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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全面进入内需驱动型發展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路径，在于牢牢依靠自身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持续升级换代形成的内生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在我国经济全面转向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为此，要深刻认识和贯彻中央提出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将构建“依靠内需市场支撑→构建国内循环经济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开发和强化内需市场”的良性循环机制，作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关键词：内需政策;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扩大内需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09-0015-12
当前，准确理解和落实中央提出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不要狭隘地将中央提出的这个重大战略，简单定位为应对当前美国针对我国发起的技术封锁的短期策略，而应深刻认识到该战略所蕴含的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重大转变的科学判断和精准把握，以及该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大指导价值。即便美国不在此阶段针对我国发起技术封锁，我国也不可能再依靠全球的低端外需来实现后续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必须由一味依赖外需全面转向开发内需，实行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因此，必须科学辨析其中的核心要义，这就是在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我国经济正在进入内需驱动型、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特定阶段，通过全面激发激活我国内需的持续扩张能力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动力，强化内需对我国经济的核心支撑作用。
一、我国扩大内需政策演进轨迹及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匹配性分析
我们需要科学辨析的基本问题是，在我国经济的不同动态发展阶段中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支撑作用，及其呈现的特定动态变化特征和典型性演化规律。很显然，这是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重要手段。
（一）“内需不足、开发外需”阶段，实行“偏向于开发外需”的政策
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大概率会陷入“国民收入普遍较低→国民储蓄不足+有效内需不足→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发展困局。国民储蓄不足导致的投资能力不足，以及有效内需不足导致的供给侧部门投资动力不足，是经济起飞阶段的主要矛盾。而有效内需不足，既是国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直接结果，又是供给侧企业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特别是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不足的必然后果。而且，在此阶段还容易发生“节俭悖论”式的发展陷阱，会进一步加剧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陷入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资金能力不足之间的相互制约式的发展困局。因此，只有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一方面将国外的国民储蓄资金和外资企业引进来，破解国内投资资金不足和投资能力不足的困局，另一方面将国内企业扩张生产能力创造出的产品，通过出口渠道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从而解决国内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进而诱使和推动一国经济由经济起飞阶段，逐步转入外需拉动主导的出口导向发展阶段。在“内需不足、开发外需”阶段，我国的内外需政策，主要是实施偏向于鼓励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以及鼓励企业出口扩张的外向型发展政策。
（二）“外需扩张、带动内需”阶段，实行“推动外需扩张”的政策
我国推行的改革开放，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追逐资本和金融利益的最大化而逐步构建和推动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恰好形成了对接关系。我国利用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优势以及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基础，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快速发展和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以及以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和高技术生产设备、零配件进口循环体系为主的全球最大贸易国之一。我国深度融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既是充分利用了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的直接结果，也是地方政府为实现地区经济发展而实施良性竞争激励机制的必然结果，更是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充分释放和激发了普通民众创新创业活力和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重要效果。不容否认的是，全球发达国家对我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是拉动和促使我国经济由初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重要动力之一。与此同时，全球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相对低工资水平的就业岗位和居民增收机会，对我国的内需快速扩张和提升形成了促进作用。我国经济由此进入了“外需促进内需、内需带动外资进入”的内外良性循环体系发展阶段。随着出口部门提供的相对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就业岗位快速扩张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逐步增加，我国的内需市场规模也必然处于逐步持续扩张的阶段，但是，相对于外需对我国经济的主要支撑作用，内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仍然相对有限。因此，在“外需扩张、带动内需”阶段，我国仍维持或强化了偏向于鼓励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以及鼓励企业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政策。
（三）“外需引致国内收入不平等扩大”阶段，实行“维持外需”的政策
发达国家控制与维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背后所隐含的全球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既给我国带来了大量的相对低工资水平就业岗位，又对我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格局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角度来看，我国企业嵌入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低端生产制造组装环节，这就造成了我国本土出口企业始终遭受发达国家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逻辑控制和布局的全球贸易利益治理体系中的“纵向压榨”和“低端锁定”，导致我国本土企业难以实现从创造相对低收入就业岗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低端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向能够创造相对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高端创新研发、品牌设计和全球营销渠道构建等环节的转移和攀升[1]。这就导致了我国经济陷入劳动工资上涨能力和幅度被大大制约的困局，甚至出现了劳动力工资水平较大幅度上涨就会导致这些低端制造业环节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局面。另一方面，从国民收入再次分配角度来看，偏向于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出口基地，以及偏向于资本利益和金融利益的出口导向发展体制，必然会扩大我国国民整体层面以及不同区域间、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而且，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以银行机构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快速扩张以及各种金融投机泡沫行为的盛行，激发了那些通过出口获取财富积累的部分企业家和资本家脱离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而试图通过各种投资投机渠道“以钱生钱”的欲望和行为，由此出现了“劳动难以创造财富”“生产难以创造利润”，而“投机快速创造财富”“金融创造利润”的怪象。不可忽略的是，当前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背后代表的资本家利益和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既加大了发达国家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和中等收入群体萎缩问题，又造成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特定领域的收入不平等扩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坚持实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既造成了具有出口区位优势的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又造成了资本所有者群体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在这一阶段，即使我国在整体上已经处于“外需引致国内收入不平等扩大”阶段，但鉴于外需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外需依赖症，各级政府依然将维持外需政策作为主要发展政策。 （四）“外需减速、供给侧支撑内需侧能力不足”阶段，实行“内外需并举”的政策
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以来，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增速不断下滑，联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格局，面临逆全球化压力和挑战。这就必然会造成我国经济增长所依靠的外需市场动力机制，受到更多的外部环境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外需逐步弱化的情形下，我国的国内市场需求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持续扩张效应，出现了由消费数量型规模扩张向消费升级换代为主要形式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折期。然而，在此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供给侧的企业生产部门长期习惯于以订单式的对外加工贸易出口发展模式来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习惯于利用“低价格、低质量”经营模式来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而将国内消费者的高附加值高端需求市场拱手让给国外跨国公司和高科技企业，形成了我国本土企业占据发达国家低端市场，而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占据我国中高端市场的内外循环体系。概括而言，就是我国发生了“供给侧自主能力严重滞后于需求侧升级换代”的突出问题，这彰显了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低端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关系的逐步逆转，又发生了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快速上升的突出现象，这就导致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逐步下滑，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外需市场面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的需求不足以及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进入了重视内需和外需并举的特定发展阶段。一方面，我国的外需扩张，由于自身相对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而出现了出口增速持续下滑，导致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相对弱化;另一方面，经济持续发展推动了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使我国的内需扩张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特定时期，这就迫使我国的各级政府逐步将经济支撑动力由一味依赖外需向内外需并举战略转变，开发内需政策由此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政策之一。
（五）“外需制约、内需驱动发展”阶段，实行“偏向于内需主导”的政策
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我国发起了技术封锁和遏制。由此，我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出现“收缩之中重构、重构之中收缩”的重要特征，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全面弱化。无论是从主动角度还是被动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都应全面进入内需驱动的特定发展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我国经济也必须由外需依赖型增长模式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一方面，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只能嵌入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相对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组装制造环节，难以向高附加值、高自主创新能力、高人力资本及高收入的创新研发、品牌和营销环节攀升。这就预示着，既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只能支撑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而难以支撑发展中国家继续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只有依靠自身持续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所提供的经济内生动力机制，尤其需要构建以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本土高端市场需求扩容相互支撑式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才有可能促使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规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持续扩张，我国必然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这就决定了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自身持续扩张和升级的内需市场所释放出的增长动力。在此阶段，我国必然全面启动开发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以内需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以外需来弥补配合内需提升”的新发展格局。
二、我国经济全面进入内需主导型发展阶段的内外关键驱动因素分析
在系统性分析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全面进入内需驱动型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愈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情形下，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全面进入内需主导型发展阶段的内外关键驱动因素。
（一）国际环境因素倒逼我国经济加快进入内需驱动型发展阶段
第一，美国针对我国深度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挤压和破坏，使得我国难以利用发达国家的外需市场，迫使我国适度转向以内需驱动为内生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现阶段，要高度重视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格局：其一，既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刺激下，可能正在面临不可逆转式的破坏式重构。在我们看来，此轮发源于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国家的逆全球化趋势和贸易保护主义，未必是全球一体化持续前进中的又一次小倒退或螺旋式上升轨迹中的暂时下滑现象，而有可能是掌控既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贸易利益分配权和贸易扩张推动权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自己国家最为根本的发展利益和国家价值观，在面临来自外部巨大挑战时的彻底反思和应对战略。其二，既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可能正在发生“收缩之中重构、重构之中收缩”的重大现象。我们不能将美国对于华为的打压仅理解为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市场竞争和创新优势的担忧或者恐惧情绪，而是要深刻理解其背后可能隐含的重大现实含义。这就是，一方面，全球贸易格局的推动力，正由“最低成本”决定逻辑向“谁能唯一生产”决定逻辑演进。这可以理解为，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在积极实施制造业回流或生产基地分散策略的情形下，在某种产品或产品链某个环节具有最低生产成本的能力，再也不是推动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贸易扩张的驱动力，而具有“自由贸易”格局的，必然是那些具有“谁能唯一生产”能力产品或产品链环节中的零配件和原材料。因此，需要清醒地认清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实施的诸多策略的内核逻辑：在“谁都能生产”产品的贸易格局中，推行制造业回流或分散策略来保护本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岗位和后续发展机會;在“竞争性创新生产”产品的贸易格局中，采取封锁战略来培育壮大本国的创新企业发展机会;在“谁能唯一生产”产品的贸易格局中，推行全球自由贸易策略来获取全球市场的创新回报利益。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格局必然逐步全面转向“对等利益贸易”或“双边利益对等贸易”格局。现阶段，我国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库战略学家们提出的“对等贸易”的含义和重要战略转向认识不够、研究不够，重视也不够。美国针对中美之间的长期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提出的“对等贸易”，是强调双方贸易逆差或贸易顺差的归零状态。而在我国看来，我们认可的“对等贸易”含义，并不是双边贸易额的简单数额意义上的平等或平衡，而是贸易额中所包含的贸易利益或本国附加值利益的对等和平衡。因此，我国不能再简单地推行针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单方面的自由开放政策，而应因势利导地及时而全面转向“对等贸易”的战略思维，将构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市场对等开放”策略，适度保护我国的本土高端需求市场，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对外发展战略的基础所在。 第二，美国针对我国实施的全面技术创新封锁战略以及针对我国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的遏制策略，迫使我国清醒地认识到以往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和“技术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发展模式的缺陷，我国必须走依靠自身庞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国内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循环体系的发展道路。针对我国快速扩张的GDP规模实力及其全球影响力的稳步提升，面对我国在部分产业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全球优势逐步强化，美国带着“零和博弈”的狭隘发展观以及“非此即彼”的简单国家价值观思维，认为我国的持续发展壮大可能会危及其国家利益，从而针对我国逐步实施技术封锁和经济遏制策略。如果我国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全面开放战略，既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也可能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吸引全球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和高技术企业到我国投资设立合资或外资企业，可使这些企业利用我国的相对低成本优势获取利益的最大化，抢占我国逐步扩张的高端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实施“以市场换技术”和“技术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发展模式，来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以及实现我国本土高科技企业的全球化战略[3]。实际上，这造成的客观后果是：一方面，外资企业利用自身长期经营的高质量品牌产品，占据了我国的中高端消费市场，形成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对国外高质量品牌产品的特定偏好，进而挤占和掐断了我国本土企业利用本土中高端市场需求空间来培育和强化自身创新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和循环机制，削弱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我国积极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和“技术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发展策略遇到了瓶颈。我国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以市场换技术”策略造成的后果是“高端市场让出去了，先进技术却难以换回来”的发展陷阱，而“技术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策略则在不少产业领域造成了“对外技术引进造成自主创新能力停滞不前”的发展困局。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我国在部分关键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对发达国家形成了长期的购买依赖。美国针对我国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全面封锁和遏制行为，危及我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而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问题，只能依靠我国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全面突破来加以彻底解决[4]。因此，我们需要更为清醒看到的机会是持续扩张和升级的庞大内需市场，可为我国本土企业创造大国经济特有的“本土企业巨额创新研发投入→本土高端需求市场+本国消费者购买本土企业的高价格创新产品→本土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回收和补偿”的良性循环机制，进而从根本上激发激活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动力，从而真正建成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的创新型国家。
第三，内需扩大和内需升级战略，决定了我国应对当前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争取参与全球新贸易体系的更大利益机会以及面对外部遏制换取腾挪战略空间的制胜策略。美国发起的逆全球化措施，必然会给我国持续深入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带来较大风险和挑战。在我们看来，科学辨清美国试图解体和重构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其内在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内部矛盾外部化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和金融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产品链的布局，进一步依靠产业链和产品链的所有环节和重新组合，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必然造成的后果是，西方发达国家无法解决自身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和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减少的问题。在这些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产生的矛盾难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得到调和与解决的情形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的最优策略就是采取内部矛盾外部化策略，将这些内部矛盾的产生源泉引向其他国家，故意制造摩擦和冲突，强迫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实施最大的单向市场开放让步策略，从而解决美国低端制造业空心化和中等收入阶层就业岗位下滑的内部矛盾问题[5]。另一方面，深入理解当前美国对既有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破环和重构动机，不宜将之简单理解为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全盘否定。其动机是要构建更加符合美国等少数国家利益和竞争优势的新全球贸易治理规则。从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和策略来看，美国并不是要针对中美经贸关系尽快实施“全面脱钩”战略，而是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强迫我国单方面对美国开放更大市场，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同时，全面封锁和围堵我国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扩张及其对美国跨国公司的挑战。这深刻揭示出美国试图通过改变既有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谋求美国针对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单方面、不对称贸易优势的实质意图。这也是美国“优先主义”的重要内涵。需要看到的基本规律是，在美国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一系列操作和破坏下，全球新格局形成的可能基本原则是，内需决定外需，外需依赖内需，即一国的内需规模决定其谋求外需市场的能力，内需决定双边开放机会，也决定可能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其中的含义是，一国内需市场规模越大，进口能力就相对越大，与全球主要国家实施“对等贸易”或者“公平贸易”的博弈能力相对越强，自身优势产品的出口空间相对就越大，利用全球外需空间的能力就越强。因此，从这层意义来看，我国未来内需市场规模空间，既能够决定自身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又能够影响我国在未来全球复杂形势下争取最大外需空间的博弈能力。
（二）国内环境因素驱动我国经济加快进入内需驱动型发展阶段
第一，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行路径，就在于牢牢依靠自身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持续升级换代形成的经济内生型增长动力机制。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关键发展时期，对于我国这样的拥有庞大体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體，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众多争论和质疑。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可以通过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和相对齐全的工业基础体系，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利用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主导的外需市场空间，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化的发展目标，但在既有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所蕴含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之下，类似中国这样的庞大体量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发展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会针对性发起技术封锁和出口限制政策;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蕴含的外需体量和内在动力，只能促使我国相对低附加值、低技术创新含量、难以创造高端人力资本就业岗位的低端制造业实现规模扩张，而难以激发我国相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创新含量、可以创造高端人力资本就业岗位的中高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培育和升级。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端制造业以及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恰恰是推动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微观基础动力。 第二，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全面转入高质量增长的特定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必须体现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强化，及其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能力。而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强化，只能依附于快速扩张和升级换代的本土需求市场。推动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我国由初级高收入国家持续升级为中级高收入国家乃至高级高收入国家的艰巨发展任务，必须科学定位和全面打造不同阶段的不同经济增长动力。不同于可以完全依靠出口导向来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小型经济体，针对我国这样的体量巨大的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增长动力必须主要是内生型动力，只能是依靠本国内需市场和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而形成国内良性循环机制。从当前我国的发展条件来看，一方面，2020—2035年，我国的既定发展目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翻一番，这就意味着伴随着本国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必然带来的结果是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当前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供给侧的本土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在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的自主突破能力，全面滞后于需求侧的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中高端需求。在美国对我国本土高科技企业生产的高质量产品采取封锁和遏制的情形下，充分利用我国自身最为重要的迅速扩张的本土中高端需求市场这个战略资源优势，就必然成为激励和支撑我国本土企业进行巨额创新研发投入的最为重要的有效補偿回收机制，成为促进维持我国今后经济持续增长最为重要的内生机制，由此显示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只能依靠本土市场发育而成的高端消费需求这个基础条件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准确理解和落实中央提出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战略的深刻含义。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央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2020—2035年我国GDP规模翻一番以及2035—2050年GDP规模再增长至少70%以上的既定发展目标这个核心基础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内需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这个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基础。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最大的发展机遇就是：一方面，必须保证2020—2035年GDP总量规模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而2035—2050年GDP总量规模在2020年的基础上至少再增长70%以上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必须将按照家庭年收入10万元的绝对标准（2019年价格）计算的城乡低收入人群占我国人口的近65%，2035年降低到30%，2050年降低到10%。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必然带来2020—2050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两番和内需市场再扩张两倍的发展目标，因此，即便在我国出口规模无法再扩张的情形下，有效利用好我国的内需扩张和消费升级换代的内部机会，我国仍然可以顺利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科学辨析中央提出的这个全新战略的核心要义：一方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就是以充分开发国内快速扩张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为基础，既要构建本土市场需求和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相互支撑式循环机制，又要构建不同区域板块之间的产业链、产品链和创新链分工和协作体系，更要从谋求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能力角度实施进口替代和自主可控的国内布局策略。因此，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的基础，既是充分开发内需对我国经济的核心支撑作用，又是在愈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保护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的必要策略。另一方面，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强调我国实施的国内循环机制，并不是单纯地谋求排外或封闭式的新战略，而是在强调在国内循环机制基础上，谋求与处于深刻变化背景中的全球贸易体系对接能力的新机会，促进符合“公平、共享、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形成。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恐吓和围堵，我国应在谋求夯实和强化自身发展基础的前提下，再去布局参与全球新贸易体系的影响力，乃至对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的推动力。
三、当前加快我国经济转向内需驱动发展模式面临的突出体制机制障碍
在当前我国经济全面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阶段的进程中，仍然面临一系列突出的体制机制障碍因素，制约着我国内需规模的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一，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力不足，造成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就业群体工资持续增长动力相对不足，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我国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既在于人均GDP的持续增长，又在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更在于多数居民群体工资水平的可持续增长。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制造业部门，是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然而，近年来，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及其增速一直处于众多国民产业部门的相对较低水平，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判断是，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可持续增长动力相对不足，是制约我国内需持续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的增长能力，既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增长能力，又决定了生活性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增长能力。因此，进一步可以认识到的基本规律是，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及其增速，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部门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性因素。从国家层面来看，并不存在与制造业部门可持续发展能力相脱离的服务业独立发展模式，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支撑。造成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增长乏力的背后核心动因是：一方面，我国制造业部门的规模虽然相对比较庞大，但是，无论是从整体自主创新能力角度来看，还是从全球竞争优势地位角度来看，抑或从高科技跨国企业的数量和质量角度来看，与世界上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都还处于劣势。这造成的后果是，我国的制造业部门，既因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低和生产高质量产品能力相对不足，而难以创造出较大规模的高人力资本同时也是高工资水平的创新研发、高产品质量生产等领域的就业岗位，也因为不具有相对较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难以支撑普通劳动者、各层次技术工人和各种工程师持续增长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多数的制造业部门，要么被局限于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传统制造业，要么集中在市场进入壁垒相对较低的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我国某些关键要素市场，仍然存在政府干预现象，导致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相对不足，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获取政府控制的关键要素资源能力方面的体制性差异。而长期难以消除的体制性产能过剩现象及其带来的低价格市场过度竞争模式，造成了我国制造业部门持续性的低市场盈利能力，而长期的相对较低市场盈利能力及其预期，又会进一步抑制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先进设备投资动力和创新研发投入能力，导致我国制造业部门进入“低价格主导的过度竞争模式→制造业部门低利润率→高质量投资动力和自主创新研发投入能力不足→创造高人力资本高收入的就业岗位能力不足→内需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能力不足→本土需求引致本土自主创新内生机制失效”的恶性循环发展路径。 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对我国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水平可持续提升产生突出的制约效应，对我国内需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了突出的阻碍作用。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难以忽略的影响。其中，最容易受到忽略的负面影响效应，就是对我国出口部门特别是出口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增长形成的突出制约效应。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严格控制全球价值链中的利润最大化环节及其全球贸易利益分配权，利用代工和外包行为中的价格“纵向压榨”机制，试图将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中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组装制造环节，从而维护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最大利益份额，限制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对发达国家企业全球竞争优势的追赶效应和挤压效应。而理解此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隐含的价格控制机制，对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工资支付能力以及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能力，产生了一系列制约作用。一方面，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实是，即便是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庞大生产能力的我国出口企业，多数也是以贴牌代工方式参与到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或国际大买家（同时也是国际大卖家）掌控的全球出口市场。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和国际大买家，既控制了这些产品的品牌和设计环节，又牢牢控制了这些产品的全球营销渠道，因而会利用买方垄断势力控制这些产品的采购权和定价权。在控制了全球产品的采购权和定价权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就被锁定了。这些拥有采购权的跨国企业或国际大买家，会经常性地强制要求出口企业采取一切手段压低生产成本，其中，最容易受到挤压的生产成本就是劳动力工资成本，这就造成了我国出口部门特别是出口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增长动力不足[6]。另一方面，一旦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由于劳动力供需关系逆转导致成本上涨，这些跨国企业或国际大买家，就会将这些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组装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继续维持自身对出口产品的采购定价权和利润最大化攫取能力。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或国际大买家拥有的生产能力跨国转移能力，成为“压榨”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利润和阻碍其工资水平增长的最有利博弈筹码和手段。而且，发达国家的高科技跨国企业为了抢占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端市场需求，通常会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生产企业，通过提供较高工资水平的就业岗位来吸引和集聚发展中国家的高学历人才和高技术工人，削弱本土企业在中高端人力资本方面的吸引力及其谋取自主创新的人才支撑能力。这些叠加因素的综合作用，进一步对我国内需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了突出的阻碍作用。
第三，经济金融化倾向和“钱生钱”逻辑链条的强化，固化甚至扩大了我国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不平等，导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相对不足。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全面且有效地形成“劳动创造收入”“技术创造收入”“知识创造收入”“创新创造收入”的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也并未形成“平等股权创造财富”“企业主人创造收入”的再次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相反，却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垄断创造财富”“投机创造财富”“金融创造最大利润”等初次和再次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其核心问题出在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科学认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始终贯彻“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创造获取合理的收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功能，就是要在市场运行机制中最大程度地限制各种形式的“钱生钱”“垄断生钱”“权力生钱”“投机生钱”的机会空间，依靠政府调节功能来保障各种形式的“劳动创造收入”“技术创造收入”“创新创造收入”以及“平等股权创造财富”“企业主人创造财富”的机会空间。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看，应该存在典型的“橄榄型”结构特征，即中等收入群体占据最为主要的份额，而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所占份额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相对较小的比重区间内。然而，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特征来看，中低收入群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出現这一现象，固然与我国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特点密切相关，但是，尤为不能忽略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重要体制机制性扭曲因素，加剧了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不平等，也导致了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相对不足现象的发生。这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一个突出因素是，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运行体制中，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经济金融化倾向和“钱生钱”盈利模式。一方面，由于制造业部门长期的低利润率，大量制造业部门特别是民营经济部门中发生了投资动力不足以及生产资金逐步转移出制造业部门的现象。这些制造业部门要么将生产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或金融投资投机部门，要么将资金逐步转移到国外，导致了“钱生钱”经营行为逻辑的盛行，使得部分人的财富积累能力急速膨胀，拉大了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无论是我国既有的国有资本主导的银行体系，还是各种新兴的资本市场中，均存在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或信息不对称地位优势，谋求自身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行为特征，造成了金融部门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正常市场盈利能力的掠夺效应。其造成的后果是，既激发了实体经济部门“脱实入虚”的行为动机，也由于金融部门就业人员和制造业就业人员工资水平之间的较大差距，大量高学历人才流向金融部门工作，激发了追逐“钱生钱”的行为动机。
四、我国今后的策略转向与可能的重点改革突破口
在科学判断我国经济正在全面进入内需驱动主导型发展阶段的重大事实前提下，特别是在重点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加快转向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体制机制障碍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今后的策略转向与可能的重点改革突破口是：
第一，深刻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由外需依赖型增长模式全面转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能否有效推动内需的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决定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面对当前愈加复杂的逆全球化格局和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型动力机制关键转换期的双重压力，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内需驱动型增长路径。而推进我国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加快形成的基础前提性条件，就在于伴随我国人均GDP的持续增长所必然带来的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因此，在我们看来，2020—203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就是在GDP规模翻一番的情形下，推动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翻一番。在此特定发展阶段，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就成为我国所有经济社会改革举措的落脚点。为此，一方面，要加快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培育和强化，这是制造业部门就业人员工资水平能够至少翻一番的基础条件。并且，只有在实现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才能具备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部门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就业人员工资水平翻一番的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只有通过促进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全面融合体系的形成，才能促使我国经济在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释放出足够数量的高人力资本、高收入的就业岗位，进而促使我国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加快形成。 第二，当前迫切需要抛弃试图通过对外资企业出让本国高端需求市场来换取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包容空间的幻想。要将我国持续扩张的内需市场，善于用作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的重要资源。在我们看来，美国针对我国发起的技术封锁和经济遏制，其目标是试图通过采取极端施压政策来强迫我国采取针对美国单方面市场开放的妥协政策，从而在我国迅速扩张的内需市场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同时，借机遏制我国本土高科技企业的全球化崛起机会。基于此，我国必须将自身宝贵的内需市场空间特别是中高端内需市场，看作一种全球利益博弈的战略性资源。具体的应对策略是：一是利用我国今后的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深化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加快构建“发展利益共同体”。二是利用我国内需翻番式扩张的战略资源，强化与欧盟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共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体系的形成和WTO的改革。警惕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对我国持续强化的技术封锁和经济遏制，适当地限制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在我国内需市场的巨大利益所得，针对这些国家实施完全的“对等利益贸易”“对等市场开放”“对等投资开放”等博弈策略。三是强化与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要与这些国家尽快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将我国内需市场优先对这些新兴国家进行开放。
第三，深刻认识和贯彻中央提出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战略，将构建“依靠内需市场支撑→构建国内循环经济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开发和强化内需市场”的良性循环机制，作为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的基础在于“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目的在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由此可清晰地看出，该战略的核心基础，既在于将我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动力转移到借助内需市场，实施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又在于通过布局国内经济和产业层面的大循环体系，进一步开发和强化内需市场，进而促进“依靠内需市场支撑→构建国内循环经济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开发和强化内需市场”的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为此，在我们看來，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重点是尽快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方面，采取各种改革手段将我国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按2019年价格计算）的低收入群体，尽快由占我国人口近65%的比重下降为30%以下，加快形成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国民收入分配新格局;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特殊的企业制度设计，彻底扭转“垄断创造财富”“投机创造财富”“权力创造收入”“关系创造收入”“金融创造最大利润”等一系列不合理的初次和再次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创造出“劳动创造收入”“技术创造收入”“知识创造收入”“创新创造收入”的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以及“平等股权创造财富”“企业主人创造收入”的再次国民收入分配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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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重谱）
关键词：内需政策;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扩大内需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09-0015-12
当前，准确理解和落实中央提出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不要狭隘地将中央提出的这个重大战略，简单定位为应对当前美国针对我国发起的技术封锁的短期策略，而应深刻认识到该战略所蕴含的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重大转变的科学判断和精准把握，以及该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大指导价值。即便美国不在此阶段针对我国发起技术封锁，我国也不可能再依靠全球的低端外需来实现后续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必须由一味依赖外需全面转向开发内需，实行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因此，必须科学辨析其中的核心要义，这就是在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我国经济正在进入内需驱动型、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特定阶段，通过全面激发激活我国内需的持续扩张能力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动力，强化内需对我国经济的核心支撑作用。
一、我国扩大内需政策演进轨迹及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匹配性分析
我们需要科学辨析的基本问题是，在我国经济的不同动态发展阶段中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支撑作用，及其呈现的特定动态变化特征和典型性演化规律。很显然，这是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重要手段。
（一）“内需不足、开发外需”阶段，实行“偏向于开发外需”的政策
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大概率会陷入“国民收入普遍较低→国民储蓄不足+有效内需不足→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发展困局。国民储蓄不足导致的投资能力不足，以及有效内需不足导致的供给侧部门投资动力不足，是经济起飞阶段的主要矛盾。而有效内需不足，既是国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直接结果，又是供给侧企业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特别是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不足的必然后果。而且，在此阶段还容易发生“节俭悖论”式的发展陷阱，会进一步加剧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陷入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资金能力不足之间的相互制约式的发展困局。因此，只有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一方面将国外的国民储蓄资金和外资企业引进来，破解国内投资资金不足和投资能力不足的困局，另一方面将国内企业扩张生产能力创造出的产品，通过出口渠道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从而解决国内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进而诱使和推动一国经济由经济起飞阶段，逐步转入外需拉动主导的出口导向发展阶段。在“内需不足、开发外需”阶段，我国的内外需政策，主要是实施偏向于鼓励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以及鼓励企业出口扩张的外向型发展政策。
（二）“外需扩张、带动内需”阶段，实行“推动外需扩张”的政策
我国推行的改革开放，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追逐资本和金融利益的最大化而逐步构建和推动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恰好形成了对接关系。我国利用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优势以及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基础，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快速发展和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以及以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和高技术生产设备、零配件进口循环体系为主的全球最大贸易国之一。我国深度融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既是充分利用了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的直接结果，也是地方政府为实现地区经济发展而实施良性竞争激励机制的必然结果，更是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充分释放和激发了普通民众创新创业活力和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重要效果。不容否认的是，全球发达国家对我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是拉动和促使我国经济由初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重要动力之一。与此同时，全球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相对低工资水平的就业岗位和居民增收机会，对我国的内需快速扩张和提升形成了促进作用。我国经济由此进入了“外需促进内需、内需带动外资进入”的内外良性循环体系发展阶段。随着出口部门提供的相对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就业岗位快速扩张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逐步增加，我国的内需市场规模也必然处于逐步持续扩张的阶段，但是，相对于外需对我国经济的主要支撑作用，内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仍然相对有限。因此，在“外需扩张、带动内需”阶段，我国仍维持或强化了偏向于鼓励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以及鼓励企业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政策。
（三）“外需引致国内收入不平等扩大”阶段，实行“维持外需”的政策
发达国家控制与维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背后所隐含的全球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既给我国带来了大量的相对低工资水平就业岗位，又对我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格局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角度来看，我国企业嵌入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低端生产制造组装环节，这就造成了我国本土出口企业始终遭受发达国家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逻辑控制和布局的全球贸易利益治理体系中的“纵向压榨”和“低端锁定”，导致我国本土企业难以实现从创造相对低收入就业岗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低端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向能够创造相对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高端创新研发、品牌设计和全球营销渠道构建等环节的转移和攀升[1]。这就导致了我国经济陷入劳动工资上涨能力和幅度被大大制约的困局，甚至出现了劳动力工资水平较大幅度上涨就会导致这些低端制造业环节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局面。另一方面，从国民收入再次分配角度来看，偏向于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出口基地，以及偏向于资本利益和金融利益的出口导向发展体制，必然会扩大我国国民整体层面以及不同区域间、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而且，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以银行机构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快速扩张以及各种金融投机泡沫行为的盛行，激发了那些通过出口获取财富积累的部分企业家和资本家脱离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而试图通过各种投资投机渠道“以钱生钱”的欲望和行为，由此出现了“劳动难以创造财富”“生产难以创造利润”，而“投机快速创造财富”“金融创造利润”的怪象。不可忽略的是，当前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背后代表的资本家利益和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既加大了发达国家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和中等收入群体萎缩问题，又造成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特定领域的收入不平等扩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坚持实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既造成了具有出口区位优势的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又造成了资本所有者群体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在这一阶段，即使我国在整体上已经处于“外需引致国内收入不平等扩大”阶段，但鉴于外需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外需依赖症，各级政府依然将维持外需政策作为主要发展政策。 （四）“外需减速、供给侧支撑内需侧能力不足”阶段，实行“内外需并举”的政策
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以来，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增速不断下滑，联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格局，面临逆全球化压力和挑战。这就必然会造成我国经济增长所依靠的外需市场动力机制，受到更多的外部环境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外需逐步弱化的情形下，我国的国内市场需求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持续扩张效应，出现了由消费数量型规模扩张向消费升级换代为主要形式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折期。然而，在此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供给侧的企业生产部门长期习惯于以订单式的对外加工贸易出口发展模式来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习惯于利用“低价格、低质量”经营模式来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而将国内消费者的高附加值高端需求市场拱手让给国外跨国公司和高科技企业，形成了我国本土企业占据发达国家低端市场，而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占据我国中高端市场的内外循环体系。概括而言，就是我国发生了“供给侧自主能力严重滞后于需求侧升级换代”的突出问题，这彰显了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低端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关系的逐步逆转，又发生了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快速上升的突出现象，这就导致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逐步下滑，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外需市场面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的需求不足以及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进入了重视内需和外需并举的特定发展阶段。一方面，我国的外需扩张，由于自身相对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而出现了出口增速持续下滑，导致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相对弱化;另一方面，经济持续发展推动了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使我国的内需扩张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特定时期，这就迫使我国的各级政府逐步将经济支撑动力由一味依赖外需向内外需并举战略转变，开发内需政策由此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政策之一。
（五）“外需制约、内需驱动发展”阶段，实行“偏向于内需主导”的政策
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我国发起了技术封锁和遏制。由此，我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出现“收缩之中重构、重构之中收缩”的重要特征，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全面弱化。无论是从主动角度还是被动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都应全面进入内需驱动的特定发展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我国经济也必须由外需依赖型增长模式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一方面，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只能嵌入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相对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组装制造环节，难以向高附加值、高自主创新能力、高人力资本及高收入的创新研发、品牌和营销环节攀升。这就预示着，既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只能支撑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而难以支撑发展中国家继续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只有依靠自身持续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所提供的经济内生动力机制，尤其需要构建以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本土高端市场需求扩容相互支撑式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才有可能促使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规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持续扩张，我国必然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这就决定了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自身持续扩张和升级的内需市场所释放出的增长动力。在此阶段，我国必然全面启动开发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以内需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以外需来弥补配合内需提升”的新发展格局。
二、我国经济全面进入内需主导型发展阶段的内外关键驱动因素分析
在系统性分析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全面进入内需驱动型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愈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情形下，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全面进入内需主导型发展阶段的内外关键驱动因素。
（一）国际环境因素倒逼我国经济加快进入内需驱动型发展阶段
第一，美国针对我国深度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挤压和破坏，使得我国难以利用发达国家的外需市场，迫使我国适度转向以内需驱动为内生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现阶段，要高度重视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格局：其一，既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刺激下，可能正在面临不可逆转式的破坏式重构。在我们看来，此轮发源于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国家的逆全球化趋势和贸易保护主义，未必是全球一体化持续前进中的又一次小倒退或螺旋式上升轨迹中的暂时下滑现象，而有可能是掌控既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贸易利益分配权和贸易扩张推动权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自己国家最为根本的发展利益和国家价值观，在面临来自外部巨大挑战时的彻底反思和应对战略。其二，既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可能正在发生“收缩之中重构、重构之中收缩”的重大现象。我们不能将美国对于华为的打压仅理解为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市场竞争和创新优势的担忧或者恐惧情绪，而是要深刻理解其背后可能隐含的重大现实含义。这就是，一方面，全球贸易格局的推动力，正由“最低成本”决定逻辑向“谁能唯一生产”决定逻辑演进。这可以理解为，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在积极实施制造业回流或生产基地分散策略的情形下，在某种产品或产品链某个环节具有最低生产成本的能力，再也不是推动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贸易扩张的驱动力，而具有“自由贸易”格局的，必然是那些具有“谁能唯一生产”能力产品或产品链环节中的零配件和原材料。因此，需要清醒地认清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实施的诸多策略的内核逻辑：在“谁都能生产”产品的贸易格局中，推行制造业回流或分散策略来保护本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岗位和后续发展机會;在“竞争性创新生产”产品的贸易格局中，采取封锁战略来培育壮大本国的创新企业发展机会;在“谁能唯一生产”产品的贸易格局中，推行全球自由贸易策略来获取全球市场的创新回报利益。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格局必然逐步全面转向“对等利益贸易”或“双边利益对等贸易”格局。现阶段，我国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库战略学家们提出的“对等贸易”的含义和重要战略转向认识不够、研究不够，重视也不够。美国针对中美之间的长期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提出的“对等贸易”，是强调双方贸易逆差或贸易顺差的归零状态。而在我国看来，我们认可的“对等贸易”含义，并不是双边贸易额的简单数额意义上的平等或平衡，而是贸易额中所包含的贸易利益或本国附加值利益的对等和平衡。因此，我国不能再简单地推行针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单方面的自由开放政策，而应因势利导地及时而全面转向“对等贸易”的战略思维，将构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市场对等开放”策略，适度保护我国的本土高端需求市场，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对外发展战略的基础所在。 第二，美国针对我国实施的全面技术创新封锁战略以及针对我国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的遏制策略，迫使我国清醒地认识到以往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和“技术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发展模式的缺陷，我国必须走依靠自身庞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国内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循环体系的发展道路。针对我国快速扩张的GDP规模实力及其全球影响力的稳步提升，面对我国在部分产业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全球优势逐步强化，美国带着“零和博弈”的狭隘发展观以及“非此即彼”的简单国家价值观思维，认为我国的持续发展壮大可能会危及其国家利益，从而针对我国逐步实施技术封锁和经济遏制策略。如果我国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全面开放战略，既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也可能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吸引全球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和高技术企业到我国投资设立合资或外资企业，可使这些企业利用我国的相对低成本优势获取利益的最大化，抢占我国逐步扩张的高端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实施“以市场换技术”和“技术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发展模式，来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以及实现我国本土高科技企业的全球化战略[3]。实际上，这造成的客观后果是：一方面，外资企业利用自身长期经营的高质量品牌产品，占据了我国的中高端消费市场，形成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对国外高质量品牌产品的特定偏好，进而挤占和掐断了我国本土企业利用本土中高端市场需求空间来培育和强化自身创新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和循环机制，削弱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我国积极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和“技术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发展策略遇到了瓶颈。我国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以市场换技术”策略造成的后果是“高端市场让出去了，先进技术却难以换回来”的发展陷阱，而“技术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策略则在不少产业领域造成了“对外技术引进造成自主创新能力停滞不前”的发展困局。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我国在部分关键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对发达国家形成了长期的购买依赖。美国针对我国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全面封锁和遏制行为，危及我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而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问题，只能依靠我国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全面突破来加以彻底解决[4]。因此，我们需要更为清醒看到的机会是持续扩张和升级的庞大内需市场，可为我国本土企业创造大国经济特有的“本土企业巨额创新研发投入→本土高端需求市场+本国消费者购买本土企业的高价格创新产品→本土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回收和补偿”的良性循环机制，进而从根本上激发激活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动力，从而真正建成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的创新型国家。
第三，内需扩大和内需升级战略，决定了我国应对当前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争取参与全球新贸易体系的更大利益机会以及面对外部遏制换取腾挪战略空间的制胜策略。美国发起的逆全球化措施，必然会给我国持续深入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带来较大风险和挑战。在我们看来，科学辨清美国试图解体和重构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其内在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内部矛盾外部化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和金融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产品链的布局，进一步依靠产业链和产品链的所有环节和重新组合，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必然造成的后果是，西方发达国家无法解决自身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和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减少的问题。在这些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产生的矛盾难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得到调和与解决的情形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的最优策略就是采取内部矛盾外部化策略，将这些内部矛盾的产生源泉引向其他国家，故意制造摩擦和冲突，强迫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实施最大的单向市场开放让步策略，从而解决美国低端制造业空心化和中等收入阶层就业岗位下滑的内部矛盾问题[5]。另一方面，深入理解当前美国对既有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破环和重构动机，不宜将之简单理解为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全盘否定。其动机是要构建更加符合美国等少数国家利益和竞争优势的新全球贸易治理规则。从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和策略来看，美国并不是要针对中美经贸关系尽快实施“全面脱钩”战略，而是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强迫我国单方面对美国开放更大市场，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同时，全面封锁和围堵我国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扩张及其对美国跨国公司的挑战。这深刻揭示出美国试图通过改变既有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谋求美国针对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单方面、不对称贸易优势的实质意图。这也是美国“优先主义”的重要内涵。需要看到的基本规律是，在美国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一系列操作和破坏下，全球新格局形成的可能基本原则是，内需决定外需，外需依赖内需，即一国的内需规模决定其谋求外需市场的能力，内需决定双边开放机会，也决定可能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其中的含义是，一国内需市场规模越大，进口能力就相对越大，与全球主要国家实施“对等贸易”或者“公平贸易”的博弈能力相对越强，自身优势产品的出口空间相对就越大，利用全球外需空间的能力就越强。因此，从这层意义来看，我国未来内需市场规模空间，既能够决定自身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又能够影响我国在未来全球复杂形势下争取最大外需空间的博弈能力。
（二）国内环境因素驱动我国经济加快进入内需驱动型发展阶段
第一，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行路径，就在于牢牢依靠自身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持续升级换代形成的经济内生型增长动力机制。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关键发展时期，对于我国这样的拥有庞大体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體，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众多争论和质疑。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可以通过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和相对齐全的工业基础体系，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利用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主导的外需市场空间，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化的发展目标，但在既有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所蕴含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之下，类似中国这样的庞大体量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发展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会针对性发起技术封锁和出口限制政策;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蕴含的外需体量和内在动力，只能促使我国相对低附加值、低技术创新含量、难以创造高端人力资本就业岗位的低端制造业实现规模扩张，而难以激发我国相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创新含量、可以创造高端人力资本就业岗位的中高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培育和升级。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端制造业以及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恰恰是推动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微观基础动力。 第二，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全面转入高质量增长的特定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必须体现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强化，及其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能力。而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强化，只能依附于快速扩张和升级换代的本土需求市场。推动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我国由初级高收入国家持续升级为中级高收入国家乃至高级高收入国家的艰巨发展任务，必须科学定位和全面打造不同阶段的不同经济增长动力。不同于可以完全依靠出口导向来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小型经济体，针对我国这样的体量巨大的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增长动力必须主要是内生型动力，只能是依靠本国内需市场和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而形成国内良性循环机制。从当前我国的发展条件来看，一方面，2020—2035年，我国的既定发展目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翻一番，这就意味着伴随着本国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必然带来的结果是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当前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供给侧的本土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在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的自主突破能力，全面滞后于需求侧的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中高端需求。在美国对我国本土高科技企业生产的高质量产品采取封锁和遏制的情形下，充分利用我国自身最为重要的迅速扩张的本土中高端需求市场这个战略资源优势，就必然成为激励和支撑我国本土企业进行巨额创新研发投入的最为重要的有效補偿回收机制，成为促进维持我国今后经济持续增长最为重要的内生机制，由此显示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只能依靠本土市场发育而成的高端消费需求这个基础条件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准确理解和落实中央提出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战略的深刻含义。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央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2020—2035年我国GDP规模翻一番以及2035—2050年GDP规模再增长至少70%以上的既定发展目标这个核心基础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内需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这个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基础。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最大的发展机遇就是：一方面，必须保证2020—2035年GDP总量规模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而2035—2050年GDP总量规模在2020年的基础上至少再增长70%以上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必须将按照家庭年收入10万元的绝对标准（2019年价格）计算的城乡低收入人群占我国人口的近65%，2035年降低到30%，2050年降低到10%。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必然带来2020—2050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两番和内需市场再扩张两倍的发展目标，因此，即便在我国出口规模无法再扩张的情形下，有效利用好我国的内需扩张和消费升级换代的内部机会，我国仍然可以顺利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科学辨析中央提出的这个全新战略的核心要义：一方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就是以充分开发国内快速扩张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为基础，既要构建本土市场需求和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相互支撑式循环机制，又要构建不同区域板块之间的产业链、产品链和创新链分工和协作体系，更要从谋求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能力角度实施进口替代和自主可控的国内布局策略。因此，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的基础，既是充分开发内需对我国经济的核心支撑作用，又是在愈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保护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的必要策略。另一方面，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强调我国实施的国内循环机制，并不是单纯地谋求排外或封闭式的新战略，而是在强调在国内循环机制基础上，谋求与处于深刻变化背景中的全球贸易体系对接能力的新机会，促进符合“公平、共享、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形成。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恐吓和围堵，我国应在谋求夯实和强化自身发展基础的前提下，再去布局参与全球新贸易体系的影响力，乃至对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的推动力。
三、当前加快我国经济转向内需驱动发展模式面临的突出体制机制障碍
在当前我国经济全面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阶段的进程中，仍然面临一系列突出的体制机制障碍因素，制约着我国内需规模的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一，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力不足，造成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就业群体工资持续增长动力相对不足，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我国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既在于人均GDP的持续增长，又在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更在于多数居民群体工资水平的可持续增长。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制造业部门，是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然而，近年来，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及其增速一直处于众多国民产业部门的相对较低水平，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判断是，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可持续增长动力相对不足，是制约我国内需持续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的增长能力，既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增长能力，又决定了生活性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增长能力。因此，进一步可以认识到的基本规律是，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及其增速，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部门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性因素。从国家层面来看，并不存在与制造业部门可持续发展能力相脱离的服务业独立发展模式，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支撑。造成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增长乏力的背后核心动因是：一方面，我国制造业部门的规模虽然相对比较庞大，但是，无论是从整体自主创新能力角度来看，还是从全球竞争优势地位角度来看，抑或从高科技跨国企业的数量和质量角度来看，与世界上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都还处于劣势。这造成的后果是，我国的制造业部门，既因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低和生产高质量产品能力相对不足，而难以创造出较大规模的高人力资本同时也是高工资水平的创新研发、高产品质量生产等领域的就业岗位，也因为不具有相对较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难以支撑普通劳动者、各层次技术工人和各种工程师持续增长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多数的制造业部门，要么被局限于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传统制造业，要么集中在市场进入壁垒相对较低的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我国某些关键要素市场，仍然存在政府干预现象，导致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相对不足，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获取政府控制的关键要素资源能力方面的体制性差异。而长期难以消除的体制性产能过剩现象及其带来的低价格市场过度竞争模式，造成了我国制造业部门持续性的低市场盈利能力，而长期的相对较低市场盈利能力及其预期，又会进一步抑制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先进设备投资动力和创新研发投入能力，导致我国制造业部门进入“低价格主导的过度竞争模式→制造业部门低利润率→高质量投资动力和自主创新研发投入能力不足→创造高人力资本高收入的就业岗位能力不足→内需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能力不足→本土需求引致本土自主创新内生机制失效”的恶性循环发展路径。 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对我国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水平可持续提升产生突出的制约效应，对我国内需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了突出的阻碍作用。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难以忽略的影响。其中，最容易受到忽略的负面影响效应，就是对我国出口部门特别是出口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增长形成的突出制约效应。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严格控制全球价值链中的利润最大化环节及其全球贸易利益分配权，利用代工和外包行为中的价格“纵向压榨”机制，试图将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中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组装制造环节，从而维护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最大利益份额，限制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对发达国家企业全球竞争优势的追赶效应和挤压效应。而理解此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隐含的价格控制机制，对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工资支付能力以及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能力，产生了一系列制约作用。一方面，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实是，即便是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庞大生产能力的我国出口企业，多数也是以贴牌代工方式参与到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或国际大买家（同时也是国际大卖家）掌控的全球出口市场。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和国际大买家，既控制了这些产品的品牌和设计环节，又牢牢控制了这些产品的全球营销渠道，因而会利用买方垄断势力控制这些产品的采购权和定价权。在控制了全球产品的采购权和定价权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就被锁定了。这些拥有采购权的跨国企业或国际大买家，会经常性地强制要求出口企业采取一切手段压低生产成本，其中，最容易受到挤压的生产成本就是劳动力工资成本，这就造成了我国出口部门特别是出口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增长动力不足[6]。另一方面，一旦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由于劳动力供需关系逆转导致成本上涨，这些跨国企业或国际大买家，就会将这些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组装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继续维持自身对出口产品的采购定价权和利润最大化攫取能力。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或国际大买家拥有的生产能力跨国转移能力，成为“压榨”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利润和阻碍其工资水平增长的最有利博弈筹码和手段。而且，发达国家的高科技跨国企业为了抢占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端市场需求，通常会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生产企业，通过提供较高工资水平的就业岗位来吸引和集聚发展中国家的高学历人才和高技术工人，削弱本土企业在中高端人力资本方面的吸引力及其谋取自主创新的人才支撑能力。这些叠加因素的综合作用，进一步对我国内需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了突出的阻碍作用。
第三，经济金融化倾向和“钱生钱”逻辑链条的强化，固化甚至扩大了我国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不平等，导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相对不足。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全面且有效地形成“劳动创造收入”“技术创造收入”“知识创造收入”“创新创造收入”的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也并未形成“平等股权创造财富”“企业主人创造收入”的再次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相反，却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垄断创造财富”“投机创造财富”“金融创造最大利润”等初次和再次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其核心问题出在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科学认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始终贯彻“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创造获取合理的收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功能，就是要在市场运行机制中最大程度地限制各种形式的“钱生钱”“垄断生钱”“权力生钱”“投机生钱”的机会空间，依靠政府调节功能来保障各种形式的“劳动创造收入”“技术创造收入”“创新创造收入”以及“平等股权创造财富”“企业主人创造财富”的机会空间。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看，应该存在典型的“橄榄型”结构特征，即中等收入群体占据最为主要的份额，而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所占份额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相对较小的比重区间内。然而，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特征来看，中低收入群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出現这一现象，固然与我国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特点密切相关，但是，尤为不能忽略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重要体制机制性扭曲因素，加剧了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不平等，也导致了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相对不足现象的发生。这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一个突出因素是，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运行体制中，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经济金融化倾向和“钱生钱”盈利模式。一方面，由于制造业部门长期的低利润率，大量制造业部门特别是民营经济部门中发生了投资动力不足以及生产资金逐步转移出制造业部门的现象。这些制造业部门要么将生产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或金融投资投机部门，要么将资金逐步转移到国外，导致了“钱生钱”经营行为逻辑的盛行，使得部分人的财富积累能力急速膨胀，拉大了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无论是我国既有的国有资本主导的银行体系，还是各种新兴的资本市场中，均存在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或信息不对称地位优势，谋求自身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行为特征，造成了金融部门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正常市场盈利能力的掠夺效应。其造成的后果是，既激发了实体经济部门“脱实入虚”的行为动机，也由于金融部门就业人员和制造业就业人员工资水平之间的较大差距，大量高学历人才流向金融部门工作，激发了追逐“钱生钱”的行为动机。
四、我国今后的策略转向与可能的重点改革突破口
在科学判断我国经济正在全面进入内需驱动主导型发展阶段的重大事实前提下，特别是在重点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加快转向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体制机制障碍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今后的策略转向与可能的重点改革突破口是：
第一，深刻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由外需依赖型增长模式全面转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能否有效推动内需的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决定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面对当前愈加复杂的逆全球化格局和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型动力机制关键转换期的双重压力，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内需驱动型增长路径。而推进我国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加快形成的基础前提性条件，就在于伴随我国人均GDP的持续增长所必然带来的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因此，在我们看来，2020—203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就是在GDP规模翻一番的情形下，推动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翻一番。在此特定发展阶段，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就成为我国所有经济社会改革举措的落脚点。为此，一方面，要加快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培育和强化，这是制造业部门就业人员工资水平能够至少翻一番的基础条件。并且，只有在实现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才能具备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部门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就业人员工资水平翻一番的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只有通过促进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全面融合体系的形成，才能促使我国经济在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释放出足够数量的高人力资本、高收入的就业岗位，进而促使我国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加快形成。 第二，当前迫切需要抛弃试图通过对外资企业出让本国高端需求市场来换取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包容空间的幻想。要将我国持续扩张的内需市场，善于用作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的重要资源。在我们看来，美国针对我国发起的技术封锁和经济遏制，其目标是试图通过采取极端施压政策来强迫我国采取针对美国单方面市场开放的妥协政策，从而在我国迅速扩张的内需市场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同时，借机遏制我国本土高科技企业的全球化崛起机会。基于此，我国必须将自身宝贵的内需市场空间特别是中高端内需市场，看作一种全球利益博弈的战略性资源。具体的应对策略是：一是利用我国今后的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深化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加快构建“发展利益共同体”。二是利用我国内需翻番式扩张的战略资源，强化与欧盟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共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体系的形成和WTO的改革。警惕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对我国持续强化的技术封锁和经济遏制，适当地限制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在我国内需市场的巨大利益所得，针对这些国家实施完全的“对等利益贸易”“对等市场开放”“对等投资开放”等博弈策略。三是强化与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要与这些国家尽快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将我国内需市场优先对这些新兴国家进行开放。
第三，深刻认识和贯彻中央提出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战略，将构建“依靠内需市场支撑→构建国内循环经济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开发和强化内需市场”的良性循环机制，作为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的基础在于“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目的在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由此可清晰地看出，该战略的核心基础，既在于将我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动力转移到借助内需市场，实施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又在于通过布局国内经济和产业层面的大循环体系，进一步开发和强化内需市场，进而促进“依靠内需市场支撑→构建国内循环经济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开发和强化内需市场”的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为此，在我们看來，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重点是尽快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方面，采取各种改革手段将我国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按2019年价格计算）的低收入群体，尽快由占我国人口近65%的比重下降为30%以下，加快形成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国民收入分配新格局;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特殊的企业制度设计，彻底扭转“垄断创造财富”“投机创造财富”“权力创造收入”“关系创造收入”“金融创造最大利润”等一系列不合理的初次和再次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创造出“劳动创造收入”“技术创造收入”“知识创造收入”“创新创造收入”的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以及“平等股权创造财富”“企业主人创造收入”的再次国民收入分配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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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重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