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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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和政策命题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化工作尚未完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处于“贫困”状态;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又面临着沃尔特、奈等提出的“回归政策”命题的挑战。超越这一双重困境的可能路径包括:区分政策导向型的“政策相关性”理论及知识导向型的“非政策相关性”理论,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复兴、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注重对未来决策者的培养。
其他文献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前者兼具艺术性与科学性,处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而后者作为政治学的分支,一般认为属于社会科学。①它们既有共同知识兴趣带来的关联,又有学科分化造成的区隔。我们时常看到历史学家批评国际关系学者空言浮泛,而后者也不时嘲讽历史学的“琐碎馒订”。②持续的辩论交流间虽难免偏见误解,但的确使两者在学科属性、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路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得到了清楚的揭示。③可以说,重要的已不在划界,而是在明了各自局限的基础上,借鉴对方的知识与方法,使之适用于本学科的研究。④
期刊
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为外交学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崛起使外交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中国外交学的研究状况反映了影响中国的外部因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外交成为热点的同时,中国的外交学研究面临着对象不清、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关系不明的状况。深化对外交学的研究不仅需要要摆脱重视实力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也需要理清外交学与对外政策研究的区别和联系。在明确外交学研究对象和体系后,国内外交学研究近期可以在外交学说史、外交理论、当代外交实践和形式,以及区域和国别外交研究等方面取得成就。
当传统外交制度在17世纪形成后,外交学理论和外交学家在帮助人们认清什么是外交、什么不是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各种国家、非国家及不负责任新兴行为体的出现,当前的外交学环境面临着同样困惑。追溯外交实践与外交学理论关系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当前的困惑恰恰是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理论复兴的标志。为理解和充分发掘其潜力,外交学研究需要改变外交学对理论的抵制,接受普遍和抽象化理论的观念。纷繁复杂的外交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传统派、新兴派和创新派等思想流派,这是对冷战结束后外交学研究和思想众多成果的归类和把握,也表明目前我们对
当今世界比过去更需要外交,以国家为基础的外交机构和功能现在仍然重要,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外交也在经历变化,并面临“利益攸关方”不断增加、议程多和场域新,以及沟通和通讯渠道密集等新的环境挑战。作为分析未来外交一个理论框架,“整合外交”认识到制约外交演化和功能连续性特征,更关注新外交环境的特点;强调外交机构须与国际上多元行为体共同应对不断增加的议程;重视软实力的重要性和充分利用公共外交战略;提出重新界定与非官方、非政府行为体互动的外交行为准则和规范。在突出强调现代外交新特点的同时,“整合外交”在
目前,世界战略形势与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折,大国的互动格局也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其中,东亚的战略形势与大国互动格局尤其值得关注。对中国而言,这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期。如果能够解决好这些内外联动的重大战略挑战,我们就能够抓住战略机遇期。因此,我想就变动中的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谈几点看法。
在2012年7月发表的《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一文中,我们对比了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权力运用目的,得出了中国的权力主要用于对外防御,较少用于对外塑造。考虑到中国权力资源的逐步强化及中国国际利益的延伸,我们在结论中也提出中国未来应加强中国权力的对外塑造功能。
期刊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错误地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其结果虽然不会是世界的终结,但肯定会出现大规模的、反复出现的环境危机及巨大的全球性灾难。这就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替代,需要实行包括企业民主制、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投资的社会管理三种基本制度在内的“经济民主制”。这种民主制经济既是工作领域的民主化,也是金融领域的民主化。它更利于可持续性发展,也会比资本主义更为平等、稳定和民主,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2009年6月27—28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为主题举办了一次青年论坛。与会者围绕“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两个议题,对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刊“主题讨论”特刊载部分与会者为此次论坛所提交的书面发言。本刊主编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为此组讨论文章写了引言。此外,研讨会上,约瑟夫·奈等美国学者的相关文章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经作者及原载刊物授权,本刊将约瑟夫·奈及李侃如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