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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舅舅一个生活在大陆，一个生活在台湾。他们分别在一个炎热的夏季和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走了，留给我的是无限的伤痛以及无尽的哀思……
年幼时，我常坐在冬夜的火塘旁，听家人述说着关于父亲和舅舅的故事，品味着他们人生道路的曲折和艰辛。
从小时候记事起，我就感到低人一等，其原因在于我家有海外关系。
父亲兄弟三人，父亲是老小，大伯和二伯在1948年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在大陆时他们两个分别在国民党交通部和教育部任职。
父亲是中华民国在大陆时的高材生，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南京的公安部门任职。父亲在世时常回忆说：“在南京和重庆上班时，同事都是一身戎装，我们与戴笠、毛人凤等经常在一起开会、见面。”
“1948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一天晚上，上峰突然通知：明早6点钟紧急集合，乘飞机去台湾。”由于事发突然，我父亲与几位好友商议：“我们不去台湾。”而这是要担风险的，一旦被发现，有可能要坐牢、甚至杀头。当年我爷爷年纪大了，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父亲放心不下。大伯和二伯已去了台湾，总得留下一个人照顾全家的妻儿老小。因此，照顾家人的重担就落在了父亲身上。此时。我唯一的舅舅跟随国民党也去了台湾。父亲偷偷留了下来。虽然父亲学富五车，然而那个时候没有施展才华的地方，不得已，父亲只好在老家的一所小学任教。文革时，父亲知识全面，什么课都能教，算是发挥了他的专长，颇得各位老师的爱戴和尊敬。但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个造反派出身的人，不学无术。对出身不好的父亲总是横鼻子瞪眼睛。
我家在解放时因为祖上留下土地多达百十亩，被定为地主成分。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时日子是不好过的。留下来的父亲吃尽了苦头。他先后被打成黑帮、走资派，戴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受尽迫害和人格侮辱。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一天下午，学校的铃声响了，学生们鱼贯走出教室。随着人流我看到一群学生围在五年级的教室西边，于是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原来是父亲正和那位校长吵架。围在中心喝得醉醺醺的校长站立不稳，身子歪歪扭扭的，嘴里骂骂咧咧：“你这个……地主……崽子!”
此刻，我看到父亲灰白的头发在颤抖，满脸铁青，愤怒地指着校长说“你耍酒疯!你是个什么东西!”第二天，父亲和全体教师联名，一纸诉状递给了上级主管部门，这位一喝醉酒就耍酒疯的校长被赶出了校门。
为人正直的父亲在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当财务主任，日子虽然清苦，但他自得其乐。父亲对我说过：“‘富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信条。”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总统令”称，台湾地区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1988年11月19日，台湾当局准许大陆台籍国民党兵返故乡。
父亲经多方打听。辗转经香港终于联系到了日思夜想的台湾亲人。此时，两位伯父已经下世，只有舅舅尚在台湾，已入暮年的舅舅一直想回大陆看看。听说我1989年结婚，舅舅决定在我婚前成行，回故乡探亲。
一天早上不到八点，我床头的电话响了，一听，才知舅舅一家人已经到了广州。我们全家人惊喜万分，最高兴的当然是父亲。他去理了发，并换上了平日舍不得穿的中山装。
我对父亲说：“舅舅至少還要一天才会到，你慌什么?”父亲正色道“这你不懂!只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才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令父亲日思夜想的舅舅终于到了。我们全家人一直接到南阳机场。舅舅和舅妈、秘书还有保镖、表哥、表姐一行取道香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从飞机上下来，只见拄着文明棍的舅舅戴着金丝眼镜，手指上戴着两颗镶着蓝宝石的金戒指，身体精瘦但还算硬朗。
我悄悄问父亲：“舅舅已经退休。不问政事了，怎么还要人保护?”父亲说：“不是保护，是监督。到了大陆，公职人员不允许乱说乱动的，回台湾要接受检查的。”说老实话，我的心情并不算激动，但我一直注意着父亲的一举一动。
看到舅舅一行从飞机悬梯上下来。父亲的脸上泛着红光，似乎又回到了青年时代。父亲梳理得根根直立的白发在微风中摇晃着。
我突然看到父亲掏出一个干净手帕，原来父亲的泪水早已滑落下来。老泪纵横的他，上前一把将舅舅搂在怀里，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足足有四五分钟之久。
回家的路上，父亲嘴里喃喃着“整整40年了。”两位老人相携走到了堂屋。我问舅舅：“您在台湾做什么?”
“我已经退休了，以前在台湾军事委员会工作。”舅舅爽朗地说道。然后，舅舅指着身边的表哥和表姐：“他们两个也算事业有成，一个在新加坡做大老板，一个在台北开公司。”
舅舅给我结婚送的礼品是个彩电，日本东芝牌的。已经提前经香港邮局辗转邮寄到了大陆，现已放到了我的书桌上。
怎么使用我一直搞不懂。舅舅走进里屋，坐在我的席梦思床上，手拿遥控板，距离电视老远，不知怎么电视已被舅舅打开了。
看到此，我惊喜万分。要知道。当时的大陆，黑白电视机倒不少，而彩电很稀少，遥控电视大陆根本见不到。如今，大陆早已今非昔比了，不要说彩电，就是东京、纽约流行的现代化时尚玩意。在我们这儿也不是稀罕物了，价格上甚至比它们还要便宜许多。
舅舅回乡，带回来的礼品很多，诸如美元、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分别送给了我的亲戚。临返回台湾前，舅舅对我说：“此次回大陆，我还有一个小愿望。”
“什么愿望?”我忐忑不安地问道，生怕不能满足老人家那颗思乡之心。“我想见见毛主席。”“你不知道啊，他老人家早去世了。”我诧异道。“知道的。我是想看看他的雕像。”“这个容易。我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他老人家的像。”
陪同舅舅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去看毛主席的雕像，受舅舅情绪的感染，我对毛主席倍觉亲切。其实毛主席一直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毛主席的经典动作，在好多地方的雕像都是手臂高举、神采奕奕，毛主席的风采迷倒天下无数英雄好汉。
舅舅很好奇，见到毛主席的雕像都要和伟人一起合影。照相时还要像模像样模仿伟人比划一番，还要问我们他的动作学得像不像?舅舅一行终于乘上了回去的飞机。此后，舅舅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退休后闲居的父亲，一直没闲着。每逢春节前夕，是父亲最忙的时候。除夕之夜，本该一家人守候在家中火塘旁。等待着新年到来。父亲此时却还在为一大堆春联奋笔疾书，直到迎来新年的第一声炮竹。
每到乡邻不幸去世，自然会有人找父亲去帮他们写祭文，在我们这片山乡里，父亲写的祭文是出了名的。无论白话、土语，父亲都能用文字让死者的亲人感动得涕泪横流，以至直到今天一提到祭文，很多人便会提起我的父亲。
为别人写过很多祭文的父亲绝不会想到，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没有一个人能写一篇像样的祭文，以慰藉我们那无限的悲恸之情。
年幼时，我常坐在冬夜的火塘旁，听家人述说着关于父亲和舅舅的故事，品味着他们人生道路的曲折和艰辛。
从小时候记事起，我就感到低人一等，其原因在于我家有海外关系。
父亲兄弟三人，父亲是老小，大伯和二伯在1948年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在大陆时他们两个分别在国民党交通部和教育部任职。
父亲是中华民国在大陆时的高材生，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南京的公安部门任职。父亲在世时常回忆说：“在南京和重庆上班时，同事都是一身戎装，我们与戴笠、毛人凤等经常在一起开会、见面。”
“1948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一天晚上，上峰突然通知：明早6点钟紧急集合，乘飞机去台湾。”由于事发突然，我父亲与几位好友商议：“我们不去台湾。”而这是要担风险的，一旦被发现，有可能要坐牢、甚至杀头。当年我爷爷年纪大了，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父亲放心不下。大伯和二伯已去了台湾，总得留下一个人照顾全家的妻儿老小。因此，照顾家人的重担就落在了父亲身上。此时。我唯一的舅舅跟随国民党也去了台湾。父亲偷偷留了下来。虽然父亲学富五车，然而那个时候没有施展才华的地方，不得已，父亲只好在老家的一所小学任教。文革时，父亲知识全面，什么课都能教，算是发挥了他的专长，颇得各位老师的爱戴和尊敬。但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个造反派出身的人，不学无术。对出身不好的父亲总是横鼻子瞪眼睛。
我家在解放时因为祖上留下土地多达百十亩，被定为地主成分。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时日子是不好过的。留下来的父亲吃尽了苦头。他先后被打成黑帮、走资派，戴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受尽迫害和人格侮辱。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一天下午，学校的铃声响了，学生们鱼贯走出教室。随着人流我看到一群学生围在五年级的教室西边，于是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原来是父亲正和那位校长吵架。围在中心喝得醉醺醺的校长站立不稳，身子歪歪扭扭的，嘴里骂骂咧咧：“你这个……地主……崽子!”
此刻，我看到父亲灰白的头发在颤抖，满脸铁青，愤怒地指着校长说“你耍酒疯!你是个什么东西!”第二天，父亲和全体教师联名，一纸诉状递给了上级主管部门，这位一喝醉酒就耍酒疯的校长被赶出了校门。
为人正直的父亲在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当财务主任，日子虽然清苦，但他自得其乐。父亲对我说过：“‘富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信条。”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总统令”称，台湾地区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1988年11月19日，台湾当局准许大陆台籍国民党兵返故乡。
父亲经多方打听。辗转经香港终于联系到了日思夜想的台湾亲人。此时，两位伯父已经下世，只有舅舅尚在台湾，已入暮年的舅舅一直想回大陆看看。听说我1989年结婚，舅舅决定在我婚前成行，回故乡探亲。
一天早上不到八点，我床头的电话响了，一听，才知舅舅一家人已经到了广州。我们全家人惊喜万分，最高兴的当然是父亲。他去理了发，并换上了平日舍不得穿的中山装。
我对父亲说：“舅舅至少還要一天才会到，你慌什么?”父亲正色道“这你不懂!只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才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令父亲日思夜想的舅舅终于到了。我们全家人一直接到南阳机场。舅舅和舅妈、秘书还有保镖、表哥、表姐一行取道香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从飞机上下来，只见拄着文明棍的舅舅戴着金丝眼镜，手指上戴着两颗镶着蓝宝石的金戒指，身体精瘦但还算硬朗。
我悄悄问父亲：“舅舅已经退休。不问政事了，怎么还要人保护?”父亲说：“不是保护，是监督。到了大陆，公职人员不允许乱说乱动的，回台湾要接受检查的。”说老实话，我的心情并不算激动，但我一直注意着父亲的一举一动。
看到舅舅一行从飞机悬梯上下来。父亲的脸上泛着红光，似乎又回到了青年时代。父亲梳理得根根直立的白发在微风中摇晃着。
我突然看到父亲掏出一个干净手帕，原来父亲的泪水早已滑落下来。老泪纵横的他，上前一把将舅舅搂在怀里，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足足有四五分钟之久。
回家的路上，父亲嘴里喃喃着“整整40年了。”两位老人相携走到了堂屋。我问舅舅：“您在台湾做什么?”
“我已经退休了，以前在台湾军事委员会工作。”舅舅爽朗地说道。然后，舅舅指着身边的表哥和表姐：“他们两个也算事业有成，一个在新加坡做大老板，一个在台北开公司。”
舅舅给我结婚送的礼品是个彩电，日本东芝牌的。已经提前经香港邮局辗转邮寄到了大陆，现已放到了我的书桌上。
怎么使用我一直搞不懂。舅舅走进里屋，坐在我的席梦思床上，手拿遥控板，距离电视老远，不知怎么电视已被舅舅打开了。
看到此，我惊喜万分。要知道。当时的大陆，黑白电视机倒不少，而彩电很稀少，遥控电视大陆根本见不到。如今，大陆早已今非昔比了，不要说彩电，就是东京、纽约流行的现代化时尚玩意。在我们这儿也不是稀罕物了，价格上甚至比它们还要便宜许多。
舅舅回乡，带回来的礼品很多，诸如美元、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分别送给了我的亲戚。临返回台湾前，舅舅对我说：“此次回大陆，我还有一个小愿望。”
“什么愿望?”我忐忑不安地问道，生怕不能满足老人家那颗思乡之心。“我想见见毛主席。”“你不知道啊，他老人家早去世了。”我诧异道。“知道的。我是想看看他的雕像。”“这个容易。我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他老人家的像。”
陪同舅舅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去看毛主席的雕像，受舅舅情绪的感染，我对毛主席倍觉亲切。其实毛主席一直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毛主席的经典动作，在好多地方的雕像都是手臂高举、神采奕奕，毛主席的风采迷倒天下无数英雄好汉。
舅舅很好奇，见到毛主席的雕像都要和伟人一起合影。照相时还要像模像样模仿伟人比划一番，还要问我们他的动作学得像不像?舅舅一行终于乘上了回去的飞机。此后，舅舅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退休后闲居的父亲，一直没闲着。每逢春节前夕，是父亲最忙的时候。除夕之夜，本该一家人守候在家中火塘旁。等待着新年到来。父亲此时却还在为一大堆春联奋笔疾书，直到迎来新年的第一声炮竹。
每到乡邻不幸去世，自然会有人找父亲去帮他们写祭文，在我们这片山乡里，父亲写的祭文是出了名的。无论白话、土语，父亲都能用文字让死者的亲人感动得涕泪横流，以至直到今天一提到祭文，很多人便会提起我的父亲。
为别人写过很多祭文的父亲绝不会想到，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没有一个人能写一篇像样的祭文，以慰藉我们那无限的悲恸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