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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非的长项，是以成熟小说家的创作体验，从宏观上论证虚构的小说与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有着本质差别，在文学作品里，那些“原”早被作家在熔铸中改造了。他从微观上将《红楼梦》全部情节逐一过筛，《红楼梦》全部人物逐一过堂，再同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材料相对照，追根穷源，彻底揭穿“曹贾相连”的荒谬不经。
最近读了两本好书：一是钟云霄的《胡济民》，“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之一(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一是克非的《红坛伪学》，副题是“全面透析考证派新红学”(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
《胡济民》一书的作者钟云霄是胡济民院士的夫人，文笔好，感情真，让科学家胡济民走进了我心里，成为一个熟悉的朋友。书中写到对于科学的探索，对于事业的执着，对于人才的爱护，对于生活的乐观，都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克非是国内有名的小说家，连续出版《红楼雾瘴》、《红学末路》，在红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这本洋洋55万言的《红坛伪学》，更全面透析“考证派新红学”，指出这个名声很响、人数众多、活跃已快一个世纪的学派，实际上是个伪学派。
20年来，对由胡适开创并以其为旗帜的“新红学”的再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辨疑”的阶段，对脂本，对脂批，对脂砚斋，开始辨疑、质疑，脂砚斋批语的“红学圣经”地位受到挑战；其二是“辨伪”的阶段，认准脂本、脂批、脂砚斋的作伪本质，脂砚斋的骗子面目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看清；其三是终于参透“新红学”本身即“伪学”的阶段，明白红学界之所以积重难返，不在于问题有多么复杂，而在于“新红学”是个不折不扣的、到了无可救药地步的伪学。克非的《红坛伪学》，是对胡适“新红学”再认识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标志，堪称“红学鼎革”的新里程碑。
《胡济民》一书附录了胡济民的《什么是伪科学》，以一位现代自然科学家的立场，概括了伪科学的定义与如何鉴别伪科学的方法。文章说，“科学是经过反复实验或观测证实的系统的知识。这种实验和观测，应该是可重复的，并且可以为许多相互无关的人所重复”。与此相反，“把本来非科学的东西冒充为科学就是伪科学”。胡济民这一精辟论述，恰好印证了克非研究工作的正确性。
克非的长项，是以成熟小说家的创作体验，从宏观上论证虚构的小说与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有着本质差别，在文学作品里，那些“原”早被作家在熔铸中改造了，每一点都受着造作者的控制，是有序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也是可以抽换、变动、修改、推倒重来的；同时，又以检察官的严峻眼光，竭泽而渔，从微观上将《红楼梦》全部情节逐一过筛，《红楼梦》全部人物逐一过堂，再同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材料相对照，追根穷源，彻底揭穿“曹贾相连”的荒谬不经。前者从大处着眼，充满自信与气势，后者从小处人手，细致而穷理，我极为赞赏。人或可以“六经皆史”、“无一字无来历”的传统为前一条作些辩解，但对于后一条，几乎都是不可辩驳的。人言“魔鬼尽在细节中”——真正要害的东西，往往隐蔽在具体细微处，故我这篇札记，拟舍其大而识其小，只就对贾政、贾元春、贾宝玉、贾环四个人的剖析略加复述，亦足以见出《红坛伪学》的犀利眼光矣。
贾政与曹頫
从胡适起，就将贾政与曹頫捆起来说事。后来的几代新红学家，也都认同，这是新红学的基础的基础。《红坛伪学》在两人年龄这一细节上计算道：
曹烦出任江宁织造之初，不过是个“黄口”小儿，即十六七八岁光景。任职十三年，家被抄时，最多三十来岁或稍大一些。
贾政呢，小说开始时，已四十多岁，到其家抄没时，至少应有五十几岁。他有个早死的长子贾珠，死时已在二十岁以上；他还有个长女即封为皇贵妃的贾元春，省亲露面，起码也在二十岁上下。此时距贾氏籍没还远哩!
——假如以两家抄没时为坐标计算，曹家在被抄前，曹頫远不足三十岁，如果他是贾政，怎么生得出贾宝玉那样大的儿子?更生不出贾珠、元春两兄妹，他们年岁比他这个“老子”还大些。
两者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不是小事。意味着其所构成的家庭、社会关系、经历都不一样，一举将胡适当年所说的“《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曹頫”彻底击溃。
贾元春与平郡王纳尔苏妃
曹寅有长女嫁平郡王纳尔苏，考证派新红学便认为《红楼梦》中的元春即是写的此人，并以此牵合曹家和贾家。《红坛伪学》将曹寅长女与书中的元春，作了个鲜明的比较：
元春，贾政夫妇长女，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在女性世界里，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无生育。
曹寅长女，平郡王纳尔苏之妻，其为妃，是郡王妃。地位比普通王妃、亲王妃，还差着一两级；比皇贵妃，更差得远。前后生过四个儿子，其长子福彭和另一子，相继袭平郡王爵。
贾元春与曹寅长女，地位截然有别，特别是对于两个为人之妻的女性来说，有生育和无生育，是标志性的区别，二者绝无同一的可能。更荒唐的是，由于王妃“变”成皇妃，这一“变”，什么都乱了套：
曹寅长女嫁纳尔苏，时间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由康熙指婚，并命内务府大臣帮助筹办。将此女混为小说里的元春，或者乱扯成元春的原型，只能算作荒诞不经。因为，那无异于说，纳尔苏其实是康熙，康熙其实是纳尔苏；皇帝其实是平郡王，平郡王其实是皇帝；《红楼梦》中的那个皇帝，其实就是爱新觉罗·玄烨；曹寅其实就是小说中的贾政，贾政其实就是江宁织造官曹寅；康熙和曹寅，不单是君与臣，奴才和主子，还是女婿和老丈人；书中的贾宝玉则“肯定”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他是曹寅的儿子，而不是红学家们说的孙子；曹家的被抄，也不是在雍正六年的曹頫手上，而是在康熙时候，曹寅手上；大清王朝平郡王纳尔苏福晋的娘家，就是《红楼梦》写的贾家，皇帝下令敕建的荣国府。
——“考证派新红学的红学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单是一个关于王妃的乱穿凿，乱铆合，就足以使他们的整个学派的全部构筑，坍塌成一片无法收拾的废墟。”
贾宝玉与曹雪芹
胡适因了认定“贾政即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曹頫之子，这层更容易明白了”，因此，《红楼梦》是按照实录的方法写出来的“自叙传”和“家史”。——这是胡适的逻辑。
对于这一根本问题，《红坛伪学》通过胡适三次随意变动曹雪芹的出生，将他从曹寅之子变成曹寅之孙，揭示出他三次陷入“自己拆自己台”的尬尴处境：
第一次，生于康熙三十五六年(1696－1697)，使他抛弃了袁枚，但却自己毁了自己安置的所赖以托脚的基石；另一面，与曹家之史造成无法合拢的冲突：曹家如果有这个早出生的曹雪芹，后来曹寅之亲子曹頫死后，便不可能让曹頫入嗣当继子，接任织造。
第二次，改成生于1712年或稍后，家族盛日成以往，曹雪芹无从“做”胡适说的 那种“繁华梦”，他不但推翻了考证初稿的主要结论，也在实际上毁了，他的全部红学根基。
第三次，改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似乎稍稍接近了一点实际，但却让曹雪芹更加远离了贾宝玉那样的“繁华梦”，而在记忆中，积淀下了家族的灾难与噩梦，这使胡适红学的核心论据，越发成为虚幻之说。
胡适在自己的说道中，将曹雪芹和贾宝玉合而为一，完全等同起来，又仅凭自己的想象变更曹雪芹的出生年份和身份，更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大麻烦：
书中的贵妃娘娘贾元春，谁都知道她是贾宝玉的亲姐姐。在初稿里，胡适说曹雪芹生于康熙三十五六年。依他的粘合，贾宝玉自然也当出生在这一年。那么，元春就该是康熙的妃子了。因为那时皇帝还只有这个玄烨。到了改定稿胡适将曹雪芹出生时间改在1712年或稍后，意味着贾宝玉也生在这个时候。书中的元妃约比贾宝玉大七八岁，当曹雪芹出生时，以及随后几年，她是不会选入宫中去成为玄烨之妃的，因为年纪太小。等她长起来，到达可以被选时，已是雍正时期了。要成为贵妃，只有选到雍正身边。随后胡适写《跋(红楼梦考证)》，再将曹雪芹出生推后，改在1719年。如果他的姐姐就是《红楼梦》里的贾元妃，则只有嫁给乾隆帝弘历了。
胡适不明白，当改变曹雪芹的年纪和身份时，意味着书中人物贾宝玉也当做同时同样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但要改变《红楼梦》中贾宝玉所生活的时间、空间，还有相应地要改变贾宝玉的社会关系亲情关系。“自叙传”的“传主”都改变了，那“自叙传”《红楼梦》不随之改变，还称得上“自叙传”吗?
贾环与曹棠村
贾宝玉有个庶出的弟弟贾环，那是《红楼梦》中最惹人厌的角色；曹雪芹有没有弟弟呢?胡适于1927年得到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有眉批曰：“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这条脂批大受红学家的推崇，以为是《红楼梦》“二次成书”的铁证。依照红学家的“曹贾铆合”的理论，这个“其弟棠村”，只与书中贾环合榫。《红坛伪学》调侃道：
若按脂砚斋的造伪和考证派新红学家们的虚拟，则将出现什么样的解读呢?曹雪芹写《红楼梦》凭空虚构，将自己说成是主人公贾宝玉，样样都好，人人都爱。却将自己的异母兄弟曹棠村，无端地诬为恶劣之极的贾环，还将人家的生母写得那样不堪，这算什么?如果曹棠村确有其人，面对乃兄曹雪芹的如此编造，他将如何反应?还会为之作序，为之加批，为之颂扬吗?不怒火冲霄将《红楼梦》全部稿子付之一炬，捣毁其写书桌案以及所用的纸笔墨砚，再对乃兄曹雪芹报以重拳才怪!
胡济民说：“不能把想象错认为科学，想象也不是伪科学。但是想象要成为现实，必须靠科学实践去实现。如果一种‘想象’，借用许多科学名词，既不符合已有的科学规律，又不能用实践来检验，或者伪造实验结果，这就是把想象伪装成科学，也就是伪科学了。”胡适及其信徒们，祭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法器，实质就是“把想象伪装成科学”。《红坛伪学》将胡适考证派新红学称之为“寻鱼派红学”或“摸鱼派红学”，极其精彩地描绘他们的作为：
所谓“鱼”者，实证也。整个学派，一直在为这样的事努力：寻找，挖掘，搜求，考证曹家即贾家、贾家即曹家的历史证据。这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似乎专为此而生，专为此而存，专为此而在世上喧嚣不已。
一路行来，这个学派的队伍越来越大。但说实在，真正下到水里去“摸鱼”的人，并不多，少得直如凤毛麟角。大多数都只站在岸上，作虚张声势的呐喊助威。几十年过去，虽然业绩甚微，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抓到一条鱼，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逮鱼”的学者、专家。
“摸”不到“鱼”，“逮”不到“鱼”，就自己动手“造鱼”。这种事，在这个学派里，是常有的现象，参加的人也特别多。那就是将胡适、周汝昌等先生塞进笆笼里的根本不能算作“鱼”的东西，还有脂砚斋伪造的那些假货，按自己的需要，挑选出一些，加以剪裁、拼凑、粘合、或缝缀，弄成像“鱼”的样子，再向世人展示(我说的是写文章发表)、夸耀、充作学问、获取学术利益。这种事例，枚不胜举。
等而下之者，有些连大师早已声明抛弃了的“鱼”，如“大观园为曹家之园”说，“贾元妃为曹寅之女”说，到如今也还有人搬出来在那里硬挺，死咬住不放。其奈何哉!奈何其哉!
胡济民又说：“伪科学的要点在于一个伪字。真正的科学是不怕重复的，是光明正大的，是不怕把自己的弱点甚至错误暴露在大家面前的，那种一说做试验，就表现得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的，肯定是伪科学无疑。”胡适何尝没有发觉自己的错误?上世纪50年代，著名学者周策纵曾当面就大观园和贾元妃向他求解，胡适不得不承认：“大观园本不是实有其地，贾元妃做皇妃并没有这个人，省亲也不是实事。”《红坛伪学》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意味着他的铆合告吹了，自己宣布以他为开山祖的考证派新红学基础大有问题。这种不容回避的严重状况，他必定尖锐地感觉到了。而他又不想反省纠错(实在，他的红学也是不能反省的，任何反省都将导致整体全面的崩溃)，紧接着便补救诡辩：“《红楼梦》里自然有许多虚构的情节：不过我以为这些都不能否定主要故事是写曹家的……当然，我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自传性质的小说，不单单说自传，也许就不会引起许多误会了，不过我说自传，那是从主要部分来说的。”
总之，“胡适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极为荒诞而且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它的方向是错的，道路是错的，操作的方法也是错的，而基础则是空的虚幻的；其作为，其认识，其思维逻辑，总是带着浓厚的唯心主义的成分。辨析事物，判断是非，结论问题，过分受主观支配，习惯于从设想到设想，从臆测到臆测。加上知识不足，眼界狭隘，囿于陈说，过分实用主义，过分功利主义。常常闹得主观和客观严重脱节，愿望与实践严重相违。本想全方位认识《红楼梦》走近《红楼梦》，结果却歪解《红楼梦》远离《红楼梦》；本想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全新的方法、最科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结果却是用最旧的观念、最旧的方法、最不科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本想大力弘扬《红楼梦》，结果却是毁损《红楼梦》糟蹋《红楼梦》；本想从文学创作上探讨曹雪芹，结果却诽谤了曹雪芹；本想探索《红楼梦》的创作动因、生活的来源，结果却捣弄成大而无当的曹学，使之“鸠占鹊巢”，致使红学蜕化；本想弄明曹雪芹的原创，结果却将原创的三分之一篇幅蛮横地硬行砍掉；本想推出(《红楼梦》最早最真的原传本，结果却向世人推荐了三个很后才制造的伪本子；本想从学术上介绍一位当初曹雪芹创作上的一位合作者，一个重要的助手，一位在(《红楼梦》成书上、解释上、传播上绝对不可忽视的大功臣，结果却是尴尬地捧了一个大骗子；本想弄清楚阐述清楚《红楼梦》的传播史，结果却变成肆意篡改历史；本想弘扬真本子，结果却变成打压真本子、乱砍真本子，竭力抬高伪本子。说是开创了一条学术研究上的新道路，实际上头一步便走错，随后接着步步错、样样错、每说每道均错，一代接一代错，越搞越错得远，越错得远，越坚持朝前走，以致铸成一门假学，沦为一门伪学。
克非是心存厚道的，他在沉痛指出“事情完全搞歪了，而且歪得一塌糊涂，歪得不可救药”的同时，向一切“中魔”的学人发出了忠告：
胡适发明的“考证”道路，不但是一条歪道，实际也是一条“魔”道。胡适自己所历、所经、所说、所道，和后来数代、数十年的新红学的考证派的历史证明，不管你是谁，只要走上这条魔道，你就会“中魔”，受到异化：本来是很聪明很有见识的人，会变得愚蠢无知，显得弱智；本来是个讲究实事求是，学风作风都很严谨的人，会变得喜欢生拉活扯，惯于穿凿附会、望风捕影、以想象代替考证代替历史；本来是个思维清晰，逻辑性很强的人，会变得头脑混沌，语言混乱；本来是个能够反思、反省的人，会变得在极需反省反思之处，根本拒绝审视过去，审视自己。
细致穷理，一击毙命。“考证派新红学”的丧钟，是真正地、确定无疑地敲响了。
最近读了两本好书：一是钟云霄的《胡济民》，“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之一(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一是克非的《红坛伪学》，副题是“全面透析考证派新红学”(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
《胡济民》一书的作者钟云霄是胡济民院士的夫人，文笔好，感情真，让科学家胡济民走进了我心里，成为一个熟悉的朋友。书中写到对于科学的探索，对于事业的执着，对于人才的爱护，对于生活的乐观，都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克非是国内有名的小说家，连续出版《红楼雾瘴》、《红学末路》，在红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这本洋洋55万言的《红坛伪学》，更全面透析“考证派新红学”，指出这个名声很响、人数众多、活跃已快一个世纪的学派，实际上是个伪学派。
20年来，对由胡适开创并以其为旗帜的“新红学”的再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辨疑”的阶段，对脂本，对脂批，对脂砚斋，开始辨疑、质疑，脂砚斋批语的“红学圣经”地位受到挑战；其二是“辨伪”的阶段，认准脂本、脂批、脂砚斋的作伪本质，脂砚斋的骗子面目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看清；其三是终于参透“新红学”本身即“伪学”的阶段，明白红学界之所以积重难返，不在于问题有多么复杂，而在于“新红学”是个不折不扣的、到了无可救药地步的伪学。克非的《红坛伪学》，是对胡适“新红学”再认识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标志，堪称“红学鼎革”的新里程碑。
《胡济民》一书附录了胡济民的《什么是伪科学》，以一位现代自然科学家的立场，概括了伪科学的定义与如何鉴别伪科学的方法。文章说，“科学是经过反复实验或观测证实的系统的知识。这种实验和观测，应该是可重复的，并且可以为许多相互无关的人所重复”。与此相反，“把本来非科学的东西冒充为科学就是伪科学”。胡济民这一精辟论述，恰好印证了克非研究工作的正确性。
克非的长项，是以成熟小说家的创作体验，从宏观上论证虚构的小说与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有着本质差别，在文学作品里，那些“原”早被作家在熔铸中改造了，每一点都受着造作者的控制，是有序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也是可以抽换、变动、修改、推倒重来的；同时，又以检察官的严峻眼光，竭泽而渔，从微观上将《红楼梦》全部情节逐一过筛，《红楼梦》全部人物逐一过堂，再同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材料相对照，追根穷源，彻底揭穿“曹贾相连”的荒谬不经。前者从大处着眼，充满自信与气势，后者从小处人手，细致而穷理，我极为赞赏。人或可以“六经皆史”、“无一字无来历”的传统为前一条作些辩解，但对于后一条，几乎都是不可辩驳的。人言“魔鬼尽在细节中”——真正要害的东西，往往隐蔽在具体细微处，故我这篇札记，拟舍其大而识其小，只就对贾政、贾元春、贾宝玉、贾环四个人的剖析略加复述，亦足以见出《红坛伪学》的犀利眼光矣。
贾政与曹頫
从胡适起，就将贾政与曹頫捆起来说事。后来的几代新红学家，也都认同，这是新红学的基础的基础。《红坛伪学》在两人年龄这一细节上计算道：
曹烦出任江宁织造之初，不过是个“黄口”小儿，即十六七八岁光景。任职十三年，家被抄时，最多三十来岁或稍大一些。
贾政呢，小说开始时，已四十多岁，到其家抄没时，至少应有五十几岁。他有个早死的长子贾珠，死时已在二十岁以上；他还有个长女即封为皇贵妃的贾元春，省亲露面，起码也在二十岁上下。此时距贾氏籍没还远哩!
——假如以两家抄没时为坐标计算，曹家在被抄前，曹頫远不足三十岁，如果他是贾政，怎么生得出贾宝玉那样大的儿子?更生不出贾珠、元春两兄妹，他们年岁比他这个“老子”还大些。
两者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不是小事。意味着其所构成的家庭、社会关系、经历都不一样，一举将胡适当年所说的“《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曹頫”彻底击溃。
贾元春与平郡王纳尔苏妃
曹寅有长女嫁平郡王纳尔苏，考证派新红学便认为《红楼梦》中的元春即是写的此人，并以此牵合曹家和贾家。《红坛伪学》将曹寅长女与书中的元春，作了个鲜明的比较：
元春，贾政夫妇长女，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在女性世界里，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无生育。
曹寅长女，平郡王纳尔苏之妻，其为妃，是郡王妃。地位比普通王妃、亲王妃，还差着一两级；比皇贵妃，更差得远。前后生过四个儿子，其长子福彭和另一子，相继袭平郡王爵。
贾元春与曹寅长女，地位截然有别，特别是对于两个为人之妻的女性来说，有生育和无生育，是标志性的区别，二者绝无同一的可能。更荒唐的是，由于王妃“变”成皇妃，这一“变”，什么都乱了套：
曹寅长女嫁纳尔苏，时间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由康熙指婚，并命内务府大臣帮助筹办。将此女混为小说里的元春，或者乱扯成元春的原型，只能算作荒诞不经。因为，那无异于说，纳尔苏其实是康熙，康熙其实是纳尔苏；皇帝其实是平郡王，平郡王其实是皇帝；《红楼梦》中的那个皇帝，其实就是爱新觉罗·玄烨；曹寅其实就是小说中的贾政，贾政其实就是江宁织造官曹寅；康熙和曹寅，不单是君与臣，奴才和主子，还是女婿和老丈人；书中的贾宝玉则“肯定”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他是曹寅的儿子，而不是红学家们说的孙子；曹家的被抄，也不是在雍正六年的曹頫手上，而是在康熙时候，曹寅手上；大清王朝平郡王纳尔苏福晋的娘家，就是《红楼梦》写的贾家，皇帝下令敕建的荣国府。
——“考证派新红学的红学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单是一个关于王妃的乱穿凿，乱铆合，就足以使他们的整个学派的全部构筑，坍塌成一片无法收拾的废墟。”
贾宝玉与曹雪芹
胡适因了认定“贾政即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曹頫之子，这层更容易明白了”，因此，《红楼梦》是按照实录的方法写出来的“自叙传”和“家史”。——这是胡适的逻辑。
对于这一根本问题，《红坛伪学》通过胡适三次随意变动曹雪芹的出生，将他从曹寅之子变成曹寅之孙，揭示出他三次陷入“自己拆自己台”的尬尴处境：
第一次，生于康熙三十五六年(1696－1697)，使他抛弃了袁枚，但却自己毁了自己安置的所赖以托脚的基石；另一面，与曹家之史造成无法合拢的冲突：曹家如果有这个早出生的曹雪芹，后来曹寅之亲子曹頫死后，便不可能让曹頫入嗣当继子，接任织造。
第二次，改成生于1712年或稍后，家族盛日成以往，曹雪芹无从“做”胡适说的 那种“繁华梦”，他不但推翻了考证初稿的主要结论，也在实际上毁了，他的全部红学根基。
第三次，改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似乎稍稍接近了一点实际，但却让曹雪芹更加远离了贾宝玉那样的“繁华梦”，而在记忆中，积淀下了家族的灾难与噩梦，这使胡适红学的核心论据，越发成为虚幻之说。
胡适在自己的说道中，将曹雪芹和贾宝玉合而为一，完全等同起来，又仅凭自己的想象变更曹雪芹的出生年份和身份，更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大麻烦：
书中的贵妃娘娘贾元春，谁都知道她是贾宝玉的亲姐姐。在初稿里，胡适说曹雪芹生于康熙三十五六年。依他的粘合，贾宝玉自然也当出生在这一年。那么，元春就该是康熙的妃子了。因为那时皇帝还只有这个玄烨。到了改定稿胡适将曹雪芹出生时间改在1712年或稍后，意味着贾宝玉也生在这个时候。书中的元妃约比贾宝玉大七八岁，当曹雪芹出生时，以及随后几年，她是不会选入宫中去成为玄烨之妃的，因为年纪太小。等她长起来，到达可以被选时，已是雍正时期了。要成为贵妃，只有选到雍正身边。随后胡适写《跋(红楼梦考证)》，再将曹雪芹出生推后，改在1719年。如果他的姐姐就是《红楼梦》里的贾元妃，则只有嫁给乾隆帝弘历了。
胡适不明白，当改变曹雪芹的年纪和身份时，意味着书中人物贾宝玉也当做同时同样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但要改变《红楼梦》中贾宝玉所生活的时间、空间，还有相应地要改变贾宝玉的社会关系亲情关系。“自叙传”的“传主”都改变了，那“自叙传”《红楼梦》不随之改变，还称得上“自叙传”吗?
贾环与曹棠村
贾宝玉有个庶出的弟弟贾环，那是《红楼梦》中最惹人厌的角色；曹雪芹有没有弟弟呢?胡适于1927年得到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有眉批曰：“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这条脂批大受红学家的推崇，以为是《红楼梦》“二次成书”的铁证。依照红学家的“曹贾铆合”的理论，这个“其弟棠村”，只与书中贾环合榫。《红坛伪学》调侃道：
若按脂砚斋的造伪和考证派新红学家们的虚拟，则将出现什么样的解读呢?曹雪芹写《红楼梦》凭空虚构，将自己说成是主人公贾宝玉，样样都好，人人都爱。却将自己的异母兄弟曹棠村，无端地诬为恶劣之极的贾环，还将人家的生母写得那样不堪，这算什么?如果曹棠村确有其人，面对乃兄曹雪芹的如此编造，他将如何反应?还会为之作序，为之加批，为之颂扬吗?不怒火冲霄将《红楼梦》全部稿子付之一炬，捣毁其写书桌案以及所用的纸笔墨砚，再对乃兄曹雪芹报以重拳才怪!
胡济民说：“不能把想象错认为科学，想象也不是伪科学。但是想象要成为现实，必须靠科学实践去实现。如果一种‘想象’，借用许多科学名词，既不符合已有的科学规律，又不能用实践来检验，或者伪造实验结果，这就是把想象伪装成科学，也就是伪科学了。”胡适及其信徒们，祭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法器，实质就是“把想象伪装成科学”。《红坛伪学》将胡适考证派新红学称之为“寻鱼派红学”或“摸鱼派红学”，极其精彩地描绘他们的作为：
所谓“鱼”者，实证也。整个学派，一直在为这样的事努力：寻找，挖掘，搜求，考证曹家即贾家、贾家即曹家的历史证据。这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似乎专为此而生，专为此而存，专为此而在世上喧嚣不已。
一路行来，这个学派的队伍越来越大。但说实在，真正下到水里去“摸鱼”的人，并不多，少得直如凤毛麟角。大多数都只站在岸上，作虚张声势的呐喊助威。几十年过去，虽然业绩甚微，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抓到一条鱼，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逮鱼”的学者、专家。
“摸”不到“鱼”，“逮”不到“鱼”，就自己动手“造鱼”。这种事，在这个学派里，是常有的现象，参加的人也特别多。那就是将胡适、周汝昌等先生塞进笆笼里的根本不能算作“鱼”的东西，还有脂砚斋伪造的那些假货，按自己的需要，挑选出一些，加以剪裁、拼凑、粘合、或缝缀，弄成像“鱼”的样子，再向世人展示(我说的是写文章发表)、夸耀、充作学问、获取学术利益。这种事例，枚不胜举。
等而下之者，有些连大师早已声明抛弃了的“鱼”，如“大观园为曹家之园”说，“贾元妃为曹寅之女”说，到如今也还有人搬出来在那里硬挺，死咬住不放。其奈何哉!奈何其哉!
胡济民又说：“伪科学的要点在于一个伪字。真正的科学是不怕重复的，是光明正大的，是不怕把自己的弱点甚至错误暴露在大家面前的，那种一说做试验，就表现得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的，肯定是伪科学无疑。”胡适何尝没有发觉自己的错误?上世纪50年代，著名学者周策纵曾当面就大观园和贾元妃向他求解，胡适不得不承认：“大观园本不是实有其地，贾元妃做皇妃并没有这个人，省亲也不是实事。”《红坛伪学》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意味着他的铆合告吹了，自己宣布以他为开山祖的考证派新红学基础大有问题。这种不容回避的严重状况，他必定尖锐地感觉到了。而他又不想反省纠错(实在，他的红学也是不能反省的，任何反省都将导致整体全面的崩溃)，紧接着便补救诡辩：“《红楼梦》里自然有许多虚构的情节：不过我以为这些都不能否定主要故事是写曹家的……当然，我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自传性质的小说，不单单说自传，也许就不会引起许多误会了，不过我说自传，那是从主要部分来说的。”
总之，“胡适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极为荒诞而且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它的方向是错的，道路是错的，操作的方法也是错的，而基础则是空的虚幻的；其作为，其认识，其思维逻辑，总是带着浓厚的唯心主义的成分。辨析事物，判断是非，结论问题，过分受主观支配，习惯于从设想到设想，从臆测到臆测。加上知识不足，眼界狭隘，囿于陈说，过分实用主义，过分功利主义。常常闹得主观和客观严重脱节，愿望与实践严重相违。本想全方位认识《红楼梦》走近《红楼梦》，结果却歪解《红楼梦》远离《红楼梦》；本想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全新的方法、最科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结果却是用最旧的观念、最旧的方法、最不科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本想大力弘扬《红楼梦》，结果却是毁损《红楼梦》糟蹋《红楼梦》；本想从文学创作上探讨曹雪芹，结果却诽谤了曹雪芹；本想探索《红楼梦》的创作动因、生活的来源，结果却捣弄成大而无当的曹学，使之“鸠占鹊巢”，致使红学蜕化；本想弄明曹雪芹的原创，结果却将原创的三分之一篇幅蛮横地硬行砍掉；本想推出(《红楼梦》最早最真的原传本，结果却向世人推荐了三个很后才制造的伪本子；本想从学术上介绍一位当初曹雪芹创作上的一位合作者，一个重要的助手，一位在(《红楼梦》成书上、解释上、传播上绝对不可忽视的大功臣，结果却是尴尬地捧了一个大骗子；本想弄清楚阐述清楚《红楼梦》的传播史，结果却变成肆意篡改历史；本想弘扬真本子，结果却变成打压真本子、乱砍真本子，竭力抬高伪本子。说是开创了一条学术研究上的新道路，实际上头一步便走错，随后接着步步错、样样错、每说每道均错，一代接一代错，越搞越错得远，越错得远，越坚持朝前走，以致铸成一门假学，沦为一门伪学。
克非是心存厚道的，他在沉痛指出“事情完全搞歪了，而且歪得一塌糊涂，歪得不可救药”的同时，向一切“中魔”的学人发出了忠告：
胡适发明的“考证”道路，不但是一条歪道，实际也是一条“魔”道。胡适自己所历、所经、所说、所道，和后来数代、数十年的新红学的考证派的历史证明，不管你是谁，只要走上这条魔道，你就会“中魔”，受到异化：本来是很聪明很有见识的人，会变得愚蠢无知，显得弱智；本来是个讲究实事求是，学风作风都很严谨的人，会变得喜欢生拉活扯，惯于穿凿附会、望风捕影、以想象代替考证代替历史；本来是个思维清晰，逻辑性很强的人，会变得头脑混沌，语言混乱；本来是个能够反思、反省的人，会变得在极需反省反思之处，根本拒绝审视过去，审视自己。
细致穷理，一击毙命。“考证派新红学”的丧钟，是真正地、确定无疑地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