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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已拓展到技术进步的视角，围绕着技术创新的不同方向和模式，探究其对产能投资与利用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基于现有文献，归纳出创新强度、创新对象、要素倾向三个方面的解释路径，分别评价了其理论上的优缺点及现实解释力。根据多数研究，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渐进式创新、工艺创新、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技术变迁中的份额过大，导致部分企业对低成本创新形成路径依赖，无法满足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新产品新供给的需求。
关键词：技术创新;产能过剩;渐进式创新;工艺创新;有偏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9-0001-04
产能过剩是指预付要素对应的额定产出高于实际所需，导致产能闲置的现象，近些年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之一。国外研究多把产能过剩看作市场均衡的必要组成，是特定市场结构下企业间博弈活动的结果，或是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失灵所致。国内研究多认为中国产能过剩源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政府利用不健全的要素市场干预企业投资，将大量资源廉价供给到工业部门，使得其投入品含有部分公共属性，易引发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产能过剩成因是多元的，不能只归咎于政府干预下的投资扩张，即使减少了产业补贴，产能过剩仍有可能在其他因素作用下加剧。
为了揭示中国产能过剩其他方面的根源，一些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其中，企业技术条件及技术进步的长期趋势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方向。企业落后的技术水平限制了其通过产品差异化提升市场占有率的过程，而且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而快速的技术创新可增强产品的不可替代性，促使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而较好的盈利前景也能够弥补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投资失误。然而现实中，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前半段的新兴行业也难以幸免地出现了产能过剩。这样看来，似乎技术创新也难以破解产能过剩矛盾。甚至有的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技术进步的副产品，是后发国家技术变迁难以避免的代价。不过，细观察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产能过剩成因研究，可发现多数观点批评的并不是技术进步本身，而通常是无效率的、不适宜的、渐进式的、偏向性的、政府主导的技术变革模式。本文拟对代表性文献进行比较综述，分析不同观点之间的区别与内在联系，旨在找出更有利于推动现实发展的研究方向。
一、从创新强度解释产能过剩的研究
按照创新的强度不同，技术创新可分为“熊彼特Ⅰ型”，即“突破式创新”和“熊彼特Ⅱ型”，即“渐进式创新”。个别研究直接回答了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代表文献有张倩肖和董瀛飞。该研究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以渐进式创新为主，并且产能建设周期较长的部门。一些研究虽然未直接比较突破式与渐进式创新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但已包含了缓慢的技术进步对企业理性投资存在负面干扰的观点。其中，Crotty分析过度的市场竞争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时，还考虑到了不同的技术发展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特征，即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成熟行业在发达国家已形成“强制竞争”的现实，为了能够采用本行业的最优惯行技术，必须进行超规模的“强制投资”。此处的“最优惯行技术”就意味着该国属于技术前沿的追随者，主要靠专利引进和消化吸收来实现技术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Crotty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努力和工业化赶超有重要启示。不少国内研究剖析产能过剩的成因时，对Crotty的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也都暗含提高创新强度和技术进步速率的见解。比如，林毅夫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技术突破能力，往往就在发达国家已趋于成熟的行业形成前景共识，进而导致合成谬误和潮涌现象，使得某些特定行业发生产能过剩;王立国和高越青认为，中国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技术相对落后、模仿创新为主的部门，这类部门较低的技术起点使得企业依赖规模型竞争，造成产能重复建设和技术重复引进，并导致二次创新障碍，难以取得技术突破，形成低水平产能盲目建设的恶性循环。
二、从创新对象解释产能过剩的研究
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和工艺创新（Process Innovation）是按创新对象划分的技术创新的两种形式。无论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都是企业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反映在生产技术上的表现，理论上都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作用。但是，二者直接应对的生产经营压力分别来自企业外部和内部，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也有所区别，因而对企业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目前，专门针对产品和工艺创新与产能过剩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尚较少见，不过相关实证研究已开始出现，使技术研发与产能利用率呈负向关系之谜的结构性原因能够得以部分窥见。李后建和张剑就企业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做了专门研究。该研究首先推断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都有助于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化解产能过剩，进而利用世界银行2011—2013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就不同对象的创新活动分别对设备利用率的影响。该文献认为，围绕产品市场的领先战略对单个企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目前消费层面的顾客需求个性化、定制经济不断发展背景下，贏得产品差异化竞争远比节约内部成本更有意义。
一些研究侧重对技术创新与其他创新与产能过剩的关系进行比较，发现相较其他方面的创新，产品和工艺创新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的效应同样有限。如夏晓华，等将企业多维创新能力分为产品、工艺、管理（组织）和营销4个方面的变化与革新，分别观察了4个指标对企业产能利用的作用。实证结论发现，无论以20%阈值下的产能过剩虚拟变量，还是以过剩产能与总产能之比为被解释变量，管理和营销创新的系数显著性水平都明显地高于产品和工艺创新，并且工艺创新指标的表现比产品创新更加微弱。若以30%阈值来判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产品和工艺创新对该虚拟变量的影响均变得不显著。还有一些研究也看到了基于产品和工艺创新的研发投入，特别是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补贴，并未对提高产能利用率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又明确指出这不是研发与发展本身的问题，而是中间传导环节出了差错，是政府干预行为将研发资源过度导入研发周期短的中低端技术领域所致。对于新能源等亟待发展的朝阳产业来说，不可能因此而放弃加大研发经费与人员的投入。这些研究建议在产品和工艺创新领域开拓新的技术方向、培育新的技术优势，基于开放创新系统，优化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的创新模式。 三、从要素倾向解释产能过剩的研究
Hicks曾刻画了技术进步的三种要素偏向：资本偏向、劳动偏向和希克斯中性。作为技术创新的先导者，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通常偏向资本，与本国要素禀赋相匹配，可节约稀缺要素并获得规模效应。后发国家为追赶技术前沿，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模仿创新推动强制性技术变迁，技术进步很可能遵循发达国家要素结构而偏向资本。很多研究发现，中国多数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明显偏向资本，而当时我国资本的价格相对较高，仍属稀缺要素，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显然与要素禀赋相违背。一些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选择过早向发达国家收敛是南北差距持续拉大的根源之一，这是因为若技术结构与要素禀赋背离，则专用性技术难以得到有效利用，阻碍生产效率提升。那么，中国过早采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否拖累了产业效率提升，对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否具有解释力？
杨振兵认为，有偏技术进步从生产侧和消费侧两个维度加剧了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一方面，資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可增进资本回报率，导致企业偏爱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同时资本边际产出的提高使得同等的投资水平对应着更高的潜在产出（产能产量）;另一方面，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抑制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进而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下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整体提高，使国内消费需求赶不上工业供给能力的增长。该研究丰富了非适宜技术的产业后果的相关文献，并融合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内需不足的传统理论机制，使有偏技术进步与产能过剩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突破。杨振兵的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1—2011年，在此期间，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产能过剩整体上同步减弱。不过在2011年之后，工业产能过剩风险加剧以及各级政府感受到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而此时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度逐年弱化的趋势并未扭转。那么，为什么产能过剩没有发生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最严重的时期，反而在近几年技术进步偏向资本逐渐弱化的背景下有所加剧？另一个问题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一定转变，未来的技术进步方向应是遏制还是推动资本偏向，才更有利于产能高效利用？刘航和孙早认为，中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选择了非适宜技术方向，过早地偏向资本要素，反而成就了当时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原因是多数部门采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同时，选择了要素互补的生产函数，既充分挖掘了稀缺要素（资本）的边际报酬，又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不致被挤出，从而导致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同时扩张，积累了巨大的工业产能。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下相对昂贵的劳动力应当被资本所替代，但二者缺乏生产上的相似性，固化的生产函数导致此替代效应难以发生，使大量冗余劳动力滞留于工业部门。而且生活成本和劳动力价格的区域差异，促使工业企业为节约用工支出而跨地区转移，但布局在外围地区的产能缺乏市场临近效应，无序的产业转移为过剩产能和无效供给提供了更大物理空间。该研究认为，技术进步的要素应通过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推动要素间充分替代，并在此基础上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所依托的要素禀赋而适时调整技术进步方向，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摆脱对科技成果跨国转移的过分依赖，变单纯的专利引进为高端设备、优秀人才、智力资源、先进制度的全方位引进。
四、结论与展望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工业发展经历了多轮产能过剩。特别是2009年至今，多个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持续处于较低的区间内，景气指数不断下滑;加之世界经济面临后危机时代波动以及新冠疫情冲击，我国货物出口遇到增长瓶颈，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建设制造强国目标的实现。结合现实，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已拓展到技术创新的视角，围绕着技术创新的强度、对象、要素倾向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启示。综合多数研究的看法，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渐进式创新、工艺创新、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技术变迁进程中占据了过多份额，导致部分企业对低成本创新形成路径依赖，无法满足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新产品新供给的需求。笔者认为，这些研究至少有以下理论与现实贡献。
一方面，在吸收“成本外部化”、“地方政府干预”等既有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内因，看到了生产技术变革对产业组织方式与绩效的影响，同时以技术进步为节点将供给侧与需求侧相联结，构建了企业超量投资与有效供给不足现象的统一解释框架。这类研究更能体现科学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相关建议更符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基本精神。另一方面，突破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传统框架，侧重观察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差异，揭示了中国部分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也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根源。
目前，从技术进步视角解析中国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不断出现，但仍存在不少改进空间。下一阶段的研究可选择一些新的细分领域继续探究中国产能过剩的技术成因。例如，当预付产能超出均衡产出所需时，降低产能使用负荷并非企业的唯一选择，其也可以选择接受更高的产成品库存率。目前个别研究已开始关注产品销售环节的过剩，以及背后的技术进步偏向原因，这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创新方向。另外，技术研发与创新按照目的、任务和方法的不同，还可以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开放创新与封闭创新等，这些不同的类型对技术活动的最终产出及产业绩效也有着不同的影响，进而可能对工业投资与产能利用产生差异化的效应。因此，技术创新在什么宏观环境下更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中间存在哪些制度调节效应，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Mann H M， Meehan J W， Ramsay GA. Market Structure and Excess Capacity Look at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9， 61（1）. [2] Fair R C. Excess Labor and the Business Cycl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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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齐鹰飞，赵旭霞.产能过剩源于财政刺激吗[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6）.
[6] 李后建，张剑.企业创新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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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白雪洁，闫文凯.中国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及疏解策略——基于光伏行业的案例分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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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刘航，孙早.有偏技术进步与工业产能过剩——基于开放格局的供给侧改革[J].经济学家，2017，（1）.
Research on Resolving Overcapacity by Typ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ZHANG Yu-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overcapacity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round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mod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has explore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rought by capacity invest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formed a large number of valuable theoretical viewpoint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terpretation paths of innovation intensity， innovation object and factor tendency， and evaluates their theoretic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explanatory power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most studies， the root cause of China’s overcapacity lies in the excessive share of incremental innovation， process innovation and capital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echnological change， which leads to the path dependence of some enterprises on low-cost innovation and can’t meet the demand for new products and new supply due to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cess capacity; incremental innovation; process innovation;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异质性土地约束下陕西承接产业转移与产能过剩风险防控研究”（2019D050）
作者简介：张雨微（1989-），女，陕西西安人，讲师，博士，从事技术经济研究。
[责任编辑 柯 黎]
关键词：技术创新;产能过剩;渐进式创新;工艺创新;有偏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9-0001-04
产能过剩是指预付要素对应的额定产出高于实际所需，导致产能闲置的现象，近些年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之一。国外研究多把产能过剩看作市场均衡的必要组成，是特定市场结构下企业间博弈活动的结果，或是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失灵所致。国内研究多认为中国产能过剩源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政府利用不健全的要素市场干预企业投资，将大量资源廉价供给到工业部门，使得其投入品含有部分公共属性，易引发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产能过剩成因是多元的，不能只归咎于政府干预下的投资扩张，即使减少了产业补贴，产能过剩仍有可能在其他因素作用下加剧。
为了揭示中国产能过剩其他方面的根源，一些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其中，企业技术条件及技术进步的长期趋势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方向。企业落后的技术水平限制了其通过产品差异化提升市场占有率的过程，而且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而快速的技术创新可增强产品的不可替代性，促使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而较好的盈利前景也能够弥补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投资失误。然而现实中，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前半段的新兴行业也难以幸免地出现了产能过剩。这样看来，似乎技术创新也难以破解产能过剩矛盾。甚至有的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技术进步的副产品，是后发国家技术变迁难以避免的代价。不过，细观察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产能过剩成因研究，可发现多数观点批评的并不是技术进步本身，而通常是无效率的、不适宜的、渐进式的、偏向性的、政府主导的技术变革模式。本文拟对代表性文献进行比较综述，分析不同观点之间的区别与内在联系，旨在找出更有利于推动现实发展的研究方向。
一、从创新强度解释产能过剩的研究
按照创新的强度不同，技术创新可分为“熊彼特Ⅰ型”，即“突破式创新”和“熊彼特Ⅱ型”，即“渐进式创新”。个别研究直接回答了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代表文献有张倩肖和董瀛飞。该研究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以渐进式创新为主，并且产能建设周期较长的部门。一些研究虽然未直接比较突破式与渐进式创新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但已包含了缓慢的技术进步对企业理性投资存在负面干扰的观点。其中，Crotty分析过度的市场竞争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时，还考虑到了不同的技术发展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特征，即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成熟行业在发达国家已形成“强制竞争”的现实，为了能够采用本行业的最优惯行技术，必须进行超规模的“强制投资”。此处的“最优惯行技术”就意味着该国属于技术前沿的追随者，主要靠专利引进和消化吸收来实现技术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Crotty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努力和工业化赶超有重要启示。不少国内研究剖析产能过剩的成因时，对Crotty的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也都暗含提高创新强度和技术进步速率的见解。比如，林毅夫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技术突破能力，往往就在发达国家已趋于成熟的行业形成前景共识，进而导致合成谬误和潮涌现象，使得某些特定行业发生产能过剩;王立国和高越青认为，中国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技术相对落后、模仿创新为主的部门，这类部门较低的技术起点使得企业依赖规模型竞争，造成产能重复建设和技术重复引进，并导致二次创新障碍，难以取得技术突破，形成低水平产能盲目建设的恶性循环。
二、从创新对象解释产能过剩的研究
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和工艺创新（Process Innovation）是按创新对象划分的技术创新的两种形式。无论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都是企业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反映在生产技术上的表现，理论上都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作用。但是，二者直接应对的生产经营压力分别来自企业外部和内部，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也有所区别，因而对企业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目前，专门针对产品和工艺创新与产能过剩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尚较少见，不过相关实证研究已开始出现，使技术研发与产能利用率呈负向关系之谜的结构性原因能够得以部分窥见。李后建和张剑就企业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做了专门研究。该研究首先推断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都有助于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化解产能过剩，进而利用世界银行2011—2013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就不同对象的创新活动分别对设备利用率的影响。该文献认为，围绕产品市场的领先战略对单个企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目前消费层面的顾客需求个性化、定制经济不断发展背景下，贏得产品差异化竞争远比节约内部成本更有意义。
一些研究侧重对技术创新与其他创新与产能过剩的关系进行比较，发现相较其他方面的创新，产品和工艺创新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的效应同样有限。如夏晓华，等将企业多维创新能力分为产品、工艺、管理（组织）和营销4个方面的变化与革新，分别观察了4个指标对企业产能利用的作用。实证结论发现，无论以20%阈值下的产能过剩虚拟变量，还是以过剩产能与总产能之比为被解释变量，管理和营销创新的系数显著性水平都明显地高于产品和工艺创新，并且工艺创新指标的表现比产品创新更加微弱。若以30%阈值来判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产品和工艺创新对该虚拟变量的影响均变得不显著。还有一些研究也看到了基于产品和工艺创新的研发投入，特别是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补贴，并未对提高产能利用率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又明确指出这不是研发与发展本身的问题，而是中间传导环节出了差错，是政府干预行为将研发资源过度导入研发周期短的中低端技术领域所致。对于新能源等亟待发展的朝阳产业来说，不可能因此而放弃加大研发经费与人员的投入。这些研究建议在产品和工艺创新领域开拓新的技术方向、培育新的技术优势，基于开放创新系统，优化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的创新模式。 三、从要素倾向解释产能过剩的研究
Hicks曾刻画了技术进步的三种要素偏向：资本偏向、劳动偏向和希克斯中性。作为技术创新的先导者，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通常偏向资本，与本国要素禀赋相匹配，可节约稀缺要素并获得规模效应。后发国家为追赶技术前沿，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模仿创新推动强制性技术变迁，技术进步很可能遵循发达国家要素结构而偏向资本。很多研究发现，中国多数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明显偏向资本，而当时我国资本的价格相对较高，仍属稀缺要素，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显然与要素禀赋相违背。一些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选择过早向发达国家收敛是南北差距持续拉大的根源之一，这是因为若技术结构与要素禀赋背离，则专用性技术难以得到有效利用，阻碍生产效率提升。那么，中国过早采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否拖累了产业效率提升，对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否具有解释力？
杨振兵认为，有偏技术进步从生产侧和消费侧两个维度加剧了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一方面，資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可增进资本回报率，导致企业偏爱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同时资本边际产出的提高使得同等的投资水平对应着更高的潜在产出（产能产量）;另一方面，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抑制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进而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下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整体提高，使国内消费需求赶不上工业供给能力的增长。该研究丰富了非适宜技术的产业后果的相关文献，并融合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内需不足的传统理论机制，使有偏技术进步与产能过剩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突破。杨振兵的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1—2011年，在此期间，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产能过剩整体上同步减弱。不过在2011年之后，工业产能过剩风险加剧以及各级政府感受到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而此时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度逐年弱化的趋势并未扭转。那么，为什么产能过剩没有发生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最严重的时期，反而在近几年技术进步偏向资本逐渐弱化的背景下有所加剧？另一个问题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一定转变，未来的技术进步方向应是遏制还是推动资本偏向，才更有利于产能高效利用？刘航和孙早认为，中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选择了非适宜技术方向，过早地偏向资本要素，反而成就了当时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原因是多数部门采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同时，选择了要素互补的生产函数，既充分挖掘了稀缺要素（资本）的边际报酬，又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不致被挤出，从而导致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同时扩张，积累了巨大的工业产能。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下相对昂贵的劳动力应当被资本所替代，但二者缺乏生产上的相似性，固化的生产函数导致此替代效应难以发生，使大量冗余劳动力滞留于工业部门。而且生活成本和劳动力价格的区域差异，促使工业企业为节约用工支出而跨地区转移，但布局在外围地区的产能缺乏市场临近效应，无序的产业转移为过剩产能和无效供给提供了更大物理空间。该研究认为，技术进步的要素应通过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推动要素间充分替代，并在此基础上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所依托的要素禀赋而适时调整技术进步方向，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摆脱对科技成果跨国转移的过分依赖，变单纯的专利引进为高端设备、优秀人才、智力资源、先进制度的全方位引进。
四、结论与展望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工业发展经历了多轮产能过剩。特别是2009年至今，多个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持续处于较低的区间内，景气指数不断下滑;加之世界经济面临后危机时代波动以及新冠疫情冲击，我国货物出口遇到增长瓶颈，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建设制造强国目标的实现。结合现实，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已拓展到技术创新的视角，围绕着技术创新的强度、对象、要素倾向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启示。综合多数研究的看法，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渐进式创新、工艺创新、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技术变迁进程中占据了过多份额，导致部分企业对低成本创新形成路径依赖，无法满足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新产品新供给的需求。笔者认为，这些研究至少有以下理论与现实贡献。
一方面，在吸收“成本外部化”、“地方政府干预”等既有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内因，看到了生产技术变革对产业组织方式与绩效的影响，同时以技术进步为节点将供给侧与需求侧相联结，构建了企业超量投资与有效供给不足现象的统一解释框架。这类研究更能体现科学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相关建议更符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基本精神。另一方面，突破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传统框架，侧重观察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差异，揭示了中国部分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也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根源。
目前，从技术进步视角解析中国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不断出现，但仍存在不少改进空间。下一阶段的研究可选择一些新的细分领域继续探究中国产能过剩的技术成因。例如，当预付产能超出均衡产出所需时，降低产能使用负荷并非企业的唯一选择，其也可以选择接受更高的产成品库存率。目前个别研究已开始关注产品销售环节的过剩，以及背后的技术进步偏向原因，这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创新方向。另外，技术研发与创新按照目的、任务和方法的不同，还可以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开放创新与封闭创新等，这些不同的类型对技术活动的最终产出及产业绩效也有着不同的影响，进而可能对工业投资与产能利用产生差异化的效应。因此，技术创新在什么宏观环境下更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中间存在哪些制度调节效应，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Mann H M， Meehan J W， Ramsay GA. Market Structure and Excess Capacity Look at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9， 61（1）. [2] Fair R C. Excess Labor and the Business Cycl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1）.
[3] 韩国高，高铁梅，王立国，等.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2011，（12）.
[4] 杨振兵，张诚.中国工业部门产能过剩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5，（6）.
[5] 齐鹰飞，赵旭霞.产能过剩源于财政刺激吗[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6）.
[6] 李后建，张剑.企业创新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7，（2）.
[7] 余东华，吕逸楠.政府不当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5，（10）.
[8] 白雪洁，闫文凯.中国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及疏解策略——基于光伏行业的案例分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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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solving Overcapacity by Typ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ZHANG Yu-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overcapacity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round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mod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has explore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rought by capacity invest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formed a large number of valuable theoretical viewpoint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terpretation paths of innovation intensity， innovation object and factor tendency， and evaluates their theoretic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explanatory power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most studies， the root cause of China’s overcapacity lies in the excessive share of incremental innovation， process innovation and capital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echnological change， which leads to the path dependence of some enterprises on low-cost innovation and can’t meet the demand for new products and new supply due to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cess capacity; incremental innovation; process innovation;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异质性土地约束下陕西承接产业转移与产能过剩风险防控研究”（2019D050）
作者简介：张雨微（1989-），女，陕西西安人，讲师，博士，从事技术经济研究。
[责任编辑 柯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