解与批判,民主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失去了自由发表意见的媒介物,从而也丧失了他们过去享有的一切权利。他们原来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现在被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团体和政党所代替;原来他们手中的工具,现在倒过来成了政党的工具。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大众传媒的批判,从传播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大众传播”研究。这里我们必须交待的是,在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中,人类传播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组成的,其中主要包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几种类型。这些类型具有各自不同的形态、结构和功能。〔5〕那么,什么是“大众传播”呢?中国学者沙莲香在其著作《传播学》中认为,大众传播“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6〕。澳大利亚学者苏利文认为:“大众传播即现代印刷和广播、电视等影像和音声媒介组织运用法人资金,借助高科技和产业化手段,在国家控制(state-regulated)的范围内向未知的受众提供信息和娱乐产品的实践活动。”〔7〕
尽管关于“大众传播”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强调媒介、社会集团(或国家)、未知的大多数人(受众或普通市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是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时所关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就是媒介由市民掌控并用来影响国家政治,转变为被国家或社会权利组织掌握并用来控制市民社会。显然,哈贝马斯对这种所谓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是持批判态度的。
二、“理性”批判的转向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哈贝马斯在进行“公共领域”的研究时就隐含着后来提出的“交往理性”的某些因素。比如,颜纯钧教授就指出:公共领域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作为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调节手段和中介环节,是由公民集体参与并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公共话语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它和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在思想上一脉相承。”〔8〕我们并不否定一个思想家在理论思考上具有前后的某种关联和一致性,但在我看来,哈贝马斯在进行“公共领域”研究时,运用和体现更多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工具理性”批判。
从写作时间上看,《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写于1961年,这时,刚刚30来岁的哈贝马斯已经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阿多诺等人共事长达6年之久,用戈尔曼的话来说,由于阅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哈贝马斯也“由此而变得激进起来”〔9〕。在这些前辈的影响下,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工具理性”批判在哈贝马斯早期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清晰地表现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上。他说:“按照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模式,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机构应当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但是,过去一百年来,由于商业化以及在经济、技术和组织上的一体化,它们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因此恰恰由于它们保留在私人手中致使公共传媒的批判功能不断受到侵害。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报刊业相比,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影响范围和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领域本身也相应地扩展了,另一方面,它们越来越远离这一领域,重新集中到过去的商品交换的私人领域。它们的传播效率越高,它们也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体的利益的影响。”〔10〕显然,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公共领域的形态和影响力都在不断加大,进而成为一种新型的、高效的权力形式,被各种权力集团所窥视和利用,表现出典型的“工具理性”色彩。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批判在他的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同样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
有学者把哈贝马斯的学术经历及思想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奠定基础时期(1950年代末-1960年代末),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二是交往理论形成时期(1970年代初-1970年代末),主要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交往与社会进化》等;三是交往理论形成与拓展时期(1980年代以后),主要著作有《交往行为理论》、《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等。〔11〕也有学者把哈贝马斯70年代以后的学术活动合称为“交往理论”时期。不管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分期是否准确,但至少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970年代前后,哈贝马斯的批判视角有了某种转向:即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视角上的这种转向,与其关于“公共领域”理想模式的构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他的构想,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应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然而,哈贝马斯的理想模式在现实社会中四处碰壁。20世纪以来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虽然在表面上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奇怪的是,人们却时时感觉到精神交往和思想沟通的困难与复杂。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经济和行政管理双重支配下,对现代人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使人感到交流时困难重重。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思想家们对此深有感触,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里,终极价值的隐退,造成意义的飘散、人性的压抑和自由的沦陷,这是现代人所无法逃避的现实。现代社会追逐理性原则所造成的异化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克服的,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赛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
哈贝马斯当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状况,但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们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同,他显然更为乐观和自信。他的理想在于为现代文明指出一条出路,并致力于重建一种新的理性观,即所谓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这种理性的视域内,人们才能对抗工具理性对人生活世界的吞噬,在平等的交往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缔造没有暴力没有压制,自由而和谐的共同生活。〔12〕这种理性不是“涉及经济和国家问题的狭隘的合理性”,而是包含了“活动导向和世界观的宽泛的合理性”,于是,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的视野上“实现了一种转折”,也就是哈贝马斯的传记作者奥斯维特所说的,“从个体主体的概念化理论和对世界中客体的操纵理论转向了一种主体间性的理解和交往理性的理论,这理论接纳了对物化问题的重新构造。”〔13〕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理性”批判视角的转向,同时也意味着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
三、传播主体及其“主体间性”
如果说早期的哈贝马斯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对整个“市民社会”的影响的话,那么,当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交往行为理论”,他的视角已经转移到对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也就是所谓的“主体间性”)的关注了。从理论层面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美国传播学者米德的符号互动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
乔治•赫伯特•米德(1863-1931)是美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他既是哲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创立的符号互动自我理论为自我心理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石,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开创者。而恰恰是这位思想家,被中国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称为“美国传播学的鼻祖”。〔14〕另一位传播学者郭庆光也在他的《传播学教程》里指出:米德“最早从传播的角度对人的自我意识及其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15〕。美国传播学者斯蒂文•小约翰在其经典著作《传播理论》中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述米德(译为乔治•荷伯特•梅德)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在传播学的视野里,米德被当作“人内传播”(也称内向传播、内在传播或自我传播)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传播学意义上的“人内传播”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和孤立的过程,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为了实现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米德指出,任何传播都“必须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础”。“与一个完全外在于我们的共同体,与没有共同利益、没有合作活动的共同体是无法交流的”。正是传播的这种合作性、交互性和双向性,才“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过程,致使人们能够与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空间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进入一个社会过程。”〔1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德提出的“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的交往情境”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为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哈贝马斯认为,一方面,由于米德把“理解”视为一种面对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动过程,从而在行为理论中实现“从孤独的合目的性向社会互动的视角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米德否认理性范式为孤立的意识,因此他比任何一个当代学者更进一步把理性范式设计为交往行动,并阐述它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种社会重建的方案中。〔17〕在这里,哈贝马斯特别注意到米德理论的两个方面:第一,米德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人与高踞于其上的社会和社区价值(理想、理性)的互动关系,而不像韦伯,把这种关系仅视为一种被动的关系。第二,米德用符号互动理论强调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符号互动者们已详细探讨过使人类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因而扩展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础的理解。显然,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提出,深受米德符号互动理论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米德是哈贝马斯试图建构“理想的交往情境”的精神导师。〔18〕
在建构“交往行为理论”时,哈贝马斯说:“交往行动概念,首先把语言作为参与者与世界发生关系,相互提出可以接受和驳斥的运用要求的理解过程中的一种媒体。”〔19〕他还指出:“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20〕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概念的阐释,不再仅仅将其视为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而是在强调行为者一致的基础上,通过规范合法性的调解来达到社会的合理。可见,哈贝马斯建构交往行为的核心问题是让行为主体之间在没有任何强制和压力的条件下进行平等、诚实的交往与对话,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达到理解、谅解和合作。只有达到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承认,才能实现一种合理化交往,使社会成员获得进一步解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对自己设想的“行为主体”有着明显的主观愿望和乌托邦色彩,他希望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进行“内省式思考”,从而使交往得以顺利进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内省是人对自己的一种反思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内传播形式”〔21〕。
总之,不管哈贝马斯是否意识到,当他在建构这种充满理想色彩的“交往行为理论”时,他在大众传媒批判上,已经离法兰克福学派早期那种尖锐甚至有点刻薄的态度很远了。而当他把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者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引入“交往理论”的建构时,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美国经验-功能主义传播理论的色彩了。那么,这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哈贝马斯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E•W•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16.
〔2〕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J〕.社会学研究,1999,(3).
〔3〕〔4〕〔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24,224-225.
〔5〕〔7〕〔15〕〔2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3,111,78-81,80.
〔6〕 沙莲香.传播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45.
〔8〕 颜纯钧.大众传媒与公众身份的建构〔M〕.现代传播,2004,(5).
〔9〕〔美〕戈尔曼•罗伯特.“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M〕.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385.
〔11〕郑召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互关联〔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3.
〔12〕孟威.“合理化”的意义与实现——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2).
〔13〕 奥斯维特.哈贝马斯〔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83-89.
〔14〕〔16〕邵培仁.米德:美国传播学的鼻祖〔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17〕唐晓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6).
〔18〕方文.大众时代的时尚迷狂〔J〕.社会学研究,1998,(5).
〔19〕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重庆出版社,1994.140.
〔20〕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仪译.学林出版社,1999.49.)
(责任编辑:尹 富)
〔关键词〕 哈贝马斯;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公共领域;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5-0184-04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把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理论同实证主义、哲学释义学结合起来,实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并创造性地以 “交往行为”为核心,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当然,与大多数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家一样,哈贝马斯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专业的传播学研究者,但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比如“公共领域”等论题,却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当代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在其著作《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将哈贝马斯视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领袖”〔1〕。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这样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我们发现,与法兰克福学派前期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哈贝马斯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试图拯救这种困境。他并不满足于这个学派传统的“工具理性”批判,而是在“理性”批判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提出了所谓“交往理性”这一概念。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上的转向,同时也带来了其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正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
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
1961年,哈贝马斯撰写了他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据说这本论著是为了唤起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不民主和不自由现象的关注。然而,不管哈贝马斯撰写这本书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在这本著作中,为了阐述和论证所谓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哈贝马斯详细分析了17、18世纪以来报刊业从私人的新闻写作演变为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的过程。具体而言,他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等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由于其中有很大的篇幅是用于分析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因此,不管是否有“过渡诠释”之嫌,哈贝马斯的这本著作已经被视为传播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之一。
在这本著作里,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发展和转型有着详细的描述。后来,哈贝马斯曾经这样概括“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2〕)
在对“公共领域”进行研究时,哈贝马斯指出,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和私的分化为前提,从文学公共领域演变而来的,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3〕。在其中,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凭借沙龙、俱乐部、咖啡馆、杂志和报纸等种种机制进行公共交往,发起对公共权力的公开批判,由此产生的公共舆论成为调节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媒介。显然,这是一个“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共舆论面前获得合法性的场所”〔4〕。哈贝马斯对17、18世纪的这种“公共领域”是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但这种情况很快出现了变化。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组织资本主义转变,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干预逐步增强,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国家和社会的融合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哈贝马斯详尽分析了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是如何走向瓦解的,权力和货币由此取代了理解与批判,民主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失去了自由发表意见的媒介物,从而也丧失了他们过去享有的一切权利。他们原来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现在被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团体和政党所代替;原来他们手中的工具,现在倒过来成了政党的工具。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大众传媒的批判,从传播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大众传播”研究。这里我们必须交待的是,在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中,人类传播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组成的,其中主要包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几种类型。这些类型具有各自不同的形态、结构和功能。〔5〕那么,什么是“大众传播”呢?中国学者沙莲香在其著作《传播学》中认为,大众传播“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6〕。澳大利亚学者苏利文认为:“大众传播即现代印刷和广播、电视等影像和音声媒介组织运用法人资金,借助高科技和产业化手段,在国家控制(state-regulated)的范围内向未知的受众提供信息和娱乐产品的实践活动。”〔7〕
尽管关于“大众传播”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强调媒介、社会集团(或国家)、未知的大多数人(受众或普通市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是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时所关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就是媒介由市民掌控并用来影响国家政治,转变为被国家或社会权利组织掌握并用来控制市民社会。显然,哈贝马斯对这种所谓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是持批判态度的。
二、“理性”批判的转向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哈贝马斯在进行“公共领域”的研究时就隐含着后来提出的“交往理性”的某些因素。比如,颜纯钧教授就指出:公共领域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作为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调节手段和中介环节,是由公民集体参与并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公共话语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它和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在思想上一脉相承。”〔8〕我们并不否定一个思想家在理论思考上具有前后的某种关联和一致性,但在我看来,哈贝马斯在进行“公共领域”研究时,运用和体现更多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工具理性”批判。
从写作时间上看,《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写于1961年,这时,刚刚30来岁的哈贝马斯已经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阿多诺等人共事长达6年之久,用戈尔曼的话来说,由于阅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哈贝马斯也“由此而变得激进起来”〔9〕。在这些前辈的影响下,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工具理性”批判在哈贝马斯早期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清晰地表现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上。他说:“按照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模式,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机构应当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但是,过去一百年来,由于商业化以及在经济、技术和组织上的一体化,它们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因此恰恰由于它们保留在私人手中致使公共传媒的批判功能不断受到侵害。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报刊业相比,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影响范围和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领域本身也相应地扩展了,另一方面,它们越来越远离这一领域,重新集中到过去的商品交换的私人领域。它们的传播效率越高,它们也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体的利益的影响。”〔10〕显然,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公共领域的形态和影响力都在不断加大,进而成为一种新型的、高效的权力形式,被各种权力集团所窥视和利用,表现出典型的“工具理性”色彩。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批判在他的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同样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
有学者把哈贝马斯的学术经历及思想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奠定基础时期(1950年代末-1960年代末),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二是交往理论形成时期(1970年代初-1970年代末),主要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交往与社会进化》等;三是交往理论形成与拓展时期(1980年代以后),主要著作有《交往行为理论》、《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等。〔11〕也有学者把哈贝马斯70年代以后的学术活动合称为“交往理论”时期。不管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分期是否准确,但至少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970年代前后,哈贝马斯的批判视角有了某种转向:即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视角上的这种转向,与其关于“公共领域”理想模式的构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他的构想,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应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然而,哈贝马斯的理想模式在现实社会中四处碰壁。20世纪以来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虽然在表面上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奇怪的是,人们却时时感觉到精神交往和思想沟通的困难与复杂。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经济和行政管理双重支配下,对现代人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使人感到交流时困难重重。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思想家们对此深有感触,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里,终极价值的隐退,造成意义的飘散、人性的压抑和自由的沦陷,这是现代人所无法逃避的现实。现代社会追逐理性原则所造成的异化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克服的,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赛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
哈贝马斯当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状况,但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们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同,他显然更为乐观和自信。他的理想在于为现代文明指出一条出路,并致力于重建一种新的理性观,即所谓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这种理性的视域内,人们才能对抗工具理性对人生活世界的吞噬,在平等的交往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缔造没有暴力没有压制,自由而和谐的共同生活。〔12〕这种理性不是“涉及经济和国家问题的狭隘的合理性”,而是包含了“活动导向和世界观的宽泛的合理性”,于是,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的视野上“实现了一种转折”,也就是哈贝马斯的传记作者奥斯维特所说的,“从个体主体的概念化理论和对世界中客体的操纵理论转向了一种主体间性的理解和交往理性的理论,这理论接纳了对物化问题的重新构造。”〔13〕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理性”批判视角的转向,同时也意味着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
三、传播主体及其“主体间性”
如果说早期的哈贝马斯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对整个“市民社会”的影响的话,那么,当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交往行为理论”,他的视角已经转移到对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也就是所谓的“主体间性”)的关注了。从理论层面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美国传播学者米德的符号互动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
乔治•赫伯特•米德(1863-1931)是美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他既是哲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创立的符号互动自我理论为自我心理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石,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开创者。而恰恰是这位思想家,被中国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称为“美国传播学的鼻祖”。〔14〕另一位传播学者郭庆光也在他的《传播学教程》里指出:米德“最早从传播的角度对人的自我意识及其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15〕。美国传播学者斯蒂文•小约翰在其经典著作《传播理论》中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述米德(译为乔治•荷伯特•梅德)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在传播学的视野里,米德被当作“人内传播”(也称内向传播、内在传播或自我传播)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传播学意义上的“人内传播”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和孤立的过程,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为了实现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米德指出,任何传播都“必须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础”。“与一个完全外在于我们的共同体,与没有共同利益、没有合作活动的共同体是无法交流的”。正是传播的这种合作性、交互性和双向性,才“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过程,致使人们能够与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空间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进入一个社会过程。”〔1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德提出的“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的交往情境”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为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哈贝马斯认为,一方面,由于米德把“理解”视为一种面对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动过程,从而在行为理论中实现“从孤独的合目的性向社会互动的视角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米德否认理性范式为孤立的意识,因此他比任何一个当代学者更进一步把理性范式设计为交往行动,并阐述它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种社会重建的方案中。〔17〕在这里,哈贝马斯特别注意到米德理论的两个方面:第一,米德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人与高踞于其上的社会和社区价值(理想、理性)的互动关系,而不像韦伯,把这种关系仅视为一种被动的关系。第二,米德用符号互动理论强调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符号互动者们已详细探讨过使人类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因而扩展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础的理解。显然,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提出,深受米德符号互动理论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米德是哈贝马斯试图建构“理想的交往情境”的精神导师。〔18〕
在建构“交往行为理论”时,哈贝马斯说:“交往行动概念,首先把语言作为参与者与世界发生关系,相互提出可以接受和驳斥的运用要求的理解过程中的一种媒体。”〔19〕他还指出:“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20〕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概念的阐释,不再仅仅将其视为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而是在强调行为者一致的基础上,通过规范合法性的调解来达到社会的合理。可见,哈贝马斯建构交往行为的核心问题是让行为主体之间在没有任何强制和压力的条件下进行平等、诚实的交往与对话,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达到理解、谅解和合作。只有达到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承认,才能实现一种合理化交往,使社会成员获得进一步解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对自己设想的“行为主体”有着明显的主观愿望和乌托邦色彩,他希望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进行“内省式思考”,从而使交往得以顺利进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内省是人对自己的一种反思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内传播形式”〔21〕。
总之,不管哈贝马斯是否意识到,当他在建构这种充满理想色彩的“交往行为理论”时,他在大众传媒批判上,已经离法兰克福学派早期那种尖锐甚至有点刻薄的态度很远了。而当他把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者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引入“交往理论”的建构时,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美国经验-功能主义传播理论的色彩了。那么,这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哈贝马斯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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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