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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始来讲述母亲，无疑让人十分地难过与不忍。但我决定还是从这里说起。
公元1931年12月13日，天已擦黑，湘乡县欧源村一个贫雇农家里，一个刚出生的女婴脸上捂着件旧棉袄，袄上压着方凳。一个身材不高的三十多岁男子回到家，扔下担子，他刚在外挑了一整天的煤炭。进门前邻居已偷偷告知他消息，他嘟囔着上前揭开旧棉袄，女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位矮墩男子是我的外公。他用沾满煤灰的手，揭开了母亲供我于静谧中缓缓记叙的一生。
谈及这些，听不出母亲对外婆有什么怨恨。她说那个时代溺婴弃婴相当普遍，反正也养不活。外婆原是开商铺的大户人家小姐，出嫁时娘家打发了金杯银筷、满屋家具，外公家则有大船在长江上走货运，因生于南京，外公取名张南生。后来家道中落，田地给卖了个干净，木讷寡言又无技能的外公成天靠出卖重体力谋生，外婆倒是手巧，但不大能吃苦，生了一男一女后，日子已是难过，结果又有了我母亲。姐姐叫咏娥，母亲后来就取名双娥。
二
母亲曾把自己名字用毛笔写在家里的风车、桌凳上，横有回锋，捺有脚板，看得出些功底。在灶屋烧火，除了夹柴拌菜、翻翻煨红薯，有时她把火塘一角的灶灰铺平，拿火钳在上面写父亲和我们六姐弟的名字，偶尔也会一笔一画写出“张双娥”三个字来。
母亲读过几年书。那样困顿的家庭按理是上不起学的。九岁那年，她来到四五里外的爷爷家。奶奶也姓张，正是从欧源嫁来亭子村的，而爷爷的妹妹则从亭子嫁了过去，恰好是外公外婆的邻居。因为这两层关系，亲戚往来走动中，从小勤劳懂事的母亲给介绍到了爷爷家。爷爷拿到母亲的生辰，往八字先生那里一算，说是“放到贫家能起家，放到富家能掌家，掉到刺蓬里都有饭呷”。两家一合计，这事就算定了。母亲和父亲、二伯父白天结伴在杨和风先生的私塾读老书，《三字经》《增广贤文》《天文》《地理》之类的，课余则帮着未来的公婆家摘茶收豆，每天晚上纺棉花到夜深。“一晚上就能纺出这么大个纱锤来”，母亲一边说，一边双手比画着。母亲回忆上学路上，父亲和二伯父不愿帮着拎盛有三人午餐的饭锅，还经常合伙跑到前面去，等她走近了，突然从灌木丛后窜出来怪吼一声吓她。母亲说父亲和二伯父都被杨先生打过手板，她学习、表现都特别好，不要说挨打，批评也不曾有，表扬倒是经常的事。这时父亲总安静地坐在一旁，以略带尴尬的诚恳笑容表示默认。
在爷爷家待了不满一年，冬月的一天，母亲回到娘家，脚上踩着双自制的竹筒木屐。小姑娘当时是怎么想的，母亲说得也含糊，“可能是觉得太受约束吧”。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突然离开土生土长的地方，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生活，很难想象她会不想家，很难想象她会真的快乐。回家后，尝到读书乐趣的母亲帮自己争取到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村里有个叫张敬修的富绅，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留有一口大胡子。他儿子张孝廉，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母亲负责给他们父子煮饭菜，这样可以免费在孝廉先生那里上学，另外还有一点报酬交给家里开支。母亲记忆中他们家腊肉熏得金黄，鱼块腌出诱人的深红，冬瓜苦瓜喜欢撒上辣椒慢火多油煎着吃。我问母亲，你那时候饭都填不饱，会不会忍不住在厨房里嘴馋偷吃呀？母亲看了我一眼，严肃地告诉我，七八岁开始她就帮村里田土阔的人家摘棉花绿豆，赚些工钱给家里籴粮食，经常空着肚子一大早出工，一同劳动的女主人问还没有吃饭吧，她总说吃过了吃过了，有时别人不信，给她端来饭菜，上面还盖个荷包蛋，尽管肚子里饿得咕咕响，但她还是执意婉拒。“做人要讲志气，再穷也要讲志气。”母亲还压低嗓音告诉年幼的我们，除了一些恶霸，那时候不少地主都是很勤劳节俭的，对穷人也和善，比如今好些人有良心多了。
三
父母1949年农历六月初八结的婚，一个多月后湖南才宣布和平解放。重回亭子村，母亲已是个将近十八岁的大姑娘。母亲说出嫁当天她坐一顶布篷轿，白的确良衬衣配天蓝色长裤，垂一根长长的辫子。
两年后，父亲参加工作，在一所借址祠堂的学校当老师，离家不算太远，可在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加上当时激情燃烧的革命建设氛围，很难顾得上妻儿，不久又去了两百多里外的邵阳师范脱产学习，更是一年半载才能回趟家。这种情形延续了二十多年，弟弟出生后父亲才调回家。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母亲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和勇气，直面无援无助的困苦处境，独力拉扯着一群孩子，死死地守住了一个清贫却温暖的家。
父母一共生養了八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出麻子一岁半夭折;第三个是女孩，赶上公共食堂，于半病半饥中离世。头三个孩子，两个夭亡，都在刚会走路、咿呀学语的可爱年纪。十月怀胎，孩儿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母亲当时该有多么悲伤。有时我想，大哥和二姐要是在的话，估计我就没机会来到这个世界，无法同这个叫张双娥的女人结下母子缘。可我依然宁愿没有我，只要能替母亲减除那样的伤痛。然而又想，既然都没有我，又哪有母亲给我来怜惜呢。想着想着，脑子竟有些恍惚了。
俗话说，生儿生女鬼门关。可对于母亲，根本担心不了这么多。母亲告诉我，除了大姐，生其他几个姐姐都是她独自在家，生不下来就双手攀住门框、柜子使劲，脐带也是自己亲手剪。生我是在腊月的凌晨，父亲在外地，好在这时大姐已经十七岁，母亲吩咐她赶紧去请一个叫梅嫂的邻居过来帮忙。大姐清晰地记得，当她得知终于生下一个弟弟，巨大的喜悦让她忘掉了平日里的恐惧，飞快地穿过曾吊死过几个人的黑魆魆的宗族老堂屋，兴奋地去拍梅嫂家的门。关于我的生辰，母亲说家里没有钟表，当时公鸡正好喔喔叫了，应该是寅时，但又不晓得是不是给人吵得叫的，因而也说不准。生完孩子本应好好坐月子，注意休息和营养，并有各样禁忌，可母亲几乎顾不上这些，作为全家唯一的劳动力，没几天就出去挣工分，风里雨里田里土里地做个不歇气，回到家还有一群孩子等着她照顾哄逗。据说西方国家没有坐月子一说，妇女生产完该干吗干吗，看来母亲当年无意中居然暗合了洋做法。
爷爷勤俭一生积攒下来的十几亩田产，给他及子孙贴上了富裕中农（上中农）的标签。在那个特别讲成分的年代，富裕中农家庭处处低人一等，遇事只能忍气吞声，夹紧尾巴做人。再加上男人长年不在家，一个“四属户”，还接二连三生女孩，中年过后才得幼子，难免时不时被人为难，甚至受人欺凌。母亲从小性格刚强，一再隐忍退让后终于明白，自己必须站出来，即便是虚张声势，也要把毛奓开，把翅膀撑开，舍死护住辛辛苦苦搭筑起来的巢，以及一只只幼鸟。于是，对个别欺人太甚的村民，母亲会针锋相对，你一锄头我一扁担，英勇无畏，毫不怯场。但我无依无傍的母亲终究多么弱小，在一次次被欺侮之后，在一次次抗争无果之后，回到家里是一次次的失声痛哭，满腔愤懑，满脸泪水，有几次还走进水塘，一身淤泥被人拉上岸。我想，那一定是母亲生命里为扛不过去的至暗时刻。也许，真正的坚强，是在经历恐惧和绝望之后。 四
不畏难，凭良心，讲志气，一直是母亲人格中最为鲜明的三个元素，也是她常用来叮嘱儿女们的人生箴言，对我们的成长可谓影响至深。如今我们教育孩子，同样不自觉地把这几句话挂在嘴边。
在儿女们的印象中，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母亲。她有一股女人身上难得一见的豪气，或者叫朴素的英雄主义，遇事不皱眉，不说泄气话，认为困难是弹簧，敢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她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手脚麻利，做事得法，同时又发得狠霸得蛮。她曾在月光底下通宵插完一亩田的秧，百八十斤的担子挑起来飞走，除了犁耙，男劳力能做的事，母亲都不遑多让，毫不逊色。她讨厌偷懒取巧，认为出工就要出力，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最看不惯扶着锄头把磨洋工的人。平日里的病痛，母亲总爱用不花钱的土办法来对付，基本上走的是以暴治暴的路子，别说还十分灵验。伤风感冒头疼呕吐什么的，屈曲了食指和中指，张开如钳形，蘸上点温水，往眉额间、脖颈处扯出一片片紫红色的痧印来。再不行就让人用一束苎麻在后背使劲刮擦，半盏茶的工夫便呈现满背灿烂云霞。冬天手指冻得四处开裂，一下水就直疼到心里去。母亲便不时从烂雨靴上剪下胶皮，拿火点着，然后把滚烫的胶油滴进那些该死的裂缝。这应该是用高温杀死痛觉神经的原理，有点饮鸩止渴的味道。她边滴边咝咝吸着凉气，我们在一旁看得都龇牙咧嘴。小时候很纳闷母亲似乎从不用剪指甲，后来才意识到，对于她这样全然不惜不顾躯体磨损，甘愿以躯体磨损换取全家生计的劳动者，指甲是不大可能长得出来的。母亲还曾跟我们“翻古”，大奶奶（父母婚后即过继到无嗣的大爷爷家）去世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她带着八岁的大姐，一个人张罗着收埋了老人。母亲讲到一个让她又好气又好笑的细节：大奶奶躺在门板上，没多久身上穿的蓝色大布对襟衫不见了，母亲追出去，发现原来是被一个邻居大婶趁人不注意扒走的。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即便在那样的境况里，母亲绝大部分时间依然表现得乐观、沉着而坚定。
母亲笃信天地之间恒有一颗良心在，有没有凭良心，乃判断做人做事合适与否的可靠准则。她告诫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千万莫做没良心的事，她一辈子见过的不讲良心的人，最终没有一个有好结局，有的还祸及子孙后代。母亲供奉菩萨和祖先，家中长年备有香火蜡烛钱纸，这种儒道佛混合、植根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给过她最需要的希望、勇气和安慰，让她确信神龛上的一众神灵，一定会眷顾她，会不遗余力地保佑她，帮助她渡过难关，实现愿望，同时也让她不断通过周边的人和事，一再证实因果报应的存在，从而更加身体力行地积善积德。母亲常跟我们讲，做人要逢恶不怕逢善不欺，她对弱者总怀有一种天然的同情与悲悯，小时候我多给上门的乞丐一碗米，受到她前所未有的夸奖。当曾经故意为难过自己的村民及其后人有事找我家帮忙，母亲仍会回忆起历历往事，嘴里说本来不该理会，但最后没有哪次不出手相助，这种对旧怨前嫌“记而不计”的态度让我们觉得蛮有意思。儿时陪母亲一起喂猪，蹲在潲盆前，她时而抓把米糠调调潲，时而用一把断齿木梳给猪梳梳毛，一边感叹道：唉，崽啊，要是不出血的话，现在就从它身上切一块肉下来煮给你呷。可真到了过年杀猪的时候，母亲一脸难过，躲得远远的，好长时间经过空空的猪圈都总是叹气。
母亲看不起无能无志、钝铁无钢的人，对有血性有志向讲志气，自尊自立自强的人则赞赏有加。她说，“人人吃得半升米，哪个怕哪个？”同样是一个脑袋一双手，别人能把事情做那么好，把家庭建设得那么好，我们也应该可以。她认为一个人应当讲面子，尽量让自己大气体面地活在人前，别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或者为了点小利益赤膊上阵斤斤计较。母亲一生都在践行“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威”这句她常讲的话，即便如今到了暮年仍壮怀激烈，不甘衰老，不愿“温和地走进那良夜”。繁重的劳动之余，她把简陋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停停当当，来过的客人无不称赞。尽管物质匮乏，孩子又多，母亲还是喜欢把我们一个个收拾得工工整整，做不到穿戴多漂亮，起码整洁不邋遢。她教育我们莫以衣貌取人，却又明白這是个先敬罗衣后敬人的世界。她常提醒我们财不露白，却又叮嘱君子出门重带钱。母亲在家总是旧衣旧裤，甚至补丁加补丁，出门则把最光鲜的行头换上，回来再宝贝似的收挂到柜子里，多少年穿来穿去其实就那几件像样点的衣服。她从不强人所难，自己却情愿强颜欢笑、强打精神。一分钟前还在生病呻吟，一分钟后客人来了，就立马切换成热情满面，斟茶倒酒，谈笑风生。
五
尽管读书不多，但母亲眼明心亮，有见识，情商高，按老家的话讲，是个“蚊子飞过都能分公母”的人。
母亲记性好，口才亦佳，幼年学过的东西至今仍倒背如流，说话喜欢引用明理古训，每句还都用得很熨帖。她眼光长远，特别在意孩子的培养，常说“有书不读子孙愚，有田不种仓廪虚”，砸锅卖铁也要坚持送孩子上学，六个儿女在她和父亲的努力下，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认为读书是天底下最划得来又靠得住的事，“读得书多胜大丘，不需耕种自然收”，学到肚子里就是自己的，“日里不怕人来借，晚间不怕贼来偷”，一再告诫我们“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母亲心灵手巧，做什么像什么。她做鞋子，无论是单鞋还是絮鞋，都是出了名的好，穿着合脚又好看，左邻右舍都找她画鞋样。家里没什么吃的，但她总能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出可口的饭菜。母亲常常在柴火堆里煨出一捧香脆的蚕豆，把灰拍一拍，再吹一吹，然后装进儿女们的衣兜，我们上学路上边走边嚼，不知不觉就到了校门口。
母亲还是个蛮有趣的机灵鬼。年轻时她在村里有个特别要好的姐妹（其实从辈分来讲小了母亲一辈），经人介绍谈了个部队的对象。一天上午，闺蜜的妈妈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军人上门来了，眼看就到饭时，可家里凑巧没米了，这个时候借到米也不好进屋呀。母亲笑着说你就放心回去吧。不多久母亲端着一斗箕米，进门就大声招呼，嫂嫂啊，上次借的米，你看今日才记得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哟，屋里还来了贵客哪！母亲每次说到这个故事，我们都一边大笑一边大夸，她也跟着笑。母亲还不无得意地讲述过自己当年如何热情地端出平时不舍得吃的糖果花生，成功拖住几个责任心强的计育干部，赢得时间让邻居顺利转移，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母亲相当关心时事，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早些年去美国学习，电话里我随口说了说美国的基本情况，国土面积、人口等，以及感受到的美国社会种种的好，母亲在电话那头有些沉默。第二天再打电话回去，年过八旬的母亲跟我说她昨晚一夜没睡着，虽然我没讲中国的不是，但我应该看到美国之所以好，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人口少，好比村里某某家才个把两个孩子，咱们家六个，肯定管起来费劲些，生活自然也困难些，但毕竟人多力量大，一兜草有一兜草的露水，只要大家齐心，困难是暂时的。听得我在大洋彼岸笑着直点头，忙不迭地应承“是的，是的”。
随着孩子一个个飞走，老家终于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守着空荡的房子。他们安土重迁，不愿意跟随孩子们去过城里的生活。农村地区一度治安不靖，入屋盗窃抢劫时有耳闻。为此，父母有时会把我们以前的睡床蚊帐垂放下来，床前摆放两双鞋，制造儿女在家的假象，还在自己卧室顺手的地方备有柴刀、棍棒，以防突发情况。俩人商定，要是强盗进屋，由一人死死缠住歹徒，另一个赶紧跑出去喊救，千万不要想着去帮手，两个老家伙加在一块也是没用的。还说，一定要大声喊救火，莫喊救命，这样别人才敢过来帮忙。他们的警惕性和那一点世故，让我们觉得好笑之余，又有种说不出的酸楚和愧疚。两位老人，一生含辛茹苦把这么多孩子拉扯大，却不得不面对如此孤独而缺乏安全感的晚年。
六
有人說，成功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近九十年的光阴，假如可以选择，有些境遇，显然在母亲情愿之外。可无论怎样，母亲始终依照自己对人生的朴素理解，秉守自己的心性与原则，以善良、勇毅和智慧，从荆棘困厄中一路披斩而出，一身光明，两肩风霜，带着泪水与笑容。她也许在对家庭无尽的责任与付出间失却了自我，也许正是以无我的深爱的方式实现了自我。不曾问过母亲是否觉得自己成功，倒是经常听到她感慨内心里的欣慰。或许对于母亲，这种欣慰就是成功，甚至高于成功。
长年的超负荷劳作，与命运的抗争与苦熬，再加上频繁的生育，母亲由一个健壮的妇女，渐渐变得体弱多病。外婆和大姨五十左右就离世，几个算命先生不靠谱的掐算，让母亲对自己的寿命一度陷入宿命论的悲观。为此我们从小心里就盘踞着一种恐惧，总害怕突然哪天就失去母亲，成了“冇娘崽”。然而，一年年过去，花甲入古稀，又及耄耋，母亲竟然都在，其间还大病过两次，几近危殆，但最后奇迹般地化险为夷，生命力之顽强，菩萨保佑之给力，以至让我们滋生出另一个错觉，仿佛母亲不会死，就一直这样坐在那里，断断续续地瞌睡，生着一些病，行动不便，但不会离开我们，如窗前微弱却不灭的晕黄灯盏。
只是，在又一次暂别家乡时，握住母亲干瘦僵硬的手，把脸贴在她苍老的面颊，我忍不住默默祈祷：请宥恕一个游子的贪心，继续赐予我们母子下一次的相聚吧！
责编：鄞珊
开始来讲述母亲，无疑让人十分地难过与不忍。但我决定还是从这里说起。
公元1931年12月13日，天已擦黑，湘乡县欧源村一个贫雇农家里，一个刚出生的女婴脸上捂着件旧棉袄，袄上压着方凳。一个身材不高的三十多岁男子回到家，扔下担子，他刚在外挑了一整天的煤炭。进门前邻居已偷偷告知他消息，他嘟囔着上前揭开旧棉袄，女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位矮墩男子是我的外公。他用沾满煤灰的手，揭开了母亲供我于静谧中缓缓记叙的一生。
谈及这些，听不出母亲对外婆有什么怨恨。她说那个时代溺婴弃婴相当普遍，反正也养不活。外婆原是开商铺的大户人家小姐，出嫁时娘家打发了金杯银筷、满屋家具，外公家则有大船在长江上走货运，因生于南京，外公取名张南生。后来家道中落，田地给卖了个干净，木讷寡言又无技能的外公成天靠出卖重体力谋生，外婆倒是手巧，但不大能吃苦，生了一男一女后，日子已是难过，结果又有了我母亲。姐姐叫咏娥，母亲后来就取名双娥。
二
母亲曾把自己名字用毛笔写在家里的风车、桌凳上，横有回锋，捺有脚板，看得出些功底。在灶屋烧火，除了夹柴拌菜、翻翻煨红薯，有时她把火塘一角的灶灰铺平，拿火钳在上面写父亲和我们六姐弟的名字，偶尔也会一笔一画写出“张双娥”三个字来。
母亲读过几年书。那样困顿的家庭按理是上不起学的。九岁那年，她来到四五里外的爷爷家。奶奶也姓张，正是从欧源嫁来亭子村的，而爷爷的妹妹则从亭子嫁了过去，恰好是外公外婆的邻居。因为这两层关系，亲戚往来走动中，从小勤劳懂事的母亲给介绍到了爷爷家。爷爷拿到母亲的生辰，往八字先生那里一算，说是“放到贫家能起家，放到富家能掌家，掉到刺蓬里都有饭呷”。两家一合计，这事就算定了。母亲和父亲、二伯父白天结伴在杨和风先生的私塾读老书，《三字经》《增广贤文》《天文》《地理》之类的，课余则帮着未来的公婆家摘茶收豆，每天晚上纺棉花到夜深。“一晚上就能纺出这么大个纱锤来”，母亲一边说，一边双手比画着。母亲回忆上学路上，父亲和二伯父不愿帮着拎盛有三人午餐的饭锅，还经常合伙跑到前面去，等她走近了，突然从灌木丛后窜出来怪吼一声吓她。母亲说父亲和二伯父都被杨先生打过手板，她学习、表现都特别好，不要说挨打，批评也不曾有，表扬倒是经常的事。这时父亲总安静地坐在一旁，以略带尴尬的诚恳笑容表示默认。
在爷爷家待了不满一年，冬月的一天，母亲回到娘家，脚上踩着双自制的竹筒木屐。小姑娘当时是怎么想的，母亲说得也含糊，“可能是觉得太受约束吧”。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突然离开土生土长的地方，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生活，很难想象她会不想家，很难想象她会真的快乐。回家后，尝到读书乐趣的母亲帮自己争取到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村里有个叫张敬修的富绅，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留有一口大胡子。他儿子张孝廉，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母亲负责给他们父子煮饭菜，这样可以免费在孝廉先生那里上学，另外还有一点报酬交给家里开支。母亲记忆中他们家腊肉熏得金黄，鱼块腌出诱人的深红，冬瓜苦瓜喜欢撒上辣椒慢火多油煎着吃。我问母亲，你那时候饭都填不饱，会不会忍不住在厨房里嘴馋偷吃呀？母亲看了我一眼，严肃地告诉我，七八岁开始她就帮村里田土阔的人家摘棉花绿豆，赚些工钱给家里籴粮食，经常空着肚子一大早出工，一同劳动的女主人问还没有吃饭吧，她总说吃过了吃过了，有时别人不信，给她端来饭菜，上面还盖个荷包蛋，尽管肚子里饿得咕咕响，但她还是执意婉拒。“做人要讲志气，再穷也要讲志气。”母亲还压低嗓音告诉年幼的我们，除了一些恶霸，那时候不少地主都是很勤劳节俭的，对穷人也和善，比如今好些人有良心多了。
三
父母1949年农历六月初八结的婚，一个多月后湖南才宣布和平解放。重回亭子村，母亲已是个将近十八岁的大姑娘。母亲说出嫁当天她坐一顶布篷轿，白的确良衬衣配天蓝色长裤，垂一根长长的辫子。
两年后，父亲参加工作，在一所借址祠堂的学校当老师，离家不算太远，可在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加上当时激情燃烧的革命建设氛围，很难顾得上妻儿，不久又去了两百多里外的邵阳师范脱产学习，更是一年半载才能回趟家。这种情形延续了二十多年，弟弟出生后父亲才调回家。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母亲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和勇气，直面无援无助的困苦处境，独力拉扯着一群孩子，死死地守住了一个清贫却温暖的家。
父母一共生養了八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出麻子一岁半夭折;第三个是女孩，赶上公共食堂，于半病半饥中离世。头三个孩子，两个夭亡，都在刚会走路、咿呀学语的可爱年纪。十月怀胎，孩儿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母亲当时该有多么悲伤。有时我想，大哥和二姐要是在的话，估计我就没机会来到这个世界，无法同这个叫张双娥的女人结下母子缘。可我依然宁愿没有我，只要能替母亲减除那样的伤痛。然而又想，既然都没有我，又哪有母亲给我来怜惜呢。想着想着，脑子竟有些恍惚了。
俗话说，生儿生女鬼门关。可对于母亲，根本担心不了这么多。母亲告诉我，除了大姐，生其他几个姐姐都是她独自在家，生不下来就双手攀住门框、柜子使劲，脐带也是自己亲手剪。生我是在腊月的凌晨，父亲在外地，好在这时大姐已经十七岁，母亲吩咐她赶紧去请一个叫梅嫂的邻居过来帮忙。大姐清晰地记得，当她得知终于生下一个弟弟，巨大的喜悦让她忘掉了平日里的恐惧，飞快地穿过曾吊死过几个人的黑魆魆的宗族老堂屋，兴奋地去拍梅嫂家的门。关于我的生辰，母亲说家里没有钟表，当时公鸡正好喔喔叫了，应该是寅时，但又不晓得是不是给人吵得叫的，因而也说不准。生完孩子本应好好坐月子，注意休息和营养，并有各样禁忌，可母亲几乎顾不上这些，作为全家唯一的劳动力，没几天就出去挣工分，风里雨里田里土里地做个不歇气，回到家还有一群孩子等着她照顾哄逗。据说西方国家没有坐月子一说，妇女生产完该干吗干吗，看来母亲当年无意中居然暗合了洋做法。
爷爷勤俭一生积攒下来的十几亩田产，给他及子孙贴上了富裕中农（上中农）的标签。在那个特别讲成分的年代，富裕中农家庭处处低人一等，遇事只能忍气吞声，夹紧尾巴做人。再加上男人长年不在家，一个“四属户”，还接二连三生女孩，中年过后才得幼子，难免时不时被人为难，甚至受人欺凌。母亲从小性格刚强，一再隐忍退让后终于明白，自己必须站出来，即便是虚张声势，也要把毛奓开，把翅膀撑开，舍死护住辛辛苦苦搭筑起来的巢，以及一只只幼鸟。于是，对个别欺人太甚的村民，母亲会针锋相对，你一锄头我一扁担，英勇无畏，毫不怯场。但我无依无傍的母亲终究多么弱小，在一次次被欺侮之后，在一次次抗争无果之后，回到家里是一次次的失声痛哭，满腔愤懑，满脸泪水，有几次还走进水塘，一身淤泥被人拉上岸。我想，那一定是母亲生命里为扛不过去的至暗时刻。也许，真正的坚强，是在经历恐惧和绝望之后。 四
不畏难，凭良心，讲志气，一直是母亲人格中最为鲜明的三个元素，也是她常用来叮嘱儿女们的人生箴言，对我们的成长可谓影响至深。如今我们教育孩子，同样不自觉地把这几句话挂在嘴边。
在儿女们的印象中，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母亲。她有一股女人身上难得一见的豪气，或者叫朴素的英雄主义，遇事不皱眉，不说泄气话，认为困难是弹簧，敢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她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手脚麻利，做事得法，同时又发得狠霸得蛮。她曾在月光底下通宵插完一亩田的秧，百八十斤的担子挑起来飞走，除了犁耙，男劳力能做的事，母亲都不遑多让，毫不逊色。她讨厌偷懒取巧，认为出工就要出力，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最看不惯扶着锄头把磨洋工的人。平日里的病痛，母亲总爱用不花钱的土办法来对付，基本上走的是以暴治暴的路子，别说还十分灵验。伤风感冒头疼呕吐什么的，屈曲了食指和中指，张开如钳形，蘸上点温水，往眉额间、脖颈处扯出一片片紫红色的痧印来。再不行就让人用一束苎麻在后背使劲刮擦，半盏茶的工夫便呈现满背灿烂云霞。冬天手指冻得四处开裂，一下水就直疼到心里去。母亲便不时从烂雨靴上剪下胶皮，拿火点着，然后把滚烫的胶油滴进那些该死的裂缝。这应该是用高温杀死痛觉神经的原理，有点饮鸩止渴的味道。她边滴边咝咝吸着凉气，我们在一旁看得都龇牙咧嘴。小时候很纳闷母亲似乎从不用剪指甲，后来才意识到，对于她这样全然不惜不顾躯体磨损，甘愿以躯体磨损换取全家生计的劳动者，指甲是不大可能长得出来的。母亲还曾跟我们“翻古”，大奶奶（父母婚后即过继到无嗣的大爷爷家）去世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她带着八岁的大姐，一个人张罗着收埋了老人。母亲讲到一个让她又好气又好笑的细节：大奶奶躺在门板上，没多久身上穿的蓝色大布对襟衫不见了，母亲追出去，发现原来是被一个邻居大婶趁人不注意扒走的。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即便在那样的境况里，母亲绝大部分时间依然表现得乐观、沉着而坚定。
母亲笃信天地之间恒有一颗良心在，有没有凭良心，乃判断做人做事合适与否的可靠准则。她告诫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千万莫做没良心的事，她一辈子见过的不讲良心的人，最终没有一个有好结局，有的还祸及子孙后代。母亲供奉菩萨和祖先，家中长年备有香火蜡烛钱纸，这种儒道佛混合、植根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给过她最需要的希望、勇气和安慰，让她确信神龛上的一众神灵，一定会眷顾她，会不遗余力地保佑她，帮助她渡过难关，实现愿望，同时也让她不断通过周边的人和事，一再证实因果报应的存在，从而更加身体力行地积善积德。母亲常跟我们讲，做人要逢恶不怕逢善不欺，她对弱者总怀有一种天然的同情与悲悯，小时候我多给上门的乞丐一碗米，受到她前所未有的夸奖。当曾经故意为难过自己的村民及其后人有事找我家帮忙，母亲仍会回忆起历历往事，嘴里说本来不该理会，但最后没有哪次不出手相助，这种对旧怨前嫌“记而不计”的态度让我们觉得蛮有意思。儿时陪母亲一起喂猪，蹲在潲盆前，她时而抓把米糠调调潲，时而用一把断齿木梳给猪梳梳毛，一边感叹道：唉，崽啊，要是不出血的话，现在就从它身上切一块肉下来煮给你呷。可真到了过年杀猪的时候，母亲一脸难过，躲得远远的，好长时间经过空空的猪圈都总是叹气。
母亲看不起无能无志、钝铁无钢的人，对有血性有志向讲志气，自尊自立自强的人则赞赏有加。她说，“人人吃得半升米，哪个怕哪个？”同样是一个脑袋一双手，别人能把事情做那么好，把家庭建设得那么好，我们也应该可以。她认为一个人应当讲面子，尽量让自己大气体面地活在人前，别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或者为了点小利益赤膊上阵斤斤计较。母亲一生都在践行“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威”这句她常讲的话，即便如今到了暮年仍壮怀激烈，不甘衰老，不愿“温和地走进那良夜”。繁重的劳动之余，她把简陋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停停当当，来过的客人无不称赞。尽管物质匮乏，孩子又多，母亲还是喜欢把我们一个个收拾得工工整整，做不到穿戴多漂亮，起码整洁不邋遢。她教育我们莫以衣貌取人，却又明白這是个先敬罗衣后敬人的世界。她常提醒我们财不露白，却又叮嘱君子出门重带钱。母亲在家总是旧衣旧裤，甚至补丁加补丁，出门则把最光鲜的行头换上，回来再宝贝似的收挂到柜子里，多少年穿来穿去其实就那几件像样点的衣服。她从不强人所难，自己却情愿强颜欢笑、强打精神。一分钟前还在生病呻吟，一分钟后客人来了，就立马切换成热情满面，斟茶倒酒，谈笑风生。
五
尽管读书不多，但母亲眼明心亮，有见识，情商高，按老家的话讲，是个“蚊子飞过都能分公母”的人。
母亲记性好，口才亦佳，幼年学过的东西至今仍倒背如流，说话喜欢引用明理古训，每句还都用得很熨帖。她眼光长远，特别在意孩子的培养，常说“有书不读子孙愚，有田不种仓廪虚”，砸锅卖铁也要坚持送孩子上学，六个儿女在她和父亲的努力下，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认为读书是天底下最划得来又靠得住的事，“读得书多胜大丘，不需耕种自然收”，学到肚子里就是自己的，“日里不怕人来借，晚间不怕贼来偷”，一再告诫我们“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母亲心灵手巧，做什么像什么。她做鞋子，无论是单鞋还是絮鞋，都是出了名的好，穿着合脚又好看，左邻右舍都找她画鞋样。家里没什么吃的，但她总能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出可口的饭菜。母亲常常在柴火堆里煨出一捧香脆的蚕豆，把灰拍一拍，再吹一吹，然后装进儿女们的衣兜，我们上学路上边走边嚼，不知不觉就到了校门口。
母亲还是个蛮有趣的机灵鬼。年轻时她在村里有个特别要好的姐妹（其实从辈分来讲小了母亲一辈），经人介绍谈了个部队的对象。一天上午，闺蜜的妈妈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军人上门来了，眼看就到饭时，可家里凑巧没米了，这个时候借到米也不好进屋呀。母亲笑着说你就放心回去吧。不多久母亲端着一斗箕米，进门就大声招呼，嫂嫂啊，上次借的米，你看今日才记得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哟，屋里还来了贵客哪！母亲每次说到这个故事，我们都一边大笑一边大夸，她也跟着笑。母亲还不无得意地讲述过自己当年如何热情地端出平时不舍得吃的糖果花生，成功拖住几个责任心强的计育干部，赢得时间让邻居顺利转移，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母亲相当关心时事，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早些年去美国学习，电话里我随口说了说美国的基本情况，国土面积、人口等，以及感受到的美国社会种种的好，母亲在电话那头有些沉默。第二天再打电话回去，年过八旬的母亲跟我说她昨晚一夜没睡着，虽然我没讲中国的不是，但我应该看到美国之所以好，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人口少，好比村里某某家才个把两个孩子，咱们家六个，肯定管起来费劲些，生活自然也困难些，但毕竟人多力量大，一兜草有一兜草的露水，只要大家齐心，困难是暂时的。听得我在大洋彼岸笑着直点头，忙不迭地应承“是的，是的”。
随着孩子一个个飞走，老家终于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守着空荡的房子。他们安土重迁，不愿意跟随孩子们去过城里的生活。农村地区一度治安不靖，入屋盗窃抢劫时有耳闻。为此，父母有时会把我们以前的睡床蚊帐垂放下来，床前摆放两双鞋，制造儿女在家的假象，还在自己卧室顺手的地方备有柴刀、棍棒，以防突发情况。俩人商定，要是强盗进屋，由一人死死缠住歹徒，另一个赶紧跑出去喊救，千万不要想着去帮手，两个老家伙加在一块也是没用的。还说，一定要大声喊救火，莫喊救命，这样别人才敢过来帮忙。他们的警惕性和那一点世故，让我们觉得好笑之余，又有种说不出的酸楚和愧疚。两位老人，一生含辛茹苦把这么多孩子拉扯大，却不得不面对如此孤独而缺乏安全感的晚年。
六
有人說，成功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近九十年的光阴，假如可以选择，有些境遇，显然在母亲情愿之外。可无论怎样，母亲始终依照自己对人生的朴素理解，秉守自己的心性与原则，以善良、勇毅和智慧，从荆棘困厄中一路披斩而出，一身光明，两肩风霜，带着泪水与笑容。她也许在对家庭无尽的责任与付出间失却了自我，也许正是以无我的深爱的方式实现了自我。不曾问过母亲是否觉得自己成功，倒是经常听到她感慨内心里的欣慰。或许对于母亲，这种欣慰就是成功，甚至高于成功。
长年的超负荷劳作，与命运的抗争与苦熬，再加上频繁的生育，母亲由一个健壮的妇女，渐渐变得体弱多病。外婆和大姨五十左右就离世，几个算命先生不靠谱的掐算，让母亲对自己的寿命一度陷入宿命论的悲观。为此我们从小心里就盘踞着一种恐惧，总害怕突然哪天就失去母亲，成了“冇娘崽”。然而，一年年过去，花甲入古稀，又及耄耋，母亲竟然都在，其间还大病过两次，几近危殆，但最后奇迹般地化险为夷，生命力之顽强，菩萨保佑之给力，以至让我们滋生出另一个错觉，仿佛母亲不会死，就一直这样坐在那里，断断续续地瞌睡，生着一些病，行动不便，但不会离开我们，如窗前微弱却不灭的晕黄灯盏。
只是，在又一次暂别家乡时，握住母亲干瘦僵硬的手，把脸贴在她苍老的面颊，我忍不住默默祈祷：请宥恕一个游子的贪心，继续赐予我们母子下一次的相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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