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淳安获取墓志，也许得先放干新安江水库再说
　　我调查浙江出土的宋元墓志，发现各地墓志的数量极不平衡。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各地墓志的实际资源量，二是墓志所在地整理乡邦文献的学术传统。
　　温州地区的墓志，数量最多。这是地利人和的结果：温州山水奇秀，比如永嘉、瑞安县交界的吹台山，素称“风水宝地”，坟墓众多；温州人多地少，频繁的生产建设活动中，容易出土墓志；当地又有整理地方文献的传统，出土墓志通常得到妥善的收藏和刊布。
　　山海之间的台州，万山深处的丽水（处州），也是墓志的重镇。丽水是浙江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山区，但宋元时期人物并不少，元末“浙东四先生”，处州独占其三，刘伯温天下闻名。两地出土的墓志，均有相当数量。
　　宁波是南宋的重要地区，当时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说法，山水之间，高坟累累。近年来，当地文物干部整理出版的墓志，相當可观。
　　跟宁波一样，绍兴、金华也是当年的发达地区。绍兴出土墓志，主要散失在民间。我知道有个藏家，单他一人，收藏墓志至少有一百通。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绍兴盗墓活动猖獗。2009年，绍兴至诸暨高速公路建设期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沿线派驻了四个考古队，辗转各地，历时一年，发掘古墓无数，出土文物却寥寥无几，因为当地古墓多已被盗。不妨设想一下，以每发掘十座宋墓出一通墓志计，一百通墓志，就意味着一千座宋墓已遭盗毁。所谓“盛世藏宝”，盗墓风气大盛，遂酿成文物保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噫！
　　金华（婺州）墓志所见不多，与其“东南邹鲁”的名号很不相符。也许是因为当地文物工作者无志于“整理国故”，而民间或高校中固然不乏有志之士，然无资源，终于一事无成。墓志调查最充分的是武义县，2014年我在当地调查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趁工作余暇，对境内墓志有全面调查，发现南宋墓志39通。武义是婺州的小县，而“望县”金华、义乌，想必将来会有更多发现。
　　意外的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杭州；“鱼米之乡”嘉兴和湖州；还有严州，即淳安、建德、桐庐等地，出土墓志甚少，远不及温州、宁波、绍兴，连丽水山区也比不上。
　　杭州墓志稀少，最不可思议。杭州孔庙所在的“碑林”，以收藏“南宋石经”著名，也兼收附近搬来的碑刻，几乎见不到本地的宋元墓志。西湖南山、北山，曾经是许多重要人物的葬身之所，湖滨的“太子湾”是南宋两位太子的墓所，“柳浪闻莺”公园有元代穆斯林墓地。这只能有一个解释，环湖诸山，表面上看，山明水秀，其实，历史上的“陵谷变迁”极其严重，多数古墓在清代以前就已毁坏殆尽。
　　嘉兴墓志稀少，是因为水乡泽国缺少“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好风水，只好葬到别地去。湖州吴兴、德清等地，有山有水，又不太远，嘉兴的大户人家，乐意埋到湖州去。江南水乡火葬盛行，除了佛教因素，主要还是因为水乡无山，卑湿之地不适合土葬。
　　墓志是随葬品，嘉兴宋墓少，墓志自然也少。非唯墓志实物少，宋元文集中的“墓志铭”也少，有人据《全宋文》统计嘉兴人的墓志铭，区区五六篇而已。而温州人叶适《水心集》，志墓文字，成篇累牍。自然环境是墓志稀少的决定性因素，绝不是说南宋嘉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及温州。
　　湖州墓志，较嘉兴丰富很多，但较温州逊色不少。这也不能说明温州比湖州经济发达。
　　原严州地区，“潇洒桐庐郡”。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严州不缺好山水，为何也少墓志呢？
　　这个问题，我始终想不透。也许桐庐、建德大型建设少，墓志出土机会也少。2004年，我去淳安县考古调查，未发现任何文物，悻悻而归。1957年新安江水库建设，过去淳安、遂安县适合人居与埋墓的地方，多已淹没，如今那里名叫“千岛湖”。我走在今天的村庄，都是当年的半山腰或高山区，过去是不住人的。我想，要在淳安获取墓志，也许得先放干新安江水库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