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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前中国官员奢侈品腐败的盛行原因之一是来源于自身奢侈文化基因和当代舶来奢侈品文化的碰撞
沃尔冈·拉茨勒在畅销书《奢侈带来富足》中这样定义奢侈：“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
奢侈品不仅仅意味着追求更好的品质与服务，更高的价格，同时也暗示着奢侈品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和与众不同。然而，当奢侈品来到中国，拥有者的地位和身份的特性无限地放大，成为官员展现自身特权和地位的“饰品”。
古人讲“学而优则仕”，官员一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国人对奢侈品的追逐愈演愈烈之际，当国人越来越试图通过购买奢侈品来凸显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时，对官员阶层而言，自身经济状况与心理自我期待之间的矛盾使得官员依靠出租权力来获得奢侈品成为无法抵制的诱惑。
面对这种落差，当官员也试图通过奢侈品来显示或者炫耀自己社会身份与地位的时候，奢侈品和权力之间开始产生一种本不该有的“邂逅”。
国外奢侈品厂商的评断
拉哈（Radha Chadha），不仅是《奢侈品牌拜物教》一书的共同作者，也是亚洲地区的奢侈品品牌专家，他提到：“政府官员并不会真的去买这些奢侈品，因为他们只有微薄的工资。但是其他人会去购买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西方的奢侈品厂商对此亦是心知肚明，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早在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罗特斯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试图展开在中国的销售时，他就坚持认为，在中国市场中，政府官员将是一块潜力巨大的市场。面对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国外的奢侈品厂商也在试图评估腐败对奢侈品消费产生的影响。
《纽约时报》早在2009年就撰文揭露，在中国的奢侈品店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商人在店里开一个私人账户，这个账户代码在同品牌所有门店通用，如有“关系官员”（包括其家属甚至情妇）购物，只要说出代码，就可将账单记在商人名下。
据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贝恩公司调查，中国现在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每年的销售额达到76亿美元。而《纽约时报》甚至认为，送给官品们的礼品占中国奢侈品销售的50%。
官场奢侈品文化的腐败气息
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坤告诉记者，官员身边的奢侈品大致可分为三档，第一档为私人飞机、游艇、豪车，第二档为珠宝、名表，第三档为高档服装、化妆品、营养品、烟酒等。
欧阳坤介绍，一件商品是否为奢侈品，主要看其价格是不是远超该地区的生活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仅为33869元/年，月工资2830.75元，加上各种津补贴、福利、奖励等收入，中国公务员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大约在5000元/月上下。而北京、上海等地区近年来推行“3581”的公务员工资标准，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0000元，其水平在众多行业中只属中等。
如某官员月均收入为5000元，而购买某套名牌服装要10000元，也就是说一般官员买这套名牌服装的代价就是不吃不喝辛苦工作两个月，远超其收入水平，这套服装就是奢侈品。
按照这个奢侈品的判定标准，某些中国官员拥有的各种奢侈品就太多了，几万元一件的衣服箱包，动辄数十万的手表，百万级别的各式豪车……
西方媒体的第三方观察
“购买的人不用，而使用的人不买。”这是很多国外媒体，对中国奢侈品市场观察后的结论，其内涵不言自明。
《华尔街日报》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国，一些奢侈品最好的顾客——行贿的企业家和受贿的官员——也许反而会成为它们最大的敌人。”
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容忍这种腐败行为继续下去，一系列腐败案件的查处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这预示着单纯依靠给官员送礼所带来的奢侈品市场的繁荣并非能够持久，也无法形成市场的良性繁荣。
尽管有人开始担忧建立腐败基础上的奢侈品消费会冲淡奢侈品本身的价值，但是依然有更多的国际奢侈品厂商进入中国。因为面对真金白银的诱惑，对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奢侈品厂商而言，中国市场绝对是一块难以舍弃的“肥肉”。
一些奢侈品厂商继续有意无意地加倍放大拥有奢侈品的那种“虚荣感”，不断地通过广告的形式不遗余力地宣传一种“至尊”、“豪华”、“地位尊崇”的氛围，不遗余力地宣传奢侈品带给人的“上等人”的蕴涵。
甚至有奢侈品销售商为腐败行为提供便利。《纽约时报》在2009年的调查中称，记者在询问多家奢侈品品牌是否在北京“两会”召开时期销售量出现大增的问题，多家品牌销售以保护消费者的理由对此保持沉默或者拒绝。
但是依然有多家奢侈品销售商承认并认同官员为“送礼”而大量购买奢侈品的行为，并且在奢侈品销售领域形成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潜规则。
被腐败误读的奢侈品文化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丕表示：“我国官员的奢侈之心由来已久，古代、近代无不有所体现。”事实上，当前中国官员奢侈品腐败的盛行原因之一是来源于自身奢侈文化基因和当代舶来奢侈品文化的碰撞。
汉代张骞辟丝绸之路，开始从西方引进珠宝、香料，西方奢侈品初入中国。到盛唐时，物阜民丰，香料、乐器等西物纷纷流行起来。美国学者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记载：“唐朝是一个崇尚舶来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北宋也盛行着一种地方官员向中央官员运送珍宝的古习。《水浒传》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中，晁盖等七人用计劫取了杨志从大名府运往东京的“生辰纲”，“生辰纲”中珍宝就相当于现在的奢侈品。
吴丕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物质越来越丰富，当生存不再是人们的第一需要，奢侈品就越来越多地成为贿赂物品。随着行贿者的欲望越来越强，行贿的力度不断增大，贪官的胃口也随之越来越大，因此，几万的珠宝、几十万的名表甚至几百万的豪车就纷至沓来。
欧阳坤认为，中国官员对于当今西方奢侈品文化的误读也是奢侈品领域滋生腐败的根源。
“目前流行于国内的许多奢侈品品牌都来自于欧洲，这些舶来品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它的文化不仅仅是‘名贵’二字所能概括的。比如瑞士名表‘百达翡丽’，精致的做工承载的是日内瓦钟表匠百年来对钟表作品近乎疯狂的热忱。然而某些官员们对这些品牌文化尚不熟稔，只是被‘名贵’二字所引诱，便急于攀附到该品牌上去。他们以传统的中国思维去理解奢侈品，冀图沾一点‘品味’、‘时尚’的光。因此，官员的奢侈品消费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流于表面，崇尚名牌，崇尚炫耀和攀比。”
责任编辑：张羽
沃尔冈·拉茨勒在畅销书《奢侈带来富足》中这样定义奢侈：“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
奢侈品不仅仅意味着追求更好的品质与服务，更高的价格，同时也暗示着奢侈品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和与众不同。然而，当奢侈品来到中国，拥有者的地位和身份的特性无限地放大，成为官员展现自身特权和地位的“饰品”。
古人讲“学而优则仕”，官员一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国人对奢侈品的追逐愈演愈烈之际，当国人越来越试图通过购买奢侈品来凸显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时，对官员阶层而言，自身经济状况与心理自我期待之间的矛盾使得官员依靠出租权力来获得奢侈品成为无法抵制的诱惑。
面对这种落差，当官员也试图通过奢侈品来显示或者炫耀自己社会身份与地位的时候，奢侈品和权力之间开始产生一种本不该有的“邂逅”。
国外奢侈品厂商的评断
拉哈（Radha Chadha），不仅是《奢侈品牌拜物教》一书的共同作者，也是亚洲地区的奢侈品品牌专家，他提到：“政府官员并不会真的去买这些奢侈品，因为他们只有微薄的工资。但是其他人会去购买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西方的奢侈品厂商对此亦是心知肚明，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早在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罗特斯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试图展开在中国的销售时，他就坚持认为，在中国市场中，政府官员将是一块潜力巨大的市场。面对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国外的奢侈品厂商也在试图评估腐败对奢侈品消费产生的影响。
《纽约时报》早在2009年就撰文揭露，在中国的奢侈品店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商人在店里开一个私人账户，这个账户代码在同品牌所有门店通用，如有“关系官员”（包括其家属甚至情妇）购物，只要说出代码，就可将账单记在商人名下。
据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贝恩公司调查，中国现在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每年的销售额达到76亿美元。而《纽约时报》甚至认为，送给官品们的礼品占中国奢侈品销售的50%。
官场奢侈品文化的腐败气息
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坤告诉记者，官员身边的奢侈品大致可分为三档，第一档为私人飞机、游艇、豪车，第二档为珠宝、名表，第三档为高档服装、化妆品、营养品、烟酒等。
欧阳坤介绍，一件商品是否为奢侈品，主要看其价格是不是远超该地区的生活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仅为33869元/年，月工资2830.75元，加上各种津补贴、福利、奖励等收入，中国公务员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大约在5000元/月上下。而北京、上海等地区近年来推行“3581”的公务员工资标准，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0000元，其水平在众多行业中只属中等。
如某官员月均收入为5000元，而购买某套名牌服装要10000元，也就是说一般官员买这套名牌服装的代价就是不吃不喝辛苦工作两个月，远超其收入水平，这套服装就是奢侈品。
按照这个奢侈品的判定标准，某些中国官员拥有的各种奢侈品就太多了，几万元一件的衣服箱包，动辄数十万的手表，百万级别的各式豪车……
西方媒体的第三方观察
“购买的人不用，而使用的人不买。”这是很多国外媒体，对中国奢侈品市场观察后的结论，其内涵不言自明。
《华尔街日报》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国，一些奢侈品最好的顾客——行贿的企业家和受贿的官员——也许反而会成为它们最大的敌人。”
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容忍这种腐败行为继续下去，一系列腐败案件的查处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这预示着单纯依靠给官员送礼所带来的奢侈品市场的繁荣并非能够持久，也无法形成市场的良性繁荣。
尽管有人开始担忧建立腐败基础上的奢侈品消费会冲淡奢侈品本身的价值，但是依然有更多的国际奢侈品厂商进入中国。因为面对真金白银的诱惑，对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奢侈品厂商而言，中国市场绝对是一块难以舍弃的“肥肉”。
一些奢侈品厂商继续有意无意地加倍放大拥有奢侈品的那种“虚荣感”，不断地通过广告的形式不遗余力地宣传一种“至尊”、“豪华”、“地位尊崇”的氛围，不遗余力地宣传奢侈品带给人的“上等人”的蕴涵。
甚至有奢侈品销售商为腐败行为提供便利。《纽约时报》在2009年的调查中称，记者在询问多家奢侈品品牌是否在北京“两会”召开时期销售量出现大增的问题，多家品牌销售以保护消费者的理由对此保持沉默或者拒绝。
但是依然有多家奢侈品销售商承认并认同官员为“送礼”而大量购买奢侈品的行为，并且在奢侈品销售领域形成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潜规则。
被腐败误读的奢侈品文化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丕表示：“我国官员的奢侈之心由来已久，古代、近代无不有所体现。”事实上，当前中国官员奢侈品腐败的盛行原因之一是来源于自身奢侈文化基因和当代舶来奢侈品文化的碰撞。
汉代张骞辟丝绸之路，开始从西方引进珠宝、香料，西方奢侈品初入中国。到盛唐时，物阜民丰，香料、乐器等西物纷纷流行起来。美国学者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记载：“唐朝是一个崇尚舶来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北宋也盛行着一种地方官员向中央官员运送珍宝的古习。《水浒传》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中，晁盖等七人用计劫取了杨志从大名府运往东京的“生辰纲”，“生辰纲”中珍宝就相当于现在的奢侈品。
吴丕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物质越来越丰富，当生存不再是人们的第一需要，奢侈品就越来越多地成为贿赂物品。随着行贿者的欲望越来越强，行贿的力度不断增大，贪官的胃口也随之越来越大，因此，几万的珠宝、几十万的名表甚至几百万的豪车就纷至沓来。
欧阳坤认为，中国官员对于当今西方奢侈品文化的误读也是奢侈品领域滋生腐败的根源。
“目前流行于国内的许多奢侈品品牌都来自于欧洲，这些舶来品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它的文化不仅仅是‘名贵’二字所能概括的。比如瑞士名表‘百达翡丽’，精致的做工承载的是日内瓦钟表匠百年来对钟表作品近乎疯狂的热忱。然而某些官员们对这些品牌文化尚不熟稔，只是被‘名贵’二字所引诱，便急于攀附到该品牌上去。他们以传统的中国思维去理解奢侈品，冀图沾一点‘品味’、‘时尚’的光。因此，官员的奢侈品消费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流于表面，崇尚名牌，崇尚炫耀和攀比。”
责任编辑：张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