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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僧服仍基本采用印度僧人的通肩、袒右的衣着形式，并无太大变化。由于地域、环境和文化的特殊性，敦煌供养僧人衣着出现了不同的披着方式。其中覆肩袒右、偏衫、钩纽、帔帛等，反映了佛教服饰汉化、世俗化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敦煌石窟；供养僧服；披着方式
中图分类号:K879.41；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5-0022-06
僧衣有三衣或五衣之说，佛教律典有严格的规定。三衣又称法衣、法服、僧服。由于佛教在不同的地域国度、文化环境和时代发展传播，三衣在具体造像表现中无疑有着一定的变化。敦煌供养僧人
①三衣，律典中规定为上衣(僧伽梨)、中衣(郁多罗僧)、下衣(安陀会)。五衣，律典规定不一，除三衣之外，加覆肩衣、水浴衣；或加僧祗支、雨浴衣；或加僧祗支、涅槃僧。另，参见陈悦新《佛衣与僧衣概念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的衣着即反映了这种情况，它融合发展中西元素，表现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不同穿着方式。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在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由于教义、风俗、气候等原因，僧服的披着逐渐形成制度。佛陀在成道之初，并未制订戒律条文，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范，所以没有僧服制度规定。佛教僧衣制，是在释迦涅椠后才完成的。佛弟子为了遵循佛陀的教化修行，便将佛陀生前的言行记录成文，其中包括佛陀僧伽衣着的理念，这些内容就成了披着僧衣遵循的规制。尽管后来因部派的分裂和时空的转变，僧衣制也随之发生了若干变化，但是佛陀对僧伽衣着的要求，无论何时何处，都被奉为圭臬。
佛教规定僧人披着三衣。初期中土僧人着三衣，衣式、用色、质料方面，仍采用印度僧人的制衣模式。梁慧皎《高僧传》卷13《昙光传》载“宋明帝于湘宫设会，闻光唱导，帝称善，即敕赐三衣瓶钵”，表明“三衣”在当时已经是中土认可的僧人衣着。
三衣又统称袈裟。僧人穿袈裟，除御寒功用外，还有成就功德之内涵。
因袈裟是用若干方块布组成条状，拼作“田”字形，形如田畔，故名水田袈裟。宋道诚《释氏要览》卷上《田相缘起》日:“《僧祗律》云:‘佛住王舍城，帝释石窟前经行，见稻田畦畔分明，语阿难言，过去诸佛衣相如是，从今依此作衣相。’《增辉记》云:‘田畦贮水生长嘉苗，以养形命。法衣之田润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养身法慧命也。”表示僧侣广种福田，所以袈裟也称福田衣，又名田相衣、割截衣。隋唐以来，比丘通服。
唐道世《法苑珠林·述意部》云:“夫袈裟为福田之服，如敬佛塔。泥洹僧为儭身之衣，尊之如法。衣名销瘦，取能销瘦烦恼。铠名忍辱，取能降伏众魔。亦喻莲华，不为污泥所染。亦名幢相，不为邪众所倾。亦名田文之相，不为见者生恶。亦名救龙之服，不为金鸟所食。亦名降邪之衣，不为外道所坏。亦名不正之色，不为俗染所贪。是以教有内外之别，人有道俗之异。在家则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顺先王之法言。上有敬亲事君之礼，下有妻子官荣之变。此则恭孝之躅理叶儒律。”表明佛教中的福田僧称为僧宝，意思是为众生带来无限之福。因此，所着衣装称为福田之服。
佛教文献记载，袈裟有五德和十利之说。僧侣披袈裟，不仅能御寒遮风，而且能防止邪恶，静养修心，达到护持戒律的作用。正由于袈裟有如此功德利益，故佛及僧侣皆着之。因而袈裟也就成为出家僧人的显著特征和一种固定标志。
《法苑珠林·法服篇》云:“出家则依乎内教，服诸佛之法服，行诸佛之法行。上舍君亲爱敬之重，下割妻子官荣之好。以礼诵之善自资父母，行道之福以报国恩之重。既许不以毁形易服为过，岂宜责以敬亲事君之礼。是故剃发之辰，天魔闻而遥情。染衣之日，帝释见而远欢。戏女聊被无漏遂满，醉人暂剪恶缘即舍。龙子赖而息惊，象王见而止怯。故知三领法衣蔽身俭用，三种坏色伏我爱情。既仿稻田，自成应供之德。远同先佛，实遵和敬之道。出尘反俗，所贵如斯者乎。”叫文中表明，出家人均“剃发”，“剃”是剃除须发，表示生智慧断烦心。前述僧侣“披”即是披上袈裟，成为福田僧。所以出家人披僧衣时心念偈云:“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我今项戴受，世世常得披。”说明僧衣对僧人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正因为佛教认为袈裟具有无限的功德，所以僧人非常重视袈裟的穿着方式。僧衣在今天看来，不光是僧人的标志，若从文化理论上讲则有更深远的文化涵意和哲学理论。因此，僧人穿上僧衣就要行善，遵法行道。敦煌石窟中出现的供养僧人，皆剃发，披袈裟，且大多排列在世俗供养人之前，表明僧人具有一定的身份。敦煌现存供养人画像榜题记录，出家人中有禅师、僧统、法师、僧尼、沙弥等，反映了千百年来敦煌地方佛教信徒中不同的等级、地位和身份。既然袈裟是僧侣的法服，所以尤受重视。
敦煌僧人的着衣，基本上采用印度僧衣的披着形式，主要有通肩式、袒右式①。随着时代的变迁，僧衣的穿着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变化，现择要介绍如下。
1.通肩式。袈裟自身后披覆两肩，右衣角绕颈前敷搭左肩垂下。莫高窟始见于北凉第272、275窟的佛衣，之后北魏迄西夏，佛、弟子、禅僧、供养僧人着此衣者代有所出。
2.袒右式。袈裟由身后披覆左肩，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经胸腹前敷搭左肩垂下，露出右肩臂。莫高窟初见于北凉第272窟佛弟子衣着。佛教故事画中僧人多着此衣，如第257窟“须摩提女因缘”，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因缘”等。供养僧人穿此类衣者少见，如西魏第249窟等。
3.覆肩袒右式。袈裟由身后披覆两肩，右衣角自右腋下方绕过，经腹前和左胸敷搭左肩垂下，露出右胸、右臂。莫高窟最早见于北凉第268窟供养僧人衣着。自北凉至元代，佛、弟子、僧人、供养僧人以及菩萨皆有着此衣的实例。
4.双领下垂式。袈裟由身后披覆两肩，右衣角敷搭左肩，颈下衣缘在胸部或腹部形成u形或v形。莫高窟最早见于北凉第272窟佛衣，此后各代佛、弟子、僧人、供养僧人都有穿此衣的实例。
5.僧祗支。内着衣，可见部分大多为斜领，自左肩向右腋下，也有交领者。莫高窟初见于北凉第268窟西壁龛下供养僧人衣着，内着斜领僧祗支，外披覆肩袒右式袈裟。北凉迄元，佛、弟子、僧人、供养僧人着此衣者为数众多。
6.偏衫。内着衣，可见部分为交领，右肩臂在衣袖内。莫高窟始见于北魏第263窟东壁供养僧人衣着，其中一身为内着僧祗支，上穿交领偏衫，外披袒右式袈裟。此后至元，各代均见此服。隋代始，佛、弟子、僧人也多着此衣。
上述六款僧衣披着方式，由内而外有二重或三重衣。二重者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三重者依次为僧祗支、偏衫、袈裟。其样式尚可细分若干型式。均有裙履配着。
7.交领大袖衣裙。莫高窟晚唐第9窟供养僧尼内着交领大袖衣，齐胸束带，曳地长裙，外披袈裟，帔巾长垂，蹬履。晚唐第138窟供养僧尼身着交领大袖衣，束带齐胸，衣缘饰团花图案，外披袈裟，左 肩前有防止袈裟滑落的钩纽，长裙曳地，穿履。
8.交领左衽衣裙。莫高窟第6l窟元代供养僧尼着交领内衣，外穿左衽窄袖衣，腰系带，下着裙，蹬履。
上述二款僧衣，世俗衣装成分明显增加，其穿着方式如同世俗人着衣。
9.僧衣之带纽。作为僧衣附属构件，系带和钩纽对于僧衣的穿着方式具有关键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僧衣系带的出现，莫高窟始见于西魏第249、285窟等佛和弟子衣着，于僧祗支上系结，带端下垂，多在覆肩袒右式、双领下垂式披着方式中看到。西魏迄元各代佛、弟子、供养僧人衣着都有使用。
僧衣钩纽，初见于莫高窟隋代洞窟的佛衣，如第305、298、394、390窟等，其后至西夏各代佛、弟子、僧人、供养僧人衣装上都可见到，分明暗钩纽，置于像的左肩前后，以袒右式和覆肩祖右式披着方式中多见。
僧衣使用系带和钩纽，是为了固定僧衣。《四分律》云:“尔时比丘，不系僧祗支入聚落，行使衣堕形露。佛言:不应不系衣人聚落，听安带若缝。尔时舍利弗入白衣舍，患风吹割截衣堕肩，诸比丘白佛，佛言:听肩头安钩纽。”律中表明，僧人着僧祗支时，避免风吹露体，可“听安带”；披割截衣时④，防止滑落，亦可“听肩头安钩纽”，俱以固定僧衣而用之。
印度僧人开始着袈裟是将其围在身上或用别针固定，也有用两条带子系结固定，还有用钩纽固定的。但印度袈裟上钩纽不见实物。佛像中出现钩纽，并没有在印度造像中得到反映。
袈裟安钩纽为律典明文规定，这一着衣特征却未在印度佛像中得以表现。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载:“若对尊容事须齐整，以衣右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勿安肘上。若欲带纽，即须通肩披，以将纽内钩，回向肩后勿令其脱。以角搭肩，衣便绕颈。双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当其式。”文中明确了袈裟若施钩纽须通肩式披着，而通肩式披着需符合的规范之一是将袈裟右上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勿安肘上。如此，钩纽即便相系，也被袈裟所掩。
印度佛像中通肩式披着方式，在中土南方早期佛像中得到承袭。东晋至南北朝中期，汉地佛像出现的袈裟作通肩式也多符合规制。南北朝晚期出现的袈裟作钩纽式，其袈裟右上角均未敷搭至左肩后，而是系垂于胸前，遂使钩纽得以呈现。该类袈裟的披着方式已不是严格意义上规制中的通肩式，由此看来，汉地袈裟钩纽得以显现是对律典规制予以变通的产物。
印度自然条件决定了当地人的衣着简单，穿戴方式以简单的围绕、搭挂为主。生活中，印度人为了右手做事方便，便围挂衣饰大面积地露出右臂。这种单纯的服装是用毛织物直接围在身上或用别针固定肩部，或用钩纽固定，完全不需要缝制。佛教服饰传人中土，汉族僧人受其影响，袈裟上也使用钩纽。钩纽，具体除了不使袈裟滑落，同时也表现庄严、威仪之意。
唐道宣《释门章服仪·缝制裁成篇》云:“成衣也，四周安缘，四角安揲，前钩后纽，中条两靡，障垢腻衣揲于领背，并出正量如事钞中，今作衣法，大如所论，钩纽妄施，相量颠倒。《十诵》云:去缘四指前施钩，去缘八指后施纽，良以用衣右角，掩覆左肩。前钩后纽，收束便易。五分明裙，左掩其上，如俗所传左衽是也。今时行事裙，皆右掩。法衣披着，右角垂前，故回背纽，前施八指，如律所约。”《业疏》载:“逼边缘四指安钩，拟反向后八指取纽，以覆左肩。”据此可知，右边反向八指的地方安纽，距左边四指的地方安钩。参照文献，可知钩纽位置是钩在外，纽在内。
敦煌石窟供养僧人按律典规定披着僧衣，并在袈裟上使用钩纽。莫高窟所见袈裟上安钩纽的洞窟如隋代第305、298、394、390、244窟，初唐第328窟，盛唐第217、194、444窟，中唐第112窟，晚唐第345、138窟，五代第217窟(重修甬道)，宋代第256、16窟，回鹘第97窟，西夏第265、310、418窟等，主要在佛、弟子、供养僧人袈裟上表现，以佛像实例居多。钩纽分明、暗两种，明钩纽呈现于左肩前；暗钩纽则为袈裟所遮隐，不见其形，钩纽扣合仅据袈裟表现形式判断。钩纽置于像的左肩前面。其材质似绳带之类织物，仅见右衣角一端与肩头垂下的绳带和系结，而左肩垂下绳带的末端则壁画图像未能予以表现。对于这一点，我们从第256窟佛坛主尊佛像钩纽的表现找到了答案。在此像左肩背后，可见有安钩纽另一端的明显遗痕，说明钩纽分别安在袈裟右衣角和左肩背后，二者之间以绳带相连系结。
敦煌匠师在作画造像时，应该是按照当时僧人使用钩纽着衣的方式而绘塑的。僧人对袈裟以钩纽相系，也有特定的实用场合。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凡在寺内，或时对众，心无常纽及笼肩披法。若向外游行，并入俗舍，方顺带纽，余时但可搭肩而已。”说明钩纽相系是佛弟子专门用来出入世俗场所的一种特殊装束。有学者认为，钩纽，在唐以前僧侣服饰中仍以织物作为钩纽的质料，自唐以后，出现了非织物的钩纽，造型也不再以长条形为主，而有圆环形，或圆形中间还有一横杆，也有钩状物。陈清香认为，宋式服饰和唐装不同者有，披在外面的袈裟，“在左胸旁出现了圆形的环扣，这种环扣是用来扣住袈裟的外摆，在宋式的僧服中异常普遍，今在台的出家人，仍然沿袭使用，它的来源虽待考，但决不能早于唐末，唐式僧服上的袈裟是用绳带相结，而不用环扣”。唐时钩纽具体的位置，唐道宣《感通传》云:“三衣之钩纽也，前去缘四指施钩，后八指施纽。以右角挑左肩上，纽缀于前钩。今则一倍反之，岂是教文所许？但以凡僧识想凭准正教，及以见缘如前差违，赐垂箴诲，诸非人等，咸皆默然。”所以唐代钩纽的位置大约是去衣缘八指安钩，十六指施纽。敦煌石窟僧衣上的钩纽，很难确认其具体的位置。但可以确定一在袈裟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经胸腹垂悬于左肩前，一在左肩后。
从目前的资料看，僧人袈裟上的钩纽实例所见有限，有些也不很清楚，但在实物中还有幸存，现存山东灵岩寺宋熙宁三年(1070)罗汉像以及宋元符二年(1099)干漆僧像服装，其袈裟从右胁下绕过上搭左肩，左肩有防止袈裟滑落的钩纽。
敦煌石窟供养僧侣袈裟上缝制钩纽，最早出现在隋代洞窟，经唐、五代、宋、回鹘，以迄西夏，各代袭用，且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形成具有敦煌本地的特色。对了解和研究敦煌以外僧衣的披着方式，提供了图像参考资料。
印度僧人袈裟多为赤色。《南海寄归内法传》卷2《衣食所须》日:“此之三衣，皆名支伐罗，北方诸国，多名法衣为袈裟，乃是赤色之义，非律文典语。”佛教传人中土后，僧服之初，僧人们仍穿袈裟。但是在天气寒冷地区，仅三衣是不能御寒的。根据僧衣制规定，在三衣之外再加上其他衣服，这就是衣服种类中的常服，并将这种常服称之为听衣。《释氏要览》载:“二衣，谓听制二衣也。”“二衣”一词，见于唐道宣《行事钞》之《二衣总别篇》中，作为听衣。当佛教传入各地后，由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民族习俗的不同，所产生的听衣种类也就不 同，所以僧人服饰很自然地显示出地域和民族差异来。中土僧人衣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法服，指三衣之类，只在参加佛事法会期间穿着；一类是常服，是为了御寒，对汉地原有的服装稍加改变，其样式便成为固定的僧服。所以汉地僧人的服饰特点是:一方面遵从戒律的规定，参照了当时印度传来僧衣的式样；另一方面，不得不适应汉地的气候、地理环境及民族风俗而制衣。
佛教传人中土之初，僧人的常服与俗人相同，只在服色上有别，俗人可以用正色，而僧人只能用坏色，成为僧人与俗人的区分标志。现在僧人的内衣与俗人没有大的区别。外面的长袍保持了汉代的形式，中衣和短衣由长衣改变而来，为了劳作时方便。唯有袈裟是佛教的象征。但现在僧人所着的袈裟并不是印度佛陀时代的固有形式，而是中土化了的形式。中国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僧人的袈裟基本上保持了原始佛教的形式。由此可见，佛教僧侣的服装也是随着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改变，形成不同风格的佛教服饰文化。
佛教传人我国后，为了在本土立足发展传播，便吸收、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学说，既受到中国固有文化的改造和同化，又保持其特殊性，最显著的例子是佛教服饰的变化。目前所见僧人图像出现不多，因此，只能以文字上的记录推定出家人衣装的不同穿着方式。另外，佛教服饰传入后，由于新的冲击，产生出新的服装款式，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敦煌供养僧人衣着上。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僧人衣着，自开窟之始，即已融合中西服饰文化因素，创造出具有本土特征的佛教服饰。莫高窟第268窟西壁供养僧人衣着，包括佛、弟子造像在内，其中覆肩袒右式及其披着方式，就是最好的例证。它与印度僧衣全部袒裸右肩的衣式不同，是在不违背佛教律典的情况下，为适应本土环境和民众理念而创造变通的一种衣着形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僧服在传播的过程中本身也发生着变化。另外画家作画时，在佛教崇拜的偶像人物衣装上，明显地存在着两种表现风格，在保留外来风格的同时，并不影响服饰上的汉化因素。所以第268窟僧衣，是接受了汉族服饰风格的意识支配和影响下而形成的款式。南北朝时期是僧服汉化、世俗化逐渐成熟的时期。从绘画思想上看，这一时期的僧像，汉化倾向十分明显。这种创作思想，直接受到了汉化思想的浸染和渗透。僧人服饰摆脱了印度佛教服饰的种种规定，表现出了现实生活中汉族人的服饰风格。莫高窟北魏第263窟供养僧人内着偏衫，外披袒右式袈裟。这是佛教服饰中土化的又一种样式和穿着方式。
《释氏要览》卷上引竺道袒《魏录》云:“魏宫人见僧袒一肘，不以为善，乃作偏袒缝于僧祗支上相从，因名偏衫。”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2《衣食所须章》云:“且如神州祗支偏袒，覆膊方裙，禅裤袍襦，咸乖本制……自余袍裤褌衫之类，咸悉决须遮断。严寒既谢，即是不合擐身，而复更着偏衫，实非开限。”又《尼衣丧制章》云:“东夏诸尼衣皆涉俗，所有着用并皆乖仪……祗支偏袒衫裤之流，大圣亲遮。”因为袒右式最终不合乎汉地的习俗，所以在遵守佛制袒右袈裟的穿着方式上，中土僧服出现了与佛教规定的披着方式不同的衣装。
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推行服制改革，诏令天下以汉服作为官服。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5世纪末，北魏境内出现了源于南朝的宽袍大袖汉式服装的佛教造像。迁都洛阳以后，孝文帝一方面大规模地推行汉化政策，另一面又攻伐南齐，积极吸收南朝文化。6世纪初，“褒衣博带”已成为北魏服式的主流。
这种影响也波及敦煌，莫高窟北魏末至西魏的洞窟中，如第249、285等窟的佛、菩萨、弟子装，均出现“褒衣博带式”的大袖长袍衣装。这都是孝文帝改革服制后提倡汉装，禁穿鲜卑服，直接对服饰的影响，也是佛教服饰中土化的一面。孝文帝改制，广泛而深刻，改制后服饰呈现出三种现象:一是汉装的定式被突破，胡服被大量地吸收融合进汉装；二是胡服、鲜卑服继续流行，衣饰具有西北游牧民族的特征，这一潮流必然影响到僧服；三是服饰随着潮流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由于敦煌地理位置处于边陲的特殊性，中原汉式的服饰文化传到敦煌总是要稍晚一些，敦煌至西魏时期，才出现“褒衣博带”的汉式衣装。另外，出现这种现象还与当时少数派反对有关，孝文帝改制并不是一帆风顺，任何一件事的出现，都有一番变革及流行的过程。这种现象也影响到边陲，敦煌早期供养人服饰，新出现“褒衣博带”式的衣装，并大量流行，成为官服、平民常服，僧服也相继出现。云冈、龙门、巩县等地佛教造像中也是显见的。
隋唐以后，敦煌供养僧服进一步向汉化、世俗化发展，出现了世俗服装配着袈裟、供养僧人帔帛的着衣现象。如莫高窟晚唐第9、138窟供养僧尼身着交领大袖衣，束带齐胸，衣缘饰团花图案，曳地长裙，外披袈裟，或帔帛长垂，蹬履。盛唐第217窟供养僧(五代)内着僧祗支，外披田相袈裟，帔帛绕臂，长裙白履，手执长柄香炉。五代第61窟供养僧尼(元)着交领内衣，外穿左衽窄袖衣，束腰带，长裙，蹬履。
敦煌供养僧服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穿着方式。僧服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一旦进入异国，就不能不受到异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汤一介先生指出:“一种外来文化传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往往一方面需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而有所变形；另外一方面也会使原有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刺激而发生变化。因此，在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相遇过程中，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这种文化的双向选择，对于有较长历史较高水平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或者表现得更为明显。”敦煌供养僧人服饰，是在一个具有成熟的封建文化地区的特有产物，也是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受外来文化刺激下出现的新形态。
总之，敦煌石窟中的僧服，其样式及穿着方式，都表现出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服饰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并逐渐汉化、世俗化，形成具有敦煌佛教服饰特征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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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9.41；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5-0022-06
僧衣有三衣或五衣之说，佛教律典有严格的规定。三衣又称法衣、法服、僧服。由于佛教在不同的地域国度、文化环境和时代发展传播，三衣在具体造像表现中无疑有着一定的变化。敦煌供养僧人
①三衣，律典中规定为上衣(僧伽梨)、中衣(郁多罗僧)、下衣(安陀会)。五衣，律典规定不一，除三衣之外，加覆肩衣、水浴衣；或加僧祗支、雨浴衣；或加僧祗支、涅槃僧。另，参见陈悦新《佛衣与僧衣概念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的衣着即反映了这种情况，它融合发展中西元素，表现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不同穿着方式。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在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由于教义、风俗、气候等原因，僧服的披着逐渐形成制度。佛陀在成道之初，并未制订戒律条文，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范，所以没有僧服制度规定。佛教僧衣制，是在释迦涅椠后才完成的。佛弟子为了遵循佛陀的教化修行，便将佛陀生前的言行记录成文，其中包括佛陀僧伽衣着的理念，这些内容就成了披着僧衣遵循的规制。尽管后来因部派的分裂和时空的转变，僧衣制也随之发生了若干变化，但是佛陀对僧伽衣着的要求，无论何时何处，都被奉为圭臬。
佛教规定僧人披着三衣。初期中土僧人着三衣，衣式、用色、质料方面，仍采用印度僧人的制衣模式。梁慧皎《高僧传》卷13《昙光传》载“宋明帝于湘宫设会，闻光唱导，帝称善，即敕赐三衣瓶钵”，表明“三衣”在当时已经是中土认可的僧人衣着。
三衣又统称袈裟。僧人穿袈裟，除御寒功用外，还有成就功德之内涵。
因袈裟是用若干方块布组成条状，拼作“田”字形，形如田畔，故名水田袈裟。宋道诚《释氏要览》卷上《田相缘起》日:“《僧祗律》云:‘佛住王舍城，帝释石窟前经行，见稻田畦畔分明，语阿难言，过去诸佛衣相如是，从今依此作衣相。’《增辉记》云:‘田畦贮水生长嘉苗，以养形命。法衣之田润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养身法慧命也。”表示僧侣广种福田，所以袈裟也称福田衣，又名田相衣、割截衣。隋唐以来，比丘通服。
唐道世《法苑珠林·述意部》云:“夫袈裟为福田之服，如敬佛塔。泥洹僧为儭身之衣，尊之如法。衣名销瘦，取能销瘦烦恼。铠名忍辱，取能降伏众魔。亦喻莲华，不为污泥所染。亦名幢相，不为邪众所倾。亦名田文之相，不为见者生恶。亦名救龙之服，不为金鸟所食。亦名降邪之衣，不为外道所坏。亦名不正之色，不为俗染所贪。是以教有内外之别，人有道俗之异。在家则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顺先王之法言。上有敬亲事君之礼，下有妻子官荣之变。此则恭孝之躅理叶儒律。”表明佛教中的福田僧称为僧宝，意思是为众生带来无限之福。因此，所着衣装称为福田之服。
佛教文献记载，袈裟有五德和十利之说。僧侣披袈裟，不仅能御寒遮风，而且能防止邪恶，静养修心，达到护持戒律的作用。正由于袈裟有如此功德利益，故佛及僧侣皆着之。因而袈裟也就成为出家僧人的显著特征和一种固定标志。
《法苑珠林·法服篇》云:“出家则依乎内教，服诸佛之法服，行诸佛之法行。上舍君亲爱敬之重，下割妻子官荣之好。以礼诵之善自资父母，行道之福以报国恩之重。既许不以毁形易服为过，岂宜责以敬亲事君之礼。是故剃发之辰，天魔闻而遥情。染衣之日，帝释见而远欢。戏女聊被无漏遂满，醉人暂剪恶缘即舍。龙子赖而息惊，象王见而止怯。故知三领法衣蔽身俭用，三种坏色伏我爱情。既仿稻田，自成应供之德。远同先佛，实遵和敬之道。出尘反俗，所贵如斯者乎。”叫文中表明，出家人均“剃发”，“剃”是剃除须发，表示生智慧断烦心。前述僧侣“披”即是披上袈裟，成为福田僧。所以出家人披僧衣时心念偈云:“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我今项戴受，世世常得披。”说明僧衣对僧人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正因为佛教认为袈裟具有无限的功德，所以僧人非常重视袈裟的穿着方式。僧衣在今天看来，不光是僧人的标志，若从文化理论上讲则有更深远的文化涵意和哲学理论。因此，僧人穿上僧衣就要行善，遵法行道。敦煌石窟中出现的供养僧人，皆剃发，披袈裟，且大多排列在世俗供养人之前，表明僧人具有一定的身份。敦煌现存供养人画像榜题记录，出家人中有禅师、僧统、法师、僧尼、沙弥等，反映了千百年来敦煌地方佛教信徒中不同的等级、地位和身份。既然袈裟是僧侣的法服，所以尤受重视。
敦煌僧人的着衣，基本上采用印度僧衣的披着形式，主要有通肩式、袒右式①。随着时代的变迁，僧衣的穿着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变化，现择要介绍如下。
1.通肩式。袈裟自身后披覆两肩，右衣角绕颈前敷搭左肩垂下。莫高窟始见于北凉第272、275窟的佛衣，之后北魏迄西夏，佛、弟子、禅僧、供养僧人着此衣者代有所出。
2.袒右式。袈裟由身后披覆左肩，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经胸腹前敷搭左肩垂下，露出右肩臂。莫高窟初见于北凉第272窟佛弟子衣着。佛教故事画中僧人多着此衣，如第257窟“须摩提女因缘”，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因缘”等。供养僧人穿此类衣者少见，如西魏第249窟等。
3.覆肩袒右式。袈裟由身后披覆两肩，右衣角自右腋下方绕过，经腹前和左胸敷搭左肩垂下，露出右胸、右臂。莫高窟最早见于北凉第268窟供养僧人衣着。自北凉至元代，佛、弟子、僧人、供养僧人以及菩萨皆有着此衣的实例。
4.双领下垂式。袈裟由身后披覆两肩，右衣角敷搭左肩，颈下衣缘在胸部或腹部形成u形或v形。莫高窟最早见于北凉第272窟佛衣，此后各代佛、弟子、僧人、供养僧人都有穿此衣的实例。
5.僧祗支。内着衣，可见部分大多为斜领，自左肩向右腋下，也有交领者。莫高窟初见于北凉第268窟西壁龛下供养僧人衣着，内着斜领僧祗支，外披覆肩袒右式袈裟。北凉迄元，佛、弟子、僧人、供养僧人着此衣者为数众多。
6.偏衫。内着衣，可见部分为交领，右肩臂在衣袖内。莫高窟始见于北魏第263窟东壁供养僧人衣着，其中一身为内着僧祗支，上穿交领偏衫，外披袒右式袈裟。此后至元，各代均见此服。隋代始，佛、弟子、僧人也多着此衣。
上述六款僧衣披着方式，由内而外有二重或三重衣。二重者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三重者依次为僧祗支、偏衫、袈裟。其样式尚可细分若干型式。均有裙履配着。
7.交领大袖衣裙。莫高窟晚唐第9窟供养僧尼内着交领大袖衣，齐胸束带，曳地长裙，外披袈裟，帔巾长垂，蹬履。晚唐第138窟供养僧尼身着交领大袖衣，束带齐胸，衣缘饰团花图案，外披袈裟，左 肩前有防止袈裟滑落的钩纽，长裙曳地，穿履。
8.交领左衽衣裙。莫高窟第6l窟元代供养僧尼着交领内衣，外穿左衽窄袖衣，腰系带，下着裙，蹬履。
上述二款僧衣，世俗衣装成分明显增加，其穿着方式如同世俗人着衣。
9.僧衣之带纽。作为僧衣附属构件，系带和钩纽对于僧衣的穿着方式具有关键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僧衣系带的出现，莫高窟始见于西魏第249、285窟等佛和弟子衣着，于僧祗支上系结，带端下垂，多在覆肩袒右式、双领下垂式披着方式中看到。西魏迄元各代佛、弟子、供养僧人衣着都有使用。
僧衣钩纽，初见于莫高窟隋代洞窟的佛衣，如第305、298、394、390窟等，其后至西夏各代佛、弟子、僧人、供养僧人衣装上都可见到，分明暗钩纽，置于像的左肩前后，以袒右式和覆肩祖右式披着方式中多见。
僧衣使用系带和钩纽，是为了固定僧衣。《四分律》云:“尔时比丘，不系僧祗支入聚落，行使衣堕形露。佛言:不应不系衣人聚落，听安带若缝。尔时舍利弗入白衣舍，患风吹割截衣堕肩，诸比丘白佛，佛言:听肩头安钩纽。”律中表明，僧人着僧祗支时，避免风吹露体，可“听安带”；披割截衣时④，防止滑落，亦可“听肩头安钩纽”，俱以固定僧衣而用之。
印度僧人开始着袈裟是将其围在身上或用别针固定，也有用两条带子系结固定，还有用钩纽固定的。但印度袈裟上钩纽不见实物。佛像中出现钩纽，并没有在印度造像中得到反映。
袈裟安钩纽为律典明文规定，这一着衣特征却未在印度佛像中得以表现。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载:“若对尊容事须齐整，以衣右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勿安肘上。若欲带纽，即须通肩披，以将纽内钩，回向肩后勿令其脱。以角搭肩，衣便绕颈。双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当其式。”文中明确了袈裟若施钩纽须通肩式披着，而通肩式披着需符合的规范之一是将袈裟右上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勿安肘上。如此，钩纽即便相系，也被袈裟所掩。
印度佛像中通肩式披着方式，在中土南方早期佛像中得到承袭。东晋至南北朝中期，汉地佛像出现的袈裟作通肩式也多符合规制。南北朝晚期出现的袈裟作钩纽式，其袈裟右上角均未敷搭至左肩后，而是系垂于胸前，遂使钩纽得以呈现。该类袈裟的披着方式已不是严格意义上规制中的通肩式，由此看来，汉地袈裟钩纽得以显现是对律典规制予以变通的产物。
印度自然条件决定了当地人的衣着简单，穿戴方式以简单的围绕、搭挂为主。生活中，印度人为了右手做事方便，便围挂衣饰大面积地露出右臂。这种单纯的服装是用毛织物直接围在身上或用别针固定肩部，或用钩纽固定，完全不需要缝制。佛教服饰传人中土，汉族僧人受其影响，袈裟上也使用钩纽。钩纽，具体除了不使袈裟滑落，同时也表现庄严、威仪之意。
唐道宣《释门章服仪·缝制裁成篇》云:“成衣也，四周安缘，四角安揲，前钩后纽，中条两靡，障垢腻衣揲于领背，并出正量如事钞中，今作衣法，大如所论，钩纽妄施，相量颠倒。《十诵》云:去缘四指前施钩，去缘八指后施纽，良以用衣右角，掩覆左肩。前钩后纽，收束便易。五分明裙，左掩其上，如俗所传左衽是也。今时行事裙，皆右掩。法衣披着，右角垂前，故回背纽，前施八指，如律所约。”《业疏》载:“逼边缘四指安钩，拟反向后八指取纽，以覆左肩。”据此可知，右边反向八指的地方安纽，距左边四指的地方安钩。参照文献，可知钩纽位置是钩在外，纽在内。
敦煌石窟供养僧人按律典规定披着僧衣，并在袈裟上使用钩纽。莫高窟所见袈裟上安钩纽的洞窟如隋代第305、298、394、390、244窟，初唐第328窟，盛唐第217、194、444窟，中唐第112窟，晚唐第345、138窟，五代第217窟(重修甬道)，宋代第256、16窟，回鹘第97窟，西夏第265、310、418窟等，主要在佛、弟子、供养僧人袈裟上表现，以佛像实例居多。钩纽分明、暗两种，明钩纽呈现于左肩前；暗钩纽则为袈裟所遮隐，不见其形，钩纽扣合仅据袈裟表现形式判断。钩纽置于像的左肩前面。其材质似绳带之类织物，仅见右衣角一端与肩头垂下的绳带和系结，而左肩垂下绳带的末端则壁画图像未能予以表现。对于这一点，我们从第256窟佛坛主尊佛像钩纽的表现找到了答案。在此像左肩背后，可见有安钩纽另一端的明显遗痕，说明钩纽分别安在袈裟右衣角和左肩背后，二者之间以绳带相连系结。
敦煌匠师在作画造像时，应该是按照当时僧人使用钩纽着衣的方式而绘塑的。僧人对袈裟以钩纽相系，也有特定的实用场合。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凡在寺内，或时对众，心无常纽及笼肩披法。若向外游行，并入俗舍，方顺带纽，余时但可搭肩而已。”说明钩纽相系是佛弟子专门用来出入世俗场所的一种特殊装束。有学者认为，钩纽，在唐以前僧侣服饰中仍以织物作为钩纽的质料，自唐以后，出现了非织物的钩纽，造型也不再以长条形为主，而有圆环形，或圆形中间还有一横杆，也有钩状物。陈清香认为，宋式服饰和唐装不同者有，披在外面的袈裟，“在左胸旁出现了圆形的环扣，这种环扣是用来扣住袈裟的外摆，在宋式的僧服中异常普遍，今在台的出家人，仍然沿袭使用，它的来源虽待考，但决不能早于唐末，唐式僧服上的袈裟是用绳带相结，而不用环扣”。唐时钩纽具体的位置，唐道宣《感通传》云:“三衣之钩纽也，前去缘四指施钩，后八指施纽。以右角挑左肩上，纽缀于前钩。今则一倍反之，岂是教文所许？但以凡僧识想凭准正教，及以见缘如前差违，赐垂箴诲，诸非人等，咸皆默然。”所以唐代钩纽的位置大约是去衣缘八指安钩，十六指施纽。敦煌石窟僧衣上的钩纽，很难确认其具体的位置。但可以确定一在袈裟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经胸腹垂悬于左肩前，一在左肩后。
从目前的资料看，僧人袈裟上的钩纽实例所见有限，有些也不很清楚，但在实物中还有幸存，现存山东灵岩寺宋熙宁三年(1070)罗汉像以及宋元符二年(1099)干漆僧像服装，其袈裟从右胁下绕过上搭左肩，左肩有防止袈裟滑落的钩纽。
敦煌石窟供养僧侣袈裟上缝制钩纽，最早出现在隋代洞窟，经唐、五代、宋、回鹘，以迄西夏，各代袭用，且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形成具有敦煌本地的特色。对了解和研究敦煌以外僧衣的披着方式，提供了图像参考资料。
印度僧人袈裟多为赤色。《南海寄归内法传》卷2《衣食所须》日:“此之三衣，皆名支伐罗，北方诸国，多名法衣为袈裟，乃是赤色之义，非律文典语。”佛教传人中土后，僧服之初，僧人们仍穿袈裟。但是在天气寒冷地区，仅三衣是不能御寒的。根据僧衣制规定，在三衣之外再加上其他衣服，这就是衣服种类中的常服，并将这种常服称之为听衣。《释氏要览》载:“二衣，谓听制二衣也。”“二衣”一词，见于唐道宣《行事钞》之《二衣总别篇》中，作为听衣。当佛教传入各地后，由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民族习俗的不同，所产生的听衣种类也就不 同，所以僧人服饰很自然地显示出地域和民族差异来。中土僧人衣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法服，指三衣之类，只在参加佛事法会期间穿着；一类是常服，是为了御寒，对汉地原有的服装稍加改变，其样式便成为固定的僧服。所以汉地僧人的服饰特点是:一方面遵从戒律的规定，参照了当时印度传来僧衣的式样；另一方面，不得不适应汉地的气候、地理环境及民族风俗而制衣。
佛教传人中土之初，僧人的常服与俗人相同，只在服色上有别，俗人可以用正色，而僧人只能用坏色，成为僧人与俗人的区分标志。现在僧人的内衣与俗人没有大的区别。外面的长袍保持了汉代的形式，中衣和短衣由长衣改变而来，为了劳作时方便。唯有袈裟是佛教的象征。但现在僧人所着的袈裟并不是印度佛陀时代的固有形式，而是中土化了的形式。中国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僧人的袈裟基本上保持了原始佛教的形式。由此可见，佛教僧侣的服装也是随着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改变，形成不同风格的佛教服饰文化。
佛教传人我国后，为了在本土立足发展传播，便吸收、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学说，既受到中国固有文化的改造和同化，又保持其特殊性，最显著的例子是佛教服饰的变化。目前所见僧人图像出现不多，因此，只能以文字上的记录推定出家人衣装的不同穿着方式。另外，佛教服饰传入后，由于新的冲击，产生出新的服装款式，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敦煌供养僧人衣着上。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僧人衣着，自开窟之始，即已融合中西服饰文化因素，创造出具有本土特征的佛教服饰。莫高窟第268窟西壁供养僧人衣着，包括佛、弟子造像在内，其中覆肩袒右式及其披着方式，就是最好的例证。它与印度僧衣全部袒裸右肩的衣式不同，是在不违背佛教律典的情况下，为适应本土环境和民众理念而创造变通的一种衣着形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僧服在传播的过程中本身也发生着变化。另外画家作画时，在佛教崇拜的偶像人物衣装上，明显地存在着两种表现风格，在保留外来风格的同时，并不影响服饰上的汉化因素。所以第268窟僧衣，是接受了汉族服饰风格的意识支配和影响下而形成的款式。南北朝时期是僧服汉化、世俗化逐渐成熟的时期。从绘画思想上看，这一时期的僧像，汉化倾向十分明显。这种创作思想，直接受到了汉化思想的浸染和渗透。僧人服饰摆脱了印度佛教服饰的种种规定，表现出了现实生活中汉族人的服饰风格。莫高窟北魏第263窟供养僧人内着偏衫，外披袒右式袈裟。这是佛教服饰中土化的又一种样式和穿着方式。
《释氏要览》卷上引竺道袒《魏录》云:“魏宫人见僧袒一肘，不以为善，乃作偏袒缝于僧祗支上相从，因名偏衫。”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2《衣食所须章》云:“且如神州祗支偏袒，覆膊方裙，禅裤袍襦，咸乖本制……自余袍裤褌衫之类，咸悉决须遮断。严寒既谢，即是不合擐身，而复更着偏衫，实非开限。”又《尼衣丧制章》云:“东夏诸尼衣皆涉俗，所有着用并皆乖仪……祗支偏袒衫裤之流，大圣亲遮。”因为袒右式最终不合乎汉地的习俗，所以在遵守佛制袒右袈裟的穿着方式上，中土僧服出现了与佛教规定的披着方式不同的衣装。
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推行服制改革，诏令天下以汉服作为官服。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5世纪末，北魏境内出现了源于南朝的宽袍大袖汉式服装的佛教造像。迁都洛阳以后，孝文帝一方面大规模地推行汉化政策，另一面又攻伐南齐，积极吸收南朝文化。6世纪初，“褒衣博带”已成为北魏服式的主流。
这种影响也波及敦煌，莫高窟北魏末至西魏的洞窟中，如第249、285等窟的佛、菩萨、弟子装，均出现“褒衣博带式”的大袖长袍衣装。这都是孝文帝改革服制后提倡汉装，禁穿鲜卑服，直接对服饰的影响，也是佛教服饰中土化的一面。孝文帝改制，广泛而深刻，改制后服饰呈现出三种现象:一是汉装的定式被突破，胡服被大量地吸收融合进汉装；二是胡服、鲜卑服继续流行，衣饰具有西北游牧民族的特征，这一潮流必然影响到僧服；三是服饰随着潮流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由于敦煌地理位置处于边陲的特殊性，中原汉式的服饰文化传到敦煌总是要稍晚一些，敦煌至西魏时期，才出现“褒衣博带”的汉式衣装。另外，出现这种现象还与当时少数派反对有关，孝文帝改制并不是一帆风顺，任何一件事的出现，都有一番变革及流行的过程。这种现象也影响到边陲，敦煌早期供养人服饰，新出现“褒衣博带”式的衣装，并大量流行，成为官服、平民常服，僧服也相继出现。云冈、龙门、巩县等地佛教造像中也是显见的。
隋唐以后，敦煌供养僧服进一步向汉化、世俗化发展，出现了世俗服装配着袈裟、供养僧人帔帛的着衣现象。如莫高窟晚唐第9、138窟供养僧尼身着交领大袖衣，束带齐胸，衣缘饰团花图案，曳地长裙，外披袈裟，或帔帛长垂，蹬履。盛唐第217窟供养僧(五代)内着僧祗支，外披田相袈裟，帔帛绕臂，长裙白履，手执长柄香炉。五代第61窟供养僧尼(元)着交领内衣，外穿左衽窄袖衣，束腰带，长裙，蹬履。
敦煌供养僧服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穿着方式。僧服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一旦进入异国，就不能不受到异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汤一介先生指出:“一种外来文化传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往往一方面需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而有所变形；另外一方面也会使原有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刺激而发生变化。因此，在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相遇过程中，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这种文化的双向选择，对于有较长历史较高水平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或者表现得更为明显。”敦煌供养僧人服饰，是在一个具有成熟的封建文化地区的特有产物，也是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受外来文化刺激下出现的新形态。
总之，敦煌石窟中的僧服，其样式及穿着方式，都表现出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服饰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并逐渐汉化、世俗化，形成具有敦煌佛教服饰特征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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