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国婴儿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要开始他人生中的漫漫“证”途，甚至他在降生之前，就需要一纸“准生证”。前几天，广州政协委员曹志伟亮出一张“人在证途”的图表，说每个中国人一生所办的证件达400多个，常用的证件就有103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证件？当然是因为这些证件重要。在当下中国，一个新生婴儿的出生，父母就要为其出生准备很多证件，其中计划生育服务证是最为重要的证件。
　　为什么计划生育服务证需要这么多的证明文件？很多人认为，因为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它很重要，因此需要一系列的证件来表明严肃性；如果计划生育服务证能够随随便便就办出来，那么其严肃性必然不够。不过这样的逻辑存有很大的漏洞，因为办证所需要的证件过于麻烦，很多人——尤其是户籍不在本地的常住人口往往会选择办各种假证来应对，大街上到处可见的“办证”就是对严苛办证手续的反讽。
　　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一方面政府对于办理证件设置了重重关卡，从而确保证件的严肃性；但是另一方面，过于严苛的条件使得不少群体干脆放弃了办证。一个本意是为了更严的管理最终却导致了更少人办理证件。最终，各种证件就变成了制度在折磨守规矩者。
　　当然，除了老老实实办证和办假证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办证者向相关人员支付各种好处而获得所需要的证件。就在几天前，媒体上报道了这样一个新闻：河南周口市公安局一名交警担任驾考考官3年，所得贿赂及不明来源财产高达近千万元。为何3年的交警工作就能获得1000多万的收入？原来这名交警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他人以每人2000元至2500元不等的费用收集驾考人员资料，并采取非法上传、驾校代办、帮忙协调等手段，私自违规办理驾驶证5800余份。
　　一个小小的驾考考官居然能在三年时间敛财近千万，这多少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仔细追查，发现单笔数额也不惊人，就像很多网友在这条新闻下跟帖说的那样：一个证只要2500元，不贵。当然，会有人说，之所以要给考官送烟和现金，是因为自己的驾驶水平达不到考试要求，因此需要通过贿赂达到拿证的目的。这尽管是送礼的一个理由，但还不够全面，因为在很多驾校中，教练的权力实在太大，按照驾考中心的规定，考位掌握在教练手里。一旦教练拥有这么大的自由裁判权，那么他的寻租空间就会大增。
　　一个以确保驾驶技能为目的的驾驶资格考试制度，最终的受益者并不是驾驶员和公众，而是那些在驾照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教练、驾校、考官。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驾照考试越严格，那么这个链条上受益者的收益就会越多。
　　在曹志伟所举的103个证件中，像计划生育服务证和驾照这样的证件并不在少数。办证的严苛并不会让社会更加美好，因为很多人会通过办假证甚至不办证等方式来逃避这种管理；而还有一部分群体则是通过贿赂等方式来获得所需要的证件。于是，这种严苛的证件管理除了增加社会交易成本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好处。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证件，归根结底是两个因素：一是计划经济下政府的信息饥渴症导致。在计划体系下，政府想知道社会生活各方各面的信息来确保决策的正确，因此有了形形色色的证件。尽管步入市场经济已经有近20年，但是政府的信息饥渴症却没有消退。二是不排除相关部门想通过证照扩大寻租空间。尽管这问题很难证实，但是每个证件背后都涉及到庞大的利益群体，如驾照就是如此。
　　就在本文即将结束之际，媒体又报道了一个消息，公安部称要用3年时间彻底解决户口和身份证信息“错、重、假”问题。办假证、办假户口当然可恶，但如果不去深究这假证的来源，就是“头痛医头”的治标之策，假证黑证将永远继续下去——唯一变化的可能是，合法办证的程序会更加严苛，公民的办证时间成本将会增加。
　　事实上，要取消户口和身份证的“错、重、假”问题，尤其是“假证”，当务之急是取消各种社会事务对户籍的依赖，如果没有这种依赖，当事人自然没有激励去做假证。我们能够等到这种变化吗？
　　傅蔚冈
　　学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