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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小石潭记》中的柳宗元表现出来的情怀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小石潭记》；柳宗元；情怀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八年级上册的《小石潭记》是文言文教学的重要篇目。该文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通常大家阅读时会将它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放在一起做比较。大多都认为后两者都表现了范仲淹和欧阳修“心忧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而柳宗元是因为政治失意，通过《小石潭记》来抒发自己被贬谪之后无法排遣的忧伤凄苦之情。大多数人理解的柳的忧愤仅仅是因为仕途上的失意，是一种“以己悲”的情感，甚至给学生一种柳宗元只是一个为了一己荣辱而患得患失之徒的错觉。
查阅资料，在文章主旨的把握上，教学参考书给出的观点是：“抒发自己在寂寞处境中悲凉悲怆的心绪。”在教参的附录资料《〈小石潭记〉鉴赏》中结尾这样说：前面出现过两个“乐”字，但作者的“乐”是短暂的。
再看这篇游记的背景资料，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介绍：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失败后，他被贬谪永州，当时是相当荒僻落后的地区。任永州司马，实际上有职无权。他在永州整整过了十年的放逐生活。本文写于作者被贬为永州司马期间。把这些背景和文章内容联系起来，那么柳宗元到永州后希望寄情山水以排解心中的忧愤，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仅仅把柳看作是一般仕途失意即愤懑抑郁不平之徒，恐怕是不符合人物的性格的。
一、超脱的佛教影响
柳宗元出生在安史之乱后，九岁和十二岁又亲历了建中之乱和藩镇割据的战火，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战乱中的流离失所之苦，少时即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母亲卢氏信仰佛教，品格高尚，即使自己挨饿也要供奉亲族，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父亲柳镇信奉传统的儒学，长期的为官经历也让他对现实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他用积极的态度入世而且有着刚正不阿的品格，这对柳宗元的政治观和人格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幼年的经历和家庭的熏陶又让他把解救民生和改良社会这样的重任背负于身。长成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实施新令，以利国计民生。父亲和母亲儒释的双重影响，也为柳宗元贬谪永州和柳州时期统和儒释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础。
柳宗元崇信佛教，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云：“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政治上的失意让柳宗元进一步接受了佛教的空寂思想。虽然在主观上依旧处于压抑与寂寞的氛围中，但在客观上，他毕竟远离了官场倾轧与政治纷争的污浊，与释门高僧的频繁交往，进一步拉开了他与现实的距离。佛教的出世间法，慰藉着诗人孤独寂寞的灵魂，不时地淡化着他的自我情志，使他步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之途。所以他悠游山林，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与万化冥合”的禅意。在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搜奇觅秀，遨游丘壑林泉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快适。因此，《小石潭记》中有了他“心乐之”，有了鱼儿的“似与游者相乐”。心中能放下对俗世名利的追逐，才能感觉到快乐。他还曾表白，参加科举，其目的不在于登朝廷、列将相，而在于实现“行乎其政”“理天下”的远大理想（《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既然如此，到这时，官场仕途、一己荣辱对于这时的柳宗元来说，又怎么会是不可抛开之物呢？
然而，结尾“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又表现出柳宗元想要超脱而不能的心迹。那么，他牵挂的只是仕途名利吗？
二、执着的政治理想
柳宗元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二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仁政理想成为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自许平生“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以“利于民，备于事”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他以兴利革弊、解救民众疾苦，使国家长治久安为己任。
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即使在政治事业、个人人生遭受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也并没有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写给周君策的信中就明确宣称，“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当政敌继续向他发难进攻的时候，他只准备“蹈前烈而不颇”。贬谪永州的十年，使他与大众百姓更接近了，对社会下层状况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于是，把解救民众疾苦放在从政致仕的核心位置，并以“兴功济物”“安利于人”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在永州时写的《与杨京兆凭书》中，强调为官者必须“有补于万民之劳苦”。 并表示自己“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的坚定信念。苦于手中无权，不能布政施令，他的一腔热血除潜心学问与寄情山水外，更多是对“生人”在情感上倾注关爱。这一时期写的千古名篇《捕蛇者说》，生动描述永州百姓“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的悲惨境况，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对悍吏来乡鸡犬不宁和“苛政猛于虎”的深刻揭露，是其政治倾向的最好显现。纵观柳宗元一生，可以看出他也是和范仲淹、欧阳修一样的中国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式的人物。
由此联系，是儒家强烈的入世意志使柳宗元难以忘怀世事。他的哀怨是因为不能为天下受苦的百姓出力，不能改变他们的痛苦生活。这种情感是贯穿他整个永州贬谪期间的。同样的，《小石潭记》中他的情怀，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是仕途上的失意，理解为心忧天下却无法解救民众疾苦的懊恼更符合柳宗元的性格和形象。
参考文献
[1]李波.出世入世的苦恼——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看被贬辄后的矛盾心态[J].剑南文学，2013（3）.
[2]王树海，王凤霞.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J].社会科学战线，2000（1）.
作者简介：徐茹丹，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中学，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
（编辑：龙贤东）
【关键词】《小石潭记》；柳宗元；情怀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八年级上册的《小石潭记》是文言文教学的重要篇目。该文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通常大家阅读时会将它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放在一起做比较。大多都认为后两者都表现了范仲淹和欧阳修“心忧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而柳宗元是因为政治失意，通过《小石潭记》来抒发自己被贬谪之后无法排遣的忧伤凄苦之情。大多数人理解的柳的忧愤仅仅是因为仕途上的失意，是一种“以己悲”的情感，甚至给学生一种柳宗元只是一个为了一己荣辱而患得患失之徒的错觉。
查阅资料，在文章主旨的把握上，教学参考书给出的观点是：“抒发自己在寂寞处境中悲凉悲怆的心绪。”在教参的附录资料《〈小石潭记〉鉴赏》中结尾这样说：前面出现过两个“乐”字，但作者的“乐”是短暂的。
再看这篇游记的背景资料，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介绍：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失败后，他被贬谪永州，当时是相当荒僻落后的地区。任永州司马，实际上有职无权。他在永州整整过了十年的放逐生活。本文写于作者被贬为永州司马期间。把这些背景和文章内容联系起来，那么柳宗元到永州后希望寄情山水以排解心中的忧愤，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仅仅把柳看作是一般仕途失意即愤懑抑郁不平之徒，恐怕是不符合人物的性格的。
一、超脱的佛教影响
柳宗元出生在安史之乱后，九岁和十二岁又亲历了建中之乱和藩镇割据的战火，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战乱中的流离失所之苦，少时即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母亲卢氏信仰佛教，品格高尚，即使自己挨饿也要供奉亲族，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父亲柳镇信奉传统的儒学，长期的为官经历也让他对现实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他用积极的态度入世而且有着刚正不阿的品格，这对柳宗元的政治观和人格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幼年的经历和家庭的熏陶又让他把解救民生和改良社会这样的重任背负于身。长成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实施新令，以利国计民生。父亲和母亲儒释的双重影响，也为柳宗元贬谪永州和柳州时期统和儒释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础。
柳宗元崇信佛教，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云：“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政治上的失意让柳宗元进一步接受了佛教的空寂思想。虽然在主观上依旧处于压抑与寂寞的氛围中，但在客观上，他毕竟远离了官场倾轧与政治纷争的污浊，与释门高僧的频繁交往，进一步拉开了他与现实的距离。佛教的出世间法，慰藉着诗人孤独寂寞的灵魂，不时地淡化着他的自我情志，使他步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之途。所以他悠游山林，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与万化冥合”的禅意。在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搜奇觅秀，遨游丘壑林泉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快适。因此，《小石潭记》中有了他“心乐之”，有了鱼儿的“似与游者相乐”。心中能放下对俗世名利的追逐，才能感觉到快乐。他还曾表白，参加科举，其目的不在于登朝廷、列将相，而在于实现“行乎其政”“理天下”的远大理想（《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既然如此，到这时，官场仕途、一己荣辱对于这时的柳宗元来说，又怎么会是不可抛开之物呢？
然而，结尾“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又表现出柳宗元想要超脱而不能的心迹。那么，他牵挂的只是仕途名利吗？
二、执着的政治理想
柳宗元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二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仁政理想成为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自许平生“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以“利于民，备于事”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他以兴利革弊、解救民众疾苦，使国家长治久安为己任。
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即使在政治事业、个人人生遭受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也并没有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写给周君策的信中就明确宣称，“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当政敌继续向他发难进攻的时候，他只准备“蹈前烈而不颇”。贬谪永州的十年，使他与大众百姓更接近了，对社会下层状况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于是，把解救民众疾苦放在从政致仕的核心位置，并以“兴功济物”“安利于人”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在永州时写的《与杨京兆凭书》中，强调为官者必须“有补于万民之劳苦”。 并表示自己“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的坚定信念。苦于手中无权，不能布政施令，他的一腔热血除潜心学问与寄情山水外，更多是对“生人”在情感上倾注关爱。这一时期写的千古名篇《捕蛇者说》，生动描述永州百姓“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的悲惨境况，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对悍吏来乡鸡犬不宁和“苛政猛于虎”的深刻揭露，是其政治倾向的最好显现。纵观柳宗元一生，可以看出他也是和范仲淹、欧阳修一样的中国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式的人物。
由此联系，是儒家强烈的入世意志使柳宗元难以忘怀世事。他的哀怨是因为不能为天下受苦的百姓出力，不能改变他们的痛苦生活。这种情感是贯穿他整个永州贬谪期间的。同样的，《小石潭记》中他的情怀，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是仕途上的失意，理解为心忧天下却无法解救民众疾苦的懊恼更符合柳宗元的性格和形象。
参考文献
[1]李波.出世入世的苦恼——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看被贬辄后的矛盾心态[J].剑南文学，2013（3）.
[2]王树海，王凤霞.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J].社会科学战线，2000（1）.
作者简介：徐茹丹，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中学，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
（编辑：龙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