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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目简介
我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杨守敬集》第一册为根据，参考二十五史补编本，对《汉书地理志补校》进行阅读，并对其研究方法、研究价值等方面进行提要。《汉书地理志补校》（下称《补校》）是清末明初杰出的歷史地理学家杨守敬的著作，其刻于光绪二十六年，全书一册，分上、下二卷，凡四十页，仿宋体大字竖刻，卷首有光绪二十五年杨守敬著《自序》，各卷首页有“宜都杨守敬惺吾”字样。
二、《补校》与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的比较
杨守敬于书前附有序文，其言：“校《汉书·地理志》者，钱塘汪氏（汪远孙）稍后出，亦最精。”但“惜其甄录诸家尤多未备”，且于汪远孙书后又有陈澧，汪士铎亦为《汉志》做注，故而杨在阅读时写录札记于汪书，后经整理而成《补校》一书，其“意在补汪书”，也就较为简略，故而在阅读时应结合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
杨书在内容上对汪书进行增补。首先，是对汪书有些条目下未引史料进行补充。如京兆尹条下，《补校》就“二年更为渭南郡”句补释，以《史记·高帝纪》载“二年六月”，《异姓诸侯王表》载“元年八月”列其下。其次是对汪书未引注疏进行补充。汪远孙因时代限制和个人涉及面原因，未引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钱坫《新勘注地理志》，及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汪士铎《汉志志疑》《汉志释地略》等，故而杨书在相应条目下补引上列诸注。
对于汪书未发现及未辨明的问题，杨书引诸史料进行了分析，以得出结论，并以“案”书明自身观点。如“长安”下“高帝五年置”，以 《史记·将相年表》作六年置，杨加案曰：“《高纪》五年灭项王，六年二月都洛阳，五月车架到长安”，故可得五年置为误，而汪注于此条下仅载“五年灭项，西都长安”，未究此问题。
三、《补校》研究方法及突出成就
（1）研究方法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首先是传统的对字形、字音进行进行训诂，对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说明。如“济南郡”条“阳邱”下，注“按，《王子侯表》有杨邱共候安，阳作杨”。其次是引广引多证来驳纠旧说。如“山阳郡”条“方舆”下，引《续汉志》、《晋志》、《宋志》、《地形志》、《隋志》等都载为“方舆”，而证旧说“豫”应为“舆”。再次《补校》还结合其他文献材料和前人注疏进行逻辑分析，以察前人所不察、究前人所讹误，前对汪书之增补中已有体现。此外，还借《水经》、《水经注》及相关引注等，以山水方位来考证郡县的方位，并反过来以郡县方位考证古今水道的变迁。如“太原郡”下，晋阳龙山在西北，有盐官，晋水所处，东入汾。
（2）突出成就
尽管《汉书地理志补校》虽是对于汪书的补充，但其中观点却并不都同于汪书。其分析了《汉志》所载山川和《禹贡》、《水经》所不合者，补充了新莽时才除国之侯国，同时对一些郡县等提出了自己不同前人的见解。
①“东郡”条下，载“县二十二”。
汪注“案，当做二十三”，然未有唐邑。
杨书引《通典》及《旧唐志》、《元和郡县图志》、《后汉书·钟离意传》等证明两汉时确有唐邑县存在，且其位于东郡。其县后又分为畔、观二县，故而汉时东郡应为二十四县，而不是汪注所说的二十三县。
杨氏以新旧史料相互印证，并由其所载地理方位相推而得出结论，从而纠正了汪注的错误，并还原了东郡所辖政区。
②桂阳之阳山条下。
引应劭注“今阴山也”，并阴山，侯国。
杨注引《汉表》、《水经》证明此阴山即《汉志》之阳山，而《汉志》则载于两处，且并曰“侯国”，又可考前汉并无阴山候之封，可证明此阳山实际上是阴山之误。
杨氏以比较、排除的方法，根据不同史料间相冲突、相印证的材料做出判断，不仅纠核前注，并纠正《汉志》原文之误，此亦其研究之亮点。
③淮阳（国）之固始条下（临淮郡下有淮阳县，不同此）
汪注仅引颜注曰“本名寢兵，楚令尹孙叔敖所封地”。
杨注补引应劭于寢县下注“世祖更名曰固始”，并《续志》、《水经·颖水注》引《地理志》等，证应劭注为正确，即固始应为东汉时县，而非西汉时所有。
既校汪注未涉及及的问题，又考明《汉志》原文于时代上的疏漏。多条材料相互印证，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④山阳之西阳条下
汪注仅“侯国”。
杨注引《后汉书·刘永传》及章怀注《后汉书》、《左传》及杜注，又考的济宁州金乡县西亦有西防城，且在单父之北，故可推得西防县应为《前志》山阳之西防传写误而成。并考《汉表》，无西防候，而有西阳候之封。
根据汉表，以候之封号考侯国、县名，前阳山等亦见之，故而亦为一主要的考证方法。
⑤泰山之桑丘条下
汪注仅“旧注颜曰，春秋庄十五年，公败宋师于椉邱，即此”。
杨注，引《史记·赵世家》及《地理志》、《史表》等皆无“椉”名，故推得《汉志》误“桑”为“椉”，并以此误，汉表及水经注皆误，颜注因袭于前，故也为误。
这五条见于《汉书地理志补校》书前杨守敬的自序，不仅与汪书观点不同，关注并辨正了汪书未关注的问题，并且也纠正了前人如颜师古等的注，乃至《汉志》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虽看似为枝节问题，但也足以管窥杨氏此书的价值。
四、《补校》的价值和不足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历史是总体性、连续性的，史学研究自然也不能忽视前人的研究，《补校》整体立足于前注疏而进行查漏补缺式的补注，可以重点关注前人未曾关注到的问题，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有其优越性，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此外，杨守敬先生学问通博，所以能注意到许多我们未曾注意到的问题，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启迪。
但不可否认，《补校》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如因篇幅短小，而有些地方叙述简略，论据不够充分，且因是前注的补充，结构不够完整，无法独立的作为一本书来阅读，需与汪远孙的《汉书地理志校本》结合才能更好的把握。
总体而言，《补校》瑕不掩瑜，杨守敬先生藏书众多，为学通博，又考据精湛，将诸多典籍、注疏互相印证，大多做出了准确的校订，虽因篇幅所限而不能与他的《水经图注》、《水经注疏》、《隋书地理志考证》等相比，但此书对于《汉书地理志》研究的价值仍是不可忽视的。
作者简介：
李康甲（1994—），男，汉族，山西省晋城人，硕士研究生，单位：扬州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
我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杨守敬集》第一册为根据，参考二十五史补编本，对《汉书地理志补校》进行阅读，并对其研究方法、研究价值等方面进行提要。《汉书地理志补校》（下称《补校》）是清末明初杰出的歷史地理学家杨守敬的著作，其刻于光绪二十六年，全书一册，分上、下二卷，凡四十页，仿宋体大字竖刻，卷首有光绪二十五年杨守敬著《自序》，各卷首页有“宜都杨守敬惺吾”字样。
二、《补校》与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的比较
杨守敬于书前附有序文，其言：“校《汉书·地理志》者，钱塘汪氏（汪远孙）稍后出，亦最精。”但“惜其甄录诸家尤多未备”，且于汪远孙书后又有陈澧，汪士铎亦为《汉志》做注，故而杨在阅读时写录札记于汪书，后经整理而成《补校》一书，其“意在补汪书”，也就较为简略，故而在阅读时应结合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
杨书在内容上对汪书进行增补。首先，是对汪书有些条目下未引史料进行补充。如京兆尹条下，《补校》就“二年更为渭南郡”句补释，以《史记·高帝纪》载“二年六月”，《异姓诸侯王表》载“元年八月”列其下。其次是对汪书未引注疏进行补充。汪远孙因时代限制和个人涉及面原因，未引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钱坫《新勘注地理志》，及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汪士铎《汉志志疑》《汉志释地略》等，故而杨书在相应条目下补引上列诸注。
对于汪书未发现及未辨明的问题，杨书引诸史料进行了分析，以得出结论，并以“案”书明自身观点。如“长安”下“高帝五年置”，以 《史记·将相年表》作六年置，杨加案曰：“《高纪》五年灭项王，六年二月都洛阳，五月车架到长安”，故可得五年置为误，而汪注于此条下仅载“五年灭项，西都长安”，未究此问题。
三、《补校》研究方法及突出成就
（1）研究方法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首先是传统的对字形、字音进行进行训诂，对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说明。如“济南郡”条“阳邱”下，注“按，《王子侯表》有杨邱共候安，阳作杨”。其次是引广引多证来驳纠旧说。如“山阳郡”条“方舆”下，引《续汉志》、《晋志》、《宋志》、《地形志》、《隋志》等都载为“方舆”，而证旧说“豫”应为“舆”。再次《补校》还结合其他文献材料和前人注疏进行逻辑分析，以察前人所不察、究前人所讹误，前对汪书之增补中已有体现。此外，还借《水经》、《水经注》及相关引注等，以山水方位来考证郡县的方位，并反过来以郡县方位考证古今水道的变迁。如“太原郡”下，晋阳龙山在西北，有盐官，晋水所处，东入汾。
（2）突出成就
尽管《汉书地理志补校》虽是对于汪书的补充，但其中观点却并不都同于汪书。其分析了《汉志》所载山川和《禹贡》、《水经》所不合者，补充了新莽时才除国之侯国，同时对一些郡县等提出了自己不同前人的见解。
①“东郡”条下，载“县二十二”。
汪注“案，当做二十三”，然未有唐邑。
杨书引《通典》及《旧唐志》、《元和郡县图志》、《后汉书·钟离意传》等证明两汉时确有唐邑县存在，且其位于东郡。其县后又分为畔、观二县，故而汉时东郡应为二十四县，而不是汪注所说的二十三县。
杨氏以新旧史料相互印证，并由其所载地理方位相推而得出结论，从而纠正了汪注的错误，并还原了东郡所辖政区。
②桂阳之阳山条下。
引应劭注“今阴山也”，并阴山，侯国。
杨注引《汉表》、《水经》证明此阴山即《汉志》之阳山，而《汉志》则载于两处，且并曰“侯国”，又可考前汉并无阴山候之封，可证明此阳山实际上是阴山之误。
杨氏以比较、排除的方法，根据不同史料间相冲突、相印证的材料做出判断，不仅纠核前注，并纠正《汉志》原文之误，此亦其研究之亮点。
③淮阳（国）之固始条下（临淮郡下有淮阳县，不同此）
汪注仅引颜注曰“本名寢兵，楚令尹孙叔敖所封地”。
杨注补引应劭于寢县下注“世祖更名曰固始”，并《续志》、《水经·颖水注》引《地理志》等，证应劭注为正确，即固始应为东汉时县，而非西汉时所有。
既校汪注未涉及及的问题，又考明《汉志》原文于时代上的疏漏。多条材料相互印证，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④山阳之西阳条下
汪注仅“侯国”。
杨注引《后汉书·刘永传》及章怀注《后汉书》、《左传》及杜注，又考的济宁州金乡县西亦有西防城，且在单父之北，故可推得西防县应为《前志》山阳之西防传写误而成。并考《汉表》，无西防候，而有西阳候之封。
根据汉表，以候之封号考侯国、县名，前阳山等亦见之，故而亦为一主要的考证方法。
⑤泰山之桑丘条下
汪注仅“旧注颜曰，春秋庄十五年，公败宋师于椉邱，即此”。
杨注，引《史记·赵世家》及《地理志》、《史表》等皆无“椉”名，故推得《汉志》误“桑”为“椉”，并以此误，汉表及水经注皆误，颜注因袭于前，故也为误。
这五条见于《汉书地理志补校》书前杨守敬的自序，不仅与汪书观点不同，关注并辨正了汪书未关注的问题，并且也纠正了前人如颜师古等的注，乃至《汉志》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虽看似为枝节问题，但也足以管窥杨氏此书的价值。
四、《补校》的价值和不足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历史是总体性、连续性的，史学研究自然也不能忽视前人的研究，《补校》整体立足于前注疏而进行查漏补缺式的补注，可以重点关注前人未曾关注到的问题，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有其优越性，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此外，杨守敬先生学问通博，所以能注意到许多我们未曾注意到的问题，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启迪。
但不可否认，《补校》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如因篇幅短小，而有些地方叙述简略，论据不够充分，且因是前注的补充，结构不够完整，无法独立的作为一本书来阅读，需与汪远孙的《汉书地理志校本》结合才能更好的把握。
总体而言，《补校》瑕不掩瑜，杨守敬先生藏书众多，为学通博，又考据精湛，将诸多典籍、注疏互相印证，大多做出了准确的校订，虽因篇幅所限而不能与他的《水经图注》、《水经注疏》、《隋书地理志考证》等相比，但此书对于《汉书地理志》研究的价值仍是不可忽视的。
作者简介：
李康甲（1994—），男，汉族，山西省晋城人，硕士研究生，单位：扬州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