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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敦煌莫高窟北区B168窟新出土八思巴文文书残页，是一份很珍贵的八思巴蒙古语文献。通过对其文字的考释，确定该残页是一款皇帝圣旨的前半部位的局部，属于当时的官方文献，并初步认定为元世祖忽必烈薛禅皇帝颁给高昌王亦都护的圣旨原文，同时指出了该残页文献与以往刊布的八思巴文文书之异同。
关键词：莫高窟；八思巴文；圣旨
中图分类号：G257.22，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4-0080-04
为了弄清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性质及其内涵，敦煌研究院自1988年以来，对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考古清理发掘，新发现了一批重要文物和文献。在写本文献的整理鉴定工作中，我们与敦煌研究院有关专家精诚合作，整理鉴选出蒙古文文书残页68件。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些蒙古文文书内涵，我们对这些文书陆续进行了考释研究，将文献及个人研究的初步成果刊布于世，望行家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B168窟新出土的八思巴文残片，出土于该窟第2层，约7.4×7.5厘米，宣纸，发掘编号为北168:4。该残片手写墨书，词末有朱点，没有装裱痕迹。现存有中段局部三行文字，上下缺损，文不达意。这一文书的发现，是元代八思巴蒙古语现存少数文献的重要补充，意义重大。
因这是一款八思巴文残片，故在这里有必要对八思巴字作一简要的介绍。
所谓的八思巴字，又称“方体字”，元时又称“国字”、“蒙古新字”、“蒙古字”等等，是秉承元世祖忽必烈皇帝的圣旨，由藏僧八思巴根据藏文创制的，故名。元至元六年(1269)始正式颁诏使用，随着元朝的覆亡逐渐被废弃。这一文字不仅旨在书写蒙古语，而且还成为记录元朝时期国统的其他主要民族语言的文字，如汉语、藏语、突厥语以及梵语等，推行全国，至今存其标写的文献。八思巴字的使用范围，根据现已发现刊布的文献，主要有官方文书，其次是佛教文书，民间文书则甚少。当时，这种文字是一个跨民族语言的、由朝廷强制推行的政治性文字。
八思巴字的书写，是以音节为单位的，竖列，自左向右移行。其形体主要依据藏文，并适当吸取了回鹘蒙古文和汉文的某些书写特点，属于类似于过渡阶段的表音文字。文字字母符号40有余。书写语言的不同，字母的使用又有所出入。对于八思巴文及八思巴，国内外学者已有专门研究，这项研究也在日益深入。
敦煌莫高窟北区B168窟出土八思巴文残片究竟属于什么类型的文书，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讨。为了便于探讨，这里使用两种标音符号，即文字转写符号(Transliter-ation)和读音转写符号(Transcription)。由于残片是中段局部，也只能按现存行数的顺序进行排列，因此这一行次并非是原文的行序，是残片的行序。
文字转写
(1)(上缺)…q(朱点)
(2)(上缺)…is(朱点)q'-nu…(下缺)
(3)(上缺)…(朱点)i-duq…(下缺)
读音转写
(1)(上缺)…q
(2)(上缺)…is qa'anu…(下缺)
(3)(上缺)…iduq…(下缺)
第(1)行…q(…q)字是一个词的末尾部分，如果是闭音节可读作q，如果是开音节，可读作-qa。根据当时官方文书的行文格式，与现有其他八思巴文献做一比较，可以肯定是一个圣旨格式，是jarliq(八思巴文文字转写为jr-liq)一词的末尾辅音，意为“圣旨”。官方文书中这一格式位置的词，一般为“jarliq”(圣旨)，“iji”(懿旨)、“lingji”(令旨)、“huaji”，(法旨)或“bicig”(文书，各种圣旨、懿旨、令旨等旨文均包括)、“tige”(文书，各种旨文均包括)等词，据黑城遗址出土汉文文献，另有“钧旨”、“台旨”等意，还应有相应的蒙古语词语。但这后两个词，在已刊布的回鹘蒙古文、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均未出现。比较起来，以q辅音收尾的词只有jarliq一词。上述所列其文诸词，均不带有以q辅音结尾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残片是某一皇帝的圣旨是肯定的。而这个字母的读音也只能读作q，作闭音节结构的语音，而不可能是qa。
第(2)行…is(…is)字在读音上无可非议，因为i和s之间虽有残断缺口，但其笔画具有相对应的连写笔迹。所以这里s符号不可能读作sa。从下一个词“皇帝的”一词的组词规律，一般为一个具体的皇帝名称。又与所有八思巴字圣旨行文比较，这个…is是八思巴字jin-gis(jingis“成吉思”之音译)一词的后半部分是肯定的。而在元代皇帝称谓中以一is结尾的，除成吉思汗之外还未曾有过。还有，前行jarliq一词之下为空格，说明下一词是另行抬写词，属于公文体的敬位问题，成吉思汗这一帝称，当属被敬重之列。
第二行qa'anu(q'_nu)一词，是qa'an词加属格形态的后缀-u的形式，义为“皇帝的”。关于成吉思汗的皇称，在八思巴’文中的多数情况写作q-nu(qanu)，有时则写作ql-nu(qa'anu)，二者为19:4的比例，而在这个残片中的写法则属于后一种。成吉思汗的皇称，在回鹘蒙古文和汉字标音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元代除成吉思汗外的其他皇帝的帝称一般为qa'an(qaran)。
关于主格形态的qan和qa'an(qaTan)及其包括属格形态在内的诸种形态的蒙古文写法，曾引起学者们广泛的研究兴趣。有人认为qan是小可汗(皇帝)，qa'an(qaran)才是大可汗(皇帝)，具有大小之别。在蒙古语同一个语族语言借词的突厥语中，也有qan(汗)和qaghan(可汗)的区别。据韩儒林先生考证，突厥语中的两种说法，确有小和大的区别，在蒙古语中是否一样，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考证。
从蒙古语的实际情况看，中古时期称qan的较多，从13世纪初、中期窝哥台皇帝始，基本上称qa'an(qaran)，成吉思汗时期似乎是从qan称转为qa'an(qaran)称的时期。蒙古语文献中，对成吉思汗有时称qan，有时称qa'an(qaran)，处于不太定型的时期。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帝称的区别首先是从时间上出现了变异。如不是这样，成吉思汗的帝称不可能有上述两种形式。而qan-称，不至于导致后来消失的。
按照圣旨书写体例的惯例，qa'an一词之后应下接“ba qa'an-u jarlir-dur…(b q'-nu jr-liq-dur…)等词，可惜由于文书残损，只能作出这段推断性的复原。
所有现存的八思巴文圣旨中，其下还有“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答失蛮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之类以往诸皇帝的圣旨内容，但是下一行出现的称呼iduq-qud不是寺庙宗教 人士，而是历史上的具体人物。故，是否有保护宗教、寺庙等内容，目前还不能给予主观的定论。
第(3)行idu7(-qud)一词是回鹘职官称之前半部分，下残部分中有qut(-qut)这个词是没有问题的，元时一般音译“亦都护”，《元朝秘史》中标作“亦都兀惕”，汉文总译亦作“亦都兀惕”。关于idurqut这一词，沈起炜、徐光列二先生解为“突厥首领称号”，《元史》中释作“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耿世民先生称“‘亦都护’回鹘西迁后高昌回鹘王国(850－…1284年)历代王的称号iduq qut之汉译音”，意为“神圣之福”或“神圣的陛下”；韩儒林先生也考作突厥官号。
据本人的考察，idur qut(亦都护)这一词除具上述意义之外，或许还具有具体人名的意义。《元朝秘史》中“亦都兀惕”旁注为“人名”。在其总译中有“委吾种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刺黑等，来成吉思处说……”的记载。《元史》中记有元世祖忽必烈诏谕高丽国王王稹的一段话：“汝内附在后，故班诸王下。我太祖时亦都护先附，即令齿诸王上，阿思兰后附，故班其下，卿定量知之”。又，《西宁王忻都之碑》称：“太祖皇帝起兵之四年，畏兀氏国主巴而术阿亦都护举国来附从，征西方有大勋于王室。”其碑的回鹘蒙古文译文中也把“亦都护”视作人名来表述的。据此看来，“亦都护”一词有时为职官称，有时为人名，换言之，“亦都护”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虽然当时的高昌诸王均有“亦都护”之称，但是在某一具体明确之时一般简称“亦都护”，按具体的某人来看待的。至于八思巴文这一残片中的“亦都护”之称，是对高昌王的统称还是具体的某一高昌王，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考证。
关于“亦都护”，最早出现于《元朝秘史》第238节中。高昌回鹘之主亦都护闻说成吉思汗的威名，派去了使臣表达了愿顺从成吉思汗并愿做其第五子为其效劳的愿望，成吉思汗满足了他的愿望。《元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成吉思汗开国的第四年，即公元1209年。最早归附的亦都护是巴而术阿尔忒的斤，从他开始，依次嗣位的亦都护为七代八人：
1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成吉思汗时期)，2 玉古伦赤的斤，3 马木刺的斤(蒙哥汗时期)，4 火赤哈儿的斤(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嗣位)，5 纽林的斤(1308－318年在位)，6 贴木儿补化，7 篯吉的斤(贴木儿补化之弟，1329年嗣位)，8 太平奴的斤(贴木儿补化之子)。对于上述亦都护王位的世袭情况，《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之碑文(回鹘文、汉文，甘肃武威市)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其中，从火赤哈儿的斤亦都护王起，其后的诸王均有可能授以八思巴文的圣旨。
以上所列诸王中，这一圣旨不可能授给每位王。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下述几条记载尤为重要：
至元三年(1266)，世祖命其子火赤哈儿的斤嗣为亦都护。
至元十二年(1275)，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万围火洲……受围凡六月，不解。……亦都护……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别吉……与之，都哇解去。其后入朝帝嘉其功，锡以重赏，又赐钞十万锭以赈其民。
子纽林的斤，尚幼……常壮其志，赐金币巨万……有旨师出河西，俟北征诸军齐发，遂留永昌……武宗召还，嗣为亦都护，赐之金印，复署其部，押西护司之官。仁宗始稽故实，封为高昌王，别以金印赐之，设王傅之官。
贴木儿补化……天历元年(1328)，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明年正月，以旧官勋封中书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夫。
在上述第二例引文中提到的事例，因至元三年(1266)八思巴文尚未推行，故不可能是这一年的圣旨。贴木儿补化虽官爵更甚，但他任职地址与残片所出土的敦煌西北地区不一致，而他嗣职年代也较晚，故这一记述与本残片可能没有多大关系。武宗、仁宗二帝对纽林的斤分别嗣为官职亦都护和高昌王，但现存残文中没有按圣旨惯例写出其前诸皇帝，文字各占一行，而武宗帝诏纽林的斤嗣亦都护的时间，据耿世民先生的研究为1308年。在此之前，忽必烈帝虽有“赐金币巨万”之事，但当时此人还未嗣亦都护，因此这里还不能排除B168窟八思巴文圣旨残页是纽林的斤或其后的诸亦都护所受圣旨的可能性。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推断：莫高窟北区B168八思巴文残片是八思巴蒙古的皇帝圣旨，圣旨的颁布人有可能是元世祖忽必烈薛禅皇帝，圣旨的得主可能是元代第四代亦都护高昌王火赤哈儿的斤，圣旨内容可能是对高昌王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的封赠官职或记录功勋等。圣旨颁布时间为至元六年至至元三十一年(1269－1294)之间。其中最有可能的是至元十二年(1275)都哇围城“其后入朝”的那一年，即1275年到1294年间的某一年。
通观莫高窟北区B168窟出土八思巴文文书残片，并与当时的八思巴文圣旨对照，还基本能够明确下述几个异同之处：
元代皇帝圣旨一般为横幅和竖幅。纸书圣旨全部为横幅，现存碑文圣旨有横幅和竖幅的。故这一圣旨残页也可能是横幅。所谓横幅和竖幅请参看照那斯图先生《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东京，1991)和西藏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1995)等书的有关八思巴蒙古语图版。
jarliq(jr-liq)“圣旨”一词在圣旨的通例格式中一般在第七行或第八行，顶格，下空。Cingisqa'an(eing-gl's q-‘an“成吉思汗”)一称一般在第八行或第九行，顶格，下空或不空不等。这一圣旨文书可能属不空之例。
现已刊布的二十几例皇帝圣旨，无论是纸质或碑刻，书写风格均为板板正正的楷书体，但这一残片似有些手写体风格。这是异点之一。
这一残页圣旨，似不像现已发现的寺庙佛徒等宗教护敕类圣旨，而可能是封赠官职的圣旨。如是，可以补充八思巴文这一类圣旨的空白。这是异点之二。
上述文字标音所示，圣旨残页标有三个朱点，似为后人所为，且朱点的位置是以词为单位的。词后朱点可能是为了方便后人阅读所为。这是异点之三。
责任编辑 包菁萍
关键词：莫高窟；八思巴文；圣旨
中图分类号：G257.22，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4-0080-04
为了弄清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性质及其内涵，敦煌研究院自1988年以来，对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考古清理发掘，新发现了一批重要文物和文献。在写本文献的整理鉴定工作中，我们与敦煌研究院有关专家精诚合作，整理鉴选出蒙古文文书残页68件。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些蒙古文文书内涵，我们对这些文书陆续进行了考释研究，将文献及个人研究的初步成果刊布于世，望行家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B168窟新出土的八思巴文残片，出土于该窟第2层，约7.4×7.5厘米，宣纸，发掘编号为北168:4。该残片手写墨书，词末有朱点，没有装裱痕迹。现存有中段局部三行文字，上下缺损，文不达意。这一文书的发现，是元代八思巴蒙古语现存少数文献的重要补充，意义重大。
因这是一款八思巴文残片，故在这里有必要对八思巴字作一简要的介绍。
所谓的八思巴字，又称“方体字”，元时又称“国字”、“蒙古新字”、“蒙古字”等等，是秉承元世祖忽必烈皇帝的圣旨，由藏僧八思巴根据藏文创制的，故名。元至元六年(1269)始正式颁诏使用，随着元朝的覆亡逐渐被废弃。这一文字不仅旨在书写蒙古语，而且还成为记录元朝时期国统的其他主要民族语言的文字，如汉语、藏语、突厥语以及梵语等，推行全国，至今存其标写的文献。八思巴字的使用范围，根据现已发现刊布的文献，主要有官方文书，其次是佛教文书，民间文书则甚少。当时，这种文字是一个跨民族语言的、由朝廷强制推行的政治性文字。
八思巴字的书写，是以音节为单位的，竖列，自左向右移行。其形体主要依据藏文，并适当吸取了回鹘蒙古文和汉文的某些书写特点，属于类似于过渡阶段的表音文字。文字字母符号40有余。书写语言的不同，字母的使用又有所出入。对于八思巴文及八思巴，国内外学者已有专门研究，这项研究也在日益深入。
敦煌莫高窟北区B168窟出土八思巴文残片究竟属于什么类型的文书，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讨。为了便于探讨，这里使用两种标音符号，即文字转写符号(Transliter-ation)和读音转写符号(Transcription)。由于残片是中段局部，也只能按现存行数的顺序进行排列，因此这一行次并非是原文的行序，是残片的行序。
文字转写
(1)(上缺)…q(朱点)
(2)(上缺)…is(朱点)q'-nu…(下缺)
(3)(上缺)…(朱点)i-duq…(下缺)
读音转写
(1)(上缺)…q
(2)(上缺)…is qa'anu…(下缺)
(3)(上缺)…iduq…(下缺)
第(1)行…q(…q)字是一个词的末尾部分，如果是闭音节可读作q，如果是开音节，可读作-qa。根据当时官方文书的行文格式，与现有其他八思巴文献做一比较，可以肯定是一个圣旨格式，是jarliq(八思巴文文字转写为jr-liq)一词的末尾辅音，意为“圣旨”。官方文书中这一格式位置的词，一般为“jarliq”(圣旨)，“iji”(懿旨)、“lingji”(令旨)、“huaji”，(法旨)或“bicig”(文书，各种圣旨、懿旨、令旨等旨文均包括)、“tige”(文书，各种旨文均包括)等词，据黑城遗址出土汉文文献，另有“钧旨”、“台旨”等意，还应有相应的蒙古语词语。但这后两个词，在已刊布的回鹘蒙古文、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均未出现。比较起来，以q辅音收尾的词只有jarliq一词。上述所列其文诸词，均不带有以q辅音结尾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残片是某一皇帝的圣旨是肯定的。而这个字母的读音也只能读作q，作闭音节结构的语音，而不可能是qa。
第(2)行…is(…is)字在读音上无可非议，因为i和s之间虽有残断缺口，但其笔画具有相对应的连写笔迹。所以这里s符号不可能读作sa。从下一个词“皇帝的”一词的组词规律，一般为一个具体的皇帝名称。又与所有八思巴字圣旨行文比较，这个…is是八思巴字jin-gis(jingis“成吉思”之音译)一词的后半部分是肯定的。而在元代皇帝称谓中以一is结尾的，除成吉思汗之外还未曾有过。还有，前行jarliq一词之下为空格，说明下一词是另行抬写词，属于公文体的敬位问题，成吉思汗这一帝称，当属被敬重之列。
第二行qa'anu(q'_nu)一词，是qa'an词加属格形态的后缀-u的形式，义为“皇帝的”。关于成吉思汗的皇称，在八思巴’文中的多数情况写作q-nu(qanu)，有时则写作ql-nu(qa'anu)，二者为19:4的比例，而在这个残片中的写法则属于后一种。成吉思汗的皇称，在回鹘蒙古文和汉字标音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元代除成吉思汗外的其他皇帝的帝称一般为qa'an(qaran)。
关于主格形态的qan和qa'an(qaTan)及其包括属格形态在内的诸种形态的蒙古文写法，曾引起学者们广泛的研究兴趣。有人认为qan是小可汗(皇帝)，qa'an(qaran)才是大可汗(皇帝)，具有大小之别。在蒙古语同一个语族语言借词的突厥语中，也有qan(汗)和qaghan(可汗)的区别。据韩儒林先生考证，突厥语中的两种说法，确有小和大的区别，在蒙古语中是否一样，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考证。
从蒙古语的实际情况看，中古时期称qan的较多，从13世纪初、中期窝哥台皇帝始，基本上称qa'an(qaran)，成吉思汗时期似乎是从qan称转为qa'an(qaran)称的时期。蒙古语文献中，对成吉思汗有时称qan，有时称qa'an(qaran)，处于不太定型的时期。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帝称的区别首先是从时间上出现了变异。如不是这样，成吉思汗的帝称不可能有上述两种形式。而qan-称，不至于导致后来消失的。
按照圣旨书写体例的惯例，qa'an一词之后应下接“ba qa'an-u jarlir-dur…(b q'-nu jr-liq-dur…)等词，可惜由于文书残损，只能作出这段推断性的复原。
所有现存的八思巴文圣旨中，其下还有“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答失蛮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之类以往诸皇帝的圣旨内容，但是下一行出现的称呼iduq-qud不是寺庙宗教 人士，而是历史上的具体人物。故，是否有保护宗教、寺庙等内容，目前还不能给予主观的定论。
第(3)行idu7(-qud)一词是回鹘职官称之前半部分，下残部分中有qut(-qut)这个词是没有问题的，元时一般音译“亦都护”，《元朝秘史》中标作“亦都兀惕”，汉文总译亦作“亦都兀惕”。关于idurqut这一词，沈起炜、徐光列二先生解为“突厥首领称号”，《元史》中释作“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耿世民先生称“‘亦都护’回鹘西迁后高昌回鹘王国(850－…1284年)历代王的称号iduq qut之汉译音”，意为“神圣之福”或“神圣的陛下”；韩儒林先生也考作突厥官号。
据本人的考察，idur qut(亦都护)这一词除具上述意义之外，或许还具有具体人名的意义。《元朝秘史》中“亦都兀惕”旁注为“人名”。在其总译中有“委吾种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刺黑等，来成吉思处说……”的记载。《元史》中记有元世祖忽必烈诏谕高丽国王王稹的一段话：“汝内附在后，故班诸王下。我太祖时亦都护先附，即令齿诸王上，阿思兰后附，故班其下，卿定量知之”。又，《西宁王忻都之碑》称：“太祖皇帝起兵之四年，畏兀氏国主巴而术阿亦都护举国来附从，征西方有大勋于王室。”其碑的回鹘蒙古文译文中也把“亦都护”视作人名来表述的。据此看来，“亦都护”一词有时为职官称，有时为人名，换言之，“亦都护”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虽然当时的高昌诸王均有“亦都护”之称，但是在某一具体明确之时一般简称“亦都护”，按具体的某人来看待的。至于八思巴文这一残片中的“亦都护”之称，是对高昌王的统称还是具体的某一高昌王，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考证。
关于“亦都护”，最早出现于《元朝秘史》第238节中。高昌回鹘之主亦都护闻说成吉思汗的威名，派去了使臣表达了愿顺从成吉思汗并愿做其第五子为其效劳的愿望，成吉思汗满足了他的愿望。《元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成吉思汗开国的第四年，即公元1209年。最早归附的亦都护是巴而术阿尔忒的斤，从他开始，依次嗣位的亦都护为七代八人：
1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成吉思汗时期)，2 玉古伦赤的斤，3 马木刺的斤(蒙哥汗时期)，4 火赤哈儿的斤(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嗣位)，5 纽林的斤(1308－318年在位)，6 贴木儿补化，7 篯吉的斤(贴木儿补化之弟，1329年嗣位)，8 太平奴的斤(贴木儿补化之子)。对于上述亦都护王位的世袭情况，《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之碑文(回鹘文、汉文，甘肃武威市)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其中，从火赤哈儿的斤亦都护王起，其后的诸王均有可能授以八思巴文的圣旨。
以上所列诸王中，这一圣旨不可能授给每位王。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下述几条记载尤为重要：
至元三年(1266)，世祖命其子火赤哈儿的斤嗣为亦都护。
至元十二年(1275)，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万围火洲……受围凡六月，不解。……亦都护……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别吉……与之，都哇解去。其后入朝帝嘉其功，锡以重赏，又赐钞十万锭以赈其民。
子纽林的斤，尚幼……常壮其志，赐金币巨万……有旨师出河西，俟北征诸军齐发，遂留永昌……武宗召还，嗣为亦都护，赐之金印，复署其部，押西护司之官。仁宗始稽故实，封为高昌王，别以金印赐之，设王傅之官。
贴木儿补化……天历元年(1328)，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明年正月，以旧官勋封中书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夫。
在上述第二例引文中提到的事例，因至元三年(1266)八思巴文尚未推行，故不可能是这一年的圣旨。贴木儿补化虽官爵更甚，但他任职地址与残片所出土的敦煌西北地区不一致，而他嗣职年代也较晚，故这一记述与本残片可能没有多大关系。武宗、仁宗二帝对纽林的斤分别嗣为官职亦都护和高昌王，但现存残文中没有按圣旨惯例写出其前诸皇帝，文字各占一行，而武宗帝诏纽林的斤嗣亦都护的时间，据耿世民先生的研究为1308年。在此之前，忽必烈帝虽有“赐金币巨万”之事，但当时此人还未嗣亦都护，因此这里还不能排除B168窟八思巴文圣旨残页是纽林的斤或其后的诸亦都护所受圣旨的可能性。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推断：莫高窟北区B168八思巴文残片是八思巴蒙古的皇帝圣旨，圣旨的颁布人有可能是元世祖忽必烈薛禅皇帝，圣旨的得主可能是元代第四代亦都护高昌王火赤哈儿的斤，圣旨内容可能是对高昌王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的封赠官职或记录功勋等。圣旨颁布时间为至元六年至至元三十一年(1269－1294)之间。其中最有可能的是至元十二年(1275)都哇围城“其后入朝”的那一年，即1275年到1294年间的某一年。
通观莫高窟北区B168窟出土八思巴文文书残片，并与当时的八思巴文圣旨对照，还基本能够明确下述几个异同之处：
元代皇帝圣旨一般为横幅和竖幅。纸书圣旨全部为横幅，现存碑文圣旨有横幅和竖幅的。故这一圣旨残页也可能是横幅。所谓横幅和竖幅请参看照那斯图先生《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东京，1991)和西藏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1995)等书的有关八思巴蒙古语图版。
jarliq(jr-liq)“圣旨”一词在圣旨的通例格式中一般在第七行或第八行，顶格，下空。Cingisqa'an(eing-gl's q-‘an“成吉思汗”)一称一般在第八行或第九行，顶格，下空或不空不等。这一圣旨文书可能属不空之例。
现已刊布的二十几例皇帝圣旨，无论是纸质或碑刻，书写风格均为板板正正的楷书体，但这一残片似有些手写体风格。这是异点之一。
这一残页圣旨，似不像现已发现的寺庙佛徒等宗教护敕类圣旨，而可能是封赠官职的圣旨。如是，可以补充八思巴文这一类圣旨的空白。这是异点之二。
上述文字标音所示，圣旨残页标有三个朱点，似为后人所为，且朱点的位置是以词为单位的。词后朱点可能是为了方便后人阅读所为。这是异点之三。
责任编辑 包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