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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爱玲《半生缘》中的人物性格与人物命运往往会借助主要人物的服装表现出来。本文通过对两位女性角色服装外表的描写，探析着装与她们性格命运之间的关系，这种服装政治也折射出了女性群体内部的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地位。
关键词：张爱玲；《半生缘》；服装；性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1
从张爱玲创作出的女性人物形象序列上看，她擅长写游走于上海和香港两地，带有一丝世俗化气息的女性市民。这些女性在身份的主体性上并没有获得一种自我指认和社会认同，她们活在如环形地狱一般的家里，被父亲的“黑手”和阴影所笼罩，最终只能做一个“女结婚员”且是一个无光存在下空洞的能指。该类人物在被畸形的家庭所扭曲后，性格上呈现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狂状。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到《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再到长篇小说《半生缘》的顾曼璐，这种原型人物依然存活在张氏的作品中；和这些女性的性格呈相反向的人物，是沉静、典雅的“白玫瑰”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待嫁少妇白流苏（《倾城之恋》）们，这种“白玫瑰”式的女性人物在《半生缘》中的文本表征便集中体现在顾曼桢的身上。
此处，顾曼桢与顾曼璐这对姐妹实则构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这从她们在文本中的每处关键情节的着装上便能看出来。而在《半生缘》中，姐姐顾曼璐的服装风格与色彩则与妹妹曼桢大相径庭。单纯从两姐妹的着装风格和服饰色调上来看，妹妹顾曼桢偏向一种淡色、冷色调、简朴化的着装，姐姐顾曼璐的服装则是一种深色、华丽、繁复的视觉效果。这与她们二者的性格特征基本上是能互相吻合的：妹妹曼桢表面上冷淡但内心坚韧，对姐姐曼璐抱有感恩之心，不想再通过姐姐的补贴来维持家用，自己找了很多兼职来赚钱，减轻姐姐的压力。而且，曼桢在于叔惠和世钧交往的过程中，往往也都是“不动声色”的，她对于恋人和朋友的关爱往往如一涓无声的溪流般划过山麓。姐姐顾曼璐则与妹妹恰恰相反，无父的家庭、贫困的家用压力导致她过早的接触社会做起了舞女的工作，在与客人周旋的过程中培养了自己圆滑、世故的心计。同时，在与家人在交流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一种强势态势，这在她与顾母每次不欢而散的对话中便能看出这点细节。从而，姐姐与妹妹性格与着装风格上的对立实质上是一种外在表现上强和弱的划分，也正是这种强弱之分，导致了曼桢的人生悲剧。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将语言成分划分为了能指与所指两部分，这种二元对立式的结构实质上暗示了一种支配关系，因为在看似稳定的结构内部，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二者也以对方的存在为生存的前提。“结构中任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对任一结构来说，都有可能列出同类结构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由结构能预测出当某一种或几种成分变化时，集体会有什么反应；结构内可观察到的事实，应是可以在结构内提出解释的。”[1]在文本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支配关系发展到顶峰便是顾曼璐与祝鸿才合谋坑害了自己的妹妹顾曼桢，此处的曼璐因装病而在文本中是隐而不见的，是行动者祝鸿才背后的操纵者。这件阴谋的根本动因是顾曼璐为了维护自己在丈夫祝鸿才心中的正室地位，也是为了拴住丈夫的心。同时，不应忽略的两点是初恋情人张豫瑾将原本是对自己的爱慕转移到了妹妹曼桢的身上，再加上多年来自己对家庭的奉献却换来被遗弃的结局，都导致了曼璐暴行的实施。在祝公馆内，祝鸿才是这个空间场域中真正的主人，曼璐的行为也是为了维护在男权阴影笼罩下自身地位的稳定性。由于丈夫对自己妹妹美色的贪恋与母亲代孕生子荒唐建议的灌输，曼璐将自己的罪恶之手伸向了自己的妹妹。此时的曼璐已经不再是一个精神上和人格上都健全的女性，她已经被一种所谓的“外在作用力”所异化，这种力量主要包括家庭结构的畸形与都市空间的扭曲：
《半生缘》中的顾家是一个“无父”的空间场域，在故事开始时曼桢与曼璐的父亲便早已去世，曼璐身为舞女的遭遇是通过曼桢对世钧讲述自己家庭情况和曼璐与母亲的争吵时被交代出来的。曼璐的悲劇，一方面源于顾家父亲处于缺席状态，稳定型家庭结构的内部已经被打破，无人担任起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身为长女的曼璐此时被“变成”了父亲，是一个插着菲勒斯的女性家长，代父行使男权。在她与顾太太的关系与争吵结果上，曼璐也常处于上风，所以她是家庭重大决策的决定人。另一方面，在祝公馆中，曼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与获得一种有“子”的权威（为父系宗法传宗接代的女性会在这种权力结构下获得一种身份的指认，似其他文本中的“贞节牌坊”，此处的“子”是女性身份稳固的象喻化符号。），意图让自己的妹妹怀上丈夫的孩子，随后通过抚养妹妹的孩子来拴住丈夫的心。“这件事正可以说明女性亚文化群体和父系主导文化仍处于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既与之同谋又欲之加以颠覆。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同谋，其中有逼不得已和屈服之义。此外，亦牵涉到人性善恶、自私与否等其他层面的问题。”[2]在与祝鸿才的每次争吵中，表面上是曼璐处于下风状态，但手持妹妹作为诱饵实施计划，拴住丈夫祝鸿才，曼璐披上了男权——父权法则的外衣，在与丈夫的角逐中似弱实强。
注释：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74页.
[2]林幸谦《<半生缘>再解读——姐妹情谊的反动与女性冲突的主题》，《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3卷.
关键词：张爱玲；《半生缘》；服装；性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1
从张爱玲创作出的女性人物形象序列上看，她擅长写游走于上海和香港两地，带有一丝世俗化气息的女性市民。这些女性在身份的主体性上并没有获得一种自我指认和社会认同，她们活在如环形地狱一般的家里，被父亲的“黑手”和阴影所笼罩，最终只能做一个“女结婚员”且是一个无光存在下空洞的能指。该类人物在被畸形的家庭所扭曲后，性格上呈现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狂状。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到《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再到长篇小说《半生缘》的顾曼璐，这种原型人物依然存活在张氏的作品中；和这些女性的性格呈相反向的人物，是沉静、典雅的“白玫瑰”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待嫁少妇白流苏（《倾城之恋》）们，这种“白玫瑰”式的女性人物在《半生缘》中的文本表征便集中体现在顾曼桢的身上。
此处，顾曼桢与顾曼璐这对姐妹实则构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这从她们在文本中的每处关键情节的着装上便能看出来。而在《半生缘》中，姐姐顾曼璐的服装风格与色彩则与妹妹曼桢大相径庭。单纯从两姐妹的着装风格和服饰色调上来看，妹妹顾曼桢偏向一种淡色、冷色调、简朴化的着装，姐姐顾曼璐的服装则是一种深色、华丽、繁复的视觉效果。这与她们二者的性格特征基本上是能互相吻合的：妹妹曼桢表面上冷淡但内心坚韧，对姐姐曼璐抱有感恩之心，不想再通过姐姐的补贴来维持家用，自己找了很多兼职来赚钱，减轻姐姐的压力。而且，曼桢在于叔惠和世钧交往的过程中，往往也都是“不动声色”的，她对于恋人和朋友的关爱往往如一涓无声的溪流般划过山麓。姐姐顾曼璐则与妹妹恰恰相反，无父的家庭、贫困的家用压力导致她过早的接触社会做起了舞女的工作，在与客人周旋的过程中培养了自己圆滑、世故的心计。同时，在与家人在交流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一种强势态势，这在她与顾母每次不欢而散的对话中便能看出这点细节。从而，姐姐与妹妹性格与着装风格上的对立实质上是一种外在表现上强和弱的划分，也正是这种强弱之分，导致了曼桢的人生悲剧。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将语言成分划分为了能指与所指两部分，这种二元对立式的结构实质上暗示了一种支配关系，因为在看似稳定的结构内部，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二者也以对方的存在为生存的前提。“结构中任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对任一结构来说，都有可能列出同类结构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由结构能预测出当某一种或几种成分变化时，集体会有什么反应；结构内可观察到的事实，应是可以在结构内提出解释的。”[1]在文本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支配关系发展到顶峰便是顾曼璐与祝鸿才合谋坑害了自己的妹妹顾曼桢，此处的曼璐因装病而在文本中是隐而不见的，是行动者祝鸿才背后的操纵者。这件阴谋的根本动因是顾曼璐为了维护自己在丈夫祝鸿才心中的正室地位，也是为了拴住丈夫的心。同时，不应忽略的两点是初恋情人张豫瑾将原本是对自己的爱慕转移到了妹妹曼桢的身上，再加上多年来自己对家庭的奉献却换来被遗弃的结局，都导致了曼璐暴行的实施。在祝公馆内，祝鸿才是这个空间场域中真正的主人，曼璐的行为也是为了维护在男权阴影笼罩下自身地位的稳定性。由于丈夫对自己妹妹美色的贪恋与母亲代孕生子荒唐建议的灌输，曼璐将自己的罪恶之手伸向了自己的妹妹。此时的曼璐已经不再是一个精神上和人格上都健全的女性，她已经被一种所谓的“外在作用力”所异化，这种力量主要包括家庭结构的畸形与都市空间的扭曲：
《半生缘》中的顾家是一个“无父”的空间场域，在故事开始时曼桢与曼璐的父亲便早已去世，曼璐身为舞女的遭遇是通过曼桢对世钧讲述自己家庭情况和曼璐与母亲的争吵时被交代出来的。曼璐的悲劇，一方面源于顾家父亲处于缺席状态，稳定型家庭结构的内部已经被打破，无人担任起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身为长女的曼璐此时被“变成”了父亲，是一个插着菲勒斯的女性家长，代父行使男权。在她与顾太太的关系与争吵结果上，曼璐也常处于上风，所以她是家庭重大决策的决定人。另一方面，在祝公馆中，曼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与获得一种有“子”的权威（为父系宗法传宗接代的女性会在这种权力结构下获得一种身份的指认，似其他文本中的“贞节牌坊”，此处的“子”是女性身份稳固的象喻化符号。），意图让自己的妹妹怀上丈夫的孩子，随后通过抚养妹妹的孩子来拴住丈夫的心。“这件事正可以说明女性亚文化群体和父系主导文化仍处于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既与之同谋又欲之加以颠覆。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同谋，其中有逼不得已和屈服之义。此外，亦牵涉到人性善恶、自私与否等其他层面的问题。”[2]在与祝鸿才的每次争吵中，表面上是曼璐处于下风状态，但手持妹妹作为诱饵实施计划，拴住丈夫祝鸿才，曼璐披上了男权——父权法则的外衣，在与丈夫的角逐中似弱实强。
注释：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74页.
[2]林幸谦《<半生缘>再解读——姐妹情谊的反动与女性冲突的主题》，《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