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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宁波在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探索出多模式的治理方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文章总结了宁波在乡村治理的成就，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构筑相对均衡的农村行政结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强化人才支撑;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拓宽农民参与渠道等相关对此，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关键词：乡村治理;基层党组织;农民自治;社会组织。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宁波通过统筹县乡、编制、条块等资源，着力构建起一套具有宁波特色的基层治理体制，探索出一系列乡村治理有效路径，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情况和新要求，乡村治理需要破解的难题还不少。
一、宁波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宁波制订一系列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政策文件，全面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内容逐步充实，乡村治理手段不断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改善，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农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打造幸福宜居家园
宁波走出了一条切合中国特色、富含时代特征、具有宁波特质的“三农”发展之路，农业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宁波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农业“十大行动”，建设了一批优质水稻、高效经济作物、特色畜牧业、高端水产品等绿色优质种养基地，培育了稻米、蔬菜、水产、畜牧、茶叶、水果、竹笋、花卉苗木、食用菌、中药材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农业发展方式深刻转变，整市成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市、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评价得分90.32分，居全省第二，率先进入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阶段。农业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日益改善，农村面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巨大转变。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2、农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多种模式助推有效治理
宁波农村基层组织和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探索出“区域化党建、社会化参与、扁平化指挥、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宁波样板，涌现多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一是协商参与式治理，各地从实际出发创新了多种多样的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如象山的“村民说事”，余姚的“小板凳”工作法等。二是权力清单式治理，通过晒权力清单的方式，对小微权力的运行从法规依据、管理权限、运作流程、执行标准等方面逐项进行限制和规范，构建农村小微权力监督规范体系，如宁海县的小微权力清单36条。三是网格化治理，利用现代网络及信息技术搭建农村服务平台，构建农村管理网格化、工作信息化、服务智能化、资源网络化体系，有效提升农村治理和服务水平，如镇海区的“四个平台一体化”基层治理服务体系。四是任务型治理，以任务为导向，通过科学、合理的原则，细分为若干非常具体的“任务”，并把治理与振兴村庄作为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五是文治方式，“以文治村、以德化人”，弥补文化短板，重塑道德形象，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变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六是項目带动治理，以项目为依托，实现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统一，如达人村项目。七是精英治理，乡村精英凭借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在信息、资金、市场和技术等方面为乡村发展提供帮助。如象山溪东村的石维坚等人。这些方式各有侧重，互补交融，有机统一。
3、城乡一体共享发展，农民满意度获得感不断提升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再到城乡融合，对乡村振兴及区域协调发展，宁波的探索和创新从未停止。多年来，宁波坚持“城乡一张图、全市一盘棋”，让农村人口“聚”起来、基础设施“联”起来、公共服务“合”起来。目前，供水、电力、电信、互联网、广播电视宽带、等级公路、公共交通已实现建制村全覆盖。1000多个农村文化礼堂成为农村居民的精神家园，宁波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一体、标准一致”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和谐稳定局面得到有效巩固。
二、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宁波在乡村治理中经过探索取得巨大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农村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等问题，需要着力解决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1、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发挥不够，农村权力结构复杂化
农村党员队伍总体年龄偏大，年轻的优秀党员发展不足，造成农村党组织的后备力量空虚，党员年龄结构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村党组织在发展公益事业、提供服务等方面没有财力支撑，在依法管理村务方面缺乏管控能力;有些村党组织成员缺少应有的领导水平和能力，缺乏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知识和本领。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农村权力领域的民主化制度创新，即打破村庄场域内原有的权力格局，导入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而在权力格局打破和重塑的过程中，各权力主体在作用于共同对象——村庄公共事务时，因尚未形成各自独立的、合理的、规范的、成熟的权力运作途径，使得权威基础和效用目标皆不同的多重权力在单一的渠道内输送，从而导致了不同利益主体和组织形态之间的冲突。
2、人口流动加大，农村发展不平衡较突出
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一是农民持续流动。一方面是大量人口向城镇迁移，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程度加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出现家庭分离，村庄空心化、“三留守”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在工业较发达的区域，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农村，也给居住地农村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绝大多数都没有取得宁波户籍，导致其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权益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在村庄公共事务参与、村居民自治等政治权利表达渠道和相关的制度保障方面也基本上被边缘化。二是农民出现分化。处于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农民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往往采取不同的利益表达方式，给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不同的农村由于资源的不平衡，分布的不统一，起点的不同，在经济总量、人均产值、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居民的收进和消费水平、生活质量、治理水平和方式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
关键词：乡村治理;基层党组织;农民自治;社会组织。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宁波通过统筹县乡、编制、条块等资源，着力构建起一套具有宁波特色的基层治理体制，探索出一系列乡村治理有效路径，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情况和新要求，乡村治理需要破解的难题还不少。
一、宁波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宁波制订一系列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政策文件，全面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内容逐步充实，乡村治理手段不断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改善，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农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打造幸福宜居家园
宁波走出了一条切合中国特色、富含时代特征、具有宁波特质的“三农”发展之路，农业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宁波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农业“十大行动”，建设了一批优质水稻、高效经济作物、特色畜牧业、高端水产品等绿色优质种养基地，培育了稻米、蔬菜、水产、畜牧、茶叶、水果、竹笋、花卉苗木、食用菌、中药材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农业发展方式深刻转变，整市成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市、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评价得分90.32分，居全省第二，率先进入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阶段。农业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日益改善，农村面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巨大转变。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2、农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多种模式助推有效治理
宁波农村基层组织和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探索出“区域化党建、社会化参与、扁平化指挥、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宁波样板，涌现多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一是协商参与式治理，各地从实际出发创新了多种多样的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如象山的“村民说事”，余姚的“小板凳”工作法等。二是权力清单式治理，通过晒权力清单的方式，对小微权力的运行从法规依据、管理权限、运作流程、执行标准等方面逐项进行限制和规范，构建农村小微权力监督规范体系，如宁海县的小微权力清单36条。三是网格化治理，利用现代网络及信息技术搭建农村服务平台，构建农村管理网格化、工作信息化、服务智能化、资源网络化体系，有效提升农村治理和服务水平，如镇海区的“四个平台一体化”基层治理服务体系。四是任务型治理，以任务为导向，通过科学、合理的原则，细分为若干非常具体的“任务”，并把治理与振兴村庄作为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五是文治方式，“以文治村、以德化人”，弥补文化短板，重塑道德形象，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变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六是項目带动治理，以项目为依托，实现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统一，如达人村项目。七是精英治理，乡村精英凭借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在信息、资金、市场和技术等方面为乡村发展提供帮助。如象山溪东村的石维坚等人。这些方式各有侧重，互补交融，有机统一。
3、城乡一体共享发展，农民满意度获得感不断提升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再到城乡融合，对乡村振兴及区域协调发展，宁波的探索和创新从未停止。多年来，宁波坚持“城乡一张图、全市一盘棋”，让农村人口“聚”起来、基础设施“联”起来、公共服务“合”起来。目前，供水、电力、电信、互联网、广播电视宽带、等级公路、公共交通已实现建制村全覆盖。1000多个农村文化礼堂成为农村居民的精神家园，宁波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一体、标准一致”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和谐稳定局面得到有效巩固。
二、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宁波在乡村治理中经过探索取得巨大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农村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等问题，需要着力解决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1、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发挥不够，农村权力结构复杂化
农村党员队伍总体年龄偏大，年轻的优秀党员发展不足，造成农村党组织的后备力量空虚，党员年龄结构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村党组织在发展公益事业、提供服务等方面没有财力支撑，在依法管理村务方面缺乏管控能力;有些村党组织成员缺少应有的领导水平和能力，缺乏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知识和本领。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农村权力领域的民主化制度创新，即打破村庄场域内原有的权力格局，导入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而在权力格局打破和重塑的过程中，各权力主体在作用于共同对象——村庄公共事务时，因尚未形成各自独立的、合理的、规范的、成熟的权力运作途径，使得权威基础和效用目标皆不同的多重权力在单一的渠道内输送，从而导致了不同利益主体和组织形态之间的冲突。
2、人口流动加大，农村发展不平衡较突出
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一是农民持续流动。一方面是大量人口向城镇迁移，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程度加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出现家庭分离，村庄空心化、“三留守”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在工业较发达的区域，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农村，也给居住地农村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绝大多数都没有取得宁波户籍，导致其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权益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在村庄公共事务参与、村居民自治等政治权利表达渠道和相关的制度保障方面也基本上被边缘化。二是农民出现分化。处于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农民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往往采取不同的利益表达方式，给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不同的农村由于资源的不平衡，分布的不统一，起点的不同，在经济总量、人均产值、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居民的收进和消费水平、生活质量、治理水平和方式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