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怕是已经不知道俞平伯这个人了。从1900年1月8日，到1990年10月15日，他走完了九十年的人生。再考虑到他所生活的风云变幻的时代，以及他自己的人生遭遇，不得不说可谓高寿。其人于青史留名，便在于红学研究。1950年他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后来1954年9月1日的《文史哲》月刊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再后来1954年10月16日，毛主席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中央领导人间传阅，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小人物”对抗“大人物”。于是全国拉开了大批判运动，俞平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也出了名。
　　单单考察人生境遇，俞平伯是相当幸运的。这种幸运是他长寿的一部分原因，可运气这种事，可遇不可求，他人无法复制。况且有些人命好，出生时真可谓含着金汤勺，但却没能守住这份运气，反而结局悲惨，这种人也不在少数。俞平伯靠什么守住了自己的好运，靠的就是天真。
　　俞平伯人生的幸运，表现在好家世、好妻子、好师友三个方面。俞平伯是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唯一的曾孙，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俞樾与妻子姚夫人育有二男二女，长子早亡，次子病重，仅俞陛云一个孙子，故悉心抚养，俞陛云在科考中高中探花。俞陛云生三女俞琎、俞玫、俞琳，才有了儿子俞平伯。本来俞平伯还有个弟弟，可惜很小就夭折了。因此，说俞平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实为字面之意，并无任何戏谑。母亲许之仙是杭州横河桥许家之后，教授幼小的俞平伯《大学》与英文。三个姐姐都是大家闺秀，擅长诗文。年幼的俞平伯尤其得曾祖宠爱。因此，俞平伯就是大少爷。而且俞平伯的处事，也确有大少爷的脾气。叶圣陶的孙子叶兆言曾写道：“譬如遇到喜欢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別人，一盘虾仁端上来，尝了一筷，觉得味道好，立即端到自己面前尽情享用。”叶兆言点明少爷脾气就是孩子气。孩子有什么特点？吃不了苦，需要别人的照顾。但照顾这件事，只有家人能做到了。
　　可俞平伯就是运气好，又有一位好太太。1917年农历九月十六，俞平伯就结婚了，妻子是舅舅的女儿，也就是他的表姐许宝驯，长俞平伯四岁。她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诗书画无一不通，又是贤妻良母，一生周到地照顾俞平伯，更可贵的是二人从未吵过架，感情深厚。她从不抛头露面，有客人到家里时总是藏在帘子后面。因此17岁的俞平伯离开父母的庇护，就有了夫人的照顾，直到1982年2月7日许宝驯撒手人寰，家人的照顾一直相伴。许宝驯为了照顾丈夫，牺牲颇多。俞平伯要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许宝驯并不是公职人员，年纪又大，并不需要去。可她知道丈夫生活能力差，就执意要陪着俞平伯一起去。杨绛所写的《干校六记》专门提到夫妻俩：“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不忍，抽身先退……”那时是1969年11月，俞平伯近70岁，而许宝驯已经70多岁，二人变卖家产，共赴河南，干校期间还四次搬家，十分辛苦。让我们看后只生出“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感慨。
　　俞平伯1915年到北京大学读书，老师是黄侃、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人，同学是傅斯年、许德珩之辈。但他生活上吃不了苦，但从留学一事便可窥一斑。1920年1月初，俞平伯与傅斯年同去英国留学，在船上颇感孤寂，便开始细读曾经不爱读的《红楼梦》，还与傅斯年一起闲谈，而傅斯年时有妙论。可俞平伯只在伦敦住了13天就回国，傅斯年还专程跑去法国马赛，想劝俞平伯继续留学。但俞平伯坚持回国。后来此事成为笑谈，俞平伯也找了经费不足等原因，也有人说俞平伯是文人气诗人气太重（1959年他曾撇下叶圣陶、王伯祥自己跑去南京鸡鸣山凭吊朱自清），或者太想念妻子（在来回路上一直做旧体诗寄给夫人），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吃不了苦。俞陛云当初为了俞平伯上北大，举家北迁，倘若钱未准备好，怎么可能舍得让宝贝儿子出国？后来俞平伯又与罗家伦等同去美国留学，又没待几天就回国了。但俞平伯有这样的师友，层次就低不了。
　　客观地讲，俞平伯虽然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在北大选定小说为研究课题，后来也尝试写了不少新诗与散文，但这些多为开风气之功，贵在“先”，而新生事物产生之初，水平总不是那么高。其功夫还是在旧学上，无论是家学的氛围，还是天分，都使其在旧学上功力极深。1956年俞平伯晋级为文学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或许没有大部头著作或者系统的思想学说，但其水平有目共睹。只是一般人哪能有俞平伯这般幸运，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历史上又有多少纨绔子弟，没守住天生的好运，寥寥草草过了一生？这便要守住真天真，避免假天真，真正的天真在长寿上才是无敌的。
　　叶兆言说俞平伯贯彻了一辈子的孩子气。孩子气一方面是吃不了苦，需要被呵护，另一方面是纯真，未沾染俗气。俗气就是对名利的热衷，有些人虽然在做事与认识中幼稚，但追求上对名利特别执着。俞平伯之所以要着急出版《红楼梦研究》，就是因为1950年父亲去世，家中经济拮据，丧事都难以周全，于是加紧完稿，又同意改名以适应新形势以求提高销量，而没带着一丁点一夜成名的幻想。等到批判运动开始，他完全没意识到一场运动的到来。1955年初，作为九三学社党员，在北京分社沙滩支社的直接帮助下，在好友叶圣陶的认真帮忙中，在租户深挖错误根源的努力下，俞平伯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书面检讨。
　　其实文化有两种属性，一种私以为是传承的文明，一种是布迪厄指出的具有资本性质的文化。在天真的俞平伯心中，文化肯定不是资本。但在某些人心中，文化就是资本——即使他们从事文化行业，他们并没有文化的使命感，所做的事是为自己的名利追求服务。否则曹丕也不会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可现实反而如《红楼梦》所言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因为1954年的被批判，到1957年俞平伯没被划做右派。对于缺乏表现途径的古典文学——其境界水平并非靠大部头的专著来表现——俞平伯的被批判反而使人们认识了这位红学家，了解了他的旧学功底。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俞平伯的观念，使他脱离了低级的趣味，将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所——这也是夫妻俩亲密无间的基础。许宝驯虽不抛头露面，但她对诗词曲是真心的喜爱，也如俞平伯一般，未觉得这些是可抛头露面的东西。二人对昆曲，也都是发自肺腑的热爱。许宝驯嗓子好，字正腔圆，且可填词度曲。俞平伯虽然五音不全、唱歌有点跑调，但却爱拍曲子，一板一眼，特别认真。1956年到1964年，俞平伯认真领导了昆曲爱好者的社团——北京昆曲研习社，为昆曲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因此即使受到批判，家却永远是他的避风港，妻子永远给予他支持，也足以慰藉那时受伤的心灵。家庭的不睦对人而言十分折磨，孟光也不可能总碰到梁鸿。俞平伯珍惜着妻子，珍惜着自己的天真。或许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已无法复制，但是有自己的爱好，并且与人生伴侣在共同的爱好中惺惺相惜，简单又不失乐趣，也不枉此生。
　　因此，俞平伯的生活态度其实就在“天真”二字。他曾写过一个《养生歌谣》：“愉快劳动精神好，足够休息保护脑。长期锻炼强身体，适当娱乐不烦恼。节制饮食慎起居，讲究卫生身体好。”但这个歌谣的来源不甚清楚，也缺少必要的材料支撑。本来，养生长寿这件事本就没有定法，每个长寿老人的经历与境遇也大大不同。长寿者自己总结的方法，也没有科学的证明。“天真”二字，看似简单，实则最难，最符合传统道家养生的“自然”的精髓。老子曾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于养生长寿问题上，天真就如同水一样，最无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