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师同日离世薪火怎传人戚然
　　
　　7月11日凌晨8时50分，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季羡林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文字翻译家、教育家。他翻译的《罗摩衍那》，所作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是外语翻译和古籍整理的典范；所著《中印文化关系论文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是东方学、印度学等领域的经典；《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病榻杂记》等回忆录、散文集，更为广大读者喜爱；晚年提出的中西文化“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说，指明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同日凌晨4时30分，前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在京辞世，享年93岁。任继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是大学哲学系长期使用的标准教材；所著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的经典之作；晚年提出的“儒学宗教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两位大师级人物同日离世，让人无比悲痛、无限怀念。同时，一个重要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如何继承大师们的学术事业，提高我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水平。说到这里，不免让人有些心寒。
　　
　　学术不端频现　论文制度作祟
　　
　　近一个多月来，学术不端、论文造假成为学术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从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到广东体育学院院长徐永刚、郑州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贾士秋，都被证实为论文抄袭、造假。尽管有的是主动造假，有的是被动造假，但都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其中，因此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成崇德造假事件，更因为牵涉到国家重大课题，以及事件的起因是人际关系问题，更加引起我们对学术圈现状的关注和反思。由代表着真理的神圣、知识的公正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的学术圈被污染得变了样，而且到了发黑的程度，让人害怕。说到底，这是制度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非要采取强制性的量化考评，只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反观西南联大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制度很宽松。人事也光明的很，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自然就出来了。恐怕论文制度松绑，是解决学术不端问题的唯一一条出路吧。
　　
　　国学娱乐化，开心远不够
　　
　　中央电视台第二套经济频道，自7月13日起开始播出“开心辞典——开心学国学”栏目。该栏目通过选拔赛、晋级赛、决赛的选拔，评选出一位民间国学高手，他将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代言人，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宣传中国文化。这种新的普及国学的方式，一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支持的很多，报名者也很踊跃，批评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很多人认为这根本不是普及国学，只是炒作。其实，宣传国学采取媒体的形式是必然的，国学被一种娱乐的媒介方式所承载，也是在当今这个传媒时代、娱乐时代所不可避免的。通过这个文化事件，我们真正应当保持清醒、并认识清楚的是以下两点：一是不要被这种表面的繁荣所蒙蔽，真正的国学普及在当今应试教育的大潮下，其实仍旧很薄弱，真正被学生和家长重视的还是英语和数学，国学普及只是刚刚起步。二是国学的发展不仅要注重普及，也要致力于培育出真正的精英，做出新的成果来。否则，国学将永远只是我们民族自己的自我娱乐和小打小闹。应当说，只有大众普及和精英教育两条腿走路，才能真正让国学得到发展。
　　
　　教授书有错，编辑责难辞
　　
　　6月24日《中华读书报》刊载杨光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上册)指瑕”一文，给钱文忠挑错，都是讲座中的一些基本的错误。比如：把“妹喜”读作“妹喜”，把管叔误说作周公的弟弟。把子张误说成孔子最小的学生等。钱教授可能知道这些错误的正解，但是在讲授的时候一时疏忽犯了错，而在整理成书时也没有注意到。固然钱教授要承担一定责任，但图书编辑、电视节目编辑也必须负责。现在只要我们打开电视，浏览电视台的字幕，就会发现各种错误层出不穷。这其中有打字的疏漏，但更多的是编辑基础知识薄弱且工作态度懒散，相似的问题也在图书领域中发生着。虽说编辑改错误也和秋天扫落叶一样，随扫随生，但错误多到如雨后春笋一般，这就太说不过去了。现在正进行出版社改制，希望能借此机会实现对从业人员的优胜劣汰。
　　
　　(王正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