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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国务院颁布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有211家单位的4478种古籍人选《名录》，国家图书馆人选第二批《名录》的宋元明清佛教典籍有172种，品类丰富，特色鲜明。现分写本藏经、刻本藏经、分藏异地的珍贵佛经、金银字写经、郑和刻经、南明刻本等部分略加介绍，以飨读者。
写本藏经
汉文大藏经是以历代汉译佛典为核心，按照一定的结构加以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佛教典籍丛书。大藏经按语系划分，有三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三大系统。若从功能划分，则有义理型、信仰型、备查型三种功能形态。佛教传人中国以后的千余年间，各个时代均有汉文大藏经编纂，其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
在写本时代，包括佛经在内的中国书籍主要以纸质写奉的形式流传于世。有财力的大寺院大都有自己的大藏。文献中屡有关于修造写本藏经的记载，敦煌写经中也出土了若干大藏经的零种，其中甚至有隋独孤皇后施造大藏经的零种(图一)。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开宝藏》开雕(图二)，佛教大藏经开始了从写本向刻本的转变，但写本藏经并没有因此消失。根据文献零星记载，仅在浙中一带，金粟寺、法喜寺、精严寺、隆平寺、崇明寺、普照寺、兴国寺等都有写本藏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浙江海盐金粟山大藏经，此藏抄写于北宋中期，皆用硬黄茧纸，墨光黝泽。
在第二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展出了北宋写本大藏经零种三种：
其一为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写本《解脱道论》十二卷，为《金粟山大藏经》零本(图三)。金粟寺在浙江省海盐县西南金粟山下，由西域僧人康僧会创建于吴赤乌年间，是江南最早的佛寺之一。明《续澉水志》记载，金粟寺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万余卷，卷卷相同，殆为一手所书”。
金粟山大藏经为宋代写经之翘楚，明代即传世珍稀，成为士大夫赏玩之物，清代多流归清宫所藏(图四)。该藏以纸张优良，文字肥厚，墨色如漆，以及纸背的“金粟山藏经纸”朱印闻名于世。金粟山藏经纸约造于北宋熙宁至元丰年间(1068－1085年)，原料主要为桑皮，纸质厚重坚韧，经染黄、涂蜡、打纸，表面莹润，隐约呈现虎皮斑纹。纸背钤“金粟山藏经纸”椭圆朱印。因其质量上乘，书写效果尤佳，金粟山藏经纸在宋代就深为浙中士大夫所喜爱，后世文入学士常取其纸作为书籍封面，或用于书画装潢。
《解脱道论》是古印度僧人优婆底沙(约2世纪)所著的一部小乘论书，南朝齐梁间人僧伽婆罗译。共分十二品，依戒、定、慧三学次第叙说解脱的途径。此论认为戒律是修持佛法的基础，持戒摄心，可防恶业，然后修习禅定，澄心静虑，排除一切妄念，即可获得智慧，达到涅槃境界。此论对南传佛教的发展影响尤大，历代汉文大藏经均收录。
僧伽婆罗(460-524年)，亦名“众铠”，意译为“僧养”、“僧铠”。古扶南国人。15岁出家，学《阿毗昙论》，名闻遐迩。南朝齐时，从海道来华，驻建康(今江苏南京)正观寺，从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罗受学。天监五年(506年)受敕于扬都(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寿光殿、华林园等处译经，先后与宝唱、慧超、法云、僧智等译出《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十一部四十八卷。
本件卷首题“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卷尾有题记4行：“维皇宋熙宁元年龙集戊申二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起首写造。僧道隆书，校勘僧守仙，勾当写大藏经僧惠明，都劝缘住持传法沙门知礼。”本件曾经托裱，天头地脚似经裁割，卷尾题记后依次钤有“金粟山藏经纸”朱文椭圆印及“载生氏…‘王印起隆…‘圣谟鉴赏…‘项氏所藏…‘在恒河沙数中”等印，后有云门戴发僧伊丁元公题跋、共和丁卯叶恭绰跋并“遐盒”、“莲社”等朱印三方。
其二为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海惠院转轮大藏本《法苑珠林》(图五)。据其卷首所题“华亭县敕赐海惠院转轮大藏”，知此藏为北宋皇帝赐给海惠院的转轮大藏。据其卷尾题记，知本卷在北宋英宗刚即位的治平元年由苏州张亢所书，一般来讲抄写一部大藏需花费数年之功，则此藏很有可能为宋仁宗赵祯所赐。宋陈舜俞《海惠院经藏记》载，该院曾“募人书所传之经，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百十有八”，可能是这部转轮大藏之外的另外一部大藏。
转轮大藏经从功能上讲属于信仰型，所谓转轮大藏，简称轮藏，即是将佛经装置于可以转动的转轮上，用手推动即可运转，每转动一匝，有如将一部大藏诵读一遍。这种方式，比诵读要便利得多，而功德却是一样的，既可以为死者祈求冥福，又可以为生者求得安乐，据文献记载，轮经藏起源于南朝萧梁时的傅翕，经过唐代发展，至宋代已经十分普遍，主要集中在经济富庶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等地方。宋代除了佛教寺院设有转轮藏外，道观也仿佛教设置转轮道藏。
《法苑珠林》为佛教类书，唐代僧人道世撰。全书100卷，宋代开始编人大藏经。唐显庆四年(659年)，道世在《经律异相》的基础上编成《诸经要集》20卷，此后积lo年之功，于总章元年(668年)撰成《法苑珠林》。每卷一篇，篇下分部，部又分小部，总计640余目。此书以佛教基础知识及日常生活规范等为重点，每篇先以简短的骈文总述大意；再以类相从，广釆博集经、律、论原典故实，夹叙夹议；篇末或部末多附《感应录》，征引感应事迹。全书引用典籍达400余种。除佛教经论外，还引用了儒家学说、道教经籍、谶纬、杂著等约140佘种。《西域志》、《中天竺行记》等伕书的引文，可为研究印度中世纪历史、地理沿革提供参考。
其三为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句容县崇明寺写本《说一切有部品类足论》(图六)。此论为阿毗达磨六足论之一，简称品类足论，全书十八卷。印度世友造，唐玄奘译。因五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法虽众多而流类不同，此论随品类条贯义理，收摄一切法。
卷首题下钤有“句容经藏禅寺斗书昆卢法宝”朱文长方木印。折尾后有题记7行：“大宋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写造，姑苏陆云松书，杨州僧子修校证，徒弟僧法隆、法兴、景初、守象；勾当写造僧守明，阁主僧永真，都劝缘兴教禅院住持传法沙门清济，当县崇德乡卢江村崇德里奉佛弟子凌守宗谨舍。”
本件曾经装裱，封面为楠木面红木框，上题“宋人书一切有品部类足论”。下刻有道光丙午(1846年)山阴沈复粲题识10行并“沈书”阴文印。扉页题签：“戊辰得于申江 北宋写有品部类足论 甲戌再记 龚钊是年六十五”。下钤“心钊”朱文长方印。经后有怀希、龚心钊等题跋多通。
上述三件展品均为北宋时期写本藏经的零种，卷首均有千字文号，纸墨俱佳，书法端庄厚重，是研究写奉大藏经与中国书籍史的重要史料。海 惠院转轮大藏本《法苑珠林》与崇明寺写本《说一切有部品类足论》曾经改装，均由卷轴装改装成经折装。
刻本藏经
从宋代至今，我国共出版木刻或排印本大藏经二十余种。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抄写、刻印或排印汉文大藏经(见表)。
第二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展出刻本大藏经零种三种：宋《碛砂藏》、《赵城金藏》、明清《嘉兴藏》。
碛砂藏是南宋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陈湖碛砂延圣院刊雕的大藏经。约在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开雕，端平元年(1234年)编定并刻出目录。宝祐六年(1258年)以后，因延圣院火灾和南宋垂亡，刻经中断三十年。元大德元年(1297年)，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主持，又继续雕刻，到至治二年(1322年)竣工，全藏经折装，共591函，1532部，约6362卷。每版5半叶，半叶6行，行17字。今存《碛砂藏》五部，各部之间又有所差异。《碛砂藏》继承了北宋以来南方系统大藏的特点，并成为明代藏经的祖本，保留了许多宋、元、明时期的佛教史料和珍贵版本资料。碛砂藏传世本多为杨家经坊印本。此次展出的碛砂藏零本为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明永乐年间杭州众安桥北朱家经坊印本，较为稀见。(图七)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雕版的佛教大藏经。因刻于金代，故称《金藏》，又因原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又称《赵城金藏》。(图八)雕版年代见于经卷中题记者有30余处，最早者为金熙宗完颜禀皇统九年(1149年)，最迟者为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三年(1173年)。发起募刻人为崔法珍，刻藏地点在解州(今山西解县)静林山天宁寺。全藏为卷轴装，以千字文编排次第，自“天”字号至“几”字号，计682帙，每帙lo卷左右，总计约6900卷。20世纪30年代初发现时已有缺伕，存4957卷，其后又有散伕，今国家图书馆存4813卷。大部分版式为每版23行，行14字，上下单栏，与北宋开宝时所刻《开宝藏》行款、版式全同，又皆为卷轴装，部分经卷中尚有开宝、咸平、天圣、绍圣等年代雕造、刷印等题记，可知其系以《开宝藏》为底本刊刻。其中有40余卷每版23－32行，行20－29字不等，字体、版式与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的辽刻《契丹藏》相一致，可能即据《契丹藏》覆刻。《赵城金藏》可反映《开宝藏》原貌及《契丹藏》基本面貌，为佛学研究、佛经校勘及中国雕版印刷史提供了丰富的珍贵资料。《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即以《赵城金藏》为底本，《赵城金藏》得以重放异彩。在1942年太岳军区组织力量抢救《赵城金藏》之前，此藏即已有部分经卷流散于世。抗战前后，北京图书馆曾购得192卷，其他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藏书家也有购藏。本次展出的上海图书馆所藏《赵城金藏》零本《景德传灯录》即为其早期流散品。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为明末清初所刻的私版藏经，是大藏经诸种版本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发起于明嘉靖末隆庆初，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山西五台山开雕，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完工，由浙江嘉兴楞严寺集中经版刷印流通。全藏分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三个部分，计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7函。该藏在续藏和又续藏中收集了大量的藏外著述，内容包括疏释、忏仪、语录等。全藏共收佛典2141部，12600余卷；装帧为线装，故又名“方册藏”。
分藏异地的珍贵佛经
有些因文献割裂分藏异地的珍贵佛经，在展览中破镜重圆，合为完璧。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刻奉《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首尾存山西省图书馆，中间部分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此经二十一纸，每纸25行，行16字。麻纸人潢。每版左侧末尾小字刻“合论四十一”宇样及版次顺序号。文中“敬”字缺末笔，“恒”字不讳。卷未有元丰年间题记。山西省图书馆存第一至五板、第二十一板(图九)，第六板存前半部(至“欲令从生离诸相着示现一切世间”终)，11.3厘米，第二十板存后半部分(自“待大悲万行长故养虽长养”起)，27.3厘米，首纸长48厘米，尾纸长52厘米。第六板后半部至第二十板前半部分由内蒙古图书馆收藏。
此经曾经改装。现为经折装，但它的版面行距相同，没有经折装半页间较大的夹缝，有些字的较长的笔画甚至折到了另一半页上；版次顺序号在版框左侧外，而不是像一般的经折装把版次顺序号刻在半页之间的夹缝处。由此可知，此经原为卷轴装，现在的经折装是后来改装的形式。
大理国保安八年(1052年)写本《护国司南钞》，其首尾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间部分藏云南省图书馆。
《护国司南钞》系以《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底本，对隋唐时期流传于内地的名僧良贲的《仁王经疏》所作的注解和校勘。卷端有“内供奉僧崇圣寺主义学教主赐紫沙门玄鉴集”的题款，卷未有“保安八年佛弟子比丘释道常奉举七代先亡写疏一卷”手记，为大理国时期写经。此经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在音韵学、佛典校勘、佛经版本学等方面均具较高学术价值。此件为1956年费孝通等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凤仪北汤天法藏寺发现的古本佛经之一。
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大理白族自治州进行历史文物调查，费孝通、李家瑞等先生在今大理市凤仪北汤天白族董氏法藏寺大殿中发现两大橱古代佛经。费孝通等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并提出大理州、县都没有保管条件，最好运到省里保存比较安全的意见。继后，这批文物先运回大理文化馆，由云南省图书馆周泳整理清点后，运回昆明，分藏于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机构。
据大理凤仪北汤天法藏寺所存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董贤撰写的《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记载，明洪武年间，傅友德、蓝玉、沐英进人大理地区之后，当时各地寺庙中所藏的经书几乎烧毁殆尽。董贤搜集幸存下来的一些经书，并到外地搜寻，汇集了五千佘卷，“将来奉郡，合为一藏”，可功德与敦煌之道真和尚相埒。1956年法藏寺发现的藏经，就是董贤收藏的经卷。
董贤，字唐珍，法号不动，白族人，约生于元顺帝时，卒于明永乐年间。系段氏大理国开国谋臣、国师董迦罗世家的第二十四代，为阿吒力教的名师。阿吒力教是佛教密宗的一支，大约在八世纪中叶由印度高僧赞陀崛多传人云南大理地区，成为南诏与大理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元、明之后逐步衰落。其主要修行方式有诵咒、结印、祈祷。董贤一族自大理国主段思平时至解放前夕，共传42代，历代皆是阿吒力。董贤也曾主持刻印佛经，本次展览中展出的北元宣光十年(1380年)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即为董贤刊刻。
此经据碛砂藏覆刻，卷首扉画有的与碛砂藏扉画相同，行款亦大体相同，仅有微小修改。卷三末有“苍山僧人赵庆刊”的题款，系北元宣光十年(明洪武十三年)云南赵州(今云南大理凤仪镇)董贤刻本。卷首尾有朱印“董药师贤男华严保为法界造”。卷三、五至十后均有董贤“宣光十年”即明洪武十三年手书题跋，叙述造经缘起及愿文。宣光年号仅行用九年，但此经题记仍用“宣光十年”年号，反映了云南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
金银字写经
以金银粉调汁为墨缮写的佛教典籍，称为金银字写经。金银字写经出现于梁大通年间(529-534年)，因其贵重，常作为供养经，与用于诵读的流通经不同。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大规模的金银写经已很少见。宋元本佛经上的金银字磁青纸题签等，可视为泥金写经的孑遗。古代日本和朝鲜也曾出现过这种写经。
本次展览展出了两件金银字写经。其一为北宋开宝六年(973年)金银字写本《妙法莲华经》。(图十)此经卷首为金粉绘经变画，后有开宝六年题记三行：“信佛弟子杜遇特发志诚，敬写金银字妙法莲华经一十部，奉为四恩三有，普及一切有情，自他同得福德，智惠二种，庄严读诵，见闻俱登佛果。时开宝六年癸酉六月十二题。”卷中经名、译者用金粉写，正文用银粉写，正文中凡“佛”字亦用金粉写。装帧、书写均豪华精美。
本件原为董诰、康有为旧藏。首题下钤有“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行六十万里”朱文菱形印。尾题下有朱书“董诰”二字，次行下钤有“万木草堂”朱文方印。
董诰(1740－1818年)，字雅伦，号蔗林，一号柘林，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顺天乡试举人，次年进士，殿试二甲第一，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三通馆协修，武英殿篡修，散馆改任编修。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奉命辑《满洲源流考》，充武英殿总裁，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四十四年任军机大臣，旋任户部尚书，两次图形紫光阁。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以太保、大学士致仕，十月病卒。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明夷等，广东南海人。1898年6月，光绪皇帝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因慈禧太后干预，“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日本，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宣扬尊孔复辟。1927年病逝，葬于青岛。
其二为泸州市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写本《妙法莲华经》，是陈文华以泥金在磁青纸上所写就。卷首为仇英金绘经变人物图，董其昌题识。早年已遗失第四卷一半及第七卷，现存五卷共639页。其中仇英画佛和董其昌题识16页，初为镇江丹徒北固山甘露寺藏经阁收藏的泥金写经之一。清军人关后，豫亲王多铎率军袭踞北固，得到此经。嘉庆年间，邻水廖某任两淮都将，在豫亲王府得此写经，子孙相传。
仇英(1498—1552年)，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又号十洲仙史，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画家，与沈周、文征明、唐寅并称“明四家”、“吴门四家”。擅长人物、山水、花鸟，形象精确，工细雅秀，色彩鲜艳，含蓄蕴藉，色调淡雅清丽，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
董其昌(1555—1636年)， 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工书法，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朴拙而不失俊秀，体现出平淡天真的文人雅趣。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名家作品众多，在书画理论方面颇有创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
郑和刻经
展览展出了一件明三宝太监郑和所刻的《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为世不多见的珍罕印本，弥足珍贵。(图十一)
摩利支是位女性菩萨。摩利支意译为“光”。摩利支天行于日月之前，能隐身，以隐身法救人苦难，民间常供养其神像，以求福佑。此经版画精美，曾经版画收藏大家郑振铎收藏。
佛教信众认为《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具有护身、隐身、得财、诤论胜利等功德，能为人消除障难，增进利益。诵《摩利支天经》，还能“行路难中护我”，“远离诸难”。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隆佑太后往南方道场求护身法，由于路程遥远，即有人奉劝“奉摩利支天母”，可以求得路途平安。
此经共有三个译本，分别为唐菩提支流、唐不空及宋天息灾所译。宋仁宗曾为天息灾译本“亲制圣教序以冠其首”，开启了摩利支天菩萨信仰流传中原的契机。唐不空译本流通较广，是摩利支天菩萨信仰的重要经典依据。《大正藏》则收录菩提支流译本，归人密教经典类。
此经尾有道衍跋，其中称：“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这是确定刊刻者的依据。
道衍(1335—1418年)是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俗名姚广孝。苏州人。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与文学家宋濂、高启等为友。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出家为僧。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道衍随燕王朱棣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大庆寿寺。从此经常出入燕王府，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朱棣发兵前，他曾通过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促使朱棣坚定信心；又训练军士，打制军器，作好军事准备。靖难之役中留守北平，辅佐燕王世子固守北平，击溃朝廷数十万北伐之师；此后继续赞谋帷幄，最终助朱棣夺得帝位。永乐二年(1404年)，授太子少师，赐名广孝。姚广孝虽在朝任官，却始终没有改变僧人身份。
郑和(1371—1433年)是明代著名航海家，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回族。初为朱棣燕王府做宦官，从朱棣起兵有功，赐姓郑。从永乐初年开始，先后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船队远航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郑和热心刊施佛经，曾先后八次施印《南藏》。云南省图书馆藏有永乐十八年施印本《沙尼离戒文》卷末云：“谨发诚心，施财命工印造一藏……希望以此殊勋，凡奉命于四方，经涉海洋，常叨恩于三宝， 自他俱利。”郑和施造佛经的举动，表明他在永乐初年就已经皈依佛门。据此经姚广孝跋，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施财命工刊印此经时，他是“戒菩萨弟子”，法名“福善”。永乐元年，郑和还刊刻了一部《优婆塞戒经》，其卷七有郑和本人的题记，记载：“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咤释，即福吉祥。”“福吉祥”是密教中观音菩萨的名号。永乐年间，宫廷曾召请多位大喇嘛进入内府番经厂讲经，不少 宦官皈依喇嘛座下，法名大多加“吉祥”二字。郑和刊刻佛经当与他曾接触密教有关。
南明刻本
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一些地区性政权，统称南明。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十八年。永历政权是南明最后的余绪。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十八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昏庸无能。在抗清名将何腾蛟、瞿式耜、堵锡、郑成功等的支持下，与大顺、大西农民军联合抗清，永历政权才勉强生存下来，支撑台湾及中南、西南数省半壁江山。永历朝政治腐败，统兵将帅专横跋扈，朝廷中宦官专权，朋比为奸，小朝廷内“楚党”与“吴党”、“扈驾元勋”与“反正功臣”派系恶斗。顺治十三年，在清军压力下，李定国迎永历帝退驻昆明。次年九月，孙可望以“清君侧”为名，调兵十几万进攻昆明，南明爆发内战。孙可望最后虽以失败降清告终，但永历政权也一蹶不振。十五年四月，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年底进入云南。大西军精锐损失殆尽。十六年正月，永历帝狼狈西奔，进入缅甸，李定国部撤至边境。十八年，吴三桂率清军人缅，同年十二月永历帝被俘，次年四月被吴三桂缢杀。
南明永历小朝廷存在时间短，又始终处于清军攻击的强大压力之下，版刻活动少，传世印本稀见。展览展出三件南明刻本，分别是永历六年(1652年)李定国刻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永历六年(1652年)刻本《慈悲水忏法》三卷、永历九年(1655年)孙可望朱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图十二)叙述佛在祇树给孤独园，比丘莎底为黑蛇所螫，痛苦不堪。阿难向佛求救，佛为其说大孔雀明王神咒救之。此经前后有多个译本，通行本为唐不空译本。
李定国(1621 1662)，字宁宇，陕西绥德人。10岁参加张献忠军，逐步成为大西军重要将领。张献忠死后，与孙可望等率佘部攻克贵阳、昆明等地。在清军节节进逼的压力下，决定“联明抗清”，南明永历帝封其为晋王。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降清，清军大举进攻云贵，李定国兵败贵州盘江，被迫退至边境，继续坚持抗清。康熙元年(1662年)忧愤而死。
《慈悲水忏法》为唐代僧人知玄著，三卷。《释氏稽古略》卷三载：“知玄，姓陈氏，咸通四年(863年)制署号悟达国师，总教门事。……僖宗中和二年(882年)驾幸蜀，避黄巢至成都……师赴行在。次年，师自成都辞还九陇山，一珠隆起子左股，楚甚，是曰人面疮，遇异僧引水洗疮，知为晁错、袁盎冤对也。今之《水忏》三卷者缘起于师也。”正文述归命诸佛菩萨，忏悔罪业，宣传善恶因果报应，发愿信佛修行等。清代西宗撰有《慈悲道场水忏法科注》三卷。依据《慈悲水忏法》而举行的一种忏悔法会，
称为“慈悲水忏”。
“慈悲水忏”亦名“慈悲三昧水忏”“慈悲道场水忏”“三昧水忏”等，简称“水忏”。佛教认为，要消除以往所造罪过，才能修行成佛。忏法就是悔过消罪、积极修行的一种佛教仪式，是佛教八万四千法门之一。中国佛教的忏法起源于晋代，初盛于南朝，大盛于唐代。现在通行的有《梁皇忏》《慈悲三昧水忏》《观音忏》《大悲忏》《药师忏》《净土忏》《地藏忏》等，《慈悲水忏》是诸多忏法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
“慈悲水忏”中的忏悔文来源于《佛名经》。其内容为四部分：一为总法。说明建立水忏道场的意义及其功用，发心皈依忏悔。二为兴七种心以灭罪。七种心为：惭愧心、恐怖心、厌离心、发菩提心、冤亲平等心、念报佛恩心、观罪性空心。三为忏悔烦恼障、业障、果报障等三障。在忏悔烦恼障时，要生起四观，即观因缘、观果报、观我自身、观如来身。四为回向，以忏悔三障的功德，回向施与一切众生。做“慈悲水忏”法事，要设坛拜忏，须僧九人，以掌坛师为首主忏，其余负责敲打唱念。此法事需时较短，仪式也不太复杂，且对主办者有增福荐寿的功用，因此在佛教信众中很有影响，流传很广。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孙可望永历九年(1655年)印本为朱印本，以浮签标出三十二分，很直观地表现了朱印本的功用(图十三)。朱印本与蓝印本性质相似，都是刻版完成后最初的印本。明清刻书，书版刊刻竣工之后，一般用红色或蓝色先印若干部，经校对改正无误，然后墨印。朱印本、蓝印本都是初印，字迹清晰，点画完整，印本有时还留有墨钉和校改字样，为藏书家和读书人所珍视。
本次展出的佛教文献品类丰富，既有写本大藏经零种、刻本大藏经零种，也有单刻、单写的佛教经论。精美豪华的金银字写绘本与浮签朱印本等非常引入注目。南明刻奉、大理抄本、郑和刻本、塔经等都是稀见的文献。分藏异地的佛经合璧展出，更可谓书林佳话。它们当中不仅有重要的佛教文献，也有值得珍视的版刻史料，堪称佛教文献精品的集萃。
写本藏经
汉文大藏经是以历代汉译佛典为核心，按照一定的结构加以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佛教典籍丛书。大藏经按语系划分，有三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三大系统。若从功能划分，则有义理型、信仰型、备查型三种功能形态。佛教传人中国以后的千余年间，各个时代均有汉文大藏经编纂，其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
在写本时代，包括佛经在内的中国书籍主要以纸质写奉的形式流传于世。有财力的大寺院大都有自己的大藏。文献中屡有关于修造写本藏经的记载，敦煌写经中也出土了若干大藏经的零种，其中甚至有隋独孤皇后施造大藏经的零种(图一)。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开宝藏》开雕(图二)，佛教大藏经开始了从写本向刻本的转变，但写本藏经并没有因此消失。根据文献零星记载，仅在浙中一带，金粟寺、法喜寺、精严寺、隆平寺、崇明寺、普照寺、兴国寺等都有写本藏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浙江海盐金粟山大藏经，此藏抄写于北宋中期，皆用硬黄茧纸，墨光黝泽。
在第二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展出了北宋写本大藏经零种三种：
其一为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写本《解脱道论》十二卷，为《金粟山大藏经》零本(图三)。金粟寺在浙江省海盐县西南金粟山下，由西域僧人康僧会创建于吴赤乌年间，是江南最早的佛寺之一。明《续澉水志》记载，金粟寺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万余卷，卷卷相同，殆为一手所书”。
金粟山大藏经为宋代写经之翘楚，明代即传世珍稀，成为士大夫赏玩之物，清代多流归清宫所藏(图四)。该藏以纸张优良，文字肥厚，墨色如漆，以及纸背的“金粟山藏经纸”朱印闻名于世。金粟山藏经纸约造于北宋熙宁至元丰年间(1068－1085年)，原料主要为桑皮，纸质厚重坚韧，经染黄、涂蜡、打纸，表面莹润，隐约呈现虎皮斑纹。纸背钤“金粟山藏经纸”椭圆朱印。因其质量上乘，书写效果尤佳，金粟山藏经纸在宋代就深为浙中士大夫所喜爱，后世文入学士常取其纸作为书籍封面，或用于书画装潢。
《解脱道论》是古印度僧人优婆底沙(约2世纪)所著的一部小乘论书，南朝齐梁间人僧伽婆罗译。共分十二品，依戒、定、慧三学次第叙说解脱的途径。此论认为戒律是修持佛法的基础，持戒摄心，可防恶业，然后修习禅定，澄心静虑，排除一切妄念，即可获得智慧，达到涅槃境界。此论对南传佛教的发展影响尤大，历代汉文大藏经均收录。
僧伽婆罗(460-524年)，亦名“众铠”，意译为“僧养”、“僧铠”。古扶南国人。15岁出家，学《阿毗昙论》，名闻遐迩。南朝齐时，从海道来华，驻建康(今江苏南京)正观寺，从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罗受学。天监五年(506年)受敕于扬都(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寿光殿、华林园等处译经，先后与宝唱、慧超、法云、僧智等译出《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十一部四十八卷。
本件卷首题“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卷尾有题记4行：“维皇宋熙宁元年龙集戊申二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起首写造。僧道隆书，校勘僧守仙，勾当写大藏经僧惠明，都劝缘住持传法沙门知礼。”本件曾经托裱，天头地脚似经裁割，卷尾题记后依次钤有“金粟山藏经纸”朱文椭圆印及“载生氏…‘王印起隆…‘圣谟鉴赏…‘项氏所藏…‘在恒河沙数中”等印，后有云门戴发僧伊丁元公题跋、共和丁卯叶恭绰跋并“遐盒”、“莲社”等朱印三方。
其二为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海惠院转轮大藏本《法苑珠林》(图五)。据其卷首所题“华亭县敕赐海惠院转轮大藏”，知此藏为北宋皇帝赐给海惠院的转轮大藏。据其卷尾题记，知本卷在北宋英宗刚即位的治平元年由苏州张亢所书，一般来讲抄写一部大藏需花费数年之功，则此藏很有可能为宋仁宗赵祯所赐。宋陈舜俞《海惠院经藏记》载，该院曾“募人书所传之经，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百十有八”，可能是这部转轮大藏之外的另外一部大藏。
转轮大藏经从功能上讲属于信仰型，所谓转轮大藏，简称轮藏，即是将佛经装置于可以转动的转轮上，用手推动即可运转，每转动一匝，有如将一部大藏诵读一遍。这种方式，比诵读要便利得多，而功德却是一样的，既可以为死者祈求冥福，又可以为生者求得安乐，据文献记载，轮经藏起源于南朝萧梁时的傅翕，经过唐代发展，至宋代已经十分普遍，主要集中在经济富庶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等地方。宋代除了佛教寺院设有转轮藏外，道观也仿佛教设置转轮道藏。
《法苑珠林》为佛教类书，唐代僧人道世撰。全书100卷，宋代开始编人大藏经。唐显庆四年(659年)，道世在《经律异相》的基础上编成《诸经要集》20卷，此后积lo年之功，于总章元年(668年)撰成《法苑珠林》。每卷一篇，篇下分部，部又分小部，总计640余目。此书以佛教基础知识及日常生活规范等为重点，每篇先以简短的骈文总述大意；再以类相从，广釆博集经、律、论原典故实，夹叙夹议；篇末或部末多附《感应录》，征引感应事迹。全书引用典籍达400余种。除佛教经论外，还引用了儒家学说、道教经籍、谶纬、杂著等约140佘种。《西域志》、《中天竺行记》等伕书的引文，可为研究印度中世纪历史、地理沿革提供参考。
其三为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句容县崇明寺写本《说一切有部品类足论》(图六)。此论为阿毗达磨六足论之一，简称品类足论，全书十八卷。印度世友造，唐玄奘译。因五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法虽众多而流类不同，此论随品类条贯义理，收摄一切法。
卷首题下钤有“句容经藏禅寺斗书昆卢法宝”朱文长方木印。折尾后有题记7行：“大宋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写造，姑苏陆云松书，杨州僧子修校证，徒弟僧法隆、法兴、景初、守象；勾当写造僧守明，阁主僧永真，都劝缘兴教禅院住持传法沙门清济，当县崇德乡卢江村崇德里奉佛弟子凌守宗谨舍。”
本件曾经装裱，封面为楠木面红木框，上题“宋人书一切有品部类足论”。下刻有道光丙午(1846年)山阴沈复粲题识10行并“沈书”阴文印。扉页题签：“戊辰得于申江 北宋写有品部类足论 甲戌再记 龚钊是年六十五”。下钤“心钊”朱文长方印。经后有怀希、龚心钊等题跋多通。
上述三件展品均为北宋时期写本藏经的零种，卷首均有千字文号，纸墨俱佳，书法端庄厚重，是研究写奉大藏经与中国书籍史的重要史料。海 惠院转轮大藏本《法苑珠林》与崇明寺写本《说一切有部品类足论》曾经改装，均由卷轴装改装成经折装。
刻本藏经
从宋代至今，我国共出版木刻或排印本大藏经二十余种。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抄写、刻印或排印汉文大藏经(见表)。
第二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展出刻本大藏经零种三种：宋《碛砂藏》、《赵城金藏》、明清《嘉兴藏》。
碛砂藏是南宋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陈湖碛砂延圣院刊雕的大藏经。约在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开雕，端平元年(1234年)编定并刻出目录。宝祐六年(1258年)以后，因延圣院火灾和南宋垂亡，刻经中断三十年。元大德元年(1297年)，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主持，又继续雕刻，到至治二年(1322年)竣工，全藏经折装，共591函，1532部，约6362卷。每版5半叶，半叶6行，行17字。今存《碛砂藏》五部，各部之间又有所差异。《碛砂藏》继承了北宋以来南方系统大藏的特点，并成为明代藏经的祖本，保留了许多宋、元、明时期的佛教史料和珍贵版本资料。碛砂藏传世本多为杨家经坊印本。此次展出的碛砂藏零本为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明永乐年间杭州众安桥北朱家经坊印本，较为稀见。(图七)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雕版的佛教大藏经。因刻于金代，故称《金藏》，又因原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又称《赵城金藏》。(图八)雕版年代见于经卷中题记者有30余处，最早者为金熙宗完颜禀皇统九年(1149年)，最迟者为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三年(1173年)。发起募刻人为崔法珍，刻藏地点在解州(今山西解县)静林山天宁寺。全藏为卷轴装，以千字文编排次第，自“天”字号至“几”字号，计682帙，每帙lo卷左右，总计约6900卷。20世纪30年代初发现时已有缺伕，存4957卷，其后又有散伕，今国家图书馆存4813卷。大部分版式为每版23行，行14字，上下单栏，与北宋开宝时所刻《开宝藏》行款、版式全同，又皆为卷轴装，部分经卷中尚有开宝、咸平、天圣、绍圣等年代雕造、刷印等题记，可知其系以《开宝藏》为底本刊刻。其中有40余卷每版23－32行，行20－29字不等，字体、版式与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的辽刻《契丹藏》相一致，可能即据《契丹藏》覆刻。《赵城金藏》可反映《开宝藏》原貌及《契丹藏》基本面貌，为佛学研究、佛经校勘及中国雕版印刷史提供了丰富的珍贵资料。《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即以《赵城金藏》为底本，《赵城金藏》得以重放异彩。在1942年太岳军区组织力量抢救《赵城金藏》之前，此藏即已有部分经卷流散于世。抗战前后，北京图书馆曾购得192卷，其他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藏书家也有购藏。本次展出的上海图书馆所藏《赵城金藏》零本《景德传灯录》即为其早期流散品。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为明末清初所刻的私版藏经，是大藏经诸种版本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发起于明嘉靖末隆庆初，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山西五台山开雕，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完工，由浙江嘉兴楞严寺集中经版刷印流通。全藏分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三个部分，计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7函。该藏在续藏和又续藏中收集了大量的藏外著述，内容包括疏释、忏仪、语录等。全藏共收佛典2141部，12600余卷；装帧为线装，故又名“方册藏”。
分藏异地的珍贵佛经
有些因文献割裂分藏异地的珍贵佛经，在展览中破镜重圆，合为完璧。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刻奉《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首尾存山西省图书馆，中间部分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此经二十一纸，每纸25行，行16字。麻纸人潢。每版左侧末尾小字刻“合论四十一”宇样及版次顺序号。文中“敬”字缺末笔，“恒”字不讳。卷未有元丰年间题记。山西省图书馆存第一至五板、第二十一板(图九)，第六板存前半部(至“欲令从生离诸相着示现一切世间”终)，11.3厘米，第二十板存后半部分(自“待大悲万行长故养虽长养”起)，27.3厘米，首纸长48厘米，尾纸长52厘米。第六板后半部至第二十板前半部分由内蒙古图书馆收藏。
此经曾经改装。现为经折装，但它的版面行距相同，没有经折装半页间较大的夹缝，有些字的较长的笔画甚至折到了另一半页上；版次顺序号在版框左侧外，而不是像一般的经折装把版次顺序号刻在半页之间的夹缝处。由此可知，此经原为卷轴装，现在的经折装是后来改装的形式。
大理国保安八年(1052年)写本《护国司南钞》，其首尾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间部分藏云南省图书馆。
《护国司南钞》系以《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底本，对隋唐时期流传于内地的名僧良贲的《仁王经疏》所作的注解和校勘。卷端有“内供奉僧崇圣寺主义学教主赐紫沙门玄鉴集”的题款，卷未有“保安八年佛弟子比丘释道常奉举七代先亡写疏一卷”手记，为大理国时期写经。此经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在音韵学、佛典校勘、佛经版本学等方面均具较高学术价值。此件为1956年费孝通等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凤仪北汤天法藏寺发现的古本佛经之一。
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大理白族自治州进行历史文物调查，费孝通、李家瑞等先生在今大理市凤仪北汤天白族董氏法藏寺大殿中发现两大橱古代佛经。费孝通等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并提出大理州、县都没有保管条件，最好运到省里保存比较安全的意见。继后，这批文物先运回大理文化馆，由云南省图书馆周泳整理清点后，运回昆明，分藏于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机构。
据大理凤仪北汤天法藏寺所存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董贤撰写的《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记载，明洪武年间，傅友德、蓝玉、沐英进人大理地区之后，当时各地寺庙中所藏的经书几乎烧毁殆尽。董贤搜集幸存下来的一些经书，并到外地搜寻，汇集了五千佘卷，“将来奉郡，合为一藏”，可功德与敦煌之道真和尚相埒。1956年法藏寺发现的藏经，就是董贤收藏的经卷。
董贤，字唐珍，法号不动，白族人，约生于元顺帝时，卒于明永乐年间。系段氏大理国开国谋臣、国师董迦罗世家的第二十四代，为阿吒力教的名师。阿吒力教是佛教密宗的一支，大约在八世纪中叶由印度高僧赞陀崛多传人云南大理地区，成为南诏与大理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元、明之后逐步衰落。其主要修行方式有诵咒、结印、祈祷。董贤一族自大理国主段思平时至解放前夕，共传42代，历代皆是阿吒力。董贤也曾主持刻印佛经，本次展览中展出的北元宣光十年(1380年)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即为董贤刊刻。
此经据碛砂藏覆刻，卷首扉画有的与碛砂藏扉画相同，行款亦大体相同，仅有微小修改。卷三末有“苍山僧人赵庆刊”的题款，系北元宣光十年(明洪武十三年)云南赵州(今云南大理凤仪镇)董贤刻本。卷首尾有朱印“董药师贤男华严保为法界造”。卷三、五至十后均有董贤“宣光十年”即明洪武十三年手书题跋，叙述造经缘起及愿文。宣光年号仅行用九年，但此经题记仍用“宣光十年”年号，反映了云南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
金银字写经
以金银粉调汁为墨缮写的佛教典籍，称为金银字写经。金银字写经出现于梁大通年间(529-534年)，因其贵重，常作为供养经，与用于诵读的流通经不同。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大规模的金银写经已很少见。宋元本佛经上的金银字磁青纸题签等，可视为泥金写经的孑遗。古代日本和朝鲜也曾出现过这种写经。
本次展览展出了两件金银字写经。其一为北宋开宝六年(973年)金银字写本《妙法莲华经》。(图十)此经卷首为金粉绘经变画，后有开宝六年题记三行：“信佛弟子杜遇特发志诚，敬写金银字妙法莲华经一十部，奉为四恩三有，普及一切有情，自他同得福德，智惠二种，庄严读诵，见闻俱登佛果。时开宝六年癸酉六月十二题。”卷中经名、译者用金粉写，正文用银粉写，正文中凡“佛”字亦用金粉写。装帧、书写均豪华精美。
本件原为董诰、康有为旧藏。首题下钤有“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行六十万里”朱文菱形印。尾题下有朱书“董诰”二字，次行下钤有“万木草堂”朱文方印。
董诰(1740－1818年)，字雅伦，号蔗林，一号柘林，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顺天乡试举人，次年进士，殿试二甲第一，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三通馆协修，武英殿篡修，散馆改任编修。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奉命辑《满洲源流考》，充武英殿总裁，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四十四年任军机大臣，旋任户部尚书，两次图形紫光阁。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以太保、大学士致仕，十月病卒。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明夷等，广东南海人。1898年6月，光绪皇帝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因慈禧太后干预，“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日本，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宣扬尊孔复辟。1927年病逝，葬于青岛。
其二为泸州市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写本《妙法莲华经》，是陈文华以泥金在磁青纸上所写就。卷首为仇英金绘经变人物图，董其昌题识。早年已遗失第四卷一半及第七卷，现存五卷共639页。其中仇英画佛和董其昌题识16页，初为镇江丹徒北固山甘露寺藏经阁收藏的泥金写经之一。清军人关后，豫亲王多铎率军袭踞北固，得到此经。嘉庆年间，邻水廖某任两淮都将，在豫亲王府得此写经，子孙相传。
仇英(1498—1552年)，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又号十洲仙史，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画家，与沈周、文征明、唐寅并称“明四家”、“吴门四家”。擅长人物、山水、花鸟，形象精确，工细雅秀，色彩鲜艳，含蓄蕴藉，色调淡雅清丽，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
董其昌(1555—1636年)， 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工书法，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朴拙而不失俊秀，体现出平淡天真的文人雅趣。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名家作品众多，在书画理论方面颇有创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
郑和刻经
展览展出了一件明三宝太监郑和所刻的《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为世不多见的珍罕印本，弥足珍贵。(图十一)
摩利支是位女性菩萨。摩利支意译为“光”。摩利支天行于日月之前，能隐身，以隐身法救人苦难，民间常供养其神像，以求福佑。此经版画精美，曾经版画收藏大家郑振铎收藏。
佛教信众认为《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具有护身、隐身、得财、诤论胜利等功德，能为人消除障难，增进利益。诵《摩利支天经》，还能“行路难中护我”，“远离诸难”。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隆佑太后往南方道场求护身法，由于路程遥远，即有人奉劝“奉摩利支天母”，可以求得路途平安。
此经共有三个译本，分别为唐菩提支流、唐不空及宋天息灾所译。宋仁宗曾为天息灾译本“亲制圣教序以冠其首”，开启了摩利支天菩萨信仰流传中原的契机。唐不空译本流通较广，是摩利支天菩萨信仰的重要经典依据。《大正藏》则收录菩提支流译本，归人密教经典类。
此经尾有道衍跋，其中称：“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这是确定刊刻者的依据。
道衍(1335—1418年)是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俗名姚广孝。苏州人。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与文学家宋濂、高启等为友。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出家为僧。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道衍随燕王朱棣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大庆寿寺。从此经常出入燕王府，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朱棣发兵前，他曾通过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促使朱棣坚定信心；又训练军士，打制军器，作好军事准备。靖难之役中留守北平，辅佐燕王世子固守北平，击溃朝廷数十万北伐之师；此后继续赞谋帷幄，最终助朱棣夺得帝位。永乐二年(1404年)，授太子少师，赐名广孝。姚广孝虽在朝任官，却始终没有改变僧人身份。
郑和(1371—1433年)是明代著名航海家，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回族。初为朱棣燕王府做宦官，从朱棣起兵有功，赐姓郑。从永乐初年开始，先后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船队远航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郑和热心刊施佛经，曾先后八次施印《南藏》。云南省图书馆藏有永乐十八年施印本《沙尼离戒文》卷末云：“谨发诚心，施财命工印造一藏……希望以此殊勋，凡奉命于四方，经涉海洋，常叨恩于三宝， 自他俱利。”郑和施造佛经的举动，表明他在永乐初年就已经皈依佛门。据此经姚广孝跋，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施财命工刊印此经时，他是“戒菩萨弟子”，法名“福善”。永乐元年，郑和还刊刻了一部《优婆塞戒经》，其卷七有郑和本人的题记，记载：“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咤释，即福吉祥。”“福吉祥”是密教中观音菩萨的名号。永乐年间，宫廷曾召请多位大喇嘛进入内府番经厂讲经，不少 宦官皈依喇嘛座下，法名大多加“吉祥”二字。郑和刊刻佛经当与他曾接触密教有关。
南明刻本
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一些地区性政权，统称南明。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十八年。永历政权是南明最后的余绪。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十八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昏庸无能。在抗清名将何腾蛟、瞿式耜、堵锡、郑成功等的支持下，与大顺、大西农民军联合抗清，永历政权才勉强生存下来，支撑台湾及中南、西南数省半壁江山。永历朝政治腐败，统兵将帅专横跋扈，朝廷中宦官专权，朋比为奸，小朝廷内“楚党”与“吴党”、“扈驾元勋”与“反正功臣”派系恶斗。顺治十三年，在清军压力下，李定国迎永历帝退驻昆明。次年九月，孙可望以“清君侧”为名，调兵十几万进攻昆明，南明爆发内战。孙可望最后虽以失败降清告终，但永历政权也一蹶不振。十五年四月，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年底进入云南。大西军精锐损失殆尽。十六年正月，永历帝狼狈西奔，进入缅甸，李定国部撤至边境。十八年，吴三桂率清军人缅，同年十二月永历帝被俘，次年四月被吴三桂缢杀。
南明永历小朝廷存在时间短，又始终处于清军攻击的强大压力之下，版刻活动少，传世印本稀见。展览展出三件南明刻本，分别是永历六年(1652年)李定国刻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永历六年(1652年)刻本《慈悲水忏法》三卷、永历九年(1655年)孙可望朱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图十二)叙述佛在祇树给孤独园，比丘莎底为黑蛇所螫，痛苦不堪。阿难向佛求救，佛为其说大孔雀明王神咒救之。此经前后有多个译本，通行本为唐不空译本。
李定国(1621 1662)，字宁宇，陕西绥德人。10岁参加张献忠军，逐步成为大西军重要将领。张献忠死后，与孙可望等率佘部攻克贵阳、昆明等地。在清军节节进逼的压力下，决定“联明抗清”，南明永历帝封其为晋王。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降清，清军大举进攻云贵，李定国兵败贵州盘江，被迫退至边境，继续坚持抗清。康熙元年(1662年)忧愤而死。
《慈悲水忏法》为唐代僧人知玄著，三卷。《释氏稽古略》卷三载：“知玄，姓陈氏，咸通四年(863年)制署号悟达国师，总教门事。……僖宗中和二年(882年)驾幸蜀，避黄巢至成都……师赴行在。次年，师自成都辞还九陇山，一珠隆起子左股，楚甚，是曰人面疮，遇异僧引水洗疮，知为晁错、袁盎冤对也。今之《水忏》三卷者缘起于师也。”正文述归命诸佛菩萨，忏悔罪业，宣传善恶因果报应，发愿信佛修行等。清代西宗撰有《慈悲道场水忏法科注》三卷。依据《慈悲水忏法》而举行的一种忏悔法会，
称为“慈悲水忏”。
“慈悲水忏”亦名“慈悲三昧水忏”“慈悲道场水忏”“三昧水忏”等，简称“水忏”。佛教认为，要消除以往所造罪过，才能修行成佛。忏法就是悔过消罪、积极修行的一种佛教仪式，是佛教八万四千法门之一。中国佛教的忏法起源于晋代，初盛于南朝，大盛于唐代。现在通行的有《梁皇忏》《慈悲三昧水忏》《观音忏》《大悲忏》《药师忏》《净土忏》《地藏忏》等，《慈悲水忏》是诸多忏法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
“慈悲水忏”中的忏悔文来源于《佛名经》。其内容为四部分：一为总法。说明建立水忏道场的意义及其功用，发心皈依忏悔。二为兴七种心以灭罪。七种心为：惭愧心、恐怖心、厌离心、发菩提心、冤亲平等心、念报佛恩心、观罪性空心。三为忏悔烦恼障、业障、果报障等三障。在忏悔烦恼障时，要生起四观，即观因缘、观果报、观我自身、观如来身。四为回向，以忏悔三障的功德，回向施与一切众生。做“慈悲水忏”法事，要设坛拜忏，须僧九人，以掌坛师为首主忏，其余负责敲打唱念。此法事需时较短，仪式也不太复杂，且对主办者有增福荐寿的功用，因此在佛教信众中很有影响，流传很广。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孙可望永历九年(1655年)印本为朱印本，以浮签标出三十二分，很直观地表现了朱印本的功用(图十三)。朱印本与蓝印本性质相似，都是刻版完成后最初的印本。明清刻书，书版刊刻竣工之后，一般用红色或蓝色先印若干部，经校对改正无误，然后墨印。朱印本、蓝印本都是初印，字迹清晰，点画完整，印本有时还留有墨钉和校改字样，为藏书家和读书人所珍视。
本次展出的佛教文献品类丰富，既有写本大藏经零种、刻本大藏经零种，也有单刻、单写的佛教经论。精美豪华的金银字写绘本与浮签朱印本等非常引入注目。南明刻奉、大理抄本、郑和刻本、塔经等都是稀见的文献。分藏异地的佛经合璧展出，更可谓书林佳话。它们当中不仅有重要的佛教文献，也有值得珍视的版刻史料，堪称佛教文献精品的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