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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中，应存在三个独立的系统：政治权力、经济生产、知识传承。古代社会不存在三者鼎足而立的情形，权力有打压其他两个系统的极大可能。但也不存在其他两个系统完全消融于权力系统的状态，非权力系统无此期望，惟力所不逮。在现代社会，我们既看到了权力令其他两系统彻底臣服的案例，也看到了三系统鼎足而立的情形。无疑，后者是平衡、稳定、损失小、可持续、发育充分的社会。
中央集权制曾出现于多个时空下。但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覆盖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发育最充分。中国权力形态的早熟和膨胀，导致其他两个系统难以充分发育。但限于前现代的技术力量，皇权难以覆盖到方方面面。乃至社会上有发达的商业交换系统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商人，也有不侍奉科举的书院和少许思想者独立的声音。
是挟持了现代技术力量的集权制导致了其他两个系统彻底融化在政治权力系统中。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与政治几乎合一。当政治经济的全权制结构导致国民经济走到尽头时，改革开放发生了。在这三十余年中，经济系统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和独立性。自然，还远不能与成熟的现代国家相比。当今无数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趋之若鹜，证明官本位威力依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与利益的反映。与经济系统远不充分的独立性相比，教育系统尚相距甚远。教育、文化、传媒机构都还不允许民间自由进入，它要忠实地贯彻主导者的意志。
诸多表征都可以透视出大学卑微的性格。中国第一学府清华大学的百年庆典，要在人民大会堂而不是自己的校园举行。似乎大会堂的规格，领导的出席，才是学校的面子所在。那部纪念册，更是将清华校领导心目中政治家与学者的位置，如同水浒一百单八将一般清晰地呈现。清华大学校长这样认识“去行政化”：
“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学校里的人去当司长，或要调出一个副省长，这种情况下怎么跟现实中的用人制度相衔接？”
以下对比，或可透视出今天中国大学及其校长们的意识。
1922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作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翌年的“罗文干案”后蔡元培发表了《不合作宣言》：“《易传》说：小人知进不知退。……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
再看另一位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1929年罗隆基因在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上发表《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人权》而被捕，释放后继续撰文。1931年罗被光华大学解职。胡适在给陈布雷、并请转蒋介石的信中说：“此类负责任的文章，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以加以压迫。若政府不许人们用真姓名负责发表言论，则人民必走想匿名攻讦或阴谋叛乱之路上去。《新月》同仁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附中的言论自由，故二年以来，虽不蒙党国当局所谅解，我们终不欲放弃此志。”
1980年代王蒙访问苏联后写了一篇《访苏心潮》，其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先是来了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级领导人。自然了，部长同志都是气宇轩昂，够份儿，也够‘派’的。这时光临了一个诗人，据说诗人的著作翻译成了五种语言（也不能算很多）。按行政工作此诗人本来隶属于部长同志手下。但名诗人一来，部长、副部长立即退居两侧侍候，甘做绿叶陪衬，由诗人作红花突出一番。诗人口若悬河、热情洋溢、挥洒啸傲、旁若无人。喝了两杯以后，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声疾呼地演说，尽情发挥，如入无人之境。部长并未以为是放肆，却只在宴会结束前起立发言半分钟，表示对诗人百忙中亲临主持宴会，为宴会增色的感谢。”
从上述对比中，既可以看出人格上的差距——当然这不是学者单方面的差距，也有学者所生存的环境的成因。现今的校长是上级任命的。如果他们是当今名士，或许也会有蔡元培、胡适的尊严（当然这亦存疑），但如果是名士还能被任命为校长吗？且这样一个任命机制，或曰一种“出身”，大约决定了这批校长们不可能有蔡、胡的性格。
除了“出身”，被任命者自身的内涵当然也至关重要。在头领面前能挺起腰杆，必有智者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做支撑——其见识、学问、观点，都是政治家所没有，且能令后者受到教益。要求保留行政级别（如前述两位校长的言论），说明了当今中国顶级大学校长的内涵和自信的程度。
另一方面，这种胸襟、格局和态度，也框定了他们在社会所能谋求到的地位。时下，北大、清华、人大的校长是什么行政级别？多半是副部级，充其量是正部级。一个副部级的干部，与总书记和总理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台阶。中国顶级大学的校长们不觉得以此种级别同国家领导人对话，过于卑微了吗？这样的级别，远不如没有。我们能够想象，蔡元培、胡适以副部级干部自居，同蒋介石对话，同各级官僚乃至商家打交道吗？副部级乃至正部级的冠冕，对一个智者，是一种抬举吗？这是地道的相对论问题。你是国家级的智者，那就是嘲弄。你是二流堂的文人，才会觉得被抬举了。当然，就是二流文化人也未必得意，因为他们可能忠实于自己的系统和逻辑。一个顶级大学的校长在社会上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时，应该自觉自己是代表一个系统出场的，矮化了自己就是矮化了这个系统。
中央集权制曾出现于多个时空下。但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覆盖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发育最充分。中国权力形态的早熟和膨胀，导致其他两个系统难以充分发育。但限于前现代的技术力量，皇权难以覆盖到方方面面。乃至社会上有发达的商业交换系统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商人，也有不侍奉科举的书院和少许思想者独立的声音。
是挟持了现代技术力量的集权制导致了其他两个系统彻底融化在政治权力系统中。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与政治几乎合一。当政治经济的全权制结构导致国民经济走到尽头时，改革开放发生了。在这三十余年中，经济系统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和独立性。自然，还远不能与成熟的现代国家相比。当今无数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趋之若鹜，证明官本位威力依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与利益的反映。与经济系统远不充分的独立性相比，教育系统尚相距甚远。教育、文化、传媒机构都还不允许民间自由进入，它要忠实地贯彻主导者的意志。
诸多表征都可以透视出大学卑微的性格。中国第一学府清华大学的百年庆典，要在人民大会堂而不是自己的校园举行。似乎大会堂的规格，领导的出席，才是学校的面子所在。那部纪念册，更是将清华校领导心目中政治家与学者的位置，如同水浒一百单八将一般清晰地呈现。清华大学校长这样认识“去行政化”：
“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学校里的人去当司长，或要调出一个副省长，这种情况下怎么跟现实中的用人制度相衔接？”
以下对比，或可透视出今天中国大学及其校长们的意识。
1922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作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翌年的“罗文干案”后蔡元培发表了《不合作宣言》：“《易传》说：小人知进不知退。……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
再看另一位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1929年罗隆基因在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上发表《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人权》而被捕，释放后继续撰文。1931年罗被光华大学解职。胡适在给陈布雷、并请转蒋介石的信中说：“此类负责任的文章，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以加以压迫。若政府不许人们用真姓名负责发表言论，则人民必走想匿名攻讦或阴谋叛乱之路上去。《新月》同仁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附中的言论自由，故二年以来，虽不蒙党国当局所谅解，我们终不欲放弃此志。”
1980年代王蒙访问苏联后写了一篇《访苏心潮》，其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先是来了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级领导人。自然了，部长同志都是气宇轩昂，够份儿，也够‘派’的。这时光临了一个诗人，据说诗人的著作翻译成了五种语言（也不能算很多）。按行政工作此诗人本来隶属于部长同志手下。但名诗人一来，部长、副部长立即退居两侧侍候，甘做绿叶陪衬，由诗人作红花突出一番。诗人口若悬河、热情洋溢、挥洒啸傲、旁若无人。喝了两杯以后，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声疾呼地演说，尽情发挥，如入无人之境。部长并未以为是放肆，却只在宴会结束前起立发言半分钟，表示对诗人百忙中亲临主持宴会，为宴会增色的感谢。”
从上述对比中，既可以看出人格上的差距——当然这不是学者单方面的差距，也有学者所生存的环境的成因。现今的校长是上级任命的。如果他们是当今名士，或许也会有蔡元培、胡适的尊严（当然这亦存疑），但如果是名士还能被任命为校长吗？且这样一个任命机制，或曰一种“出身”，大约决定了这批校长们不可能有蔡、胡的性格。
除了“出身”，被任命者自身的内涵当然也至关重要。在头领面前能挺起腰杆，必有智者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做支撑——其见识、学问、观点，都是政治家所没有，且能令后者受到教益。要求保留行政级别（如前述两位校长的言论），说明了当今中国顶级大学校长的内涵和自信的程度。
另一方面，这种胸襟、格局和态度，也框定了他们在社会所能谋求到的地位。时下，北大、清华、人大的校长是什么行政级别？多半是副部级，充其量是正部级。一个副部级的干部，与总书记和总理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台阶。中国顶级大学的校长们不觉得以此种级别同国家领导人对话，过于卑微了吗？这样的级别，远不如没有。我们能够想象，蔡元培、胡适以副部级干部自居，同蒋介石对话，同各级官僚乃至商家打交道吗？副部级乃至正部级的冠冕，对一个智者，是一种抬举吗？这是地道的相对论问题。你是国家级的智者，那就是嘲弄。你是二流堂的文人，才会觉得被抬举了。当然，就是二流文化人也未必得意，因为他们可能忠实于自己的系统和逻辑。一个顶级大学的校长在社会上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时，应该自觉自己是代表一个系统出场的，矮化了自己就是矮化了这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