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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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渔阳里6号现貌

老渔阳里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地点
  1920年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抵达上海,寓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主编的《新青年》也随迁于此。
  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尉住宅,被称为“柏公馆”,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红漆窗檐比较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
  陈独秀入住后,楼上厢房为卧室,也有书房;楼下客厅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参与编刊的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常在此挑灯夜战。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就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进行了商谈。
  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陈独秀等积极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作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指出:“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并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4月18日,在陈独秀等支持下,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会议决定在5月1日这天,除了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工人群众列队游行以示纪念。4月29日,上海7个工界团体发表《工界宣言》,其中申明:“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5月1日,由于反动军警阻挠,不得不几次更改会场;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挥舞红旗,高声歌唱;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讲,学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言。大会通过决议:一、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二、组织真正的工会;三、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然后,大会在“劳动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这是上海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國际劳动节。
  1920年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酝酿建党工作。那时,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曾赴陈独秀寓所拜访,讲述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还听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他一起谈论马列书籍和政治信仰;后来,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见面时说,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关键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林伯渠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也回忆:“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的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经两次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党组织,并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定名“中国共产党”;11月,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曾被称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担任书记,成员有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董亦湘等。成员们常一起讨论党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9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改版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内容由宣传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辟“新论”“通信”“随感录”等栏目;年底,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该刊由陈望道主编,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也在老渔阳里2号参与编辑。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共产党》月刊,编辑部设于老渔阳里2号;该刊第一次在中华大地竖起“共产党”的旗帜,阐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共出版6期。李达作为主编,常在亭子间里挑灯夜战。
  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机关,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起草和刻印相关文件,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赴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议期间,鉴于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先建立由3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共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仍寓居老渔阳里2号,常在此与中共中央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商量党的工作,并发出《中央局议决通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等重要文件,这里成为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
→ 《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

  由于《新青年》常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同年10月4日和翌年8月9日,陈独秀曾两次被捕;至1922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往北京。   1920年10月3日,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開筹备会,由在海军造船所(后为江南造船厂)做钳工的李中担任临时主席。各工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参加,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以“参观者”身份出席,并成为“名誉会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指导草拟的《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宗旨是“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会后,上海机器工会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后门牌为自忠路225号,原建筑已不存)设立了临时会所。

永远的渔阳里


  20世纪50年代初,南昌路100弄2号的建筑曾修复,对内部开放;1959年5月,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名称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此处虽是几户居民住宅,但在底层厢房东墙一直保留着昔日镶嵌的淡灰色石碑,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成立……”2018年10月,这里完成房屋征收和居民搬迁;开始规划全面修缮和展陈设计。如今,这里已设置“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文物保护标志牌,向公众开放。
  1959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5月,旧址修复开放;2004年4月,扩建为纪念馆,弄内1-6号均纳入其范围。2019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经8个多月的整体改造,分为6个展区,拓展许多功能;对石库门建筑的尖顶、室内立柱等,都进行了还原。另外,还新辟了渔阳里纪念广场,建起总长58米、高3.4米的中国青年运动史大型浮雕墙。
  在新渔阳里的弄口,上方“渔阳里”字样一直清晰可见;老渔阳里的弄口,曾找不到“渔阳里”字样,近期整修时拆掉长期遮着的一块店招,灰浆墙面露出“渔阳里”三个字的痕迹。这两个相连的街坊,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也是上海红色文化的源头。
  当年,新、老渔阳里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要人物的聚合点,如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曾在此奋战,毛泽东、林伯渠等曾在此留下身影,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梁柏台、雷晋笙、汪寿华等曾在此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其中不乏江南文化孕育的中华优秀儿女;这里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如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个红色通讯社、第一份党刊、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产业工会、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等都出现于此。史实证明,正式建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于此,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孕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眸昔日渔阳里的风雷激荡岁月,令人无限感慨……
  (摘自3月25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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