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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1979年加入美国海军，2011年至2013年担任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出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2018年7月从美国海军退役，现为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斯威夫特近日接受记者专访，就美中两军关系、“环太平洋”军演、南海问题等谈了自己的看法。
美中海军关系不断加强
记者：1979年美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年你加入了美国海军。40年来两军关系也逐步发展，在你近40年的服役中，能否分享一些与中国海军有关的故事？
斯威夫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与中国海军的接触和交往伴随中国综合国力“指数级”增长而越来越多。除了跟随第五舰队在巴林的经历外，我在美国海军的所有经历都在太平洋。
一个海洋国家的海军规模取决于它在地区或全球的利益。但直到2000年，我才和中国海军有更多的交流。因为此前，中国虽然有全球性大国的抱负，但受制于各种因素，中国海军不是全球性海军。
但在2000年之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拥有了更广泛的利益。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海军在利比亚的撤侨行动以及在索马里海域的护航行动，中国海军稳定了索马里海域的局势并且降低了过往船只的风险。
随后，我与中国海军的交往从零星接触逐步发展成频繁交往，尤其是当我成为第七舰队司令后。因为第七舰队和中国海军的行动区域高度重合，但在这之后我和中国海军的接触又慢慢从直接变成了间接（注：斯威夫特之后回到国防部任职，后又赴夏威夷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但我想说，美国海军和中国海军的互动是非常积极的。很多人认为美中海军在海上的互动是消极的，但这是因为消极的例子才会引起注意。
当我成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后，我访问过中国四五次。每次我都和中国海军的舰队司令进行会谈，然后再与海军司令员见面。
我认为，发展美中两军关系非常重要，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发展海军之间的关系。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之前是海军军官，而是因为两国海军平时接触最频繁，并且有时两国海军是在两国有摩擦的海域活动，因此相互沟通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美中两国海军的接触过程就像两个陌生人从相知到相识。刚开始的时候，两人的交往互动往往是形式大于实质。当交往深入，双方会讨论更重要且有重大意义的话题。正如美中两国关系目前出现挑战时，两国海军就要讨论在双方对具体海域有不同理解时，如何行动来避免两军出现误判。美中两国都同意双方不应出现误判，以及不应让战术层面出现紧急事态来限制两国领导人的政策选项。
以上是我与中国海军的一些经历，两国海军间关系的发展不断在加强。
美中两国竞争不是坏事
记者：从历史回到现实，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提到美国已重新回到“大国竞争”阶段，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你认为这种定义影响到美中两军关系了吗？
斯威夫特：我认为两军关系在双边关系中最为重要。当两国关系逐渐紧张时，一般来说最先受影响的会是两军关系。但我认为，两军关系应该是最后受影响。因为如果两军关系出现问题，领导层往往就很难独自做决定了。当两个国家在海上出现碰撞事故，两国的民意都会极端化，任何两个国家都一样，这会限制领导人的政策选项。
当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可以通过减少访问或取消军舰港口互访来传递一些信号，但军舰和军舰之间在海上的沟通必须畅通且开放。
我不认为美中两国的竞争是完全消极的。竞争不是坏事，但在竞争中最重要的是需要规则。如果在竞争中对规则没有清晰的认识，那么就很难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这是我认为规则是两国——不仅仅是美中之间——处理竞争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双方不能在规则上有相同的定义，那么双边关系就会受到影响。这在现在的美国国内政治中也一样，我们不像之前那样对处理我们国内政治的规则有那么明确的理解，所以出现了摩擦。
这就是目前美中之间竞争的问题所在，双方对规则有不同的认识，尤其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认为对南海有历史性权利，但美国和其他国家认为历史不重要，重要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这是竞争中的问题。美中应该不要讨论南海上的岛礁，不要讨论具体分歧，而是应该先讨论规则。
记者：两国军舰去年9月在南海海域出现了危险接近事件，你对这些危险事态感到担心吗？在你的经验中，美中两军间的危机管控机制是否有效？
斯威夫特：目前美中两军之间的危机管控机制比过去好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两国关系在更高层面出现了紧张。我认为，两军关于危机管控的对话一定要继续下去，无论是在正式访问的场合，还是通过两国舰只在海上相遇时都要继续执行，比如通过践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的方式。《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只是第一步，只是跨越了语言障碍，但它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只是告诉对方各自的意图，接下来两军还是需要更多沟通。
2018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国海军没有被邀请参加。中国派出了情报船只监视“环太平洋”军演，只要中国船只的活动范围在美国的专属经济区之内、领海之外，这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合法的。并且我认为，如果中国船只在海上出现了机械故障，出现伤亡，可以呼叫我们，提供帮助是我们的义务。但如果是有商业目的的船只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之内，我们就要派海岸警卫队将它护送出去。
支持中国参加环太军演
记者：在你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期间，美中海军在海上也出现过一些摩擦事件。一般摩擦事件发生后，你和中国海军之间的沟通顺畅吗？
斯威夫特：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要遵循对等原则。热线电话也是在舰队和舰队之间设置，但热线都是在危机状况下使用的。在两军关系稳定时，美中两军的舰队指挥官也需要多沟通交流，这就是我认为我去中国访问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希望中国海军的指挥官能多来美国，我们需要司令和司令之间的沟通，也需要军舰与军舰之间的交流。
记者：美国邀请中国海军参加了2014年和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但中国没有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中国参加明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机会也很小。你对此有何评论？
斯威夫特：关于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美国先是邀请了中国海军参加，但之后又取消了邀请。我个人的意见是，邀请中国海军参加2020年“环太平洋”军演非常重要；如果美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一定要向中方解释其中的具体原因。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将两军关系和国家间关系联系在一起，通过采取取消港口访问，降低两军关系等方式传递信号，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时，是强烈支持邀请中国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但最后美国政府因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原因作出了不邀请中国的决定，这不是太平洋司令部，也不是太平洋舰队的决定。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有影响力的国家，以及中国海军目前在太平洋有同样的影响力，我们应该邀请中国。如果不邀请，我们也要向中国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因。
记者：去年12月《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建议2020年“环太平洋”军演应该在南海举行，你如何看待这个建议？
斯威夫特：这是非常糟糕的建议，这么做会使“环太平洋”军演过度政治化。
我的中国海军朋友们对中国在有关南海、东海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坚持，这其实并不会妨碍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对航行自由同样非常坚持。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美中两国文化存在差异。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而不是判断。
有一个问题是，美中两军关系应该降低到什么地步？两军关系不能完全被破坏，因为这会导致两国间的摩擦用最糟糕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需要更深层意义的对话来获得更深的理解。相比于美中之间的竞争，美中有更多的共同点和可以合作的地方。但我们更需要聚焦于竞争的方面，聚焦于我们意见有冲突的领域，处理好竞争问题。
（摘自5月9日《参考消息》。作者均为该报记者）
美中海军关系不断加强
记者：1979年美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年你加入了美国海军。40年来两军关系也逐步发展，在你近40年的服役中，能否分享一些与中国海军有关的故事？
斯威夫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与中国海军的接触和交往伴随中国综合国力“指数级”增长而越来越多。除了跟随第五舰队在巴林的经历外，我在美国海军的所有经历都在太平洋。
一个海洋国家的海军规模取决于它在地区或全球的利益。但直到2000年，我才和中国海军有更多的交流。因为此前，中国虽然有全球性大国的抱负，但受制于各种因素，中国海军不是全球性海军。
但在2000年之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拥有了更广泛的利益。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海军在利比亚的撤侨行动以及在索马里海域的护航行动，中国海军稳定了索马里海域的局势并且降低了过往船只的风险。
随后，我与中国海军的交往从零星接触逐步发展成频繁交往，尤其是当我成为第七舰队司令后。因为第七舰队和中国海军的行动区域高度重合，但在这之后我和中国海军的接触又慢慢从直接变成了间接（注：斯威夫特之后回到国防部任职，后又赴夏威夷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但我想说，美国海军和中国海军的互动是非常积极的。很多人认为美中海军在海上的互动是消极的，但这是因为消极的例子才会引起注意。
当我成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后，我访问过中国四五次。每次我都和中国海军的舰队司令进行会谈，然后再与海军司令员见面。
我认为，发展美中两军关系非常重要，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发展海军之间的关系。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之前是海军军官，而是因为两国海军平时接触最频繁，并且有时两国海军是在两国有摩擦的海域活动，因此相互沟通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美中两国海军的接触过程就像两个陌生人从相知到相识。刚开始的时候，两人的交往互动往往是形式大于实质。当交往深入，双方会讨论更重要且有重大意义的话题。正如美中两国关系目前出现挑战时，两国海军就要讨论在双方对具体海域有不同理解时，如何行动来避免两军出现误判。美中两国都同意双方不应出现误判，以及不应让战术层面出现紧急事态来限制两国领导人的政策选项。
以上是我与中国海军的一些经历，两国海军间关系的发展不断在加强。
美中两国竞争不是坏事
记者：从历史回到现实，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提到美国已重新回到“大国竞争”阶段，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你认为这种定义影响到美中两军关系了吗？
斯威夫特：我认为两军关系在双边关系中最为重要。当两国关系逐渐紧张时，一般来说最先受影响的会是两军关系。但我认为，两军关系应该是最后受影响。因为如果两军关系出现问题，领导层往往就很难独自做决定了。当两个国家在海上出现碰撞事故，两国的民意都会极端化，任何两个国家都一样，这会限制领导人的政策选项。
当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可以通过减少访问或取消军舰港口互访来传递一些信号，但军舰和军舰之间在海上的沟通必须畅通且开放。
我不认为美中两国的竞争是完全消极的。竞争不是坏事，但在竞争中最重要的是需要规则。如果在竞争中对规则没有清晰的认识，那么就很难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这是我认为规则是两国——不仅仅是美中之间——处理竞争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双方不能在规则上有相同的定义，那么双边关系就会受到影响。这在现在的美国国内政治中也一样，我们不像之前那样对处理我们国内政治的规则有那么明确的理解，所以出现了摩擦。
这就是目前美中之间竞争的问题所在，双方对规则有不同的认识，尤其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认为对南海有历史性权利，但美国和其他国家认为历史不重要，重要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这是竞争中的问题。美中应该不要讨论南海上的岛礁，不要讨论具体分歧，而是应该先讨论规则。
记者：两国军舰去年9月在南海海域出现了危险接近事件，你对这些危险事态感到担心吗？在你的经验中，美中两军间的危机管控机制是否有效？
斯威夫特：目前美中两军之间的危机管控机制比过去好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两国关系在更高层面出现了紧张。我认为，两军关于危机管控的对话一定要继续下去，无论是在正式访问的场合，还是通过两国舰只在海上相遇时都要继续执行，比如通过践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的方式。《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只是第一步，只是跨越了语言障碍，但它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只是告诉对方各自的意图，接下来两军还是需要更多沟通。
2018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国海军没有被邀请参加。中国派出了情报船只监视“环太平洋”军演，只要中国船只的活动范围在美国的专属经济区之内、领海之外，这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合法的。并且我认为，如果中国船只在海上出现了机械故障，出现伤亡，可以呼叫我们，提供帮助是我们的义务。但如果是有商业目的的船只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之内，我们就要派海岸警卫队将它护送出去。
支持中国参加环太军演
记者：在你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期间，美中海军在海上也出现过一些摩擦事件。一般摩擦事件发生后，你和中国海军之间的沟通顺畅吗？
斯威夫特：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要遵循对等原则。热线电话也是在舰队和舰队之间设置，但热线都是在危机状况下使用的。在两军关系稳定时，美中两军的舰队指挥官也需要多沟通交流，这就是我认为我去中国访问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希望中国海军的指挥官能多来美国，我们需要司令和司令之间的沟通，也需要军舰与军舰之间的交流。
记者：美国邀请中国海军参加了2014年和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但中国没有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中国参加明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机会也很小。你对此有何评论？
斯威夫特：关于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美国先是邀请了中国海军参加，但之后又取消了邀请。我个人的意见是，邀请中国海军参加2020年“环太平洋”军演非常重要；如果美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一定要向中方解释其中的具体原因。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将两军关系和国家间关系联系在一起，通过采取取消港口访问，降低两军关系等方式传递信号，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时，是强烈支持邀请中国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但最后美国政府因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原因作出了不邀请中国的决定，这不是太平洋司令部，也不是太平洋舰队的决定。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有影响力的国家，以及中国海军目前在太平洋有同样的影响力，我们应该邀请中国。如果不邀请，我们也要向中国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因。
记者：去年12月《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建议2020年“环太平洋”军演应该在南海举行，你如何看待这个建议？
斯威夫特：这是非常糟糕的建议，这么做会使“环太平洋”军演过度政治化。
我的中国海军朋友们对中国在有关南海、东海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坚持，这其实并不会妨碍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对航行自由同样非常坚持。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美中两国文化存在差异。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而不是判断。
有一个问题是，美中两军关系应该降低到什么地步？两军关系不能完全被破坏，因为这会导致两国间的摩擦用最糟糕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需要更深层意义的对话来获得更深的理解。相比于美中之间的竞争，美中有更多的共同点和可以合作的地方。但我们更需要聚焦于竞争的方面，聚焦于我们意见有冲突的领域，处理好竞争问题。
（摘自5月9日《参考消息》。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