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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５年评授军衔的工作完成以后，总干部部于１９５６年２月１日向中央军委写出《评衔工作总结》报告，所附“评衔工作总结各种统计表”之“已评定军衔的妇女干部职务与军衔级别对照统计表”显示，在全军军事行政和技术干部中，女性被授予准尉以上军衔者只有４６６５名，占当时准尉以上该类授衔人数的０．８１７％。这个比例极低，可用“寥若晨星”来形容。在这４０００多名女性军官中，包括：校官４３名，其中大校１名、上校１名、中校７名、少校３４名；尉官３８７４名，其中大尉１４３名、上尉２８３名、中尉７９７名、少尉２６５１名；准尉７４８名。
解放军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少将，属于政治军官，不归总干部部管辖，故未包括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不过，政治军官中授衔的女性比例，较军事行政和技术军官更低，因为一般的政治军官按当时政策的规定，是不在授衔范围之列的，假如把政治军官计算进去，全军女性授衔的比例还会降低。
是什么原因造成１９５５年女性军官获得军衔称号者寥若晨星的呢？据笔者考察，这种现象不是一时间偶然出现的，而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全军评授军衔前，在解放军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情况以及受苏联红军的影响而形成的。
１∶２２——两个历史时期解放军女将军的数量差距
１９８８年新军衔制实施后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聂力等５位新一代女将军集体拜访了第一次授衔时获得少将军衔的李贞。我们从“新老女将军，两代军中花”的欢聚中，可以看到解放军女性军官在荣获军衔称号问题上的今昔差别：李贞是解放军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５年首次实行军衔制１０年期间涌现出来的唯一一位女性将军；聂力等５人是１９８８年新军衔制实施后的首批女将军，到１９９８年新军衔制实行后的１０年中，解放军女性将军已经达到２２人。１∶２２的大幅度比差，说明两次军衔制在女性军官授衔政策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为使读者对两次女性授衔政策上的差别有个感性认识，特将比例数中两代女将军的名单予以开列。
李 贞：１９０８年生，１９２７年参加革命，１９５５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聂力：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６０年参军，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９３年７月晋升为中将军衔。１９８８年时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廖文海：１９３４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后任院长）。
胡斐佩：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吴晓恒：１９３２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
李希楷：１９３２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
赵织雯：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１年参军，１９９０年７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彭钢：１９３８年生，１９５９年参军，１９９１年６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总政纪检部部长、军委纪委副书记。
乔佩娟：１９３２年生，１９４７年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９１年６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
贺捷生：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９２年７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后任部长）。
邓先群：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９年参军，１９９３年７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总政治部群工部副部长（后任部长）。
王晓棠：１９３４年生，１９５２年参军，１９９３年７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钟玉征：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９３年７月由专业技术大校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教授。
晁福寰：１９４２年生，１９６５年参军，１９９４年７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姜天宝：１９４４年生，１９７４年参军，１９９４年７月由专业技术大校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时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八一体工大队女子篮球队主教练。
邵 华：１９３８年生，１９６６年北京大学毕业，１９９５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
王淑兰：１９４２年生，１９９６年７月被授予少将军衔。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部长。
杨俊生：１９４３年生，１９６１年参军，１９９６年７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警衔。时任武警科技开发部主任。
邱爱慈：１９４１年生，１９６４年参加工作，１９９７年由专业技术大校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时任总装备部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
朱凤蓉：１９４２年生，１９６８年参军，１９９７年由专业技术大校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核试验基地工程师。
王晓钟：１９６７年参加工作，１９７１年参军，１９９７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
谢彬：１９４３年生，１９９８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现任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
徐莉莉：１９５２年生，１９６４年参军，１９９８年由海军大校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时任海军后勤部政委。
统计数字是历史的记录，它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政策。两个１０年间所诞生的两组数额悬殊的女将军，表明解放军中新一代女军官比老一代女军官要幸运得多。我们在为新一代军中女性庆幸的同时，拂去历史的尘埃，看看半个多世纪前造成军内授衔女军官稀缺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由下而上出现的“让女人走开”现象
有位军事家说：“战争从未让女兵走开，现代战争越来越多地给予女兵青睐与微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开始，到１９５２年３月全军建立等级制度以前，在任职使用和评定级别待遇等方面，男女平等。在全军十几万名女性军人中，有５万多人被评定为副排级以上干部级别。但是，从１９５２年下半年开始，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１９５２年７月１１日，总政治部在《关于整编中妇女干部处理的办法》中指出：“在此次整编中，有些地区和单位由于编制紧缩，组织变动，将妇女干部大批调出，未获得妥善处理，因而使妇女干部情绪波动很大。”这表明，此时妇女干部在军队的某些地区和单位中出现了大批量的“下岗”问题。
这时，总政治部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认为“此事确应引起注意”，要求全军正确对待妇女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问题。强调，“我军妇女干部与新参军的女知识分子为数甚大，且不少的已得到相当锻炼和改造，并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因此必须对其培养与教育，在整编中分配以适当工作或学习，使其各得其所”。总政治部在文件中，郑重地提出保留妇女干部的五项具体办法，要求全军“研究执行”。
然而，在中央军委于１９５３年１月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后，总政治部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１９５３年６月２日，总政治部在《关于今后部队妇女同志工作问题解释要点》中指出：“为着适应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在执行新编制后，妇女同志除适应于军队工作的仍留在部队工作外，凡不适宜于军队工作的将有计划有步骤地转至地方工作或学习，少数既不适宜于军队工作又不能转业就学者，则将复员或按家属待遇。”
总政治部在文件中认为，女同志不适合大量留队工作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国防军建设”。文件说：“在正规训练中，军事生活紧张，工作和纪律要求严格。一切部队人员并要根据部队任务的需要随时调动，特别是今后的战争是机械化的战争，是各兵种协同作战，在遂行战斗中与工作上所要求的速度和准确性与过去是不同的，战争将是异常紧张和猛烈的，非有健强的身体，是不能担负现代战争的严重任务。而一般的妇女同志，由于生理、生育等方面的关系，使其难于适应军队的这些严格要求，已经不应该再勉强大量留在部队。”文件特别针对广大妇女干部想不通的情绪说，这“不是对妇女同志有任何歧视思想或不平等待遇，而且正是爱护和照顾女同志”。
解放军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少将，属于政治军官，不归总干部部管辖，故未包括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不过，政治军官中授衔的女性比例，较军事行政和技术军官更低，因为一般的政治军官按当时政策的规定，是不在授衔范围之列的，假如把政治军官计算进去，全军女性授衔的比例还会降低。
是什么原因造成１９５５年女性军官获得军衔称号者寥若晨星的呢？据笔者考察，这种现象不是一时间偶然出现的，而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全军评授军衔前，在解放军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情况以及受苏联红军的影响而形成的。
１∶２２——两个历史时期解放军女将军的数量差距
１９８８年新军衔制实施后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聂力等５位新一代女将军集体拜访了第一次授衔时获得少将军衔的李贞。我们从“新老女将军，两代军中花”的欢聚中，可以看到解放军女性军官在荣获军衔称号问题上的今昔差别：李贞是解放军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５年首次实行军衔制１０年期间涌现出来的唯一一位女性将军；聂力等５人是１９８８年新军衔制实施后的首批女将军，到１９９８年新军衔制实行后的１０年中，解放军女性将军已经达到２２人。１∶２２的大幅度比差，说明两次军衔制在女性军官授衔政策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为使读者对两次女性授衔政策上的差别有个感性认识，特将比例数中两代女将军的名单予以开列。
李 贞：１９０８年生，１９２７年参加革命，１９５５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聂力：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６０年参军，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９３年７月晋升为中将军衔。１９８８年时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廖文海：１９３４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后任院长）。
胡斐佩：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吴晓恒：１９３２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
李希楷：１９３２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
赵织雯：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１年参军，１９９０年７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彭钢：１９３８年生，１９５９年参军，１９９１年６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总政纪检部部长、军委纪委副书记。
乔佩娟：１９３２年生，１９４７年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９１年６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
贺捷生：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９２年７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后任部长）。
邓先群：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９年参军，１９９３年７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总政治部群工部副部长（后任部长）。
王晓棠：１９３４年生，１９５２年参军，１９９３年７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钟玉征：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军，１９９３年７月由专业技术大校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教授。
晁福寰：１９４２年生，１９６５年参军，１９９４年７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姜天宝：１９４４年生，１９７４年参军，１９９４年７月由专业技术大校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时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八一体工大队女子篮球队主教练。
邵 华：１９３８年生，１９６６年北京大学毕业，１９９５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
王淑兰：１９４２年生，１９９６年７月被授予少将军衔。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部长。
杨俊生：１９４３年生，１９６１年参军，１９９６年７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警衔。时任武警科技开发部主任。
邱爱慈：１９４１年生，１９６４年参加工作，１９９７年由专业技术大校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时任总装备部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
朱凤蓉：１９４２年生，１９６８年参军，１９９７年由专业技术大校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核试验基地工程师。
王晓钟：１９６７年参加工作，１９７１年参军，１９９７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
谢彬：１９４３年生，１９９８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现任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
徐莉莉：１９５２年生，１９６４年参军，１９９８年由海军大校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时任海军后勤部政委。
统计数字是历史的记录，它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政策。两个１０年间所诞生的两组数额悬殊的女将军，表明解放军中新一代女军官比老一代女军官要幸运得多。我们在为新一代军中女性庆幸的同时，拂去历史的尘埃，看看半个多世纪前造成军内授衔女军官稀缺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由下而上出现的“让女人走开”现象
有位军事家说：“战争从未让女兵走开，现代战争越来越多地给予女兵青睐与微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开始，到１９５２年３月全军建立等级制度以前，在任职使用和评定级别待遇等方面，男女平等。在全军十几万名女性军人中，有５万多人被评定为副排级以上干部级别。但是，从１９５２年下半年开始，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１９５２年７月１１日，总政治部在《关于整编中妇女干部处理的办法》中指出：“在此次整编中，有些地区和单位由于编制紧缩，组织变动，将妇女干部大批调出，未获得妥善处理，因而使妇女干部情绪波动很大。”这表明，此时妇女干部在军队的某些地区和单位中出现了大批量的“下岗”问题。
这时，总政治部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认为“此事确应引起注意”，要求全军正确对待妇女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问题。强调，“我军妇女干部与新参军的女知识分子为数甚大，且不少的已得到相当锻炼和改造，并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因此必须对其培养与教育，在整编中分配以适当工作或学习，使其各得其所”。总政治部在文件中，郑重地提出保留妇女干部的五项具体办法，要求全军“研究执行”。
然而，在中央军委于１９５３年１月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后，总政治部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１９５３年６月２日，总政治部在《关于今后部队妇女同志工作问题解释要点》中指出：“为着适应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在执行新编制后，妇女同志除适应于军队工作的仍留在部队工作外，凡不适宜于军队工作的将有计划有步骤地转至地方工作或学习，少数既不适宜于军队工作又不能转业就学者，则将复员或按家属待遇。”
总政治部在文件中认为，女同志不适合大量留队工作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国防军建设”。文件说：“在正规训练中，军事生活紧张，工作和纪律要求严格。一切部队人员并要根据部队任务的需要随时调动，特别是今后的战争是机械化的战争，是各兵种协同作战，在遂行战斗中与工作上所要求的速度和准确性与过去是不同的，战争将是异常紧张和猛烈的，非有健强的身体，是不能担负现代战争的严重任务。而一般的妇女同志，由于生理、生育等方面的关系，使其难于适应军队的这些严格要求，已经不应该再勉强大量留在部队。”文件特别针对广大妇女干部想不通的情绪说，这“不是对妇女同志有任何歧视思想或不平等待遇，而且正是爱护和照顾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