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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访华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中华文化以及亚洲价值观的认同，将成为日本亚洲认识的新起点
世人瞩目的“福田访华”结束了。如果说安倍访华是中日两国首脑外交恢复的象征，那么，福田访华的意义便已超出双边范畴，成为日本亚洲认识的新起点。
“亚洲认识”决定日本的亚洲战略
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亚洲观决定着日本对华政策，以及亚洲战略的制定及其发展方向。19世纪80年代，福泽瑜吉的一句“谢绝亚细亚之恶友”，拉开了中日两个民族的距离。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东洋史学”理论出台。东方伦理与价值受到质疑，中华文化与思想被矮化，中国和亚洲受到日本的轻视和蔑视。
尽管在民间还存在着作为理想主义的“古典亚细亚主义”(亚洲各国平等联合的思想)，但近代日本国家的政治价值取向规定着其亚洲外交的发展方向。近代日本在畸形的亚洲观和中国观的导引下，实践着其错误的亚洲外交战略。民间的理想主义被纳入到政府的现实主义框架之中。
二战刚结束时，站立在废墟之上的日本人曾经在短暂时期内对新中国抱有憧憬之情。但很快，日本就被美国纳入到“冷战”体系之中，日本列岛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尽管日本在1957年所制定的“外交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作为亚洲的一员”)中，将与亚洲各国发展关系作为一条原则，但与自由主义国家美国的“协调”，才是战后日本外交的真正“原则”。地处东方却有着“西方”身份的日本，在矛盾中寻找着其道德价值体系的新定位。
20世纪70年代，美国搞“越顶外交”，先于日本改善对华关系，日本才恍然警醒，立起直追。1977年，“福田主义”的出台可以说是战后日本试图构筑自己独立亚洲外交战略的开始。
实际上，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在日本社会的底层以及人们意识的深处，东方的道德价值体系一直被维系着。人们在好奇地“品尝”西方文化之后，仍然还会回到已融化到血液里的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民族的DNA没有办法不继承。
新旧“福田主义”的异同
所谓“福田主义”，是指1977年8月18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的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三个基本原则：即“第一，我国决心走和平道路，不做军事大国，基于此立场，我们愿为东南亚以及世界和平做贡献；第二，我国愿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不仅构筑政治、经济上的信赖关系，还要在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里构筑一种作为真正朋友的心交心的相互信赖关系；第三，我国将站在“平等合作者”的立场上为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这是战后日本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新的亚洲外交战略。“福田主义”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首先表明了日本走“和平主义道路”的决心；其次，日本要与亚洲在文化上进行“心与心”的深入交流；最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放下身段要与亚洲各国“平等相处”。
福田康夫的“新福田主义”可以说完全继承了上述“福田主义”的精华。但是，21世纪的“新福田主义”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日本是否与亚洲平等相处已经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实践的问题了。另外，日本已经不是做不做“军事大国”的问题，而是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如何与亚洲各国进行军事交流的问题了。
“新福田主义”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第一，和平主义；第二，共鸣外交；第三，亚洲意识。“和平主义”是福田首相为日本设立的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同时，它也指导着日本的亚洲外交战略的方向。“共鸣外交”是日本对日美同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修正，也是日本重视亚洲外交的具体表现。“亚洲意识”是“新福田主义”存在的基础，也是福田康夫制定对华外交政策以及亚洲外交战略的认识基础。
如果说20世纪的“福田主义”回避了日美同盟的前提，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并缺乏实施空间，那么，“新福田主义”则正视日美同盟，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并具有可行性。
福田此次访华，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便是他在北大讲演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亚洲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的认同。他说，“将日中两国联系在一起的不单是利益和利害关系，两国还是具有悠久交流历史的邻邦。日中之间不但有相通的文化及傳统，而且也有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基础”。“追求人权、法制，民主主义的价值固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深深扎根于两国之中的共同基础和价值观同样重要”。
可以说，福田的亚洲认识具有非常高的水准。尤其是考虑到半年前日本还将“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其亚洲外交原则这一点，我们更感觉到福田首相的亚洲认识难能可贵，他将对未来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制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福田此次访华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中华文化以及亚洲价值观的认同，将成为日本亚洲认识的新起点。
未来中日关系的全球视野
“迎春之旅”“让梅花绽放之旅”，这是福田首相对自己这次访华的定位。同时，他还宣布要让2008年成为“日中关系飞跃的元年”。
然而，现实中，中日关系的春天尚未到来。中日双方所要做的，是如何为春天的早日到来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几年前，笔者曾提道:未来15～2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中国观”将经历第四次变迁。福田首相“亚洲认识”的表露是该变迁过程中的关键点之一。随着具有不同亚洲观的国家领导人的出场，日本的亚洲认识及其亚洲外交战略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在此过程中，如果出现曲折和倒退都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不过，正如福田首相所言：“日中两国的未来不是选择合作还是对立的问题，而是如何寻求有效的、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合作的问题”，“日中关系除了和平友好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相互之间应“加深理解，承认差异，了解对方的真实面貌”。
不接触，不交流，就无法了解和理解对方。战略互惠需要战略互信，而安全合作是建立互惠、互信关系的关键性领域。
当前，开发和保护海洋是各国共同的使命。中国未来的安全威胁也将主要来自海洋。因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心无疑会相对地由陆地向海洋转移。海上安全维系着国家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没有海上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中国如何与日本共同探讨确保海上石油运输安全的可行性，是两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关注点。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就重视海洋法及海洋安全战略的研究，并将目光投向以石油为核心的能源安全战略研究上。80年代开始，日本又对海洋政策、海洋战略以及海洋资源开发的研究倾注了力量。90年代以来，日本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自己定位为“海洋国家”，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与此同时，日本紧盯中国的“海洋战略”与“石油战略”并加速研究对策。
相反，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则明显不足。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应加强对中日两国不同时期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海军战略、能源安全战略、石油运输的历史与现状、海军军事装备的更新等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中日海上军事合作以及共同维护能源运输线安全的可能性，以构筑中日之间恒久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真正做到如福田首相所说的，中日携手“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世人瞩目的“福田访华”结束了。如果说安倍访华是中日两国首脑外交恢复的象征，那么，福田访华的意义便已超出双边范畴，成为日本亚洲认识的新起点。
“亚洲认识”决定日本的亚洲战略
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亚洲观决定着日本对华政策，以及亚洲战略的制定及其发展方向。19世纪80年代，福泽瑜吉的一句“谢绝亚细亚之恶友”，拉开了中日两个民族的距离。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东洋史学”理论出台。东方伦理与价值受到质疑，中华文化与思想被矮化，中国和亚洲受到日本的轻视和蔑视。
尽管在民间还存在着作为理想主义的“古典亚细亚主义”(亚洲各国平等联合的思想)，但近代日本国家的政治价值取向规定着其亚洲外交的发展方向。近代日本在畸形的亚洲观和中国观的导引下，实践着其错误的亚洲外交战略。民间的理想主义被纳入到政府的现实主义框架之中。
二战刚结束时，站立在废墟之上的日本人曾经在短暂时期内对新中国抱有憧憬之情。但很快，日本就被美国纳入到“冷战”体系之中，日本列岛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尽管日本在1957年所制定的“外交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作为亚洲的一员”)中，将与亚洲各国发展关系作为一条原则，但与自由主义国家美国的“协调”，才是战后日本外交的真正“原则”。地处东方却有着“西方”身份的日本，在矛盾中寻找着其道德价值体系的新定位。
20世纪70年代，美国搞“越顶外交”，先于日本改善对华关系，日本才恍然警醒，立起直追。1977年，“福田主义”的出台可以说是战后日本试图构筑自己独立亚洲外交战略的开始。
实际上，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在日本社会的底层以及人们意识的深处，东方的道德价值体系一直被维系着。人们在好奇地“品尝”西方文化之后，仍然还会回到已融化到血液里的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民族的DNA没有办法不继承。
新旧“福田主义”的异同
所谓“福田主义”，是指1977年8月18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的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三个基本原则：即“第一，我国决心走和平道路，不做军事大国，基于此立场，我们愿为东南亚以及世界和平做贡献；第二，我国愿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不仅构筑政治、经济上的信赖关系，还要在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里构筑一种作为真正朋友的心交心的相互信赖关系；第三，我国将站在“平等合作者”的立场上为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这是战后日本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新的亚洲外交战略。“福田主义”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首先表明了日本走“和平主义道路”的决心；其次，日本要与亚洲在文化上进行“心与心”的深入交流；最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放下身段要与亚洲各国“平等相处”。
福田康夫的“新福田主义”可以说完全继承了上述“福田主义”的精华。但是，21世纪的“新福田主义”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日本是否与亚洲平等相处已经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实践的问题了。另外，日本已经不是做不做“军事大国”的问题，而是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如何与亚洲各国进行军事交流的问题了。
“新福田主义”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第一，和平主义；第二，共鸣外交；第三，亚洲意识。“和平主义”是福田首相为日本设立的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同时，它也指导着日本的亚洲外交战略的方向。“共鸣外交”是日本对日美同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修正，也是日本重视亚洲外交的具体表现。“亚洲意识”是“新福田主义”存在的基础，也是福田康夫制定对华外交政策以及亚洲外交战略的认识基础。
如果说20世纪的“福田主义”回避了日美同盟的前提，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并缺乏实施空间，那么，“新福田主义”则正视日美同盟，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并具有可行性。
福田此次访华，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便是他在北大讲演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亚洲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的认同。他说，“将日中两国联系在一起的不单是利益和利害关系，两国还是具有悠久交流历史的邻邦。日中之间不但有相通的文化及傳统，而且也有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基础”。“追求人权、法制，民主主义的价值固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深深扎根于两国之中的共同基础和价值观同样重要”。
可以说，福田的亚洲认识具有非常高的水准。尤其是考虑到半年前日本还将“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其亚洲外交原则这一点，我们更感觉到福田首相的亚洲认识难能可贵，他将对未来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制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福田此次访华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中华文化以及亚洲价值观的认同，将成为日本亚洲认识的新起点。
未来中日关系的全球视野
“迎春之旅”“让梅花绽放之旅”，这是福田首相对自己这次访华的定位。同时，他还宣布要让2008年成为“日中关系飞跃的元年”。
然而，现实中，中日关系的春天尚未到来。中日双方所要做的，是如何为春天的早日到来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几年前，笔者曾提道:未来15～2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中国观”将经历第四次变迁。福田首相“亚洲认识”的表露是该变迁过程中的关键点之一。随着具有不同亚洲观的国家领导人的出场，日本的亚洲认识及其亚洲外交战略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在此过程中，如果出现曲折和倒退都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不过，正如福田首相所言：“日中两国的未来不是选择合作还是对立的问题，而是如何寻求有效的、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合作的问题”，“日中关系除了和平友好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相互之间应“加深理解，承认差异，了解对方的真实面貌”。
不接触，不交流，就无法了解和理解对方。战略互惠需要战略互信，而安全合作是建立互惠、互信关系的关键性领域。
当前，开发和保护海洋是各国共同的使命。中国未来的安全威胁也将主要来自海洋。因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心无疑会相对地由陆地向海洋转移。海上安全维系着国家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没有海上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中国如何与日本共同探讨确保海上石油运输安全的可行性，是两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关注点。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就重视海洋法及海洋安全战略的研究，并将目光投向以石油为核心的能源安全战略研究上。80年代开始，日本又对海洋政策、海洋战略以及海洋资源开发的研究倾注了力量。90年代以来，日本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自己定位为“海洋国家”，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与此同时，日本紧盯中国的“海洋战略”与“石油战略”并加速研究对策。
相反，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则明显不足。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应加强对中日两国不同时期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海军战略、能源安全战略、石油运输的历史与现状、海军军事装备的更新等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中日海上军事合作以及共同维护能源运输线安全的可能性，以构筑中日之间恒久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真正做到如福田首相所说的，中日携手“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